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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巴斯奈特，如其文章《文化与翻译》所明白显示的，英文写作水平不高，习惯性地无视理论探索的规范；首先，她对几乎所有的关键词不加工作界定，致使“文化资本”等术语无法成为合理的概念，更谈不上“方法论工具”。由此而来的所谓“文化转向”便丧失了理论支撑；其次，文章的前提与结论形成矛盾，致使此一“转向”之中的文化与语言的不可区分。这位作者同时也因倡导翻译只有从优势语言到力量较弱（或曰，权力较小的）语言此一“唯一”有效的、合法的途径，而陷入了文化帝国主义的观点之中，进而诱其读者倒退到殖民时期。至于“转向”之后的种种理论，依海德格尔对“U字形转向”的批判的检测揭示，因为它们执著于作为一个学科的翻译研究的“立场变化”，而不是关注其“内在连续性的标记”，因而，已经堕入“致命的常识的方法”。此一令人惊骇的现象，呼唤新的思考。
关键词：巴斯奈特；文化转向；致命方法；文化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5）01-0078-08
1. 楔子
“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一直是一个热门名词，而且，因为种种原因，所谓的“文化翻译理论”影响一时，甚至大有“同化”所有理论而“独霸舞台”的倾向。但是，有关理论究竟“说”了些什么？这样的“说”本身是否有“道理”可言？即使自有其“道理”，这样的“自”又从何“说”起？有关问题是非常值得探究的，尤其是在那些并不愿将探索视为理论承继的人那里。
本文的讨论以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一篇文章《文化与翻译》为中心展开，主要的议题包括：一，此文作者的写作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探究？二，文中所提出的“新”的观点或方法，是否真有“新意”？三，在写作本身的规范与论文的原创性基础之上，能否认同“转向”？如果认同，此一“转向”之后，翻译研究领域的理论问题的探究，将是什么样的局面？
2. 《文化与翻译》一文的写作及其“转向”问题
非常奇怪的是，作为读者，我们一般都会几乎是毫无疑问地认为，一个翻译理论家的英文写作水平是足以支撑其理论论述的，但是，细读巴斯奈特此文，相信不少读者会感到大失所望。
第一，一向要求开门见山的论文写作，到了这位理论家那里，竟然变成了“很久以前（A long time ago），准确来说，是在1990年”（Bassnett，2007：13）。第一段如此，在第二段，也就是接下去作者对她本人与勒菲弗尔的文章的引文之中的第一句也一样是：“从前”（Once upon a time）（同上）。如此行文，似乎是与其历史的“创新”以及对之的追述相适应的。但是，问题在于，论文本身的题目却是“文化与翻译”，显然讨论的重点并不是回忆，而是某种新的观点的论述。这样，在成就或成绩追溯与论点的提出之间，便出现不应有的距离？
那么，此文究竟是历史追溯，也就是，旧话重提？还是重在新的论点的提出，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论文撰写？读过全文，便会发现，此文主要是对历史事件——所谓“文化转向”——的回顾。这样，何以又要推出“文化与翻译”这一议题呢？不免让人难以理解：是不是作者仅仅是要介绍昔日的“创新”，因而，“童话故事”一般要讲解一番？那么，在言语表达上理应是很有“趣味”的？如此，则文中时不时出现的不合一般要求的句子与用法，就是如此叙事的表现或它的特色？
第二，文中不但有Hence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e takes precedence（Bassnett，2007：14）这样的笔误，同时，还出现了The importance of the textual grid in the study and production of translations is equally， or perhaps even more significant（Bassnett，2007：19）以及[…]at the heart of the most of the exciting new research are broad questions about ideology， ethics and culture（Bassnett，2007：14）一类的表达。这不禁让人怀疑，一，importance和significant没有趋向一致的意义指向？二者用在一个句子之中，不会重复吗？将The importance of这三个字删掉，不能充分说明问题？二，这样的about，是否未及研究对象本身，而仅仅止于它的“有关”或“关于”（“aboutness”）？后一句话讲的是作者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由于“文化转向”的缘故，因而出现了新的、激动人心的探索，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探索问题的范围的扩大，那么，如此表述带来的问题是：这样的探究（research）仅仅“关乎”（about）事物，而不及或难及对象本身吗？
行文之中这样的不严谨不严密，还有不少，比如，the move to broaden the object of study beyond the immediate frame of the text started long before（Bassnett，2007：14）。这里所说的是，“多元系统”的“引领”作用。但是，the immediate frame of text（文本的直接框架），问题难免丛集：一，文本是什么的“框架”？假若是指“理论的框架”，即研究者据以研究的理论思想，那么，这如何可能？二，假若它指的是研究对象（the object of study）的“框架”，那么，of text说得清楚，那是“文本的框架”，有了这样的限定，它便无法“转移”，无以成为“对象”的“框架”？假若能改换成limit（限定，局限或限制），是不是就能比较准确地表达出作者要表达的意思？ 如果说对这样的表达，上述疑问还有讨论的余地，那么，对几乎所有的术语不加概念化甚至不给予基本的界定，是否就是正式的学术论文理应避免的？上文引用的broad questions about ideology， ethics and culture就是一个显例。因为，在这里，由于未予基本的解释，那么，我们很容易产生疑问：ideology，ethics与culture这三个术语，就其内涵与外延而论，哪一个是上义词？按照“文化转向”之为“转向”的要求，culture应该是最为核心的词语，因而，应视为上义词。但是，行文之中的平行的排列，是否会否定这一推断？这样，“转向”指的是“转向”这三者吗？而且，ideology和ethics难道不能包含在culture的意义范围之内，因而，需要彻底独立？此外，这三者的关系到底如何？读者或许只能自行推测甚或猜测了。这，还是在撰写学术论文吗？
若是上述疑问还不足以突出这位学者写作上的问题，那么，她在思路上的前后矛盾或许能比较说明问题的实质？此文既然是介绍“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研究领域的诸多理论成果，那么，“文化”理应是在结论之中所突出的：既然在全文正文没有给出基本的解释或界定，到了结论部分，似乎就应对之有所说明。但是，在文章最后却如此作结：
仍然有异议之声，声称翻译肯定主要是关乎语言而不是文化；因而，翻译研究适宜的事务就是，聚焦于翻译过程的语言方面。若是对这样的声音做出回应，我要说的就是，翻译学者当然一定要聚焦于语言，因为翻译毕竟是关乎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对一个文本的转换。不过，将语言与文化区分开来，就像是那种延续已久的争论：是什么在先，鸡蛋还是鸡。语言深嵌于文化之中，语言行为是在语境之中发生的，因而，文本是在一个连续体而不是真空之中被创造出来的。作家是特殊时代和特殊地点的产物，正如译者是另一个时代和地点的特殊产物一样。翻译关乎语言，但翻译也关乎文化，因而二者是不可分的。正如铁莫志克（Tymoczko）和根茨勒（Gentzler）（2002）在其一部论述翻译和权力关系的论文集的序言中所指出的，翻译隐含于文化转化和变化的过程之中（Bassnett，2007：23）。
这样的结论，难免让人惊奇：首先，作为“文化转向”的提出者和倡导者，本应明白，理论探讨是首先需要概念化的。因此，一个概念与另一个判然有别，二者无可混同。也就是说，不能以文化与语言“不可区分”，来搪塞对二者本质上的“区别”，否则，"文化转向"作为概念无以成立。其次，既然不愿对“文化转向”加以概念化，甚至不愿对其中最为关键的“文化”加以界定并将之与“语言”区分开来，读者如何能知晓，其中可能含有的理论意味和作用？再次，若依巴斯奈特引文之中的观点，那么，“文化转向”即为“文化与语言不可区分的转向”？最后，继续推论下去，此文的题目理应改为“文化和语言之不可区分与翻译之关系”，或许才是作者要强调的？而且，文章一开始突出的“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整个第一部分不断申说的诸多“文化学派”的观点又该如何落实？有了如此之多的疑问，就写作而论，或许，我们只能说，此文前提与结论不相一致，论文写作上严重失误。
再依此结论反回来看细节，问题就更多。在“文化转向”上，作者在第一部分，也就是文章的第一页，给出了两个说法，一是，"标志着从某种更具形式主义的翻译研究方法到更多强调超文本因素的转向的变化"（Bassnett，2007：13），这是作于2007年的此文的表述。但在第二段的引文之中，也就是作于1990年的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之中，作者与勒菲弗尔的观点则是：“研究对象已经重新界定：要研究的是，深嵌于它所在的始源和目的两种文化符号的网络之中的文本”（Bassnett & Lefevere， 1990： 11-12；Bassnett，2007：13）。这样，前者所论，是以“超文本因素”为核心词；而后者则将“文本”作为关键词。二者显而易见迥然不同。严格或严谨的界定，没有出现；而且，作者观点前后出现了极大的变化，为的就是说明文化与语言的“不可区分”？即便如此，就论文写作而论，假若没有在理论上关注概念化的基本要求，又如何让人信服，这是一篇真的是在讲道理的论文？比如，读者会质疑：究竟作者本人要“转向”哪里？若说是“文化”，为什么一直没有在整篇文章之中，对之进行哪怕是最为基本的界定？
3. “文化资本”与“文本网格”能否成为概念？
巴斯奈特此文共分两个部分。（尽管思路如此不清晰，逻辑线条如此不明确，我们还是要退一步说，）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文化转向”的缘起与发展变化（？）。第二部分则是推介作者所说的“我们”，也就是她本人与勒菲弗尔所提出的cultural capital和textual grids（Bassnett，2007：19-20），进而延伸到对“后殖民理论”的讨论（其中包括中西交流问题）以及“旅行书写”等话题。本节讨论的是这两个术语，作为概念是否能够成立。
首先，如此文所说，“我们”是否“成立”？在《文化与翻译》一文之中找不到答案，而此二人合作的另一部论文集《建构文化》之中收录有巴斯奈特的文章《文化研究领域的翻译转向》，其中的介绍则是：
在他去世之前，勒菲弗尔以布迪厄的研究及其文化资本观念为基础，试图推出文化网格理论。在勒菲弗尔的图式之中，一个类型的网格系统可以映射出来，以显现文本在某个文化之中的角色和地位（Bassnett，2001：135）。
这里的“试图推出”，原文用的是was working out，意思是：正在解决，也就是，尚未解决。如此未及成就的“理论”，何以成为巴斯奈特此文之中隆重推介的东西？
对照同一部著作之中收录的勒菲弗尔的论文《翻译实践与文化资本的流通：英文之中的几部〈埃涅亚特〉》，其中对“文化资本”所作的界定是巴斯奈特此文特加引用的。在这里，才出现了此文全篇之中极难见到的对术语的界定：“文化资本是你被视为属于你所生活其中的社会之中‘适宜的群体’所需要的东西”（cultural capital is what you need to be seen to belong to the ‘right circles’ in the society in which you live）（Lefevere，2001：41）。 不过，问题在于，勒菲弗尔的文章之中只是提及布迪厄的名字，但他一方面并没有在文中说明，他是依据后者的哪一种论者来界定cultural capital的；而在另一方面在“参阅文献”之中，甚至没有收入后者的任何一篇论文、一部专著（（Lefevere，2001：56）！
这样，除非是在别的地方，勒菲弗尔真的是对布迪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那么，巴斯奈特何以要一字不改地引用此文之中的勒菲弗尔对cultural capital的界定呢？因而，或许一个大胆的推论是，勒菲弗尔“正在试图解决”有关理论，但天不假年，所以，才未及成就，因而，留下了很大的遗憾：其引文与论述与学术要求不合。但是，死者已逝，完全应该既往不咎。而此文的作者巴斯奈特，为什么又要将这样不成熟甚至不规范的界定，引入文中，并且将自己也描述为其中的一位“作者”呢？她又为什么不深入探究一下，该如何进一步将“文化资本”之类的术语概念化呢？这，的确匪夷所思。因而，我们只好对此无以置评。
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诸如But the textual grids seem to exist in all cultures in ways that pre-exist language（Bassnett，2007：19）之类的表达，那分明是在说，如果textual的一个意思就是lingual，那么，语言的产品先于语言而存在？如此的论断，真的是耸人听闻。而且，我们还注意到，在后文之中，又出现了conceptual girds的术语，作者也一样是不加界定，不谈它与textual grids是何种关系，是否让人困惑：比如，能不能将二者彼此置换，然后再说“概念网格先于语言”，才比较算是有些道理可言？
或许，正因为作者没有能对这样重要的概念做出基本的界定和解释，因而，我们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将如此幼稚的、不成熟的“类概念”（而且本来是源自勒菲弗尔的），归为包括作者在内的“我们”的“方法论的工具”？方法论必然是系统性的。巴斯奈特本人的“理论系统”之中如此重要的方法论究竟是什么呢？从这篇文章，很难看出。假若这一理论其系统本身就是子有虚无，那么，“方法论”又从何谈起？退一步讲，即使不存在“方法论”，作为一般的研究方法（approaches），“文化资本”和“文本网格”是否又能行得通呢？我们的回答也是否定的。
因为，假若真的是一个概念，它必然是无可取代的，而且，也是不可更改的。但是，与之相反，我们完全可以用其他词语替代，比如说，用“文化资质”、“文化素养”甚或“文化资格”（cultural qualifications）来取代“文化资本”；也一样能以“文本成规”（textual conventions）来替换“文化网格”，而不会出现理解和使用上的偏差。既然如此，这两个“方法论工具”，又如何确保它们的“方法论”的特质和“工具”的品格？这样看来，巴斯奈特此文之中对之所作的叙述，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也无以求知。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以近乎闲谈的方式写出的所谓历史性的事件的追溯，其中主要或特别张扬的既然又是这样两个“工具”，那么，假若上述议论还有些道理的话，我们便一定会追问：难道说，“文化转向”的发起者，竟然以如此无以立足的“类概念”或“假概念”来充任近乎“革命性”的一场“转向”的重任？这样，这一“转向”真的可能吗，如果那是指，理论上出现了新的认识，有了系统性的、突破性的而且是在概念上的突破的思想？
有必要深究，巴斯奈特是否在别的方面有所“创新”，才能回答上述问题。
4. 巴斯奈特的翻译为什么只有一种指向？
在讨论“文化转向”之后新的理论的出现时，巴斯奈特特地提及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和切伊菲兹（Eric Cheyfizt）。但是，在对这二位的思想简单介绍之后，她便直接将之定性为“激进的立场”（an extreme position）。她进而强调：
要使翻译有效，唯一的途径就是，使其从优势的语言向着力量较弱的语言发生；因此，从英语译为魁北克语，或从德语译为苏格兰语，就会成为一种政治论述：其中突出的是，以前被边缘化的语言的地位在攀升（Bassnett，2007：20）。
从这一段在此文中难得一见的批评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彻头彻尾的“文化帝国主义”性质的东西，与真正的学术研究了无干系。这是因为，如果真的如作者所说，仅有一种“有效的”、“唯一的途径”，那肯定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更不可能是多向的。巴斯奈特要说的是，只有从优势语言——她用的是dominant Language，也可译为，占统治或支配地位的语言——译向力量较弱的语言（less powerful，亦可译为：权力较弱的），那才算是真正的翻译。这样，处于劣势弱势的，就不能得到允许将自己的文化介绍出去，因为，那是“不合法的”，也自然是“无效的”？“攀升”只能依此“唯一”？也就是，在惟“西方”之命是从的“唯一”前提下，任何别的文化的“进步”才有可能？依此观之，“文化转向”之“转”，之所“向”，对象就一定是“西方文化”。既然如此，这样的“转向”，与其他文化有何相干？由此或可说明，她的这种既定思路，与真正的学术追求没有什么关系。
而另一方面，如果继续批判的话，倒是应该指出，“优势语言”不正是“后殖民理论”所批判的那种长期以来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结果吗？一个有影响力的学者，依此来作为自己的观点，是否要“延续”那段血腥的历史？这或许已经越出了讨论的范围，自无需讨论。
但与“后殖民理论”有关的，还有三个问题可以探讨。
（一） 她对菲茨杰拉德的津津乐道（Bassnett，2007：21）。巴斯奈特认为，在19世纪西方对东方的翻译之中，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他的《鲁拜集》的英译。但是，那毕竟是一种“改写”。这里的问题是，这唯一的例子也就发生在与她所坚持的“唯一”之来源应是同一个的那个时代。因而，显而易见，就学术而言，或许，她的思想其来有自，而且，根深蒂固？ （二） 与此相关，她对中华文化的英译的讨论。在她看来，在今日的英语世界，由于庞德和韦利通过翻译所造成的“华夏”（Cathay）形象业已定型，因而，如今的读者并没有对接受新的文学作品的译文表现出多少热情（Bassnett，2007：22）。这里的问题是，她竟然将韦利的名字写作Whaley（同上），表现出对有关译者某种程度上的无知。此外，如果说英语世界并不接受“新”的“华夏”，那会不会是因为，有关读者精神世界太过封闭，就像是秉持“帝国主义”信条的这位理论家一样？
（三） 但是，在上文已引的那篇《文化研究领域的翻译转向》一文之中，巴斯奈特如此高调批判奈达：
且慢，有人或许会说，难道说这样一种线索的翻译思想，不是已经显现于圣经译者的文化工作之中吗，比如尤金·奈达？是的，当然如此。但是，奈达有关文化的假设源自人类学，因而我们几乎不需要提醒，人类学直到晚近都存在着种种欧洲倾向。此外，奈达的翻译研究，尽管十分出色，但毕竟起自一种特殊的目的：对基督教文本的翻译，带有使非基督教徒皈依一种不同的精神观点的目标。他的《习惯与文化》的副标题就是：“基督教传教的人类学”，而且，开篇的句子则是：“好的传教士总是已经成了好的人类学者” （Bassnett，2001：129）
巴斯奈特所说的“这样一种线索的翻译思想”应该是指，她所谓的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的问题。就此而论，她是在批判，奈达尽管也对“文化”问题极为关注，但其思想则是“欧洲倾向”。与《文化与翻译》一文对照，我们的疑问是：奈达的“欧洲倾向”一无是处，所以，巴斯奈特本人需要再进一步，加以超越，更加突出欧洲中心主义；奈达的基督教传教的观念没有道理可言，因而，巴斯奈特所倡导的“合法性”才是正途，有必要取而代之，直到世界上所有其他文化都能以“标准文化”加以衡量，融入那种类型的“文化网格”，最终完全被欧洲化？
巴斯奈特将他人的后殖民理论定性为“激进”，与之相比，究竟是谁更激进，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或许，她已经彻底忘掉了她本人曾经对奈达所作的批判，不过，更为合理的推断是，她是认为，奈达的“欧洲倾向”还不足以说明“文化转向”所应有的冲击力：同化世界文化？
陈平原曾经指出，中西交流很像是一条“瀑布”：“上面和下面尽管也是在交流，但地位不平等。上面可以毫无顾忌，下面则时时有被淹没的感觉”（陈平原，1992：269）。若是“被淹没”的话，“家园”不复存在，何以交流？而巴斯奈特的“单向论”，是否会加重这种理论之中的“反交流”？此一现象，非常值得关注。我们认为，如此的翻译观，在出发点上就是在取消翻译，那么，在如此“后殖民状况下”还能有真正的交流吗（蔡新乐，2002）？因而，既然在中国影响一时的奈达是如此，倡导巴斯奈特更甚，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坚持以他/她们的所谓的翻译理论为指导思想来进行研究？
5. “转向”无向可转？
在讨论过此文诸多问题之后，我们难免对理论家的理论指向及其思想能力产生根本性的怀疑。但是，失望之余，毕竟还是希望从否定性的状态走向一种肯定，也就是，转向一种值得叙说的力量。但是，在这里，我们依然是感到无所适从。这要从海德格尔的一段论述谈起：
康德哲学充满了“U字形转向”（Umkippungen）。但是，我们凭借致命的常识的方法是不能理解这些的，因为，它将这一类的东西统统视为一种立场的转变，亦即，对结果加以比较。 相反，真正的U字形转向，由客观的必然性作支撑，因而总是内在的连续性的标记，这样也就只能通过对包含着作为整体的变化的结点的把握来领会。这样，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费力去理解这一难题。因而，我们就会看到，根本不存在立场的变化这一问题（Heidegger，1982：267）。
尽管他在这里谈的是康德的“转向”，但应该能适用于所谓的“文化转向”。海氏所说的“U字形转向”类似于我们一般常说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以勒菲弗尔本人所说的“我确信，翻译是在很多限制因素（constraint）之下成就的；在这些因素之中，可以说，语言是最不重要的”（Lefevere，2004：xii）来看，以“语言”为中心转向以“文化”为研究对象，应该也是一种“U字形转向”。
但是，海德格尔所说“真正的U字形转向”，如他所强调的，并不是“立场的变化”，而是“由客观的必然性作支撑，因而总是内在的连续性的标记”。目前为止，研究“文化转向”的不知凡几，可有人从“内在的连续性”的角度，将“文化转向”作为“翻译研究”的“内在的”变革，来加以考察？非但很少见到，而且，恰恰相反，海德格尔所批判的，也就是诸多研究者所追求的：“但是，我们凭借致命的常识的方法是不能理解这些的，因为，它将这一类的东西统统视为一种立场的转变，亦即，对结果加以比较。”
从上文所叙来看，巴斯奈特本人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她不是一直在进行历史追溯吗？那，不就是一种典型的“结果的比较”？而且，可怕的是，就她的这篇文章之中所介绍的诸多理论系统来看，几乎没有一种超出海德格尔所批判的“常识”的范围。我们不妨简单罗列一下：
（一） “多元系统”（Polysystems theory）：其焦点是，翻译文本（the translated text）在接受文化之中的命运（Bassnett，2007：14-15，16）。
（二） “目的论”（Skopestheory）：其口号为，目的可以说明手段的正当性（Bassnett，2007：14）。
（三） “女性主义”（Feminism）：它主要批判，作为历史（history=his Story=男人的故事）的结果的翻译之中的两性问题（Bassnett，2007： 16）。
（四）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它研究的是，权力关系之下的作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文化侵略之结局的翻译（Bassnett，2007： 20）。 （五） “解构”（Deconstruction）：它始终以对文本之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logocentrism）的迹象或结果，作为颠覆的对象（Bassnett，2007：15）。
要说明的是，上述这些是简单的归纳，而且，并不一定是巴斯奈特本人的观点。引号之中的页码标记，是她对有关理论的论述之所在。不过，大致说来，有关理论至少在其导向上，表现出以上的情况。尽管这里是极其概括的总结，但是，在本质上，上述理论不是呈现出有关倾向了吗？
在所有这些理论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结果”。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承认，它们都是未能或未及越出“常识”的理论？而且，作为一种“致命的方法”，会使这样的理论无以起步？或者说，不管它们的出发点是什么，结论又是如何，只要仍在“常识”的范围之内，我们是不是就不能不反思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这些理论之中已经丢掉了对“内在的连续性”的关注？也就是，对“翻译研究”本身的关怀？
第二个问题是，再退一步追问，为什么海德格尔的批判，竟然无人关注？这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理论已经走向后现代，而失去了深度与厚度，因而，也只是在“游戏”于文字或话语的把玩，完全丢掉了“内在”和“客观”，因而不及或难及理论的“价值”和“作用”？
不管情况如何，我们是不是还有必要得出结论说：的确，已经是冲破这样的思想的束缚的时候了？
6. 结语
本文并非对“文化转向”的全面总结，而仅仅是希望通过对巴斯奈特的文章的细读，来对有关问题加以审视。因而，这里并没有顾忌观点是否激进，甚至没有忌讳表达是否适宜。不过，通过上述论述，或可清楚地看到，第一，此文的确不是我们所期待的翻译研究专家所写出的那种水平的论文；第二，文中所提出的“方法论工具”并没有成为真正的概念，因而，也就无所谓方法论的意义。以此作为学术成果的最主要方面来加以历史性的定位，不仅是不严肃的，而且，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荒诞；第三，若是“文化转向”，作为理论假说，需要最基本的方法论作为支撑，我们从此文之中所看到的“文化资本”之类作者自以为的“方法论工具”的东西，能够承担起“转向”的重任吗？第四，至于“文化转向”本身，的确还有各种各样的别的问题可以深入探讨。但就我们这里所提出的海德格尔的议题来看，如何避免理论思考陷入“常识”性的“致命的方法”，的确应是值得警惕的。若是一贯以已经不需要探索的东西作为探索的对象；如果一再使理论化趋向平面化，甚至将之视为唯一的追求，我们的译论研究也就永远不会产生应有的效力。
参 考 文 献
Bassnett， S.， & Lefevere， A.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M]. London： Pinter， 1990.
Bassnett， S.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A]. 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23-140.
Bassnett，S.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A]. In Kuhiwczak， P. & Littau， K. （eds.）.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C]. 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7：13-23.
Heidegger，M. Vom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Gesamtausgabe，Vol.29）， [M]. ed. H. Tietjen，Frankfurt：Klostermann，1982.
Lefevere， A.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Some Aeneides in English [A]. In Bassnett，S. & Lefevere，A.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41-56.
Lefevere， A. “Preface”[A]. André Lefevere（ed.）Translation / History / Culuture，A Sourcebook [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xi-xiii.
蔡新乐. 后殖民状况下还有翻译吗？——“翻译”的再概念化简论 [J]. 中国比较文学， 2002， （4）：43-57.
陈平原. 文化思维中的“落后情结” [A]. 陈平原 大书小书 [C]. 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2：264-271.
Abstract： Bassnett， poor in English writing as clearly seen in her articl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tends to ignore the norms of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first in making no working definition of almost all of the key words –thus making terms like “cultural capital” no plausible concepts， let alone “methodological instruments，” to the result that the so-called “Cultural Turn” has no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second by making her conclusion in a contrast with her hypothesis， in the inseparability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in the “Turn”. The author is also trapped in the view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in advocating the “only” one valid and legitimate way of translation： from the dominant language to the less powerful ones， thus luring her readers back to the colonial age. As for the theories after the “Turn”， a test against Heidegger’s critique on the “U-turn” tells us that they， sticking to the “change of standpoint” rather than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sign of inner continuit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have fallen into the “fatal method of common sense”， a shocking phenomenon that calls for a new thinking.
Key words： Bassnett； Cultural Turn； fatal method； cultural imperialism
作者简介：蔡新乐，男，博士，现为河南省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暨翻译学研究。
通讯地址：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63号，邮编 210023
E-mail： [email protected]
（责任编辑： 胡德香）
关键词：巴斯奈特；文化转向；致命方法；文化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5）01-0078-08
1. 楔子
“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一直是一个热门名词，而且，因为种种原因，所谓的“文化翻译理论”影响一时，甚至大有“同化”所有理论而“独霸舞台”的倾向。但是，有关理论究竟“说”了些什么？这样的“说”本身是否有“道理”可言？即使自有其“道理”，这样的“自”又从何“说”起？有关问题是非常值得探究的，尤其是在那些并不愿将探索视为理论承继的人那里。
本文的讨论以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一篇文章《文化与翻译》为中心展开，主要的议题包括：一，此文作者的写作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探究？二，文中所提出的“新”的观点或方法，是否真有“新意”？三，在写作本身的规范与论文的原创性基础之上，能否认同“转向”？如果认同，此一“转向”之后，翻译研究领域的理论问题的探究，将是什么样的局面？
2. 《文化与翻译》一文的写作及其“转向”问题
非常奇怪的是，作为读者，我们一般都会几乎是毫无疑问地认为，一个翻译理论家的英文写作水平是足以支撑其理论论述的，但是，细读巴斯奈特此文，相信不少读者会感到大失所望。
第一，一向要求开门见山的论文写作，到了这位理论家那里，竟然变成了“很久以前（A long time ago），准确来说，是在1990年”（Bassnett，2007：13）。第一段如此，在第二段，也就是接下去作者对她本人与勒菲弗尔的文章的引文之中的第一句也一样是：“从前”（Once upon a time）（同上）。如此行文，似乎是与其历史的“创新”以及对之的追述相适应的。但是，问题在于，论文本身的题目却是“文化与翻译”，显然讨论的重点并不是回忆，而是某种新的观点的论述。这样，在成就或成绩追溯与论点的提出之间，便出现不应有的距离？
那么，此文究竟是历史追溯，也就是，旧话重提？还是重在新的论点的提出，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论文撰写？读过全文，便会发现，此文主要是对历史事件——所谓“文化转向”——的回顾。这样，何以又要推出“文化与翻译”这一议题呢？不免让人难以理解：是不是作者仅仅是要介绍昔日的“创新”，因而，“童话故事”一般要讲解一番？那么，在言语表达上理应是很有“趣味”的？如此，则文中时不时出现的不合一般要求的句子与用法，就是如此叙事的表现或它的特色？
第二，文中不但有Hence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e takes precedence（Bassnett，2007：14）这样的笔误，同时，还出现了The importance of the textual grid in the study and production of translations is equally， or perhaps even more significant（Bassnett，2007：19）以及[…]at the heart of the most of the exciting new research are broad questions about ideology， ethics and culture（Bassnett，2007：14）一类的表达。这不禁让人怀疑，一，importance和significant没有趋向一致的意义指向？二者用在一个句子之中，不会重复吗？将The importance of这三个字删掉，不能充分说明问题？二，这样的about，是否未及研究对象本身，而仅仅止于它的“有关”或“关于”（“aboutness”）？后一句话讲的是作者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由于“文化转向”的缘故，因而出现了新的、激动人心的探索，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探索问题的范围的扩大，那么，如此表述带来的问题是：这样的探究（research）仅仅“关乎”（about）事物，而不及或难及对象本身吗？
行文之中这样的不严谨不严密，还有不少，比如，the move to broaden the object of study beyond the immediate frame of the text started long before（Bassnett，2007：14）。这里所说的是，“多元系统”的“引领”作用。但是，the immediate frame of text（文本的直接框架），问题难免丛集：一，文本是什么的“框架”？假若是指“理论的框架”，即研究者据以研究的理论思想，那么，这如何可能？二，假若它指的是研究对象（the object of study）的“框架”，那么，of text说得清楚，那是“文本的框架”，有了这样的限定，它便无法“转移”，无以成为“对象”的“框架”？假若能改换成limit（限定，局限或限制），是不是就能比较准确地表达出作者要表达的意思？ 如果说对这样的表达，上述疑问还有讨论的余地，那么，对几乎所有的术语不加概念化甚至不给予基本的界定，是否就是正式的学术论文理应避免的？上文引用的broad questions about ideology， ethics and culture就是一个显例。因为，在这里，由于未予基本的解释，那么，我们很容易产生疑问：ideology，ethics与culture这三个术语，就其内涵与外延而论，哪一个是上义词？按照“文化转向”之为“转向”的要求，culture应该是最为核心的词语，因而，应视为上义词。但是，行文之中的平行的排列，是否会否定这一推断？这样，“转向”指的是“转向”这三者吗？而且，ideology和ethics难道不能包含在culture的意义范围之内，因而，需要彻底独立？此外，这三者的关系到底如何？读者或许只能自行推测甚或猜测了。这，还是在撰写学术论文吗？
若是上述疑问还不足以突出这位学者写作上的问题，那么，她在思路上的前后矛盾或许能比较说明问题的实质？此文既然是介绍“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研究领域的诸多理论成果，那么，“文化”理应是在结论之中所突出的：既然在全文正文没有给出基本的解释或界定，到了结论部分，似乎就应对之有所说明。但是，在文章最后却如此作结：
仍然有异议之声，声称翻译肯定主要是关乎语言而不是文化；因而，翻译研究适宜的事务就是，聚焦于翻译过程的语言方面。若是对这样的声音做出回应，我要说的就是，翻译学者当然一定要聚焦于语言，因为翻译毕竟是关乎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对一个文本的转换。不过，将语言与文化区分开来，就像是那种延续已久的争论：是什么在先，鸡蛋还是鸡。语言深嵌于文化之中，语言行为是在语境之中发生的，因而，文本是在一个连续体而不是真空之中被创造出来的。作家是特殊时代和特殊地点的产物，正如译者是另一个时代和地点的特殊产物一样。翻译关乎语言，但翻译也关乎文化，因而二者是不可分的。正如铁莫志克（Tymoczko）和根茨勒（Gentzler）（2002）在其一部论述翻译和权力关系的论文集的序言中所指出的，翻译隐含于文化转化和变化的过程之中（Bassnett，2007：23）。
这样的结论，难免让人惊奇：首先，作为“文化转向”的提出者和倡导者，本应明白，理论探讨是首先需要概念化的。因此，一个概念与另一个判然有别，二者无可混同。也就是说，不能以文化与语言“不可区分”，来搪塞对二者本质上的“区别”，否则，"文化转向"作为概念无以成立。其次，既然不愿对“文化转向”加以概念化，甚至不愿对其中最为关键的“文化”加以界定并将之与“语言”区分开来，读者如何能知晓，其中可能含有的理论意味和作用？再次，若依巴斯奈特引文之中的观点，那么，“文化转向”即为“文化与语言不可区分的转向”？最后，继续推论下去，此文的题目理应改为“文化和语言之不可区分与翻译之关系”，或许才是作者要强调的？而且，文章一开始突出的“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整个第一部分不断申说的诸多“文化学派”的观点又该如何落实？有了如此之多的疑问，就写作而论，或许，我们只能说，此文前提与结论不相一致，论文写作上严重失误。
再依此结论反回来看细节，问题就更多。在“文化转向”上，作者在第一部分，也就是文章的第一页，给出了两个说法，一是，"标志着从某种更具形式主义的翻译研究方法到更多强调超文本因素的转向的变化"（Bassnett，2007：13），这是作于2007年的此文的表述。但在第二段的引文之中，也就是作于1990年的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之中，作者与勒菲弗尔的观点则是：“研究对象已经重新界定：要研究的是，深嵌于它所在的始源和目的两种文化符号的网络之中的文本”（Bassnett & Lefevere， 1990： 11-12；Bassnett，2007：13）。这样，前者所论，是以“超文本因素”为核心词；而后者则将“文本”作为关键词。二者显而易见迥然不同。严格或严谨的界定，没有出现；而且，作者观点前后出现了极大的变化，为的就是说明文化与语言的“不可区分”？即便如此，就论文写作而论，假若没有在理论上关注概念化的基本要求，又如何让人信服，这是一篇真的是在讲道理的论文？比如，读者会质疑：究竟作者本人要“转向”哪里？若说是“文化”，为什么一直没有在整篇文章之中，对之进行哪怕是最为基本的界定？
3. “文化资本”与“文本网格”能否成为概念？
巴斯奈特此文共分两个部分。（尽管思路如此不清晰，逻辑线条如此不明确，我们还是要退一步说，）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文化转向”的缘起与发展变化（？）。第二部分则是推介作者所说的“我们”，也就是她本人与勒菲弗尔所提出的cultural capital和textual grids（Bassnett，2007：19-20），进而延伸到对“后殖民理论”的讨论（其中包括中西交流问题）以及“旅行书写”等话题。本节讨论的是这两个术语，作为概念是否能够成立。
首先，如此文所说，“我们”是否“成立”？在《文化与翻译》一文之中找不到答案，而此二人合作的另一部论文集《建构文化》之中收录有巴斯奈特的文章《文化研究领域的翻译转向》，其中的介绍则是：
在他去世之前，勒菲弗尔以布迪厄的研究及其文化资本观念为基础，试图推出文化网格理论。在勒菲弗尔的图式之中，一个类型的网格系统可以映射出来，以显现文本在某个文化之中的角色和地位（Bassnett，2001：135）。
这里的“试图推出”，原文用的是was working out，意思是：正在解决，也就是，尚未解决。如此未及成就的“理论”，何以成为巴斯奈特此文之中隆重推介的东西？
对照同一部著作之中收录的勒菲弗尔的论文《翻译实践与文化资本的流通：英文之中的几部〈埃涅亚特〉》，其中对“文化资本”所作的界定是巴斯奈特此文特加引用的。在这里，才出现了此文全篇之中极难见到的对术语的界定：“文化资本是你被视为属于你所生活其中的社会之中‘适宜的群体’所需要的东西”（cultural capital is what you need to be seen to belong to the ‘right circles’ in the society in which you live）（Lefevere，2001：41）。 不过，问题在于，勒菲弗尔的文章之中只是提及布迪厄的名字，但他一方面并没有在文中说明，他是依据后者的哪一种论者来界定cultural capital的；而在另一方面在“参阅文献”之中，甚至没有收入后者的任何一篇论文、一部专著（（Lefevere，2001：56）！
这样，除非是在别的地方，勒菲弗尔真的是对布迪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那么，巴斯奈特何以要一字不改地引用此文之中的勒菲弗尔对cultural capital的界定呢？因而，或许一个大胆的推论是，勒菲弗尔“正在试图解决”有关理论，但天不假年，所以，才未及成就，因而，留下了很大的遗憾：其引文与论述与学术要求不合。但是，死者已逝，完全应该既往不咎。而此文的作者巴斯奈特，为什么又要将这样不成熟甚至不规范的界定，引入文中，并且将自己也描述为其中的一位“作者”呢？她又为什么不深入探究一下，该如何进一步将“文化资本”之类的术语概念化呢？这，的确匪夷所思。因而，我们只好对此无以置评。
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诸如But the textual grids seem to exist in all cultures in ways that pre-exist language（Bassnett，2007：19）之类的表达，那分明是在说，如果textual的一个意思就是lingual，那么，语言的产品先于语言而存在？如此的论断，真的是耸人听闻。而且，我们还注意到，在后文之中，又出现了conceptual girds的术语，作者也一样是不加界定，不谈它与textual grids是何种关系，是否让人困惑：比如，能不能将二者彼此置换，然后再说“概念网格先于语言”，才比较算是有些道理可言？
或许，正因为作者没有能对这样重要的概念做出基本的界定和解释，因而，我们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将如此幼稚的、不成熟的“类概念”（而且本来是源自勒菲弗尔的），归为包括作者在内的“我们”的“方法论的工具”？方法论必然是系统性的。巴斯奈特本人的“理论系统”之中如此重要的方法论究竟是什么呢？从这篇文章，很难看出。假若这一理论其系统本身就是子有虚无，那么，“方法论”又从何谈起？退一步讲，即使不存在“方法论”，作为一般的研究方法（approaches），“文化资本”和“文本网格”是否又能行得通呢？我们的回答也是否定的。
因为，假若真的是一个概念，它必然是无可取代的，而且，也是不可更改的。但是，与之相反，我们完全可以用其他词语替代，比如说，用“文化资质”、“文化素养”甚或“文化资格”（cultural qualifications）来取代“文化资本”；也一样能以“文本成规”（textual conventions）来替换“文化网格”，而不会出现理解和使用上的偏差。既然如此，这两个“方法论工具”，又如何确保它们的“方法论”的特质和“工具”的品格？这样看来，巴斯奈特此文之中对之所作的叙述，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也无以求知。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以近乎闲谈的方式写出的所谓历史性的事件的追溯，其中主要或特别张扬的既然又是这样两个“工具”，那么，假若上述议论还有些道理的话，我们便一定会追问：难道说，“文化转向”的发起者，竟然以如此无以立足的“类概念”或“假概念”来充任近乎“革命性”的一场“转向”的重任？这样，这一“转向”真的可能吗，如果那是指，理论上出现了新的认识，有了系统性的、突破性的而且是在概念上的突破的思想？
有必要深究，巴斯奈特是否在别的方面有所“创新”，才能回答上述问题。
4. 巴斯奈特的翻译为什么只有一种指向？
在讨论“文化转向”之后新的理论的出现时，巴斯奈特特地提及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和切伊菲兹（Eric Cheyfizt）。但是，在对这二位的思想简单介绍之后，她便直接将之定性为“激进的立场”（an extreme position）。她进而强调：
要使翻译有效，唯一的途径就是，使其从优势的语言向着力量较弱的语言发生；因此，从英语译为魁北克语，或从德语译为苏格兰语，就会成为一种政治论述：其中突出的是，以前被边缘化的语言的地位在攀升（Bassnett，2007：20）。
从这一段在此文中难得一见的批评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彻头彻尾的“文化帝国主义”性质的东西，与真正的学术研究了无干系。这是因为，如果真的如作者所说，仅有一种“有效的”、“唯一的途径”，那肯定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更不可能是多向的。巴斯奈特要说的是，只有从优势语言——她用的是dominant Language，也可译为，占统治或支配地位的语言——译向力量较弱的语言（less powerful，亦可译为：权力较弱的），那才算是真正的翻译。这样，处于劣势弱势的，就不能得到允许将自己的文化介绍出去，因为，那是“不合法的”，也自然是“无效的”？“攀升”只能依此“唯一”？也就是，在惟“西方”之命是从的“唯一”前提下，任何别的文化的“进步”才有可能？依此观之，“文化转向”之“转”，之所“向”，对象就一定是“西方文化”。既然如此，这样的“转向”，与其他文化有何相干？由此或可说明，她的这种既定思路，与真正的学术追求没有什么关系。
而另一方面，如果继续批判的话，倒是应该指出，“优势语言”不正是“后殖民理论”所批判的那种长期以来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结果吗？一个有影响力的学者，依此来作为自己的观点，是否要“延续”那段血腥的历史？这或许已经越出了讨论的范围，自无需讨论。
但与“后殖民理论”有关的，还有三个问题可以探讨。
（一） 她对菲茨杰拉德的津津乐道（Bassnett，2007：21）。巴斯奈特认为，在19世纪西方对东方的翻译之中，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他的《鲁拜集》的英译。但是，那毕竟是一种“改写”。这里的问题是，这唯一的例子也就发生在与她所坚持的“唯一”之来源应是同一个的那个时代。因而，显而易见，就学术而言，或许，她的思想其来有自，而且，根深蒂固？ （二） 与此相关，她对中华文化的英译的讨论。在她看来，在今日的英语世界，由于庞德和韦利通过翻译所造成的“华夏”（Cathay）形象业已定型，因而，如今的读者并没有对接受新的文学作品的译文表现出多少热情（Bassnett，2007：22）。这里的问题是，她竟然将韦利的名字写作Whaley（同上），表现出对有关译者某种程度上的无知。此外，如果说英语世界并不接受“新”的“华夏”，那会不会是因为，有关读者精神世界太过封闭，就像是秉持“帝国主义”信条的这位理论家一样？
（三） 但是，在上文已引的那篇《文化研究领域的翻译转向》一文之中，巴斯奈特如此高调批判奈达：
且慢，有人或许会说，难道说这样一种线索的翻译思想，不是已经显现于圣经译者的文化工作之中吗，比如尤金·奈达？是的，当然如此。但是，奈达有关文化的假设源自人类学，因而我们几乎不需要提醒，人类学直到晚近都存在着种种欧洲倾向。此外，奈达的翻译研究，尽管十分出色，但毕竟起自一种特殊的目的：对基督教文本的翻译，带有使非基督教徒皈依一种不同的精神观点的目标。他的《习惯与文化》的副标题就是：“基督教传教的人类学”，而且，开篇的句子则是：“好的传教士总是已经成了好的人类学者” （Bassnett，2001：129）
巴斯奈特所说的“这样一种线索的翻译思想”应该是指，她所谓的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的问题。就此而论，她是在批判，奈达尽管也对“文化”问题极为关注，但其思想则是“欧洲倾向”。与《文化与翻译》一文对照，我们的疑问是：奈达的“欧洲倾向”一无是处，所以，巴斯奈特本人需要再进一步，加以超越，更加突出欧洲中心主义；奈达的基督教传教的观念没有道理可言，因而，巴斯奈特所倡导的“合法性”才是正途，有必要取而代之，直到世界上所有其他文化都能以“标准文化”加以衡量，融入那种类型的“文化网格”，最终完全被欧洲化？
巴斯奈特将他人的后殖民理论定性为“激进”，与之相比，究竟是谁更激进，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或许，她已经彻底忘掉了她本人曾经对奈达所作的批判，不过，更为合理的推断是，她是认为，奈达的“欧洲倾向”还不足以说明“文化转向”所应有的冲击力：同化世界文化？
陈平原曾经指出，中西交流很像是一条“瀑布”：“上面和下面尽管也是在交流，但地位不平等。上面可以毫无顾忌，下面则时时有被淹没的感觉”（陈平原，1992：269）。若是“被淹没”的话，“家园”不复存在，何以交流？而巴斯奈特的“单向论”，是否会加重这种理论之中的“反交流”？此一现象，非常值得关注。我们认为，如此的翻译观，在出发点上就是在取消翻译，那么，在如此“后殖民状况下”还能有真正的交流吗（蔡新乐，2002）？因而，既然在中国影响一时的奈达是如此，倡导巴斯奈特更甚，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坚持以他/她们的所谓的翻译理论为指导思想来进行研究？
5. “转向”无向可转？
在讨论过此文诸多问题之后，我们难免对理论家的理论指向及其思想能力产生根本性的怀疑。但是，失望之余，毕竟还是希望从否定性的状态走向一种肯定，也就是，转向一种值得叙说的力量。但是，在这里，我们依然是感到无所适从。这要从海德格尔的一段论述谈起：
康德哲学充满了“U字形转向”（Umkippungen）。但是，我们凭借致命的常识的方法是不能理解这些的，因为，它将这一类的东西统统视为一种立场的转变，亦即，对结果加以比较。 相反，真正的U字形转向，由客观的必然性作支撑，因而总是内在的连续性的标记，这样也就只能通过对包含着作为整体的变化的结点的把握来领会。这样，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费力去理解这一难题。因而，我们就会看到，根本不存在立场的变化这一问题（Heidegger，1982：267）。
尽管他在这里谈的是康德的“转向”，但应该能适用于所谓的“文化转向”。海氏所说的“U字形转向”类似于我们一般常说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以勒菲弗尔本人所说的“我确信，翻译是在很多限制因素（constraint）之下成就的；在这些因素之中，可以说，语言是最不重要的”（Lefevere，2004：xii）来看，以“语言”为中心转向以“文化”为研究对象，应该也是一种“U字形转向”。
但是，海德格尔所说“真正的U字形转向”，如他所强调的，并不是“立场的变化”，而是“由客观的必然性作支撑，因而总是内在的连续性的标记”。目前为止，研究“文化转向”的不知凡几，可有人从“内在的连续性”的角度，将“文化转向”作为“翻译研究”的“内在的”变革，来加以考察？非但很少见到，而且，恰恰相反，海德格尔所批判的，也就是诸多研究者所追求的：“但是，我们凭借致命的常识的方法是不能理解这些的，因为，它将这一类的东西统统视为一种立场的转变，亦即，对结果加以比较。”
从上文所叙来看，巴斯奈特本人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她不是一直在进行历史追溯吗？那，不就是一种典型的“结果的比较”？而且，可怕的是，就她的这篇文章之中所介绍的诸多理论系统来看，几乎没有一种超出海德格尔所批判的“常识”的范围。我们不妨简单罗列一下：
（一） “多元系统”（Polysystems theory）：其焦点是，翻译文本（the translated text）在接受文化之中的命运（Bassnett，2007：14-15，16）。
（二） “目的论”（Skopestheory）：其口号为，目的可以说明手段的正当性（Bassnett，2007：14）。
（三） “女性主义”（Feminism）：它主要批判，作为历史（history=his Story=男人的故事）的结果的翻译之中的两性问题（Bassnett，2007： 16）。
（四）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它研究的是，权力关系之下的作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文化侵略之结局的翻译（Bassnett，2007： 20）。 （五） “解构”（Deconstruction）：它始终以对文本之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logocentrism）的迹象或结果，作为颠覆的对象（Bassnett，2007：15）。
要说明的是，上述这些是简单的归纳，而且，并不一定是巴斯奈特本人的观点。引号之中的页码标记，是她对有关理论的论述之所在。不过，大致说来，有关理论至少在其导向上，表现出以上的情况。尽管这里是极其概括的总结，但是，在本质上，上述理论不是呈现出有关倾向了吗？
在所有这些理论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结果”。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承认，它们都是未能或未及越出“常识”的理论？而且，作为一种“致命的方法”，会使这样的理论无以起步？或者说，不管它们的出发点是什么，结论又是如何，只要仍在“常识”的范围之内，我们是不是就不能不反思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这些理论之中已经丢掉了对“内在的连续性”的关注？也就是，对“翻译研究”本身的关怀？
第二个问题是，再退一步追问，为什么海德格尔的批判，竟然无人关注？这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理论已经走向后现代，而失去了深度与厚度，因而，也只是在“游戏”于文字或话语的把玩，完全丢掉了“内在”和“客观”，因而不及或难及理论的“价值”和“作用”？
不管情况如何，我们是不是还有必要得出结论说：的确，已经是冲破这样的思想的束缚的时候了？
6. 结语
本文并非对“文化转向”的全面总结，而仅仅是希望通过对巴斯奈特的文章的细读，来对有关问题加以审视。因而，这里并没有顾忌观点是否激进，甚至没有忌讳表达是否适宜。不过，通过上述论述，或可清楚地看到，第一，此文的确不是我们所期待的翻译研究专家所写出的那种水平的论文；第二，文中所提出的“方法论工具”并没有成为真正的概念，因而，也就无所谓方法论的意义。以此作为学术成果的最主要方面来加以历史性的定位，不仅是不严肃的，而且，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荒诞；第三，若是“文化转向”，作为理论假说，需要最基本的方法论作为支撑，我们从此文之中所看到的“文化资本”之类作者自以为的“方法论工具”的东西，能够承担起“转向”的重任吗？第四，至于“文化转向”本身，的确还有各种各样的别的问题可以深入探讨。但就我们这里所提出的海德格尔的议题来看，如何避免理论思考陷入“常识”性的“致命的方法”，的确应是值得警惕的。若是一贯以已经不需要探索的东西作为探索的对象；如果一再使理论化趋向平面化，甚至将之视为唯一的追求，我们的译论研究也就永远不会产生应有的效力。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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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snett， S.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A]. 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2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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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egger，M. Vom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Gesamtausgabe，Vol.29）， [M]. ed. H. Tietjen，Frankfurt：Klostermann，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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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evere， A. “Preface”[A]. André Lefevere（ed.）Translation / History / Culuture，A Sourcebook [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xi-xiii.
蔡新乐. 后殖民状况下还有翻译吗？——“翻译”的再概念化简论 [J]. 中国比较文学， 2002， （4）：43-57.
陈平原. 文化思维中的“落后情结” [A]. 陈平原 大书小书 [C]. 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2：264-271.
Abstract： Bassnett， poor in English writing as clearly seen in her articl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tends to ignore the norms of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first in making no working definition of almost all of the key words –thus making terms like “cultural capital” no plausible concepts， let alone “methodological instruments，” to the result that the so-called “Cultural Turn” has no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second by making her conclusion in a contrast with her hypothesis， in the inseparability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in the “Turn”. The author is also trapped in the view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in advocating the “only” one valid and legitimate way of translation： from the dominant language to the less powerful ones， thus luring her readers back to the colonial age. As for the theories after the “Turn”， a test against Heidegger’s critique on the “U-turn” tells us that they， sticking to the “change of standpoint” rather than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sign of inner continuit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have fallen into the “fatal method of common sense”， a shocking phenomenon that calls for a new thinking.
Key words： Bassnett； Cultural Turn； fatal method； cultural imperialism
作者简介：蔡新乐，男，博士，现为河南省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暨翻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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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胡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