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功的企业家都善于在专制与民主之间游走、驾驭与权衡。
　　每当在给MBA学生讲授企业家的领导方式与管理风格时，学生总会给我抛出一个是非判断题：“到底是民主的领导方式好，还是专制的领导方式好?”对此，我无以作答，民主与专制在政治学领域里，孰优孰劣似早有定论，但管理是实践，民主与专制的领导方式作为企业家德行的两种气质犹如阴阳两仪难分伯仲，它往往不是源于领导者个人的意愿，而是取决于组织的成长背景、市场环境、领导体制、被领导者的素质条件以及领导者个人的行为风格与素养等多种因素，因此，它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而是要基于多种现实条件进行杈衡。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中国特殊的市场竞争环境之中，似乎搞民主的企业都失败了，成功的大多是专制式领导，如华为的任正非、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娃哈哈的宗庆后等成功的中国企业家在企业往往一言九鼎，具有绝对的权威，其领导风格都似有专制与独断的特点。这似乎给人一种表象，在中国搞企业专制优于民主，正如娃哈哈总裁宗庆后所谈到的，我也想搞民主，但我发现在中国搞民主的企业都失败了，专制的都成功了，不专制不成事。
　　我认为，专制优于民主是一种假象，中国成功的企业家都善于在专制与民主之间游走、驾驭与权衡，专制之中蕴含着民主，民主之中潜藏着专制。联想柳传志过去每个月要请二十个公司中有思想的年轻人与他对话；娃哈哈宗庆后每年二百天都在市场上与经销商、客户沟通与交流；华为任正非聘请—批“御用文人”相伴左右，这使得他们的决策建立在鲜活的市场信息与群体智慧之上，从决策风格上来讲，似乎他们都是专制的，但他们决策的信息源与依据则是民主的，这就是所谓形式上的专制实质上的民主。
　　我曾经参加过实达集团的总经理办公会，当年以叶龙为核心的领导团队似乎是民主的，在总经理办公会上各路诸侯可畅所欲言，可相互指责、批评，但真到了决策的时候又都站在各自的立场，坚持己见，各路渚侯在思想难以达成共识，内部交易成本高。决策程序是民主的，但往往做不出决策，这种所谓的民主决策使实达高层实质上没有人承担决策的责任，也就谈不上决策执行；人人都有决策权，但最终意见达不到共识，企业没有统一的意志。不管民主也好还是专制也好，最关键的是要最终达成共识，形成统一的意志，这样才能迅速决策，提高决策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并提高决策的执行力，决策的执行力首先来源于高层的统一意志与执行决策的决心。在中国理有市场条件下，决策速度所带来的效益往往比缓慢的民主决策所带来的效益要大，因为机会是制高点，机会成本高于一切，丧失了机会，企业就失去了生存权，实达在其发展史上，其实是面临众多的机会和选择，但由于其决策进度慢，甚至做不出决策，各路诸侯争资源，企业形不成统一意志与行动，最终导致企业陷入发展的速度与困境。
　　专制的决策在执行时，如果有纠偏系统，企业家能够有自我批判精神，能够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和掉头，也能避免专制所带来的风险。华为任正非在华为的产品战略上由于其偏执与专制曾犯过很多的错误，但任正非有自我批判精神，华为整个执行系统有自动纠偏机制，这就使得华为即使犯了方向性错误也能及时调整。华为的竞争对手中兴通讯的总裁侯为贵应该说在战略上不偏执，也相对民主，而且研究中兴通讯的产品战略，你就会发现侯为贵从来没犯过战略性的错误，但中兴通讯的决策速度及决策的执行力显然逊色于华为，这也使得中兴通讯在发展中失去了很多机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兴的发展相对平稳，没有大起大落。任正非的专制和侯为贵的相对民主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