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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教育
我出生后三个月，父亲辞世。他为何给我取名自强，我无从知晓。祖父是商人，在湖南益阳当地也算小有名气。祖父与祖母在我六七岁时相继去世，这之后，母亲开始当家。母亲是一个有文化的妇女。虽说只读过小学，但在那个时候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她对我的唯一要求就是好好读书。
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我读大学前的整个启蒙教育，都在一所挪威人和瑞典人合办的教会学校完成的。这所学校在解放后被改名为益阳一中。这是一所教学质量很高的学校，同学里还有一些是外国小孩。我在高中之前，是一个很贪玩的孩子，喜欢游泳、打球，成绩只是中等。直到高中，突然开悟，决定好好学习。
教会学校里有一个规定，每周同学们都要去做一次礼拜，校方还规定哪位同学不去，英文成绩就扣一分。我由于贪玩，每周都不去做礼拜，所以我的英文成绩就很差。在这样一所教会学校里读书，小时候只是觉得外国人用的东西很先进，现在看来，这所学校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中国人应该自强。
在了解中产生兴趣
报考大学专业时，我其实是想选择地质学。有一部电影对我影响很大，名字我已不记得，是我们国家解放后拍的一部有关地质勘探的电影。我当时觉得地质勘探既可以找到那么多资源，又可以到各地去旅游，就特别想报考。但我的老师还是指导我填报了武汉大学物理系专业。在武大读到大三时，我有幸被学校推介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去读书。我们那届学生大学毕业，正好赶上了“反右”运动，全部下放到农村去劳动。在农村劳动，我感触很深。以前一直生活在城市里，不知道农民生活的疾苦，那时通过下放感受到了农民生活的不容易。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每当遇到困难时，我就想想下放农村的日子，也就不觉苦了。劳动三个多个月后，因原子能所反应堆起动前，需要进行环境调查，我被要求提前结束劳动，从事这项工作。
对我而言，这是我人生中一个很大的转变。从心里来说，我很不情愿去做这样一项工作，我本身想从事理论物理研究，让我转到这样一个在当时被很多人看作是边缘的学科，心里自然一百个不愿意。但是组织已经决定，我也只好听从安排。好在这种不情愿的心态较快就转变过来了。
随着工作的一步步开展，我在实践中开始对这个学科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开始慢慢喜欢上了这个学科。实际上，对一门学科不感兴趣，或者说觉得这门学科知识很浅，其实只是因为你不够了解。只有通过了解，你才会发现那个学科里的真正学问，也才会慢慢地产生研究的兴趣。事实上，重要在于去了解、去发现。
很多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看不上辐照防护这门学科，但我在工作中发现，这个学科有太多的学问需要去研究，而且要把研究出来的问题解决好，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路是人走出来的
在我科研成长的道路上，李德平先生是启蒙老师，钱三强先生、何泽慧先生、王淦昌和戴传曾等先生们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
钱三强先生逝世后的那年春节，我很想去看望一下何泽慧先生。我先给高能物理研究所去了一个电话，说明我的想法，结果那边的同志劝我最好还是不要去了。那个同志说何先生不愿多见人，他们去看望时，何先生只是把门打开一个缝，然后就让大家回去。但是我想我是何先生的学生，是小字辈，就是去了把我赶出来也不要紧，我还是决定去看望她。
我找了一个下午去看望她。她听到敲门声后，像往常一样，轻轻把门打开，只留一个缝隙。不想，她从门缝里看到是我，很高兴地说：“潘自强，你来，你进来。”随手就把门打开让我进客厅。我与何先生已有十多年没再见面，她这般热情地对我，我心里很激动。那天下午我们天南海北地聊了三个小时。临别之时，我看到到处堆满书的客厅，显得有些凌乱，就跟何先生说：“我来帮您收拾一下客厅吧？”何先生却说：“不用，不用，原汁原味。”
那天的聊天，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何先生跟我说几年前，中国组织了一个妇女代表团去日本访问，让何先生当这个团的团长，她拒绝了。拒绝的原因是她觉得日本人曾经侵略我们国家，她就不肯当那个团长带队去。何先生那代人的爱国情怀是自然而然、发自肺腑的。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实验室里的一切工作，都是从零开始，很多材料和容器都是靠自己亲手去做。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仪器要拿到中南海去献礼，需要一个容器来装，李德平先生想了想，说：“去买个饭盒来。”然后我们就去买了个饭盒，把仪器装在饭盒里拿到了中南海。现在来看，拿个饭盒去中南海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制作一个容器需要很长时间。李先生灵活的处理，让我领悟到，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实践出真知。
人在年轻的时候，总会拥有不切实际的理想。我也一样，起初，我希望自己能做纯粹的理论物理基础研究，渴望自己能成为像爱因斯坦一样伟大的科学家。但人是需要随着实际工作环境，不断调整和改变心态来接受现实，去潜心、踏实工作。在我的理想与现实碰撞时，我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心态转变过来，其实跟当时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在参加工作时，我们实验室的主任是钱三强先生，副主任是何泽慧和朱光亚先生，组长是戴传曾先生，副组长是李德平先生。他们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科研工作，是一个时间积累的过程，要在实践中，在具体的工作中，踏踏实实把一点一滴的小事做好。
“白专”的典型代表
1960年，我考助理研究员时，所里助理研究员还很少，当时，要求1956年以前毕业的，才有报考的资格，我把资料交上去后，所里说我没有报考的资格，但我想试一试，就坚持报了名。参加了英文及俄文的考试及论文的答辩。成绩是较理想的。但听说送到所里的名单中没有我。不知钱先生从哪里听说了我的情况，就询问相关负责人：“听说技安室有个潘自强，成绩不错，为何没有他的名字？”回答是：“年限不够”。钱先生就让他们把我的材料拿给他看。钱先生看过后便说：“我觉得可以嘛。”这样，我就成了助理研究员。但不知什么原因，从此，我也逐渐成了“白专”代表了。大小运动都要连带批判几句。那个时代流行“又红又专”，被称为“白专”，应该算是“反面教材”吧。 成为助理研究员之后，所里让我负责有关核试验项目辐射防护方面的研究工作。正逢1960年我们国家颁发了辐射防护相关的两个规定，我对这两个规定里的一些问题提出质疑，并写了一篇文章发表。起初，编辑部不同意发表，觉得既然是国家颁发的规定，怎么能质疑和再去讨论呢。我就跟编辑部的负责人理论，我让他们给我拿出一个拒绝出版的合理理由，如果拿不出来，就应该出版。后来编辑部只好在文章前又加了一个编者按，声明潘自强的观点跟本刊无关。我在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与两个规定是背道而驰。在此之后，我又根据几年来在工作中的体会和思考以及国外文献的调研，写了一篇明显与原苏联“放射卫生”不同的文章《保健物理概念》。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两篇文章竟成了日后我在“文革”期间被批判的依据。批判这两篇文章是“资本主义大毒草”，还列出了一百条罪证。其中六十多条罪证都出自这两篇文章。
“文革”，是可以看出人性的
1966年的7月和8月，是我人生中最煎熬的两个月。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当时我正好被部里派到八一四厂参加设计审查。有一天，厂里接到北京的电话，让我回去接受批判。部里带队的胡希先同志为了保护我，把这件事情压了一个月，没有告诉我。7月份工作结束回到所里。那个时候，我在原子能所还住在集体宿舍，回去一看，宿舍里，还有我的床上都贴着标语：反动小权威。看到这些标语，我一下子就懵了：怎么一夜之间，我就从“五好人员”变成了“反动小权威”？我心里很难受，最主要的还是觉得委屈，不能理解，对以后生活的方向更是不明确，对前途也感到悲观，通宵未眠。
在那段时间里，只要超过两个人，有第三个人在场，大家就不敢跟我说话。但仅有两个人时，仍有不少人和我说话。文革，是可以看出人性的。那段特殊时期里，去年已经过世的胡希先同志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来原子能所检查工作时，我正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他就特意来实验室看望我。他当时很淡定地跟我说：“没有事，你这能有多大的事呀。”我一想他经历的事情比我多，他说没有事情就应该是没事的。在我人生最难的时候，我的爱人许明仪，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给了我很多温暖与力量，她对我的态度从来没有因为这些而改变过。这些都是我能在文革中支撑下来的很大原因。
质疑，并非是对权威的挑战
尽管因为两篇文章的发表，我在“文革”中遭受批斗，但在科研工作的道路上，我却始终保持着质疑的态度。质疑，只是一种思考的态度，并非是对权威的挑战。权威值得我们去尊重，但尊重不是迷信和盲从。无论是书本还是领导的决议，都是人写的，人终归是有局限性的。善于质疑、勇于质疑才可以对事物的本质有新的认知和判断。
苏联专家没有撤走之前，我对苏联专家提出的观点也有不同意的时候，会提出质疑。以至于苏联专家临回苏之前，大家为给他送行在一起吃饭，他给每一个人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唯独没有给我。
改变人们固有的观念很难，打破传统就更难。2002年，我在ICRP主委会上提出，含钾-40的天然物质均应属于豁免范围，我的提议得到了一些成员的赞成，但最后仍以“钾-40的豁免值已用了很多年了，无人提出异议”为理由搁置了。但在以后的每一次会议上，我都不断提出这个问题，表示对过去标准的质疑。但均被各种理由，推延作出决定。一直到2007年的大会上才通过。所以，在ICRP2007年建议书中就没有这个数值了。
求是，赢得支持的基础
我一直都觉得，像我这样能够做出一些事情，完全取决于周围同志的理解和支持。性格耿直的我，说话办事会忽略别人的感受，容易得罪人。好在一些同志对我还是能够理解。蒋心雄部长在任的时候，我在一次会议上，明确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会后，有的同志说当面顶撞蒋部长，你恐怕是第一人吧。我跟李定凡总经理也有过不止一次的争执，但他最终表示理解我、支持我的工作。
在纪念核污染防治法十周年的会议上，其他同志都是说取得的成绩，我在说取得成绩的同时提出了几点意见。至于这些提出的意见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我并不知道，但我还是会坚持提出来，我认为总是先把问题提出来引起领导的关注，问题才会慢慢被解决。
汶川地震后，在八二一厂有一次会议，张德江同志出席，集团公司让我作为代表去参加会议。有关部门给我起草了一份大会上的发言稿，我认为这份发言稿没有完全把应该说的问题说出来，随后我自己写了一份发言稿，但有关同志说：“这些问题以前没有汇报过”。后来，集团公司有关领导认为：还是按我的意见讲。我发言后，张德江同志的秘书立即把我的发言稿要走了，听说对解决八二一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
对于安全工作而言，讲安全这个词是需要用数据来说明和支撑的，但很多时候有些数据又需要保密。我国参加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UNSCEAR）后，UNSCEA秘书处一直要求提交我国核工业和核技术应用中个人剂量和环境影响评价的资料，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我国向UNSCEAR提供了有关资料，得到了各国代表的好评。
事实上，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不可能的，把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出来，才可以得到大家的理解，才会争取到别人的支持。理解是支持的基础，而让人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又是理解的基础。
科普，双方并不平等
安全环保这项工作，我认为不能完全简单地定义为自然科学，有些时候会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因为这项工作需要面对公众。目前，很流行一个词就是科普。但不宜把“公众沟通”归纳到“科普”中。公众沟通，双方是平等的，是站在科学的角度，来跟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进行沟通。而沟通的对象也并不仅仅是大众百姓，还包括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更包括官员和各级领导人。
安全环保，不只是一项具体的工作，更需要一种全民意识。而我们国家到今天，国民对安全环保，主要还停留在切身利益层面上。一般而言，都是某事某人侵犯到我了，我才会去关注。
1972年，我随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决定建立联合国人类环境署。那次会议对我意义重大。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国外的环境话题，参加会议的人员又都是高层次人员，使我大开眼界。也是在那次会议中，瑞典人民让我意识到，安全环保，首先是一种意识，其次才是一项工作。
会议期间，我们在瑞典住了三周，参会途中经过一处地方时，总是能看到好多人爬在一棵树上，我很好奇，便跑过去问人家在干什么，他们的回答是因修地铁，有关部门提出要砍掉这棵树，而这些瑞典人认为：地铁改道树不能移。半个多月，24小时都有人爬在树上。这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了瑞典人那种跟自己眼前利益无关的纯粹的安全环保意识。
我出生后三个月，父亲辞世。他为何给我取名自强，我无从知晓。祖父是商人，在湖南益阳当地也算小有名气。祖父与祖母在我六七岁时相继去世，这之后，母亲开始当家。母亲是一个有文化的妇女。虽说只读过小学，但在那个时候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她对我的唯一要求就是好好读书。
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我读大学前的整个启蒙教育，都在一所挪威人和瑞典人合办的教会学校完成的。这所学校在解放后被改名为益阳一中。这是一所教学质量很高的学校，同学里还有一些是外国小孩。我在高中之前，是一个很贪玩的孩子，喜欢游泳、打球，成绩只是中等。直到高中，突然开悟，决定好好学习。
教会学校里有一个规定，每周同学们都要去做一次礼拜，校方还规定哪位同学不去，英文成绩就扣一分。我由于贪玩，每周都不去做礼拜，所以我的英文成绩就很差。在这样一所教会学校里读书，小时候只是觉得外国人用的东西很先进，现在看来，这所学校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中国人应该自强。
在了解中产生兴趣
报考大学专业时，我其实是想选择地质学。有一部电影对我影响很大，名字我已不记得，是我们国家解放后拍的一部有关地质勘探的电影。我当时觉得地质勘探既可以找到那么多资源，又可以到各地去旅游，就特别想报考。但我的老师还是指导我填报了武汉大学物理系专业。在武大读到大三时，我有幸被学校推介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去读书。我们那届学生大学毕业，正好赶上了“反右”运动，全部下放到农村去劳动。在农村劳动，我感触很深。以前一直生活在城市里，不知道农民生活的疾苦，那时通过下放感受到了农民生活的不容易。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每当遇到困难时，我就想想下放农村的日子，也就不觉苦了。劳动三个多个月后，因原子能所反应堆起动前，需要进行环境调查，我被要求提前结束劳动，从事这项工作。
对我而言，这是我人生中一个很大的转变。从心里来说，我很不情愿去做这样一项工作，我本身想从事理论物理研究，让我转到这样一个在当时被很多人看作是边缘的学科，心里自然一百个不愿意。但是组织已经决定，我也只好听从安排。好在这种不情愿的心态较快就转变过来了。
随着工作的一步步开展，我在实践中开始对这个学科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开始慢慢喜欢上了这个学科。实际上，对一门学科不感兴趣，或者说觉得这门学科知识很浅，其实只是因为你不够了解。只有通过了解，你才会发现那个学科里的真正学问，也才会慢慢地产生研究的兴趣。事实上，重要在于去了解、去发现。
很多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看不上辐照防护这门学科，但我在工作中发现，这个学科有太多的学问需要去研究，而且要把研究出来的问题解决好，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路是人走出来的
在我科研成长的道路上，李德平先生是启蒙老师，钱三强先生、何泽慧先生、王淦昌和戴传曾等先生们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
钱三强先生逝世后的那年春节，我很想去看望一下何泽慧先生。我先给高能物理研究所去了一个电话，说明我的想法，结果那边的同志劝我最好还是不要去了。那个同志说何先生不愿多见人，他们去看望时，何先生只是把门打开一个缝，然后就让大家回去。但是我想我是何先生的学生，是小字辈，就是去了把我赶出来也不要紧，我还是决定去看望她。
我找了一个下午去看望她。她听到敲门声后，像往常一样，轻轻把门打开，只留一个缝隙。不想，她从门缝里看到是我，很高兴地说：“潘自强，你来，你进来。”随手就把门打开让我进客厅。我与何先生已有十多年没再见面，她这般热情地对我，我心里很激动。那天下午我们天南海北地聊了三个小时。临别之时，我看到到处堆满书的客厅，显得有些凌乱，就跟何先生说：“我来帮您收拾一下客厅吧？”何先生却说：“不用，不用，原汁原味。”
那天的聊天，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何先生跟我说几年前，中国组织了一个妇女代表团去日本访问，让何先生当这个团的团长，她拒绝了。拒绝的原因是她觉得日本人曾经侵略我们国家，她就不肯当那个团长带队去。何先生那代人的爱国情怀是自然而然、发自肺腑的。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实验室里的一切工作，都是从零开始，很多材料和容器都是靠自己亲手去做。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仪器要拿到中南海去献礼，需要一个容器来装，李德平先生想了想，说：“去买个饭盒来。”然后我们就去买了个饭盒，把仪器装在饭盒里拿到了中南海。现在来看，拿个饭盒去中南海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制作一个容器需要很长时间。李先生灵活的处理，让我领悟到，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实践出真知。
人在年轻的时候，总会拥有不切实际的理想。我也一样，起初，我希望自己能做纯粹的理论物理基础研究，渴望自己能成为像爱因斯坦一样伟大的科学家。但人是需要随着实际工作环境，不断调整和改变心态来接受现实，去潜心、踏实工作。在我的理想与现实碰撞时，我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心态转变过来，其实跟当时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在参加工作时，我们实验室的主任是钱三强先生，副主任是何泽慧和朱光亚先生，组长是戴传曾先生，副组长是李德平先生。他们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科研工作，是一个时间积累的过程，要在实践中，在具体的工作中，踏踏实实把一点一滴的小事做好。
“白专”的典型代表
1960年，我考助理研究员时，所里助理研究员还很少，当时，要求1956年以前毕业的，才有报考的资格，我把资料交上去后，所里说我没有报考的资格，但我想试一试，就坚持报了名。参加了英文及俄文的考试及论文的答辩。成绩是较理想的。但听说送到所里的名单中没有我。不知钱先生从哪里听说了我的情况，就询问相关负责人：“听说技安室有个潘自强，成绩不错，为何没有他的名字？”回答是：“年限不够”。钱先生就让他们把我的材料拿给他看。钱先生看过后便说：“我觉得可以嘛。”这样，我就成了助理研究员。但不知什么原因，从此，我也逐渐成了“白专”代表了。大小运动都要连带批判几句。那个时代流行“又红又专”，被称为“白专”，应该算是“反面教材”吧。 成为助理研究员之后，所里让我负责有关核试验项目辐射防护方面的研究工作。正逢1960年我们国家颁发了辐射防护相关的两个规定，我对这两个规定里的一些问题提出质疑，并写了一篇文章发表。起初，编辑部不同意发表，觉得既然是国家颁发的规定，怎么能质疑和再去讨论呢。我就跟编辑部的负责人理论，我让他们给我拿出一个拒绝出版的合理理由，如果拿不出来，就应该出版。后来编辑部只好在文章前又加了一个编者按，声明潘自强的观点跟本刊无关。我在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与两个规定是背道而驰。在此之后，我又根据几年来在工作中的体会和思考以及国外文献的调研，写了一篇明显与原苏联“放射卫生”不同的文章《保健物理概念》。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两篇文章竟成了日后我在“文革”期间被批判的依据。批判这两篇文章是“资本主义大毒草”，还列出了一百条罪证。其中六十多条罪证都出自这两篇文章。
“文革”，是可以看出人性的
1966年的7月和8月，是我人生中最煎熬的两个月。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当时我正好被部里派到八一四厂参加设计审查。有一天，厂里接到北京的电话，让我回去接受批判。部里带队的胡希先同志为了保护我，把这件事情压了一个月，没有告诉我。7月份工作结束回到所里。那个时候，我在原子能所还住在集体宿舍，回去一看，宿舍里，还有我的床上都贴着标语：反动小权威。看到这些标语，我一下子就懵了：怎么一夜之间，我就从“五好人员”变成了“反动小权威”？我心里很难受，最主要的还是觉得委屈，不能理解，对以后生活的方向更是不明确，对前途也感到悲观，通宵未眠。
在那段时间里，只要超过两个人，有第三个人在场，大家就不敢跟我说话。但仅有两个人时，仍有不少人和我说话。文革，是可以看出人性的。那段特殊时期里，去年已经过世的胡希先同志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来原子能所检查工作时，我正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他就特意来实验室看望我。他当时很淡定地跟我说：“没有事，你这能有多大的事呀。”我一想他经历的事情比我多，他说没有事情就应该是没事的。在我人生最难的时候，我的爱人许明仪，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给了我很多温暖与力量，她对我的态度从来没有因为这些而改变过。这些都是我能在文革中支撑下来的很大原因。
质疑，并非是对权威的挑战
尽管因为两篇文章的发表，我在“文革”中遭受批斗，但在科研工作的道路上，我却始终保持着质疑的态度。质疑，只是一种思考的态度，并非是对权威的挑战。权威值得我们去尊重，但尊重不是迷信和盲从。无论是书本还是领导的决议，都是人写的，人终归是有局限性的。善于质疑、勇于质疑才可以对事物的本质有新的认知和判断。
苏联专家没有撤走之前，我对苏联专家提出的观点也有不同意的时候，会提出质疑。以至于苏联专家临回苏之前，大家为给他送行在一起吃饭，他给每一个人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唯独没有给我。
改变人们固有的观念很难，打破传统就更难。2002年，我在ICRP主委会上提出，含钾-40的天然物质均应属于豁免范围，我的提议得到了一些成员的赞成，但最后仍以“钾-40的豁免值已用了很多年了，无人提出异议”为理由搁置了。但在以后的每一次会议上，我都不断提出这个问题，表示对过去标准的质疑。但均被各种理由，推延作出决定。一直到2007年的大会上才通过。所以，在ICRP2007年建议书中就没有这个数值了。
求是，赢得支持的基础
我一直都觉得，像我这样能够做出一些事情，完全取决于周围同志的理解和支持。性格耿直的我，说话办事会忽略别人的感受，容易得罪人。好在一些同志对我还是能够理解。蒋心雄部长在任的时候，我在一次会议上，明确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会后，有的同志说当面顶撞蒋部长，你恐怕是第一人吧。我跟李定凡总经理也有过不止一次的争执，但他最终表示理解我、支持我的工作。
在纪念核污染防治法十周年的会议上，其他同志都是说取得的成绩，我在说取得成绩的同时提出了几点意见。至于这些提出的意见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我并不知道，但我还是会坚持提出来，我认为总是先把问题提出来引起领导的关注，问题才会慢慢被解决。
汶川地震后，在八二一厂有一次会议，张德江同志出席，集团公司让我作为代表去参加会议。有关部门给我起草了一份大会上的发言稿，我认为这份发言稿没有完全把应该说的问题说出来，随后我自己写了一份发言稿，但有关同志说：“这些问题以前没有汇报过”。后来，集团公司有关领导认为：还是按我的意见讲。我发言后，张德江同志的秘书立即把我的发言稿要走了，听说对解决八二一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
对于安全工作而言，讲安全这个词是需要用数据来说明和支撑的，但很多时候有些数据又需要保密。我国参加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UNSCEAR）后，UNSCEA秘书处一直要求提交我国核工业和核技术应用中个人剂量和环境影响评价的资料，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我国向UNSCEAR提供了有关资料，得到了各国代表的好评。
事实上，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不可能的，把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出来，才可以得到大家的理解，才会争取到别人的支持。理解是支持的基础，而让人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又是理解的基础。
科普，双方并不平等
安全环保这项工作，我认为不能完全简单地定义为自然科学，有些时候会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因为这项工作需要面对公众。目前，很流行一个词就是科普。但不宜把“公众沟通”归纳到“科普”中。公众沟通，双方是平等的，是站在科学的角度，来跟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进行沟通。而沟通的对象也并不仅仅是大众百姓，还包括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更包括官员和各级领导人。
安全环保，不只是一项具体的工作，更需要一种全民意识。而我们国家到今天，国民对安全环保，主要还停留在切身利益层面上。一般而言，都是某事某人侵犯到我了，我才会去关注。
1972年，我随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决定建立联合国人类环境署。那次会议对我意义重大。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国外的环境话题，参加会议的人员又都是高层次人员，使我大开眼界。也是在那次会议中，瑞典人民让我意识到，安全环保，首先是一种意识，其次才是一项工作。
会议期间，我们在瑞典住了三周，参会途中经过一处地方时，总是能看到好多人爬在一棵树上，我很好奇，便跑过去问人家在干什么，他们的回答是因修地铁，有关部门提出要砍掉这棵树，而这些瑞典人认为：地铁改道树不能移。半个多月，24小时都有人爬在树上。这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了瑞典人那种跟自己眼前利益无关的纯粹的安全环保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