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朱庆南，1928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湖南耒阳县大义乡石镜村一个农民家庭。祖父在乡间行医为业，父亲朱辉韫老实忠厚，母亲陈菊贞勤劳节俭，生育四男一女，我在兄弟中排序第三。父亲在我5岁那年病故，母亲在我12岁那年也病逝了。我跟随二哥朱福祥生活，放学之余就干农活，上山放牛、砍柴、寻猪草、挑煤炭。哥嫂节衣缩食供我读书。1948年春，我从衡阳成章中学毕业，考入永兴县省立三中读高中。一年后，我怀着报国之志，毅然放弃学业，参加了湘粤赣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队，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老家大义乡石镜村位于耒阳东南角，与永兴县交界，到处是石山、石崖、石洞，一條十里长的小溪穿越九座石山，贯穿全境，人称“十出九没”。湘南游击队司令员谷子元就是石镜村隔壁的白云村人。1949年7月，我和战友们随同谷子元从石镜村出发，经耒阳县的文冲村、永兴县的张家洲、安福司、树台下，安仁县的龙海塘、承坪岭、安平司，到达茶陵县界首，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12兵团46军136师。军地汇合后，一路转战，先后相继解放安仁、永兴、郴县。部队驻防郴县火车站。随即湘南游击队队员分配工作，游击队司令部调令我和石镜老乡符俊泉跟随政治部副主任雷天一行去桂阳县参加土改工作队，配合湖南省南下工作队进驻桂阳进行土地改革。
　　46军136师的前身是冀东军区12旅、9纵25师，战斗力很强，在锦州外围战斗中表现出色，从东北过黄河跨长江，从南到北一路征战。这次战斗后，部队急需补充员额，经46军136师与湘南游击队协同就地补员，选调一批有文化的游击队员充实部队。在桂阳县搞土改期间，我荣幸地被组织上选调，告别战友、老乡，光荣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46军136师408团的文教干事。
　　其时，新中国已成立，湘西匪患猖狂。136师开拔到湘西剿匪。我团进驻绥宁、会同一带剿匪，历时近一年。我在剿匪战斗中表现出色，受到部队首长的表扬。1950年底，46军奉命由湘入粤，136师、137师、138师分别进驻普宁、潮阳、惠来驻防整训，准备攻打台湾。我记得军长是萧全夫，政治委员是吴保山。我先后调到406团6连、4连、5连担任文教干事。
　　1952年春，中央军委命令46军调防北上。我和战友们还以为是马上攻打台湾了。部队从汕头码头上船直航靠向广州黄浦港，从广州改乘火车一路北上。火车经过耒阳灶市街的时候，我听到县城传来放鞭炮的声音。原来，这天恰好是春节，别人都在吃团圆饭，我们却无法与亲人团聚。
　　北风呼呼，天寒地冻，我们冒着严寒抵达沈阳，整装待命，这才知道朝鲜战争爆发，部队番号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6军”。9月15日，46军入朝参战。我调入营部担任翻译文书。
　　出国过丹东鸭绿江前，我与战友们收拾简单的行李，每个人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我们都明白，这是与祖国和亲人告别。这一去，是为了祖国的安宁、人民的利益，我们必须勇往直前，英勇战斗。
　　我们46军入朝后，累计作战150多次，歼敌近1.5万人，打了很多大仗、恶仗，最为辉煌的战绩是“三打马踏里”。我在朝鲜战场两年，一直在营部担任翻译文书，负责与朝方翻译沟通以及我方上传下达战斗指令的文字工作，还随营参加20多次战斗。1953年7月8日至7月26日，为配合中朝、美韩板门店谈判，志愿军在中东线反击作战，我们136师驻守在板门店东侧半公里一线阵地，先后对马踏里东山岭之敌实施三次攻击作战，战斗取得胜利。这也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次战斗。
　　马踏里东山岭位于临津江北岸、开城以东，由4个小高地组成，属于美军在三八线以北的支撑点，拿下它可将我军阵地向前推进，该高地威胁美军西线的交通供给线。美军阵地上单列桩铁丝网、蛇腹形铁丝网和大小地堡、明暗火力点等星罗棋布，交通沟纵横交错，是一块易守难攻的硬骨头。但我师先后组织两次攻打马踏里的战斗，都取得了胜利。之后，我师又接到军首长转达的志愿军司令部关于向马踏里发起第三次攻击的命令，为了支援这次战斗，军首长把所属炮兵团100多门大炮全部调拨给我师。
　　我一辈子都记得，7月24日晚上8点半，繁星满天，天气燥热，第三次马踏里战斗打响了。我师集中炮火砸向美军阵地，大地被震得颤抖，两个主峰山头火光四溅。炮火急袭过后，136师各路突击队仅用20多分钟就全歼060高地守敌，并向 0238阵地发起纵深进攻。在短兵相接的争夺战中，敌我炮火交错，到处是爆炸的火光、升起的尘雾。一会儿是敌攻我守，一会儿又是我攻敌守，打得难分难解。我们406团主阵地在东山岭，我所在营击退美军十多次进攻，歼敌几百人。
　　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我营2连1班班长栗学福指挥歼敌90多人，全班战士牺牲，只剩下他一个人，弹药打光了。一群美军叫嚣着冲进阵地，准备活捉栗学福。栗学福伏在战壕里，等敌人围拢过来，拉响最后一根爆破筒，炸死十几个美军，栗学福自己也被炸得晕了过去。这时，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把他抢救出来。他醒来后，又继续坚持投入了战斗。
　　战后，栗学福被评为“二级英雄”，荣获朝鲜“一级国旗勋章”。著名作家巴金来到我们营采访栗学福，写下了长篇通讯《钢铁战士栗学福同志》，栗学福的事迹激励着我们英勇杀敌。

　　这场激烈的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早晨，两个高地被我军控制。美军不甘心失败，不惜血本，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一次又一次疯狂反扑，始终未能将阵地夺回去。
　　我在这次战斗中，被美军炮弹炸伤右腿和前额骨，所幸被战友及时抢救出来，送到伤员集中收留地。
　　当天晚上，我乘坐护送伤员的列车回国。火车上的护理人员用清水清洗我的伤口，用钳子把弹片取出来，稍作处理。我忍受着剧痛，一声不吭。火车经过46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停靠在吉林省佳木斯。广播里传来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的消息。寂静的夜空下，我仿佛听到，山谷间回响着我的战友们庆祝和平的欢呼声。
　　我在佳木斯陆军医院疗伤一个月，伤愈后调入东北军区后方医院担任休养员（排级）。1954年春，我先后在东北军区健康七团、湖南省革命残疾军人学校学习。学习结束后，主动申请转业，建设家乡。耒阳县委组织隆重的欢迎队伍，在灶市街火车站夹道欢迎我和战友们凯旋。
　　此后，我被安置到耒阳县人民委员会工业科工作，两年后调入耒阳县人民委员会农村工作部当秘书。1960年我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多次遭批斗，下放耒阳县农科所劳动改造。家庭也受到牵连，妻子符俊梅从城区学校发配到石镜小学当老师。
　　1962年，中央“八千人会议”召开，组织上为我摘除“右倾”帽子，安排到耒阳县南京人民公社担任民政助理员。从此，我扎根基层工作20余年，不管是身处逆境还是顺境，始终乐观豁达，深受上级领导和同事的好评。
　　1989年1月，我从耒阳市烈士陵园管理处调到市民政局，后光荣离休，安享晚年，并以过去的经历教育三个儿子努力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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