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朝末年倭患严重。通过《杨八老越国奇逢》一文对倭寇侵边的描写，我们可以了解到造成元末倭患严重的原因。元末海防的松懈给倭寇侵边提供了机会，一直与中国进行的海上贸易被中断，造成了日本国内物资的匮乏，江浙一带的富庶更是给倭寇侵边提供了客观的条件，故而在元朝末年倭寇频频侵边，倭患严重威胁了元朝政府的统治和人民的安全，其所带来的危害是无穷的。
　　关键词：海防松懈 物品需求 富庶 倭患
　　倭寇是对元末至明侵略我国沿海各地的日本海盗的称呼。从元朝末年开始，倭寇就频繁侵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他们侵犯元朝疆土、对抗官兵，严重威胁了元朝的统治安全。他们在南方掠夺财物，残害百姓，给沿海地区的平民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元朝末年倭患已非常严重，其原因在《喻世明言》第十八卷《杨八老越国奇逢》一文中可以窥探一二。倭寇为何会在元朝末年大肆入侵，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通过分析元末倭患形成的原因，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元朝、日本的社会现状，更深层次地解读元朝与日本之间的外交及贸易往来状况，有明一朝倭寇的猖獗也和元末倭患没有彻底根除有关系，探讨元末倭患之因是有必要的。
　　元末海防的松懈给倭寇侵边提供了机会《杨八老越国奇逢》一文中写道：“那时元朝承平日久，沿海备御俱疏，就有几只船，几百老弱军士，都不堪拒战，望风逃走，众倭公然登岸，少不得放火杀人。”通过文中描述可以看出因天下太平已久，元政府对海防的管理就出现了疏忽懈怠，海防的松懈让倭寇侵边有了可乘之机。东南沿海地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海寇频繁在此出没，对元朝的疆土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根据《元史》记载，在元武宗至大年间，江浙省官员就希冀朝廷加强海防建设以防御倭寇，“两浙沿海濒江隘口，地接诸蕃，海寇出没，兼收附江南之后，三十余年，承平日久，将骄卒惰，帅领不得其人，军马安置不当，乞斟酌冲要去处，迁调镇遏”。元朝最初重视海防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海外贸易。元朝疆域辽阔“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成不逮元”，元朝的疆土横跨亚洲和欧洲，不仅包括广袤的陆地，而且也掌控着广阔的海域，海域的广阔为发展海外贸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无论是航海技术还是航行规模以及所到达的地域范围等各个方面，都大大地超过了唐宋时期。辽阔的海域和航海技术的发达使得元朝海外贸易非常繁荣，再加上元朝政府实施鼓励商业发展的政策，客观上提高了商人的地位，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发展。元朝政府实施重商政策，鼓励扩大贸易和发展商业，并且在政策上设立保护商业的条款，给予商人以减轻商税和救济商贾困难的特权。为了更好地与其他国家开展海外贸易，元朝还建立了管理机构即市舶司，当时全国共设有七个市舶司;市舶司设立在沿海的港口处，管理元朝与其他国家的海外贸易。市舶司设有市舶官，市舶官对货物、往返船只进行管理，“其发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验其所易之物，给以公文，为之期日”。疆域的辽阔、政府的重商政策、市舶司的设立都促进了元朝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的泉州、广州、庆元都是与外国通商的重要港口，尤其是泉州港口更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港口之一。海外贸易的繁荣为元朝政府带来了大量的财富，有力地保障了国家财政的收入。为了更好地开展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元朝政府非常重视海防的建设。
　　元朝重视海防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了防御日本。日本的不臣服是元朝加强海防的主要原因。元朝建国初期，忽必烈通过一系列的招抚和征讨手段，先后让邻近的国家臣服于自己，但唯独日本不臣服于元朝。忽必烈曾多次派遣使者持书到日本，目的就是招谕日本，但日本拒不臣服于元朝并且积极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当时执政的北条时宗让九州的守护地头加强沿岸的防御，还命令驻守在镰仓的御家人回国，四国、中国的御家人依次西下，目的就是为了加固九州的警备。日本强硬的态度让忽必烈极为震怒，“收抚江南已十七年，海外诸蕃罔不臣属。唯琉求迩闽境，未曾归附”，于是忽必烈先后两次发起了对日本的战争。1274年10月忽必烈发起了第一次远征日本的战争，史称“文永之役”。忽必烈命听都、洪茶丘率领大军征日，但最终因天气的原因失败。1281年忽必烈再次征伐日本，史称“弘安之役”。忽必烈兵分两路进攻日本，但又因天气原因无功而返。忽必烈发起的两次对日战争给双方带来了极坏的后果，它不仅加重了元朝人民的负担、激化了国内的矛盾，同时也给日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更重要的是愈演愈烈的倭寇问题也开始肆虐中朝两国。两次征日战争的失败，加剧了元朝与日本关系的紧张，为了防范日本，元朝政府加强了对东南沿海的海防建设，一方面是为了防范日本来袭，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元朝与其他国家的海上贸易。东南沿海地区不仅是元朝与其他国家进行海外贸易的地方，更是元朝的门户，位置的重要性自会引起元朝政府的重视，但是元朝末年的时候因元朝政府的种种原因，朝廷对东南沿海的海防建设松懈，这就为倭寇侵边埋下了伏笔。
　　倭寇侵边掠夺财物以满足国内需求是造成元朝末年倭患严重的另外一个原因《杨八老越国奇逢》中写道：“这一番自二月至八月，官军连败了数阵，抢了几个市镇，转掠宁绍，又到余杭，其凶暴不可尽述”，“且说众倭奴在乡村劫掠得许多金宝，心满意足”。由文中描寫可知倭寇侵边以后，多掠夺财物，这背后与海上贸易的中断有关联。日本是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物资匮乏，造就了日本民众普遍有一种危机意识。为了更好地生存发展下去，自古日本就积极与其他国家进行海外贸易，他们通过海外贸易的方式获得别国的物品以满足国内需求。古代日本与中国一直都有贸易上的往来，古代的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国家，唐朝时期，日本就与唐朝进行海外贸易，唐朝的货物在日本上流社会非常受欢迎，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被抢购一空。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的吴越国与日本一直都有海上贸易的往来，钱镠所建立的吴越政权，凭借着其地区的经济优势和明州港口的交通优势，积极发展对高丽和日本的海上贸易，两宋时期也是积极鼓励发展海外贸易，宋朝与日本双方的贸易往来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物品的流通。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的海上通道，1913年由法国的汉学家沙畹第一次提及;他认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其中东海航线，主要是古代中国与朝鲜、日本所进行的海上贸易。但是到了元朝时期，因元朝与日本关系的恶化进而影响到海上贸易的往来，日本与古代中国的贸易一直持续受阻，这严重影响了日本国内经济的发展，故而一些日本人只好用抢夺的方式来获得货物，以满足国内的需求。为此他们不惜以身犯险，屡屡侵边骚扰抢掠，造成了元朝末年倭患严重。 　　元朝时期，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南方的富庶客观上为倭寇侵边抢夺财物提供了可能。南方经商之风盛行，这一现象在《杨八老越国奇逢》一文中也可以看出来，杨八老自己对妻李氏说道：“祖上原在闽、广为商，我欲凑些赀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因杨老八祖上就经商，为养家糊口，他自己也去东南一带经商。南方当地人利用便利的水利条件发展商业，再加上元朝政府不抑制商业发展，故而商业在南方得到了极大发展;商业的繁荣还促使了大都市的产生，比如苏州和杭州，特别是当时的杭州，商贾云集，一派兴盛富庶之象，关汉卿在他的散曲《一枝花·杭州景》曾夸赞杭州“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里也描写了苏州的繁盛：“苏州是一个壮丽的大城，周围有二十英里，出产大量的生丝，这里的居民不仅将它用来织造绸缎，供自己消费，从而使所有的人都穿上绸缎，而且还将之运往外地市场销售。他们中间有些人因此而成了富商。”书中还说道：“苏州在法律上管辖十六个富裕的大都市与市镇，商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江浙自古是富庶之地，无论是唐朝白居易的诗句“杭土丽且康，苏民富而庶”，还是宋朝柳永的词“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都描绘了江浙地区的富庶和繁华，尤其是南宋建立以后，北方人民的大量南迁，更是加快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南方地理环境优越，气候湿润，土地肥沃，特别适合农作物的生长。所以元朝南方还是主要的农作物产地，元朝建立以后，虽定都大都，但南方仍然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全国财政收入大部分出自江南，“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南方农商发达，物产丰富，倭寇侵边后也多选择在南方掠夺。
　　元朝沿海的门户一旦被倭寇打开，紧接而来的便是倭寇残暴的行径，他们登岸以后杀人放火、抢掠财物无恶不作，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犯下了滔天罪行，元朝末年倭寇大肆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倭患已非常严重《元史》记载了倭寇频繁侵扰的情况，武宗朝时期“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庆元是元朝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地理位置重要。日本商人焚掠庆元事件的起因是一批来元贸易的日本商人，因不满元朝官员的侵渔行为，他们用携带的贸易品硫磺焚烧庆元城内府衙、民居，以发泄自己的不满。仁宗延祐三年“大臣以浙东倭奴商舶贸易致乱，奏遣汉卿宣慰闽、浙，抚戢兵民，海陆为之静谧云”，因倭奴致乱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故而朝廷派遣将领前去镇压。日商在贸易中发生的骚掠，其实为日后造成倭患埋下了伏笔。到元顺帝统治年间，“倭人寇蓬州，守将刘暹击败之。自十八年以来，倭人连寇濒海郡县，至是海隅遂安”。一个“连”字说明了倭寇侵边的频繁性，“十八年”更是道出了倭寇侵边的时间之久。元朝末年倭寇频频骚扰我国沿海地区，不仅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更是激起了元朝将士保卫疆土的爱国之心，元朝末年诗人遁贤曾有诗《追挽完者都元帥》：“日本狂奴扰浙东，将军闻变气如虹。沙头列阵烽烟黑，夜战鏖兵海水红。觱篥按歌吹落叶，髑髅盛酒醉西风。何时尽伐南山竹，细写当年杀贼功。”从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因倭寇侵犯浙东地区，完者都元帅带领官兵们与倭寇激战的壮烈场景，双方交战异常激烈以致鲜血染红了海水，诗中赞美了抗倭英雄完者都的英勇行为，同时对倭寇侵边充满了无比的怨恨和气愤。
　　通过《杨八老越国奇逢》一文，我们可以看出元朝末年严重的倭患是由多方面造成的，由最初的贸易原因最终引起了倭寇的大量侵边，倭患的严重不仅给沿海的人民带来了灾难，更是威胁了元朝的统治，因种种原因元朝政府没有彻底打败倭寇、消除倭患，其带来的后果就是助长了倭寇的嚣张气焰，使得有明一朝倭寇活动始终很张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