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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人生旅途上跋涉了大半辈子，蓦然回首，漫漫岁月，如歌如梦。那些早已随风飘逝的往事，似乎又随着飘逸的云霞，荡回眼前……
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与作家、诗人、学者徐嘉瑞一道，考察过大理的许多古迹。他对大理赞赏不已，推崇备至。他说：“大理是部博大精深的经典，古往今来的学者大家，没有哪一位把它读完读通的。读懂了的更是寥若晨星了。就说徐霞客吧,他老先生是读过大理了，但因当时条件局限，只能走马观花，留下几笔淡淡的游记；杨升庵老先生也读过了，却只是苍洱之一角，虽绚丽夺目，仍是一鳞半爪；清代高僧当担算是读得较深的了，他老先生只肯留给后人几帖如癫似狂的墨宝，几首高奥渺远的佛诗，几幅泼墨洇染的丹青，让后来者费尽心机也很难解读。今人就读得比较肤浅了，识南方丝绸之路者甚少，从西汉到六诏近千年的浩瀚史海，还有大片大片的空白，还有许多奥秘宝藏，等待着人们去解读，去发掘、去开采啊。”我知道徐老是大家，是当代人中读大理读得最早、最多、最深的著名学者，他的这番话是一位大家的谦虚谨慎，是对后来人的殷切希望和鼓励。他的一部巨著《大理古代文化史》就足够人们捧读好些年了。他来大理时，就送过我这部书，并用钢笔写下“傅森同志指正徐嘉瑞一九五四年八月二日”。我双手捧接这部巨著时，手上重如千斤，脊梁冷汗浸冒。我一个微不足道的无名小辈，何能承受徐老如此的器重抬举？捧着书，我战战惊惊地说：“徐老师，指正就实在担当不起了。我一定好好学习，读懂大理，不辜负您老的教诲……”“一起学习，一起上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二人行也必有我师。学海无涯，永无止境。”徐老的话不仅没有让我感到一丝轻松，反而令我觉得无地自容，愧疚难当，顿时使我对徐老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受。
我虽身在大理，为苍洱多娇所折服，但我并没有懂得大理。我至今对大理的一点肤浅认识，应该说是从《大理古代文化史》入门，又得到徐老的指点，加上在工作和生活中有所见闻，才渐有所悟，有所收获。然而，我还是觉得有负于徐老的殷切期望。50年代初期，共和国伊始，百废待兴，建设任务万分繁重，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很难得再挤出时间读点“闲书”。于是，我只能在睡前挑灯夜读片刻，断断续续地读了一些段落，领会自然就很肤浅了。即便如此，也好景不常，1957年整风，指责我不读马恩列斯毛，而读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随即上缴，后来，此书就杳无音信。至今仍令我惴惴不安，深感对不起徐老在天之灵。
徐老当时年过六旬，又担负着西南军政委员会中文教方面以及云南省文教、文艺领导要职，工作繁忙可想而知。也许是他对大理情有独钟，对苍洱心怀偏爱，百忙之中仍抽出宝贵时间，亲临大理指导我们工作。在我记忆中，从1953年底到1957年不足四年里，徐老就到过大理十多次。每次或采风走笔三五日，或寻古访故七八天，或十天半月与我们共议工作。用徐老的话说，“雾里看花朦朦胧胧，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好像照相的底片，模模糊糊的；要下马观花，三番五次地反复观察，你才看得真切，看得实在，才能有所认识，有所收获”。由此可见徐老对待工作、治学、创作的严肃认真作风。
苍山中和峰下有两块元碑，我曾陪同徐老造访多次。一块是“平云南碑”，也就是民间说的“乌龟碑”，位于“三月街”场；另一块是“猪儿年碑”（徐老语）位于大理古城西门外。徐老对后者更感兴趣，因为这块碑是用汉字镌刻的蒙古语碑。
1956年夏秋之交的一天，我们在“猪儿年碑”前考察了整整一天。徐老左手握着笔记本，右手执笔，鼻梁上架着老花眼镜，聚精会神地研究碑文。他一会儿校对着前几次抄录整理的碑文，不时更正几笔笔记本上的字句；一会儿又朗读碑文上的蒙古语及汉语译意。当时我才20多岁，眼力极佳，就帮着辨认碑文。石碑立于猪儿年（元世祖中统四年、夏历癸亥年、公元1263年），七百年风霜雪雨的浸蚀，字迹早已模糊不清，尤其是一点一勾一折，和碑上的苔藓斑痕交错混杂，加上是蒙语汉字，上下文无法联想辨识。有时实在辨不清，我便说一个似是而非的字。遇到这种情况，徐老就认真起来了。他的老花眼镜几乎贴着碑体仔细地辨别字迹，一点一捺都不放过。每当发现我说的是错别字时，便语重心长地说：“历史是凝固的，任何人都不可改变。”“这块碑就是历史，字字千金，马虎不得……”虽不算批评，我却觉得心血上涌，脖子根、眼圈、脸颊，都火辣辣的，羞愧难当。不知不觉间，太阳已经偏西，我怕徐老受不住山麓晚寒，催他回城。徐老望望太阳，说：“不急，你听我把它翻译成汉话……”原来，这是忽必烈的安民告示，说云南、大理（当时是两个相邻的省），局势平稳，黎民百姓，不可听信谣言，妄自惶恐；大元世祖对蒙回汉满夷一视同仁……所属官绅平民，均应各就各位，安居乐业，特立碑永志，希一体知照遵行等等。讲完，天已擦黑，我们也必须回城了。
我们回到城里时，已是繁星满天了。
十年浩劫后，我几次去苍山脚下遍寻“猪儿年碑”无着，访遍大理的朋友和附近的农民弟兄，都说不知去向。而徐老的研究硕果又始终未见诸书刊，想来都是被“文化大革命”革掉了；我那几十本工作和考察笔记也在浩劫中悉数被“左派”收缴失踪。遗憾啊，永恒的遗憾！
二
徐老不仅是历史考古的行家里手，更是一位文艺大家。
大理有两组古老壁画。一组画在观音塘（大石庵）中殿及其南北厢房的天花板上，另一组是在苍山兰峰山腰上无为寺大殿木雕门的下半节。
观音塘交通方便，我和徐老造访过多次；无为寺山高路远，山坡陡峭崎岖，徐老不顾我的劝说，硬是气喘吁吁、一步一跛地爬上了无为寺。站在寺门前，苍洱尽收眼底，徐老兴致勃勃地说，忽必烈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他“元跨革囊”后，挥兵直指大理，摆出强攻阵势。大理国王恃于龙首（现上关）、龙尾（现下关）两关地势险要，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入之势，既有强兵悍将把守；京都大理城又东临铁骑不可强渡的三百里滔滔洱海，西有极难逾越的屏障苍山巍巍十九峰，以为城池固若金汤。宫廷府衙，高枕无忧，皇宫里甚至还在莺歌燕舞，一片太平盛世的升平气象。忽必烈这位马背上长大的■悍将帅，此时已悄无声息地亲率十万蒙古铁骑，迂回到苍山背后（西坡），趁风雪交加月黑夜，翻越苍山皑皑雪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占了大理城。当年忽必烈的帅帐，就设在这无为寺前。
我们跨进山门，寺院渺无人迹，大殿门扉虚掩着。门板上的壁画依稀可见，色泽却已斑驳脱落。徐老仔细地一幅幅观察，有时还稍稍退后或左右移动几步，眯着眼睛多方凝神鉴赏。看完壁画，我们在殿前石阶席地而坐。徐老说，这里有两组内容迥异的壁画。一组是描绘善男信女听释迦讲佛经《大毗婆娑论·无为义》；另一组画一群村夫在听太上老君说法《道德经》，可惜都已剥落了。说到画的风格，徐老说，前者细腻，线条流畅，用色酽厚艳丽，有唐宋风格，与观音塘壁画相近似；后者比较粗糙，且是松烟墨画，或许是后人所加亦还存疑。
正说着，山门外走来一位樵耕模样的中年人，他放下锄镰就忙着为我们煮茶。他说他是山下的社员，队上派他来盘山地庄稼，社员们私下又凑合补贴他一些工分，让他顺便守护寺庙。徐老说，这寺庙该守护的不是那些菩萨，而是那几道门上的壁画，那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麻烦他多多担待，守好这些无价之宝。徐老随即抱拳说：“拜托了，老兄弟。”临下山前，中年人指着徐老悄悄地问我，这老倌是什么人？我说是是省文教厅徐厅长，是省文联、省作协的主席，是位大作家呢。中年人上前用一双粗糙的大手紧紧握住徐老的手，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1957年底，我有些不祥的预感，放心不下这些壁画，先到观音塘，见壁画基本尚存。又去无为寺，寺庙已破败不堪，处处断壁残垣，门窗不知去向，守寺的弟兄也不见了踪影，只有枯藤败草在呼啸的北风中瑟瑟呻吟。带着几许惆怅，几多失落，我匆匆下到山脚。恰巧在村道上遇见那位中年弟兄，我向他打听无为寺的情况，他摇头不语，眼光里充满了忧伤。出村时，他向我耳语：“公社把无为寺改成疯人院了。”我犹如突然遭到雷暴袭击，轰隆一声，大脑里闪起一道弧光，接着就是一片空白。我懵了！
文革结束不久，我又去了观音塘。山门早已封死，侧门挂着“公社卫生所”的牌子，两侧墙上刷着“最高指示”。跨入门去，除了那池塘和池塘中观音菩萨背来的那块巨石，以及巨石上的观音殿依然如故外，一切都面目全非了。厢房、中殿、大殿都成了医院和职工宿舍。观音菩萨和他的同僚们早已回归尘埃；那组画在南北两边厢房顶棚镶板上珍贵的壁画，亦化作青烟一缕，随风飘到渺茫的天间去了。我不清楚徐老是否知道这些壁画的遭遇？他若有所知，定会失声痛哭的。
如今，值得徐老在天之灵欣慰的是，无为寺、观音塘都经过了精心的修葺，不失为喧嚣尘世中的一方净土。
三
为了协助徐老搜集有关“望夫云”的素材，我和徐老几乎跑遍了广袤的苍洱大地，走访了许多乡亲和民间老艺人，听他们讲传说故事，弹唱“大本曲”，月夜里还到海边船上，听海浪轻轻拍打着木船帮板，听渔女们唱着情意缠绵的白族情歌。徐老对于搜集到的许多不同版本的“望夫云”并不满足，定要亲自体验一下“望夫云”的神奇景观。为此，我们苦苦等了好几天。老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还是等到了。
那天下午，天空万里无云，我们站在洱海东岸远眺苍山洱海。蔚蓝色的海面平静如镜，苍山十九峰闪着迷人的蓝光，天地间弥漫着温馨迷人的氛围。蔚蓝色把整个世界都融化了。
蓦地，海风骤起，海浪滔天，浪花飞溅，船舶落桅，海鸟躲避……转瞬间，又风平浪静，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可才一眨眼，只见玉局峰上烟云氤氲，迷蒙之中，雪峰高举万只冰雪臂膀，托起一朵纯洁白云；白云顿时化作一位公主，凌空怒飞。顷刻间，晴日隐曜，狂风怒吼，洱水色变，浊浪排空，波涛万丈……这就是惊心动魄的“望夫云”！徐老一把紧紧握住我的手，我觉着他的手心沁出汗水，手指冰凉颤抖，眼里还噙着朵朵晶亮的泪花，连嘴唇都禁不住急剧地颤动。
“望夫云”我见过许多次。但大多是站在苍山之麓仰望皑皑雪峰，只觉蓝天高远，雪峰巍峨，云彩绚丽，然后感佩一番公主的痴情坚贞，造化的神奇奥秘。这次，却另有一番感受。当狂风呼啸，浊浪滔天的那一刹那，我感觉到万吨铁锤锤击着我的生命，每一个细胞都迸溅出炽烈的火花；我感觉到心灵在我胸膛中躁动、奔突、膨胀、扩张、瀑涌，令我整个身躯、灵魂都在震颤、飘升、融化……我不知道徐老当时有否与我相同的体验，但我后来从他送给我的长诗《望夫云》中，读到了一个血脉里燃烧着愤怒火焰的生命，一个至死不渝又视死如归的情爱精灵，一个为争取命运的自由，不达目的永不罢休的巾帼勇士！读罢诗歌，掩卷沉思，我忽然大彻大悟，“望夫云”是爱情升华的结晶，是自由魂魄的赞礼，是生命价值的颂歌。我想，徐老当时的心情定然比我更加激动，内心的体验比我更加深切，他老必定非常接近公主，感悟到她纯洁的灵魂，甚至和她有过心灵的交流。否则，不可能吟咏出如此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千古绝唱……
我一直把这本《望夫云》珍藏身边，即使是在1957年的风暴和后来“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我都拒绝缴械投降。然而，在劫者难逃。文革狂涛卷来，一夜之间，我从一个革命干部变成了“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变成了“三反分子”，成为“左派”的阶下囚，遭到没完没了的囚禁、批斗、殴打、凌辱；我全家七口人赖以为生的微薄工资被全部克扣达半年之久，有病的妻子面对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一筹莫展。能变卖的东西都卖光了，除了身上的衣服，床上的薄被，唯一能当作废品卖的，就只有一些书本了。于是，妻留下几本实在无法割舍的书，其余的都含泪变买了。孩子拿着钱和粮本，高高兴兴地到粮店想买几斤米，售粮员说还差两分钱，不卖！两个孩子拎着空米袋哭着回家，妻子阵阵寒心，泪水夺眶而出……她狠狠心把留下的书全部拿去又卖了六分钱，加上原来的三角七分，买回三斤米和两斤小白菜，■口度命……至今忆及，我们都牵挂着那些与我们日夜厮守，共度不眠之夜的书籍，却又不知它们下落何方，只能默祷它们平安吉祥。再后来，我的妻子也走了，但此书仍不知下落……
四
在我记忆中，1953年到1957年间，云南文化工作非常繁忙。为了工作，我和徐老来往穿梭于昆明大理之间。那时，交通很艰难，403公里的公路，汽车要跑整整两天。我年轻力壮，徐老就太难了。所以，还是我往省城跑得多一些。每次上省城，几乎都受到徐老热情约见。其中有两次印象特别深刻。
一次是1955年春。那天傍晚，我和我们杨永新副专员赴徐老的家宴，徐老及其家人早早就在省文联大院（昆明市五华区翠湖北路1号大院）迎候了。这让我们深感歉疚，连连向徐老一家表示谢意。席间，主客稍许品尝了昆明“桂花升酒”后，都不再拘束，漫谈起少数民族文化、文学的现况和发展前景。我们副专员本是儒将（他在1959年亦被迫害，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遣送到煤矿矿山劳动改造。1979年平反），又是民家族（法定命名前白族的自称），对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学造诣颇深。他讲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后说，发展民族文化、文学事业，是我们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键是对少数民族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整体的看法和态度。旧中国歧视、打击、封杀少数民族文化、文学，都源于民族歧视与压迫。我们党虽然从理论上和政策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要在实践上做到民族平等，还要走很长的路。徐老对此非常赞赏，也畅谈了他的所思所感。
20世纪40年代初期，徐老曾与楚图南、闻一多到路南（今石林）县圭山区组织过撒尼（彝）族歌舞会，马上便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禁。后来他又到大理潜心进行民族民间文学调查研究，因此，他对民族文化、文学发展道路的崎岖曲折，感受是很深刻的。他说，新中国成立才五、六年，不可能解决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但坚冰已被打破，航船已经启航，目的总会达到的。旧社会唱少数民族的调子是犯法的，今天可以公开地唱了，还搬上舞台，请到省城来演出了。不过，彻底解决民族歧视的确很不容易。这里有个汉族、大民族歧视少数民族和小民族的问题，还有个少数民族、小民族自身对汉族、大民族的不信任乃至仇视，以及少数民族相互隔阂的问题，等等。徐老说到这儿端起茶杯抿了口茶水。我趁机补充了一句：“还有……”我欲言又止，怕说错话。徐老用眼光鼓励我，我们副专员也催我说下去，“我觉得，我们少数民族要努力克服自卑感。一个缺乏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和前途的民族，也是必然要被历史淘汰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别人无论怎么样尊重它、扶持它，它仍然是站不起来的。”说完，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怎么班门弄斧自不量力到此地步？恨不得钻地藏身。可想不到徐老却大为赞赏，说“小刘同志的看法极有见地。一个民族如此，它的文化也是如此。首先要自己看得起自己，才能跻身于各民族之林，才能把自己的文化置于各民族的文化大花苑中。比方‘望夫云’，倘若是本族作家来创作，必定要好得多……（笔者按：徐老为大理州洱源县邓川新州人，父亲是汉族，母亲是白族）”我们副专员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忙说：“徐老过谦了，就是本族作家把它搞出来，也难望徐老项背呀！”徐老接着说，文学创作需要很多因素，比如作家素质的提高，写作技巧的培养等等，但是，在民族心理、民族情感、民族语言以及民族风俗习惯方面，非本民族作家是永远无法取代本民族作家的……
由于大家谈兴很浓，交谈内容又极其广泛，所以这次徐老的家宴一直到了午夜才散。这真是一次对民族问题，对民族文化问题，对民族民间文艺谈得极有广度深度的交谈啊。徐老这次即兴谈话，以高屋建瓴的态势，审视了云南的民族历史文化背景，提出了发展民族文化、民族文学更深层次的关键所在。这是徐老研究民族文化几十年的深思熟虑和切身经验。他的一席话，令我茅塞顿开，耳聪目明，终生受用不尽。
另一次是1956年冬末或是1957年初春（具体时间有些记不住了），我到省里参加全省文化行政会议和民族民间文艺会演，徐老约我到他寓所谈谈。我如约前往，徐老早在书房里等我了。徐老对我们大理州在会演中取得的成绩大为赞赏，特别对其中两个节目赞不绝口。一个是彝族“打歌”，另一个是白族“吹吹腔”。徐老说，民族文艺最重要的因素是它的民族性，这是民族气质，民族心理和民族感情的艺术再现。比如“打歌”，它战鼓咚咚的步伐节奏，它冲锋陷阵的战斗呐喊，它誓死征战的芦笙旋律，都艺术地表现了彝族的性格，表现了彝族为生存、为自由誓死战斗的决心，改编整理时要慎之又慎，决不能把这个核心给改了。徐老问我，这次演出与它原本的歌舞有没有改动？我答道，为了适应舞台演出，控制了演员人数，队形稍有变化，其余的都保持着原始状态。我说，要是在山上“打歌”，成百上千人参加，“打”得地动山摇，吼得翻江倒海，那才是气壮山河，才叫激动人心呢！徐老高兴地说：“好，太好了！要有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群众文艺活动，也要有精心整理提炼的舞台艺术。”我说，搞舞台艺术也真难。这次在云南艺术剧院彩排时，灯光一打，整座舞台亮晃晃的，山区演员们都头晕目眩，摸不清东西南北，有的干脆目瞪口呆愣住了，甚至有人不干了，也有人提出在舞台正中烧上一堆篝火……弄得彩排无法进行。他们对在舞台上的时间只给四分钟也不理解，说他们在家“打歌”一“打”就是通宵达旦，怎么上了省城倒只给几分钟？四小分钟连脚都没有“打”热呼哩，省里也太过小气了。正式演出时，节目结束，台下报以热烈掌声，他们不听舞台总监的指挥，又“打”了四分钟，台下又是掌声雷动，他们还要“打”，舞台总监赶紧命令降下帷幕，他们就来责问我，为什么不让他们继续打？后来，“打歌”评为优秀节目，又选拔进京汇报演出，他们兴奋得在招待所广场上硬是“打”了一个通宵。徐老高兴了，连连说道：“好好好，这才是真正的群众文艺热情……”
谈兴正浓，突然停电了。我擦了根火柴，一看手表，快到午夜了，连忙告辞。徐老说，机会难得，我们再继续好好谈谈，不要紧的。说罢，吩咐保姆点燃烛台上的蜡烛，让我们挑灯继续促膝夜谈。
从群众文艺的普及提高，谈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徐老有一段话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他说：“民族民间文艺，本身就有很坚实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基础，一部《诗经》大多数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聊斋志异》是蒲松龄老先生加工的民间文学作品，则更是如此了。《阿诗玛》、《望夫云》，还有这次会演的许多节目，都是这样。可以说，经过广大群众一次又一次筛选，一次又一次大浪淘沙的民族民间文艺，绝大部分都闪耀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光彩。”对于一些神话传说故事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作品，我有些疑惑。徐老便进一步说，我以为，所谓现实主义，它的实质就是关注人的生命，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人的命运和前途。这就是人类生活的现实。我不同意把现实主义政治化。古今中外的名著，流传至今的一切神话童话故事传奇，无不具有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浓烈感情；而浪漫主义则是高度的艺术联想，是作家也是群众对人类生活的一种理想境界……
这时，来电了。保姆端来了两盅热气腾腾的香茶，顺手又将烛台拿走。我喝了两口茶，满口醇香，味道像是当时很稀罕的杭州龙井香片，说道：“真是上品好茶。”徐老说：“昆明龙井水泡杭州龙井茶，就是在天堂杭州也品尝不到，只有在昆明，在龙井街，在我这里（昆明龙井，位于现昆明市东风西路云南饭店侧门光华街与五一路交叉口附近，在城市开发中已被填埋），才品尝得着这样的茗茶。”我们一面品茶，一面又从感通茶谈到白族的吹吹腔和大本曲。
徐老说，白族吹吹腔已具备了一些表演程式，大本曲唱腔也很丰富。一是表演艺术，一是说唱艺术，很有亲和力，结合起来，便很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剧种。我说，这次演出就是想摸索一下这条路子。徐老接着说，这需要认真细致地做好两个方面民间老艺人的团结和新老艺人的传递、继承和发展工作。他说，应当为这个剧种取个正式的名字，他也没有想好，叫吹吹腔剧或大本曲剧都不能涵盖它的全部内容，不利于它的发展。”徐老说：“明天我和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张子斋（时兼任大理州州长）约你们的杨永新副州长一起磋商磋商，再跟黄铁同志（长诗《阿诗玛》作者之一、时任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省文化厅厅长）琢磨琢磨，向省委会报后，就可以定下来了。”我原以为这只是随便聊天，谁料到徐老一直是在和我讨论这么严肃的课题，急得额头冒汗，连忙摆手说道：“徐老，不，不行，我是随便说说。文章千古事，何况是一个剧种的命名？千万莫把我的话当真。”徐老笑道：“你莫急，我刚才说还要商量、请示的嘛……”
我们谈到东方泛起了鱼肚白，徐老意犹未尽，送我下楼出门时，叮嘱我以后常到他家坐坐，找机会再长谈几回。
次日，我接到通知，让我和几位有关的代表参加省委、省政府在翠湖宾馆小会议厅召开的一次重要座谈会。这次会上，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并得到参加会议的省委省政府领导同意，由主持会议的省政府秘书长兼大理白族自治州州长张子斋宣布，将大理白族的这一新剧种正式命名为“白剧”。会议结束，张子斋秘书长和徐老、黄铁厅长都先后用双手紧握着我，徐老激动地说：“这是白族文化的一件大事，祝贺你们！”
此后，我和徐老在工作上、创作上也还有些往来，但来去匆匆，再也没有机会长谈。后来，运动一个接一个，徐老多次被迫害，终致身染重病，精神一度失去了常态；我和我的一家又被流放到荒原开垦地球，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徐老了。
徐老离我们远去了，他走时，拨乱反正已见端倪，但春寒料峭，未能一睹春暖花开，更没能听到春天的故事，没能看到今天中华民族文化的满园春色。徐老如果知道中国民族音乐、尤其是聂耳的《金蛇狂舞》响彻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如果知道彝族“打歌”“打”到了日本东京，纳西古乐踏上了欧洲古老的土地……他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今天，中国文化如同朝阳般喷薄于世界东方之时，我特别激动，也特别怀念徐老。是徐老呕心沥血为云南民族文化、民族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新中国和云南的文艺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深信，他的音容笑貌将会长久地驻留在人们心间。
责任编辑 杨泽文
在人生旅途上跋涉了大半辈子，蓦然回首，漫漫岁月，如歌如梦。那些早已随风飘逝的往事，似乎又随着飘逸的云霞，荡回眼前……
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与作家、诗人、学者徐嘉瑞一道，考察过大理的许多古迹。他对大理赞赏不已，推崇备至。他说：“大理是部博大精深的经典，古往今来的学者大家，没有哪一位把它读完读通的。读懂了的更是寥若晨星了。就说徐霞客吧,他老先生是读过大理了，但因当时条件局限，只能走马观花，留下几笔淡淡的游记；杨升庵老先生也读过了，却只是苍洱之一角，虽绚丽夺目，仍是一鳞半爪；清代高僧当担算是读得较深的了，他老先生只肯留给后人几帖如癫似狂的墨宝，几首高奥渺远的佛诗，几幅泼墨洇染的丹青，让后来者费尽心机也很难解读。今人就读得比较肤浅了，识南方丝绸之路者甚少，从西汉到六诏近千年的浩瀚史海，还有大片大片的空白，还有许多奥秘宝藏，等待着人们去解读，去发掘、去开采啊。”我知道徐老是大家，是当代人中读大理读得最早、最多、最深的著名学者，他的这番话是一位大家的谦虚谨慎，是对后来人的殷切希望和鼓励。他的一部巨著《大理古代文化史》就足够人们捧读好些年了。他来大理时，就送过我这部书，并用钢笔写下“傅森同志指正徐嘉瑞一九五四年八月二日”。我双手捧接这部巨著时，手上重如千斤，脊梁冷汗浸冒。我一个微不足道的无名小辈，何能承受徐老如此的器重抬举？捧着书，我战战惊惊地说：“徐老师，指正就实在担当不起了。我一定好好学习，读懂大理，不辜负您老的教诲……”“一起学习，一起上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二人行也必有我师。学海无涯，永无止境。”徐老的话不仅没有让我感到一丝轻松，反而令我觉得无地自容，愧疚难当，顿时使我对徐老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受。
我虽身在大理，为苍洱多娇所折服，但我并没有懂得大理。我至今对大理的一点肤浅认识，应该说是从《大理古代文化史》入门，又得到徐老的指点，加上在工作和生活中有所见闻，才渐有所悟，有所收获。然而，我还是觉得有负于徐老的殷切期望。50年代初期，共和国伊始，百废待兴，建设任务万分繁重，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很难得再挤出时间读点“闲书”。于是，我只能在睡前挑灯夜读片刻，断断续续地读了一些段落，领会自然就很肤浅了。即便如此，也好景不常，1957年整风，指责我不读马恩列斯毛，而读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随即上缴，后来，此书就杳无音信。至今仍令我惴惴不安，深感对不起徐老在天之灵。
徐老当时年过六旬，又担负着西南军政委员会中文教方面以及云南省文教、文艺领导要职，工作繁忙可想而知。也许是他对大理情有独钟，对苍洱心怀偏爱，百忙之中仍抽出宝贵时间，亲临大理指导我们工作。在我记忆中，从1953年底到1957年不足四年里，徐老就到过大理十多次。每次或采风走笔三五日，或寻古访故七八天，或十天半月与我们共议工作。用徐老的话说，“雾里看花朦朦胧胧，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好像照相的底片，模模糊糊的；要下马观花，三番五次地反复观察，你才看得真切，看得实在，才能有所认识，有所收获”。由此可见徐老对待工作、治学、创作的严肃认真作风。
苍山中和峰下有两块元碑，我曾陪同徐老造访多次。一块是“平云南碑”，也就是民间说的“乌龟碑”，位于“三月街”场；另一块是“猪儿年碑”（徐老语）位于大理古城西门外。徐老对后者更感兴趣，因为这块碑是用汉字镌刻的蒙古语碑。
1956年夏秋之交的一天，我们在“猪儿年碑”前考察了整整一天。徐老左手握着笔记本，右手执笔，鼻梁上架着老花眼镜，聚精会神地研究碑文。他一会儿校对着前几次抄录整理的碑文，不时更正几笔笔记本上的字句；一会儿又朗读碑文上的蒙古语及汉语译意。当时我才20多岁，眼力极佳，就帮着辨认碑文。石碑立于猪儿年（元世祖中统四年、夏历癸亥年、公元1263年），七百年风霜雪雨的浸蚀，字迹早已模糊不清，尤其是一点一勾一折，和碑上的苔藓斑痕交错混杂，加上是蒙语汉字，上下文无法联想辨识。有时实在辨不清，我便说一个似是而非的字。遇到这种情况，徐老就认真起来了。他的老花眼镜几乎贴着碑体仔细地辨别字迹，一点一捺都不放过。每当发现我说的是错别字时，便语重心长地说：“历史是凝固的，任何人都不可改变。”“这块碑就是历史，字字千金，马虎不得……”虽不算批评，我却觉得心血上涌，脖子根、眼圈、脸颊，都火辣辣的，羞愧难当。不知不觉间，太阳已经偏西，我怕徐老受不住山麓晚寒，催他回城。徐老望望太阳，说：“不急，你听我把它翻译成汉话……”原来，这是忽必烈的安民告示，说云南、大理（当时是两个相邻的省），局势平稳，黎民百姓，不可听信谣言，妄自惶恐；大元世祖对蒙回汉满夷一视同仁……所属官绅平民，均应各就各位，安居乐业，特立碑永志，希一体知照遵行等等。讲完，天已擦黑，我们也必须回城了。
我们回到城里时，已是繁星满天了。
十年浩劫后，我几次去苍山脚下遍寻“猪儿年碑”无着，访遍大理的朋友和附近的农民弟兄，都说不知去向。而徐老的研究硕果又始终未见诸书刊，想来都是被“文化大革命”革掉了；我那几十本工作和考察笔记也在浩劫中悉数被“左派”收缴失踪。遗憾啊，永恒的遗憾！
二
徐老不仅是历史考古的行家里手，更是一位文艺大家。
大理有两组古老壁画。一组画在观音塘（大石庵）中殿及其南北厢房的天花板上，另一组是在苍山兰峰山腰上无为寺大殿木雕门的下半节。
观音塘交通方便，我和徐老造访过多次；无为寺山高路远，山坡陡峭崎岖，徐老不顾我的劝说，硬是气喘吁吁、一步一跛地爬上了无为寺。站在寺门前，苍洱尽收眼底，徐老兴致勃勃地说，忽必烈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他“元跨革囊”后，挥兵直指大理，摆出强攻阵势。大理国王恃于龙首（现上关）、龙尾（现下关）两关地势险要，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入之势，既有强兵悍将把守；京都大理城又东临铁骑不可强渡的三百里滔滔洱海，西有极难逾越的屏障苍山巍巍十九峰，以为城池固若金汤。宫廷府衙，高枕无忧，皇宫里甚至还在莺歌燕舞，一片太平盛世的升平气象。忽必烈这位马背上长大的■悍将帅，此时已悄无声息地亲率十万蒙古铁骑，迂回到苍山背后（西坡），趁风雪交加月黑夜，翻越苍山皑皑雪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占了大理城。当年忽必烈的帅帐，就设在这无为寺前。
我们跨进山门，寺院渺无人迹，大殿门扉虚掩着。门板上的壁画依稀可见，色泽却已斑驳脱落。徐老仔细地一幅幅观察，有时还稍稍退后或左右移动几步，眯着眼睛多方凝神鉴赏。看完壁画，我们在殿前石阶席地而坐。徐老说，这里有两组内容迥异的壁画。一组是描绘善男信女听释迦讲佛经《大毗婆娑论·无为义》；另一组画一群村夫在听太上老君说法《道德经》，可惜都已剥落了。说到画的风格，徐老说，前者细腻，线条流畅，用色酽厚艳丽，有唐宋风格，与观音塘壁画相近似；后者比较粗糙，且是松烟墨画，或许是后人所加亦还存疑。
正说着，山门外走来一位樵耕模样的中年人，他放下锄镰就忙着为我们煮茶。他说他是山下的社员，队上派他来盘山地庄稼，社员们私下又凑合补贴他一些工分，让他顺便守护寺庙。徐老说，这寺庙该守护的不是那些菩萨，而是那几道门上的壁画，那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麻烦他多多担待，守好这些无价之宝。徐老随即抱拳说：“拜托了，老兄弟。”临下山前，中年人指着徐老悄悄地问我，这老倌是什么人？我说是是省文教厅徐厅长，是省文联、省作协的主席，是位大作家呢。中年人上前用一双粗糙的大手紧紧握住徐老的手，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1957年底，我有些不祥的预感，放心不下这些壁画，先到观音塘，见壁画基本尚存。又去无为寺，寺庙已破败不堪，处处断壁残垣，门窗不知去向，守寺的弟兄也不见了踪影，只有枯藤败草在呼啸的北风中瑟瑟呻吟。带着几许惆怅，几多失落，我匆匆下到山脚。恰巧在村道上遇见那位中年弟兄，我向他打听无为寺的情况，他摇头不语，眼光里充满了忧伤。出村时，他向我耳语：“公社把无为寺改成疯人院了。”我犹如突然遭到雷暴袭击，轰隆一声，大脑里闪起一道弧光，接着就是一片空白。我懵了！
文革结束不久，我又去了观音塘。山门早已封死，侧门挂着“公社卫生所”的牌子，两侧墙上刷着“最高指示”。跨入门去，除了那池塘和池塘中观音菩萨背来的那块巨石，以及巨石上的观音殿依然如故外，一切都面目全非了。厢房、中殿、大殿都成了医院和职工宿舍。观音菩萨和他的同僚们早已回归尘埃；那组画在南北两边厢房顶棚镶板上珍贵的壁画，亦化作青烟一缕，随风飘到渺茫的天间去了。我不清楚徐老是否知道这些壁画的遭遇？他若有所知，定会失声痛哭的。
如今，值得徐老在天之灵欣慰的是，无为寺、观音塘都经过了精心的修葺，不失为喧嚣尘世中的一方净土。
三
为了协助徐老搜集有关“望夫云”的素材，我和徐老几乎跑遍了广袤的苍洱大地，走访了许多乡亲和民间老艺人，听他们讲传说故事，弹唱“大本曲”，月夜里还到海边船上，听海浪轻轻拍打着木船帮板，听渔女们唱着情意缠绵的白族情歌。徐老对于搜集到的许多不同版本的“望夫云”并不满足，定要亲自体验一下“望夫云”的神奇景观。为此，我们苦苦等了好几天。老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还是等到了。
那天下午，天空万里无云，我们站在洱海东岸远眺苍山洱海。蔚蓝色的海面平静如镜，苍山十九峰闪着迷人的蓝光，天地间弥漫着温馨迷人的氛围。蔚蓝色把整个世界都融化了。
蓦地，海风骤起，海浪滔天，浪花飞溅，船舶落桅，海鸟躲避……转瞬间，又风平浪静，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可才一眨眼，只见玉局峰上烟云氤氲，迷蒙之中，雪峰高举万只冰雪臂膀，托起一朵纯洁白云；白云顿时化作一位公主，凌空怒飞。顷刻间，晴日隐曜，狂风怒吼，洱水色变，浊浪排空，波涛万丈……这就是惊心动魄的“望夫云”！徐老一把紧紧握住我的手，我觉着他的手心沁出汗水，手指冰凉颤抖，眼里还噙着朵朵晶亮的泪花，连嘴唇都禁不住急剧地颤动。
“望夫云”我见过许多次。但大多是站在苍山之麓仰望皑皑雪峰，只觉蓝天高远，雪峰巍峨，云彩绚丽，然后感佩一番公主的痴情坚贞，造化的神奇奥秘。这次，却另有一番感受。当狂风呼啸，浊浪滔天的那一刹那，我感觉到万吨铁锤锤击着我的生命，每一个细胞都迸溅出炽烈的火花；我感觉到心灵在我胸膛中躁动、奔突、膨胀、扩张、瀑涌，令我整个身躯、灵魂都在震颤、飘升、融化……我不知道徐老当时有否与我相同的体验，但我后来从他送给我的长诗《望夫云》中，读到了一个血脉里燃烧着愤怒火焰的生命，一个至死不渝又视死如归的情爱精灵，一个为争取命运的自由，不达目的永不罢休的巾帼勇士！读罢诗歌，掩卷沉思，我忽然大彻大悟，“望夫云”是爱情升华的结晶，是自由魂魄的赞礼，是生命价值的颂歌。我想，徐老当时的心情定然比我更加激动，内心的体验比我更加深切，他老必定非常接近公主，感悟到她纯洁的灵魂，甚至和她有过心灵的交流。否则，不可能吟咏出如此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千古绝唱……
我一直把这本《望夫云》珍藏身边，即使是在1957年的风暴和后来“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我都拒绝缴械投降。然而，在劫者难逃。文革狂涛卷来，一夜之间，我从一个革命干部变成了“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变成了“三反分子”，成为“左派”的阶下囚，遭到没完没了的囚禁、批斗、殴打、凌辱；我全家七口人赖以为生的微薄工资被全部克扣达半年之久，有病的妻子面对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一筹莫展。能变卖的东西都卖光了，除了身上的衣服，床上的薄被，唯一能当作废品卖的，就只有一些书本了。于是，妻留下几本实在无法割舍的书，其余的都含泪变买了。孩子拿着钱和粮本，高高兴兴地到粮店想买几斤米，售粮员说还差两分钱，不卖！两个孩子拎着空米袋哭着回家，妻子阵阵寒心，泪水夺眶而出……她狠狠心把留下的书全部拿去又卖了六分钱，加上原来的三角七分，买回三斤米和两斤小白菜，■口度命……至今忆及，我们都牵挂着那些与我们日夜厮守，共度不眠之夜的书籍，却又不知它们下落何方，只能默祷它们平安吉祥。再后来，我的妻子也走了，但此书仍不知下落……
四
在我记忆中，1953年到1957年间，云南文化工作非常繁忙。为了工作，我和徐老来往穿梭于昆明大理之间。那时，交通很艰难，403公里的公路，汽车要跑整整两天。我年轻力壮，徐老就太难了。所以，还是我往省城跑得多一些。每次上省城，几乎都受到徐老热情约见。其中有两次印象特别深刻。
一次是1955年春。那天傍晚，我和我们杨永新副专员赴徐老的家宴，徐老及其家人早早就在省文联大院（昆明市五华区翠湖北路1号大院）迎候了。这让我们深感歉疚，连连向徐老一家表示谢意。席间，主客稍许品尝了昆明“桂花升酒”后，都不再拘束，漫谈起少数民族文化、文学的现况和发展前景。我们副专员本是儒将（他在1959年亦被迫害，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遣送到煤矿矿山劳动改造。1979年平反），又是民家族（法定命名前白族的自称），对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学造诣颇深。他讲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后说，发展民族文化、文学事业，是我们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键是对少数民族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整体的看法和态度。旧中国歧视、打击、封杀少数民族文化、文学，都源于民族歧视与压迫。我们党虽然从理论上和政策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要在实践上做到民族平等，还要走很长的路。徐老对此非常赞赏，也畅谈了他的所思所感。
20世纪40年代初期，徐老曾与楚图南、闻一多到路南（今石林）县圭山区组织过撒尼（彝）族歌舞会，马上便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禁。后来他又到大理潜心进行民族民间文学调查研究，因此，他对民族文化、文学发展道路的崎岖曲折，感受是很深刻的。他说，新中国成立才五、六年，不可能解决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但坚冰已被打破，航船已经启航，目的总会达到的。旧社会唱少数民族的调子是犯法的，今天可以公开地唱了，还搬上舞台，请到省城来演出了。不过，彻底解决民族歧视的确很不容易。这里有个汉族、大民族歧视少数民族和小民族的问题，还有个少数民族、小民族自身对汉族、大民族的不信任乃至仇视，以及少数民族相互隔阂的问题，等等。徐老说到这儿端起茶杯抿了口茶水。我趁机补充了一句：“还有……”我欲言又止，怕说错话。徐老用眼光鼓励我，我们副专员也催我说下去，“我觉得，我们少数民族要努力克服自卑感。一个缺乏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和前途的民族，也是必然要被历史淘汰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别人无论怎么样尊重它、扶持它，它仍然是站不起来的。”说完，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怎么班门弄斧自不量力到此地步？恨不得钻地藏身。可想不到徐老却大为赞赏，说“小刘同志的看法极有见地。一个民族如此，它的文化也是如此。首先要自己看得起自己，才能跻身于各民族之林，才能把自己的文化置于各民族的文化大花苑中。比方‘望夫云’，倘若是本族作家来创作，必定要好得多……（笔者按：徐老为大理州洱源县邓川新州人，父亲是汉族，母亲是白族）”我们副专员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忙说：“徐老过谦了，就是本族作家把它搞出来，也难望徐老项背呀！”徐老接着说，文学创作需要很多因素，比如作家素质的提高，写作技巧的培养等等，但是，在民族心理、民族情感、民族语言以及民族风俗习惯方面，非本民族作家是永远无法取代本民族作家的……
由于大家谈兴很浓，交谈内容又极其广泛，所以这次徐老的家宴一直到了午夜才散。这真是一次对民族问题，对民族文化问题，对民族民间文艺谈得极有广度深度的交谈啊。徐老这次即兴谈话，以高屋建瓴的态势，审视了云南的民族历史文化背景，提出了发展民族文化、民族文学更深层次的关键所在。这是徐老研究民族文化几十年的深思熟虑和切身经验。他的一席话，令我茅塞顿开，耳聪目明，终生受用不尽。
另一次是1956年冬末或是1957年初春（具体时间有些记不住了），我到省里参加全省文化行政会议和民族民间文艺会演，徐老约我到他寓所谈谈。我如约前往，徐老早在书房里等我了。徐老对我们大理州在会演中取得的成绩大为赞赏，特别对其中两个节目赞不绝口。一个是彝族“打歌”，另一个是白族“吹吹腔”。徐老说，民族文艺最重要的因素是它的民族性，这是民族气质，民族心理和民族感情的艺术再现。比如“打歌”，它战鼓咚咚的步伐节奏，它冲锋陷阵的战斗呐喊，它誓死征战的芦笙旋律，都艺术地表现了彝族的性格，表现了彝族为生存、为自由誓死战斗的决心，改编整理时要慎之又慎，决不能把这个核心给改了。徐老问我，这次演出与它原本的歌舞有没有改动？我答道，为了适应舞台演出，控制了演员人数，队形稍有变化，其余的都保持着原始状态。我说，要是在山上“打歌”，成百上千人参加，“打”得地动山摇，吼得翻江倒海，那才是气壮山河，才叫激动人心呢！徐老高兴地说：“好，太好了！要有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群众文艺活动，也要有精心整理提炼的舞台艺术。”我说，搞舞台艺术也真难。这次在云南艺术剧院彩排时，灯光一打，整座舞台亮晃晃的，山区演员们都头晕目眩，摸不清东西南北，有的干脆目瞪口呆愣住了，甚至有人不干了，也有人提出在舞台正中烧上一堆篝火……弄得彩排无法进行。他们对在舞台上的时间只给四分钟也不理解，说他们在家“打歌”一“打”就是通宵达旦，怎么上了省城倒只给几分钟？四小分钟连脚都没有“打”热呼哩，省里也太过小气了。正式演出时，节目结束，台下报以热烈掌声，他们不听舞台总监的指挥，又“打”了四分钟，台下又是掌声雷动，他们还要“打”，舞台总监赶紧命令降下帷幕，他们就来责问我，为什么不让他们继续打？后来，“打歌”评为优秀节目，又选拔进京汇报演出，他们兴奋得在招待所广场上硬是“打”了一个通宵。徐老高兴了，连连说道：“好好好，这才是真正的群众文艺热情……”
谈兴正浓，突然停电了。我擦了根火柴，一看手表，快到午夜了，连忙告辞。徐老说，机会难得，我们再继续好好谈谈，不要紧的。说罢，吩咐保姆点燃烛台上的蜡烛，让我们挑灯继续促膝夜谈。
从群众文艺的普及提高，谈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徐老有一段话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他说：“民族民间文艺，本身就有很坚实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基础，一部《诗经》大多数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聊斋志异》是蒲松龄老先生加工的民间文学作品，则更是如此了。《阿诗玛》、《望夫云》，还有这次会演的许多节目，都是这样。可以说，经过广大群众一次又一次筛选，一次又一次大浪淘沙的民族民间文艺，绝大部分都闪耀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光彩。”对于一些神话传说故事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作品，我有些疑惑。徐老便进一步说，我以为，所谓现实主义，它的实质就是关注人的生命，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人的命运和前途。这就是人类生活的现实。我不同意把现实主义政治化。古今中外的名著，流传至今的一切神话童话故事传奇，无不具有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浓烈感情；而浪漫主义则是高度的艺术联想，是作家也是群众对人类生活的一种理想境界……
这时，来电了。保姆端来了两盅热气腾腾的香茶，顺手又将烛台拿走。我喝了两口茶，满口醇香，味道像是当时很稀罕的杭州龙井香片，说道：“真是上品好茶。”徐老说：“昆明龙井水泡杭州龙井茶，就是在天堂杭州也品尝不到，只有在昆明，在龙井街，在我这里（昆明龙井，位于现昆明市东风西路云南饭店侧门光华街与五一路交叉口附近，在城市开发中已被填埋），才品尝得着这样的茗茶。”我们一面品茶，一面又从感通茶谈到白族的吹吹腔和大本曲。
徐老说，白族吹吹腔已具备了一些表演程式，大本曲唱腔也很丰富。一是表演艺术，一是说唱艺术，很有亲和力，结合起来，便很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剧种。我说，这次演出就是想摸索一下这条路子。徐老接着说，这需要认真细致地做好两个方面民间老艺人的团结和新老艺人的传递、继承和发展工作。他说，应当为这个剧种取个正式的名字，他也没有想好，叫吹吹腔剧或大本曲剧都不能涵盖它的全部内容，不利于它的发展。”徐老说：“明天我和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张子斋（时兼任大理州州长）约你们的杨永新副州长一起磋商磋商，再跟黄铁同志（长诗《阿诗玛》作者之一、时任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省文化厅厅长）琢磨琢磨，向省委会报后，就可以定下来了。”我原以为这只是随便聊天，谁料到徐老一直是在和我讨论这么严肃的课题，急得额头冒汗，连忙摆手说道：“徐老，不，不行，我是随便说说。文章千古事，何况是一个剧种的命名？千万莫把我的话当真。”徐老笑道：“你莫急，我刚才说还要商量、请示的嘛……”
我们谈到东方泛起了鱼肚白，徐老意犹未尽，送我下楼出门时，叮嘱我以后常到他家坐坐，找机会再长谈几回。
次日，我接到通知，让我和几位有关的代表参加省委、省政府在翠湖宾馆小会议厅召开的一次重要座谈会。这次会上，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并得到参加会议的省委省政府领导同意，由主持会议的省政府秘书长兼大理白族自治州州长张子斋宣布，将大理白族的这一新剧种正式命名为“白剧”。会议结束，张子斋秘书长和徐老、黄铁厅长都先后用双手紧握着我，徐老激动地说：“这是白族文化的一件大事，祝贺你们！”
此后，我和徐老在工作上、创作上也还有些往来，但来去匆匆，再也没有机会长谈。后来，运动一个接一个，徐老多次被迫害，终致身染重病，精神一度失去了常态；我和我的一家又被流放到荒原开垦地球，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徐老了。
徐老离我们远去了，他走时，拨乱反正已见端倪，但春寒料峭，未能一睹春暖花开，更没能听到春天的故事，没能看到今天中华民族文化的满园春色。徐老如果知道中国民族音乐、尤其是聂耳的《金蛇狂舞》响彻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如果知道彝族“打歌”“打”到了日本东京，纳西古乐踏上了欧洲古老的土地……他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今天，中国文化如同朝阳般喷薄于世界东方之时，我特别激动，也特别怀念徐老。是徐老呕心沥血为云南民族文化、民族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新中国和云南的文艺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深信，他的音容笑貌将会长久地驻留在人们心间。
责任编辑 杨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