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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从当当网上买的一些书,这几天陆续送到。忽然生出一个想法:看一看自己从2001年开始写作到现在的接近20年中,都买了一些什么书。于是开始查看订单。看完当当网,又看淘宝网、孔夫子旧书网、亚马逊网。一路看下来,十几年间的阅读书目还是能大致梳理出一个轨迹的:最初并不知道应该读什么书,因此买的书都比较杂乱。随着写作的持续和深入,买书也开始进入有目的的选择,特别是近几年买的书,跟我阶段性的写作方向和类型大抵吻合。
近几年我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大致可以梳理出几个类型:从《父亲的桥》开始的“父亲缪一二系列”、从《瞳人语》开始的“聊斋志异同题系列”、以《马向前已卒》等为代表的“历史和战争系列”、以《枕中记》等为代表的“致敬经典系列”、以及为数不多的以《咖啡师》为代表的“科幻系列”。将创作分类化并非刻意为之,也非为了博人眼球——如果硬要给出一个解释,我想,无非就是创作到了一定阶段,一个作家脑海中“文学地理”的自然形成。由此,也就可以解释早期购买的书籍为什么杂乱无章了。并且,我发现一个特别惊讶的现象:很多书名十分陌生。如果不是在“我的订单”中亲眼所见,我甚至会怀疑自己曾经买过那些莫名其妙的书。而且,我也不知道它們藏在书柜的哪个角落,仿佛那是一些穿了隐身衣的家伙。
大约在八年前,一位前辈写了一幅书法给我,其中有一句是“阅读胜写作”。那时,我还处在写作的旺盛期,那一年,我出版了两部长篇、两本小说集,发表了六部中篇、三篇短篇、十几篇随笔,五篇作品被转载和收录。其实,不仅仅是那一年——而是那些年,我的创作一直保持着这种频率,曾经在一年内发表过十部中篇小说。当然,这种写作频率也为我赢得了高产作家的美誉。阅读对我来说远不如写作重要,因此,我当时并不能完全领会前辈那句话的意义。
细想起来,我的购书单开始显现出一种“脉络感”,大抵是从重读《聊斋志异》开始的。那之后的写作,开始自动进入某些轨迹。
我记得是个夏天,在露台上重读《聊斋志异》。看到《瞳人语》这个篇名时,我莫名地喜爱并为那个小故事而感动,因此开始了《聊斋志异》同题创作。当然,我知道,改写《聊斋志异》的作家有不少,这对我并不重要,因为我并不是在为自己开辟一块“疆土”。我也并不想“改写”,因为在我心目中,改写是这个样子的:从东晋人张湛所辑录的《西极化人》,到东晋干宝《搜神记》里的《焦湖庙巫》,再到唐代沈既济的《枕中记》和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然后到宋代《太平广记》中的《樱桃青衣》,元朝马致远的《邯郸道省悟黄粱梦》,明代汤显祖的《邯郸记》和《南柯记》,直至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续黄粱》。没错,在这条改写脉络的最后,是蒲松龄的《续黄粱》,也就是说,它也是一篇改编之作。当我从《续黄粱》一路回溯到《西极化人》中周穆王一觉醒来方知自己去西方化人宫殿长住几十年原是大梦一场的时候,我领略到了这条脉络的伟大。为了致敬,在《瞳人语》之后,我创作了《续黄粱》和《枕中记》。因为知道了那条改写脉络的伟大、不朽和不可模仿,因此,我只肯进行同题创作——只用其中某个我所攫取到的《聊斋志异》同题作品的意象,而故事是我的,讲述是我的。
这个写作线索形成之后,后来跟“父亲缪一二”系列和“历史战争系列”的书写线索产生了交叉和某种重叠。它们又促动了阅读线索的交叉和重叠,我开始重读那些过去并不太愿意读的著作,这些著作从购书单里可以找到线索,比如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历史笔记小说,唐宋传奇,等等。从这些线索发散开去,又促动了另一条线索,比如从读《山海经》中发现它是鲁迅先生一生的“精神宝书”,到细读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到重新读他的某些名篇,比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惊奇地发现,与初中时代作为一篇课文的阅读体验相比,如今的阅读体验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原来它是这么一篇堪称文体典范的佳作。这段时间,对某些我肯定要爱慕终生的“心头好”的作家的系统重读,也在断断续续地开始,这种重读,包含了对作家本人及他写作品类的研究。比如卡尔维诺、卡夫卡和爱伦·坡。他们是如此伟大,既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幻想家,一个人就是一部百科全书。比如安徒生,他形成了安徒生式的伟大:他的作品能让一个人从童年阅读到老年。
在这种境况下,我的写作步调明显慢了下来。前辈的那幅书法作品被我装裱起来,挂在书桌前面的墙壁上,抬眼可睹。这个时候,我想,我大抵多少明白了一点“阅读胜写作”的意义。我看出了自己的局限,同时也是中国作家集体的局限。当看出这些局限之后,原本那种每年发表十部中篇小说的状态,便变得不再是一种荣耀了。或者说,那只是一种过去的荣耀,是少不更事的历史。
因为知道鲁迅先生把《山海经》视为他一生的“精神宝书”——一个有趣的故事是,这本宝书是他家里不识字的女佣买给他的——我开始读《山海经》。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两个版本存在注译方面的某些瑕疵甚至错误,我开始购买不同版本,进行比照和研究。有一天,在网上欣赏《山海经》读者和粉丝们绘制的山经图和海经图时,我忽然觉得,《山海经》着实伟大,它告诉后人,世界和宇宙是从一个点发散开去的,准确地说,是从“南山经之首”的“鹊山”山系“其首”的招摇山开始的:从一座山开始,按照一定的方位顺序,向四方扩展,描绘出一幅广阔的世界地图。世界的无数线索,都由那座山、那个点开始。由此我想,每个作家的文学经历也是这样,从最初的那个点开始,有迹可循,有明里暗里的脉络在不停地铺展和延伸,最终形成了作家本人的“文学山海经”。
新作《祷过山》,是一篇短篇小说。祷过山是《山海经》中提到过的一座山,原文寥寥如下几十字:
东五百里,曰祷过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犀、兕,多象。有鸟焉,其状如,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瞿如,其鸣自号也。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其音如鸳鸯,食者不肿,可以已痔。
读到这几十字时,我的神经和灵感被“祷过山”击中,于是便有了这篇《祷过山》。在这篇九千余字的短篇小说中,我放入了这阶段自己最想放入的东西:人性的恶及背叛、思过、赎罪;遥远的大山,它的旷达、孤独、安静、神秘,生活于其中的不死的老者、神话传说中的凤凰、某些消失或永不可能消失的世间故事。
近几年我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大致可以梳理出几个类型:从《父亲的桥》开始的“父亲缪一二系列”、从《瞳人语》开始的“聊斋志异同题系列”、以《马向前已卒》等为代表的“历史和战争系列”、以《枕中记》等为代表的“致敬经典系列”、以及为数不多的以《咖啡师》为代表的“科幻系列”。将创作分类化并非刻意为之,也非为了博人眼球——如果硬要给出一个解释,我想,无非就是创作到了一定阶段,一个作家脑海中“文学地理”的自然形成。由此,也就可以解释早期购买的书籍为什么杂乱无章了。并且,我发现一个特别惊讶的现象:很多书名十分陌生。如果不是在“我的订单”中亲眼所见,我甚至会怀疑自己曾经买过那些莫名其妙的书。而且,我也不知道它們藏在书柜的哪个角落,仿佛那是一些穿了隐身衣的家伙。
大约在八年前,一位前辈写了一幅书法给我,其中有一句是“阅读胜写作”。那时,我还处在写作的旺盛期,那一年,我出版了两部长篇、两本小说集,发表了六部中篇、三篇短篇、十几篇随笔,五篇作品被转载和收录。其实,不仅仅是那一年——而是那些年,我的创作一直保持着这种频率,曾经在一年内发表过十部中篇小说。当然,这种写作频率也为我赢得了高产作家的美誉。阅读对我来说远不如写作重要,因此,我当时并不能完全领会前辈那句话的意义。
细想起来,我的购书单开始显现出一种“脉络感”,大抵是从重读《聊斋志异》开始的。那之后的写作,开始自动进入某些轨迹。
我记得是个夏天,在露台上重读《聊斋志异》。看到《瞳人语》这个篇名时,我莫名地喜爱并为那个小故事而感动,因此开始了《聊斋志异》同题创作。当然,我知道,改写《聊斋志异》的作家有不少,这对我并不重要,因为我并不是在为自己开辟一块“疆土”。我也并不想“改写”,因为在我心目中,改写是这个样子的:从东晋人张湛所辑录的《西极化人》,到东晋干宝《搜神记》里的《焦湖庙巫》,再到唐代沈既济的《枕中记》和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然后到宋代《太平广记》中的《樱桃青衣》,元朝马致远的《邯郸道省悟黄粱梦》,明代汤显祖的《邯郸记》和《南柯记》,直至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续黄粱》。没错,在这条改写脉络的最后,是蒲松龄的《续黄粱》,也就是说,它也是一篇改编之作。当我从《续黄粱》一路回溯到《西极化人》中周穆王一觉醒来方知自己去西方化人宫殿长住几十年原是大梦一场的时候,我领略到了这条脉络的伟大。为了致敬,在《瞳人语》之后,我创作了《续黄粱》和《枕中记》。因为知道了那条改写脉络的伟大、不朽和不可模仿,因此,我只肯进行同题创作——只用其中某个我所攫取到的《聊斋志异》同题作品的意象,而故事是我的,讲述是我的。
这个写作线索形成之后,后来跟“父亲缪一二”系列和“历史战争系列”的书写线索产生了交叉和某种重叠。它们又促动了阅读线索的交叉和重叠,我开始重读那些过去并不太愿意读的著作,这些著作从购书单里可以找到线索,比如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历史笔记小说,唐宋传奇,等等。从这些线索发散开去,又促动了另一条线索,比如从读《山海经》中发现它是鲁迅先生一生的“精神宝书”,到细读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到重新读他的某些名篇,比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惊奇地发现,与初中时代作为一篇课文的阅读体验相比,如今的阅读体验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原来它是这么一篇堪称文体典范的佳作。这段时间,对某些我肯定要爱慕终生的“心头好”的作家的系统重读,也在断断续续地开始,这种重读,包含了对作家本人及他写作品类的研究。比如卡尔维诺、卡夫卡和爱伦·坡。他们是如此伟大,既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幻想家,一个人就是一部百科全书。比如安徒生,他形成了安徒生式的伟大:他的作品能让一个人从童年阅读到老年。
在这种境况下,我的写作步调明显慢了下来。前辈的那幅书法作品被我装裱起来,挂在书桌前面的墙壁上,抬眼可睹。这个时候,我想,我大抵多少明白了一点“阅读胜写作”的意义。我看出了自己的局限,同时也是中国作家集体的局限。当看出这些局限之后,原本那种每年发表十部中篇小说的状态,便变得不再是一种荣耀了。或者说,那只是一种过去的荣耀,是少不更事的历史。
因为知道鲁迅先生把《山海经》视为他一生的“精神宝书”——一个有趣的故事是,这本宝书是他家里不识字的女佣买给他的——我开始读《山海经》。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两个版本存在注译方面的某些瑕疵甚至错误,我开始购买不同版本,进行比照和研究。有一天,在网上欣赏《山海经》读者和粉丝们绘制的山经图和海经图时,我忽然觉得,《山海经》着实伟大,它告诉后人,世界和宇宙是从一个点发散开去的,准确地说,是从“南山经之首”的“鹊山”山系“其首”的招摇山开始的:从一座山开始,按照一定的方位顺序,向四方扩展,描绘出一幅广阔的世界地图。世界的无数线索,都由那座山、那个点开始。由此我想,每个作家的文学经历也是这样,从最初的那个点开始,有迹可循,有明里暗里的脉络在不停地铺展和延伸,最终形成了作家本人的“文学山海经”。
新作《祷过山》,是一篇短篇小说。祷过山是《山海经》中提到过的一座山,原文寥寥如下几十字:
东五百里,曰祷过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犀、兕,多象。有鸟焉,其状如,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瞿如,其鸣自号也。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其音如鸳鸯,食者不肿,可以已痔。
读到这几十字时,我的神经和灵感被“祷过山”击中,于是便有了这篇《祷过山》。在这篇九千余字的短篇小说中,我放入了这阶段自己最想放入的东西:人性的恶及背叛、思过、赎罪;遥远的大山,它的旷达、孤独、安静、神秘,生活于其中的不死的老者、神话传说中的凤凰、某些消失或永不可能消失的世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