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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电影:体制外的表达
2009年11月21日下午3点半,沙坪坝电影院,一部叫《敖鲁古雅》的电影替代了第三届“造影青春:重庆民间映画交流展(简称CIFVF)”的揭幕。
这是一部曾获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十佳纪录片的电影。暗光的影院内,屏幕上变幻着一个古老民族如何趋于消亡的历史。观众席很安静,没有人低声说笑,也没有爆米花的咀嚼声,他们神情悠闲,却隐隐有一种仪式般的凝然。
与此同时,重庆的各大院线中,《2012》正热映到如火如荼,许多人排队半个多小时,却被告知无票。有意思的是,同样关于“消亡”,一边是逃难、爱情和惊天动地,一边却是缓慢、平静到几乎有些残酷的叙事;一边受众群广大,一边却知者寥寥。
更关键的是这个区分:商业电影和独立电影。
独立电影的概念,来源于英文“independent film”,是针对好莱坞主流电影的一个概念。上世纪的好莱坞成为电影商业的中心,一部电影的拍摄必须严格遵循“制片人制度”:瞄准市场、利润最大化。
有体制,就会有桎梏——当一些热爱电影的人们发现自己寄身于体制之内已经无法进行个人表达,或者说真实完全被遮蔽的时候,独立电影便成为唯一的选择。一批特立独行的电影人开始自筹资金,甚至自编剧本、自任导演,拍摄出不太赚钱却思想性强的影片。
这是独立电影之始。它们由创作者自己筹资拍摄,往往成本很低;以创作者的个人意志为灵魂,创作者在摄制过程中拥有最高的创作操控权利。
造影青春:一场重庆式的致敬
被命名为“造影青春”的重庆独立影片展(CIFVF),成为一场对独立电影的致敬。
和往届一样,没有繁文缛节,没有领导讲话,一切从直接放映开始。这是典型的重庆式,拒绝拐弯抹角、直奔主题。
唯一扩大的是规模,如果说第一届CIFVF还是一场影人和观众的自娱自乐,带着点草根的狂欢,这次便已经有了一点明星相: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选片人柏玛丽,伊比利亚艺术中心独立影像档案馆负责人严潇潇,贾樟柯电影《小武》制片人李杰明,曼陀龙国际唱片公司韦岚等知名业内人士参加了开幕式。内地、港台和日本等国的50余名导演携片参展。正在热炒的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的演员尚于博也来到现场,谈笑风生。
影展组委会主席郑正是重庆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的教师,也是投身于独立电影浪潮中的“冲浪者”。他和很多艺术家一样留长发,穿牛仔裤和休闲装。
三届CIFVF都和他脱不了关系。2004年,郑正和沙坪坝电影院经理的一次私下聊天,提到了影展的概念,原始的动机非常单纯,“就是为了好玩”。2007年11月24日到25日,第一届CIFVF开幕。两天内,他们放映了二十多部民间短片。有500多人慕名前来观看,一些人到晚了,就坐在过道中间;过道中间坐满了,就站在最后排。
放映完以后,影片的导演会站到台上和观众互动、问答。擅长用镜头语言刻画最细微的心理活动的人,未必擅长交流。有人站在台上结结巴巴,“觉得自己像个白痴”。不管怎样,主办方觉得好玩,导演觉得好玩,观众也觉得好玩——他们说,“看到了平时很难看到的东西”。
自此,CIFVF初成规模。
对于重庆的独立影人而言,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当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独立电影圈子发展出星星之火时,重庆民间影像的制作和交流却几乎悄无声息,自生自灭。在影展中,许多无名影人的作品是第一次呈现在大银幕上;对那些已有作品在其他场合露面的作者,在商业影院中的非商业放映,也一样唤起了他们的期待和兴奋。
2008年11月,第二届CIFVF举行。
2009年3月,第三届CIFVF开始筹备。由露天电影院工作室负责人郑正担任主席,著名独立电影制作人应亮担任组织者,组委会开始了富有挑战和乐趣的选片工作。具体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接受自由报名,另一方面选片小组通过各种途径看片,最后汇总信息,交流讨论,确定入选片单,同时邀请导演参加本届影展相关活动。
最终,选片小组选出51部作品公开放映,其中长片12部,短片39部,总放映时间2093分钟。相较于去年,这一届在主体放映之外,还开辟了“特别放映”部分,既有拍摄于较早年的经典独立电影回顾,又有来自香港台湾地区的优秀短片,以及外国影人在中国拍摄的作品等。
影展整体规模大幅扩展,视角多元,品质优异,一部分作品已可称得上是杰作。例如带有厂标却富有独立制作精神的电影《寻找智美更登》、《牛郎织女》,以及广受关注的《扎贲诺尔》。影展策划、小有名气的独立电影导演应亮说,入选作品关键是要富有独立精神,不论是地上还是地下——这是圈内语言,地上指通过了电影局审查可公映的,地下则相反。
这并非应亮自己的界定:在中国,许多独立导演在表达和坚持自己思想的同时,也战战兢兢地同体制进行着磨合。1999年,张元拍摄的电影《妈妈》获得了“厂标”,但它仍然以其独特的视角、罕见的人文关怀,被一部分人视为中国独立电影开山之作。
窄巷中的蓝天
本届CIFVF有10部重庆本地的短片上映:实验短片《慌》、《缓冲》和《索乐》;纪录短片《跑地震》、《卖报》和《离乡》;以及剧情短片《明天没有黑夜》、《天堂之路》、《我是……?》和《Les》。
这些年轻的对电影表达充满了热爱的人们(其中一部分还是学生),用简陋的器械、数码工具,认识的人充当很不专业的群众演员以及自己改剧本自己当场务……来表达着自己还并不成熟的思想。DV时代的到来令他们节省了真正的胶片,然而,前景也并不容乐观。
独立电影圈的偶像级人物昆汀·塔伦蒂诺说过:独立制片导演不是为了赚钱才去拍电影,他们即便倾家荡产也要尝试一番,而自己原本就没有多少积蓄可供挥霍。
所有的独立电影人都在谨慎计划每一分开支。影展策划应亮的处女作《背鸭子的男孩》,成本只3万,第二部作品《另一半》因为“这次发了片酬”,加上前一部的奖金,成本是“奢侈”的6万;杨恒回湘西吉首拍了部《槟榔》,吃住尽量省、不用灯光不拍室内戏、找免费拍摄器材,花销主要在做字幕和请客凑人情上,最后花了3万块。
尽管如此,每一个独立影像展仍然像个“败家成果大展示”。面包与理想的两难抉择依然痛苦地存在。
人总得生活下去,尽管赚取生活费与他们的初衷并无关联。
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学会培养和维护自己的“立场”:你的理念是什么,你眼中的世界是怎样的,你的观念是否清晰,你打算以怎样的方式展示给观众,你有怎样的欣慰,怎样的痛苦,怎样的悲伤……这些都得通过影像展现,镜头、剧本、话语、演员,都出自你的掌控。
诚如豆瓣上一篇评论所言:“对独立精神的坚守需要一种清明的意识和强大的原创力,有了它,即使处于电影工业机制之中也可能成为相对独立的特例;没有它,独立电影的概念就会沦为一种刻意标榜和虚张声势。”
这才是最令人忧虑的:当前的独立电影人以年轻人为主,支撑他们的是青春的热血、激动和渴望呈现思想的愿望。的确,每个人都想表达,但真正的表达应该如冰山一样,露出水面的有多少,藏在水底下的就是十倍。在阅读、经历和思考都尚未进入一个较高的阶段时,所谓的表达,往往也不过是“表”,而没有“达”。
电影是一种话语权。当话语变成了话语权时,拥有这种权柄的人,就不得不去思考它能带给世界的影响和效应。
也许应该放轻松一些。正如著名电影人高文东所言:“独立电影这个圈子非常干净,大家都互相扶持,也不急功近利。”
相比起主流电影圈,独立电影圈的确会干净和简单得多,而且,团结。像郑正和应亮们一样,他们组织起制片人,形成一个圈子,至少国内外的关注者可以找到这个群体。他们正以自己的步伐去维护着这个独特生态圈的平衡。
以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来结尾:得知上海大中里的石库门里弄将被拆除,在美国读书的舒浩仑赶回来,和朋友用两台摄影机在里弄中完成了自己对童年和故居的祭奠。这或许是对独立电影的一个最好注脚:晃来晃去的摄像机在窄巷中磕碰穿行,然而顶上却始终有一片个人的蓝天。
2009年11月21日下午3点半,沙坪坝电影院,一部叫《敖鲁古雅》的电影替代了第三届“造影青春:重庆民间映画交流展(简称CIFVF)”的揭幕。
这是一部曾获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十佳纪录片的电影。暗光的影院内,屏幕上变幻着一个古老民族如何趋于消亡的历史。观众席很安静,没有人低声说笑,也没有爆米花的咀嚼声,他们神情悠闲,却隐隐有一种仪式般的凝然。
与此同时,重庆的各大院线中,《2012》正热映到如火如荼,许多人排队半个多小时,却被告知无票。有意思的是,同样关于“消亡”,一边是逃难、爱情和惊天动地,一边却是缓慢、平静到几乎有些残酷的叙事;一边受众群广大,一边却知者寥寥。
更关键的是这个区分:商业电影和独立电影。
独立电影的概念,来源于英文“independent film”,是针对好莱坞主流电影的一个概念。上世纪的好莱坞成为电影商业的中心,一部电影的拍摄必须严格遵循“制片人制度”:瞄准市场、利润最大化。
有体制,就会有桎梏——当一些热爱电影的人们发现自己寄身于体制之内已经无法进行个人表达,或者说真实完全被遮蔽的时候,独立电影便成为唯一的选择。一批特立独行的电影人开始自筹资金,甚至自编剧本、自任导演,拍摄出不太赚钱却思想性强的影片。
这是独立电影之始。它们由创作者自己筹资拍摄,往往成本很低;以创作者的个人意志为灵魂,创作者在摄制过程中拥有最高的创作操控权利。
造影青春:一场重庆式的致敬
被命名为“造影青春”的重庆独立影片展(CIFVF),成为一场对独立电影的致敬。
和往届一样,没有繁文缛节,没有领导讲话,一切从直接放映开始。这是典型的重庆式,拒绝拐弯抹角、直奔主题。
唯一扩大的是规模,如果说第一届CIFVF还是一场影人和观众的自娱自乐,带着点草根的狂欢,这次便已经有了一点明星相: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选片人柏玛丽,伊比利亚艺术中心独立影像档案馆负责人严潇潇,贾樟柯电影《小武》制片人李杰明,曼陀龙国际唱片公司韦岚等知名业内人士参加了开幕式。内地、港台和日本等国的50余名导演携片参展。正在热炒的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的演员尚于博也来到现场,谈笑风生。
影展组委会主席郑正是重庆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的教师,也是投身于独立电影浪潮中的“冲浪者”。他和很多艺术家一样留长发,穿牛仔裤和休闲装。
三届CIFVF都和他脱不了关系。2004年,郑正和沙坪坝电影院经理的一次私下聊天,提到了影展的概念,原始的动机非常单纯,“就是为了好玩”。2007年11月24日到25日,第一届CIFVF开幕。两天内,他们放映了二十多部民间短片。有500多人慕名前来观看,一些人到晚了,就坐在过道中间;过道中间坐满了,就站在最后排。
放映完以后,影片的导演会站到台上和观众互动、问答。擅长用镜头语言刻画最细微的心理活动的人,未必擅长交流。有人站在台上结结巴巴,“觉得自己像个白痴”。不管怎样,主办方觉得好玩,导演觉得好玩,观众也觉得好玩——他们说,“看到了平时很难看到的东西”。
自此,CIFVF初成规模。
对于重庆的独立影人而言,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当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独立电影圈子发展出星星之火时,重庆民间影像的制作和交流却几乎悄无声息,自生自灭。在影展中,许多无名影人的作品是第一次呈现在大银幕上;对那些已有作品在其他场合露面的作者,在商业影院中的非商业放映,也一样唤起了他们的期待和兴奋。
2008年11月,第二届CIFVF举行。
2009年3月,第三届CIFVF开始筹备。由露天电影院工作室负责人郑正担任主席,著名独立电影制作人应亮担任组织者,组委会开始了富有挑战和乐趣的选片工作。具体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接受自由报名,另一方面选片小组通过各种途径看片,最后汇总信息,交流讨论,确定入选片单,同时邀请导演参加本届影展相关活动。
最终,选片小组选出51部作品公开放映,其中长片12部,短片39部,总放映时间2093分钟。相较于去年,这一届在主体放映之外,还开辟了“特别放映”部分,既有拍摄于较早年的经典独立电影回顾,又有来自香港台湾地区的优秀短片,以及外国影人在中国拍摄的作品等。
影展整体规模大幅扩展,视角多元,品质优异,一部分作品已可称得上是杰作。例如带有厂标却富有独立制作精神的电影《寻找智美更登》、《牛郎织女》,以及广受关注的《扎贲诺尔》。影展策划、小有名气的独立电影导演应亮说,入选作品关键是要富有独立精神,不论是地上还是地下——这是圈内语言,地上指通过了电影局审查可公映的,地下则相反。
这并非应亮自己的界定:在中国,许多独立导演在表达和坚持自己思想的同时,也战战兢兢地同体制进行着磨合。1999年,张元拍摄的电影《妈妈》获得了“厂标”,但它仍然以其独特的视角、罕见的人文关怀,被一部分人视为中国独立电影开山之作。
窄巷中的蓝天
本届CIFVF有10部重庆本地的短片上映:实验短片《慌》、《缓冲》和《索乐》;纪录短片《跑地震》、《卖报》和《离乡》;以及剧情短片《明天没有黑夜》、《天堂之路》、《我是……?》和《Les》。
这些年轻的对电影表达充满了热爱的人们(其中一部分还是学生),用简陋的器械、数码工具,认识的人充当很不专业的群众演员以及自己改剧本自己当场务……来表达着自己还并不成熟的思想。DV时代的到来令他们节省了真正的胶片,然而,前景也并不容乐观。
独立电影圈的偶像级人物昆汀·塔伦蒂诺说过:独立制片导演不是为了赚钱才去拍电影,他们即便倾家荡产也要尝试一番,而自己原本就没有多少积蓄可供挥霍。
所有的独立电影人都在谨慎计划每一分开支。影展策划应亮的处女作《背鸭子的男孩》,成本只3万,第二部作品《另一半》因为“这次发了片酬”,加上前一部的奖金,成本是“奢侈”的6万;杨恒回湘西吉首拍了部《槟榔》,吃住尽量省、不用灯光不拍室内戏、找免费拍摄器材,花销主要在做字幕和请客凑人情上,最后花了3万块。
尽管如此,每一个独立影像展仍然像个“败家成果大展示”。面包与理想的两难抉择依然痛苦地存在。
人总得生活下去,尽管赚取生活费与他们的初衷并无关联。
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学会培养和维护自己的“立场”:你的理念是什么,你眼中的世界是怎样的,你的观念是否清晰,你打算以怎样的方式展示给观众,你有怎样的欣慰,怎样的痛苦,怎样的悲伤……这些都得通过影像展现,镜头、剧本、话语、演员,都出自你的掌控。
诚如豆瓣上一篇评论所言:“对独立精神的坚守需要一种清明的意识和强大的原创力,有了它,即使处于电影工业机制之中也可能成为相对独立的特例;没有它,独立电影的概念就会沦为一种刻意标榜和虚张声势。”
这才是最令人忧虑的:当前的独立电影人以年轻人为主,支撑他们的是青春的热血、激动和渴望呈现思想的愿望。的确,每个人都想表达,但真正的表达应该如冰山一样,露出水面的有多少,藏在水底下的就是十倍。在阅读、经历和思考都尚未进入一个较高的阶段时,所谓的表达,往往也不过是“表”,而没有“达”。
电影是一种话语权。当话语变成了话语权时,拥有这种权柄的人,就不得不去思考它能带给世界的影响和效应。
也许应该放轻松一些。正如著名电影人高文东所言:“独立电影这个圈子非常干净,大家都互相扶持,也不急功近利。”
相比起主流电影圈,独立电影圈的确会干净和简单得多,而且,团结。像郑正和应亮们一样,他们组织起制片人,形成一个圈子,至少国内外的关注者可以找到这个群体。他们正以自己的步伐去维护着这个独特生态圈的平衡。
以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来结尾:得知上海大中里的石库门里弄将被拆除,在美国读书的舒浩仑赶回来,和朋友用两台摄影机在里弄中完成了自己对童年和故居的祭奠。这或许是对独立电影的一个最好注脚:晃来晃去的摄像机在窄巷中磕碰穿行,然而顶上却始终有一片个人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