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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完整理解并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前提，就是要用“大历史观”的眼光及胸怀，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时代”、社会主义实践的“革命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时代”传承比较中，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进而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题意涵，自觉自信地从“四个伟大”的战略高度完善新时代的治国理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题意涵;大历史观;经典时代;革命时代;改革时代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8.06.003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8）06-0016-07
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党的十九大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最重要的政治成果，必將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使党的指导思想转化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要完整理解并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前提，就是要用“大历史观”的眼光及胸怀，在社会主义的传承比较中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题意涵。
一、 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时代”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学说开启了人类思想革命的新纪元，是迄今为止人类理论思维的最高峰，并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马克思、恩格斯时期堪称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时代”。习近平充分肯定了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这一理论，认为在人类思想史上，在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等方面，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科学性与实践性。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自己的学说，不仅仅是要“解释世界”，更是要“改变世界”，即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提供理论指导，实现“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统一。理论只有同实践结合起来才是好的理论。理论只有来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才能科学解释现实的重大问题，为实践提供指导性，并在实践中得到和展现强大的活力。
19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资产阶级在逐步确立统治地位的同时，也加剧了少数人“财富过剩”和多数人“无产者化”的社会矛盾。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但是，欧洲的空想家由于“缺乏对私有财产的社会经济分析”，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无法达到“原则高度”。因此，对于他们思想的根本缺陷，不能肤浅地、片面地去批判，必须长期、深入研究之后才能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热烈地盼望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合流。他们指出，“只有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1]。为了克服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分离和对立，他们进行了艰苦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表之后，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分离与对立才被克服。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揭示了先进理论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2]15他说，“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3]。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内在根本依据：一是斗争的性质，即《宣言》中强调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独立运动”[2]262，更需要理论上揭示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二是斗争的形式，即《宣言》指出的“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2]262;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目标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4]。
《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宣言书，也是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宣言书，更准确地说，是“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相结合的宣言书。《宣言》第一次系统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完整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策略。《宣言》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始终发挥着重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刻而系统地揭示资本运动规律尤其是其必然被消灭的规律，即现代社会，从经济学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从而为社会主义事业夯实“科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理论家。为了给无产阶级提供更好的理论武器，马克思自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进行自我批判。在马克思19世纪70年代末后的晚年时期，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阶段演变的激烈变动，革命重心向落后国家转移。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时代的新变化进行新的补充和修正，体现在1879年至1882年马克思留下的一批鲜为人知的笔记和恩格斯晚年的大量书信和论著中;同时，他们把自己的研究视野拓展至西欧以外的俄国和美国，研究领域也大大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转向对政治、宗教、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的关注，为此马克思在晚年甚至没有继续《资本论》第二、三卷手稿的修改和定稿工作，力图在更加广阔的视域中去追溯整个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破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
概括起来，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时代”主要有五方面的启示。
一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应时，才使用的，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科学认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5]290。一方面，空想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并没有停止活动，而且仍然在用“新的幻想欺骗人民”;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科学认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从理论发展的逻辑看，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意义极为重大。 二是共產党人要重视理论的创新，把革命理论与工人运动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而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现实的工人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是对共产党人的基本的却极高的要求，而决不能视为共产党人可以脱离革命实践与生俱来的素质。
三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解放以生产力为核心的新社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40“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5]60。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是吸取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
四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世界生产和交往发展，现代的资本压迫的世界，不仅体现在阶级关系方面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还体现在民族关系方面即在世界范围形成了一个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依附型发展结构。这样，劳动阶级的解放，不只是一个民族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的问题。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全人类的问题。共产主义是国际 （International） 的事业，虽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五是未来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但社会主义的实际发展是生动丰富的，理论原理的运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特定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惟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6]。
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发展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着力解决的是新的理想社会的必然性与现实性（主体力量）问题，至于社会主义“是什么”只是最一般地、原则性地加以论述，并坚决反对作任何注定是空想的具体描述，而社会主义“怎么做”的问题则更是留给后人完全自主的空间。
二、社会主义实践的“革命时代”
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的探索，表明他在思考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那么如果东方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那将通过什么方式、道路才能取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成就？人们又怎么认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性质呢？显然，马克思、恩格斯远远没有解决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他们至多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最后解决问题，而且许多问题也只能是后人在实践中才能提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列宁首次在俄国开启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问题。但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主要是十月革命及其所开创的道路的实质）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反复认识的过程。
在十月革命前，列宁曾经非常乐观自信地认为，社会主义“是什么”“怎么样”已经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得到完美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面临的是“怎么做”的问题。为此，列宁集中考虑的是无产阶级能否并如何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革命”的问题。首先，在19世纪下半叶掀起的围绕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中，为了打破民粹派的“梦呓”，列宁在1899年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试图在经济调查和分析统计资料的基础上，论证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像普列汉诺夫那样，指出问题不是“俄国是否应当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是“俄国已经走了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从而揭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
继俄国1905年革命后，土耳其、波斯、中国（1911年）也发生了类似的革命，而且在印度、印度尼西亚也开始新的骚动，在《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中，列宁认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的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7]。正是此分析，从而推动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或几个“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思想的形成，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思想。同时，列宁特别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及革命力量的主观能动性，强调给我一个革命家队伍，我能够把整个俄国反转过来。十月革命后，列宁很快就看到俄国的落后及其后果，并因此一度被一种忧心如焚的情绪所困扰。但列宁不愧是一个实践辩证法大师，及时实现从军事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换车”，并在最后的日子里，更加深刻地总结有限而丰富的经验教训，实现了社会主义认识的新突破。
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更为落后且发展极不平衡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一系列艰苦而有益的探索：一是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提出“以苏为鉴”，正式提出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二是提出了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动力的学说，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思想;三是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论和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设想。“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8]302;四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重视价值规律的理论观点，鲜明地作出了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大关系的论述。毛泽东认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8]3;五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要理论。其中毛泽东特别重视民主集中制，强调要“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8]291—292。 当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也出现过重大失误和严重挫折。对此，习近平也明确强调，改革前后三十年不能割裂更不能对立起来。这两个时期既有重大区别又相互联系，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经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对前一个时期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时代”
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其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进行改革始于“文革”反思，高潮于“苏东”危机挑战。真正告别“文革”的标志，与其说是粉碎“四人帮”，不如说是在恢复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基础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在改革开放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左”的僵化观念可谓根深蒂固，邓小平的应对充满政治智慧：坚持以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以“不争论”鼓励改革创新，再到明确提出“三个有利于”评判标准，最后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论”。
邓小平在谋划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再告诫人们“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并强调这是“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邓小平从1980年第一次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到1992年初视察南方讲话的明确概括，完全遵循辩证法原则，体现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有机统一：否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两个文明没搞好不是社会主义）——肯定（两大原则，开始的提法是传统而经典的，即公有制与按劳分配，后来更具创新性，即公有制为主体与共同富裕）——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指导和实践反思相结合的命题，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主题。社会主义运动一开始就从理论上提出了这一“主题”，但问题的解决只能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后才能从理论走向实践，并且这一问题始终贯穿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列宁晚年的思考无疑极具开拓性，但列宁时代毕竟还仅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创与探索时期，列宁没有或来不及深化提升自己有限而宝贵的认识与经验，以推进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思考的首要理论问题。分析邓小平理论的运思逻辑和内容结构，我们不难发现，“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即“生产力问题”）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存在着最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实践主题”的明确提出源于对“生产力问题”的极大关注，并使“生产力问题”得到提升;另一方面，“生产力问题”既导引出“实践主题”，更深化了“实践主题”。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全党灵魂，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对国情的基本认知，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应有之义，让改革开放成为社会共识，让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成为常识，让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成为政治自觉，让共同富裕成为共同追求，等等，可以说是邓小平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厚实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已经开始由最初的“理论设想型”经“经验主导型”向“科学实践型”飞跃。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与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开始出现，社会结构也呈现许多新变化，能否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是否应该、能否做到并如何做到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成为紧迫的重要问题。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凸显了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可逆性，体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与时俱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当然，我国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及改革的渐进策略，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必然加大改革的困难，从而赋予后来的改革更大的挑战性。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2018年初，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对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进入新时代、如何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怎样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问题作了说明。他明确指出：“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9]这是我们深刻理解并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根本指针。
首先，回看走过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将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近百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5 000多年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迎合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及全球性的变革调整。中国的参与和贡献赋予了经济全球化更多包容开放的特点，中国的改革发展改变了国际经济力量对比不均衡的状态，在减贫脱贫领域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极大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而同外部世界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会建立在损害和剥夺别国发展利益的基础上，更不会关起门来同外部世界相隔绝。
40年的改革开放表明，中华民族必须抓住历史的发展机遇奋勇前进，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推动发展。7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持续探索表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既有重大区别又相互联系，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探索。我们要从历史维度、政治高度明确社会主义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的连续性、完整性。9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完全正确的。170多年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表明，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必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必须坚持“四个自信”。5 000多年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表明，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东方文明古国、发展中大国、新兴大国、社会主义大国这四重身份的国家，中国梦即东方文明复兴梦、发展中国家的和平发展梦、新兴大国崛起梦、社会主义新发展梦，这就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源流、民族基因和实践基础，从而更有助于理解并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其次，比较别人的路，我们更加自信应对“时代之问”，更加坚定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最本质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战”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了现代化的探索之路，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针对“斯大林模式”的变革调整。其中的尝试不可谓不全面、不多样、不深刻，但总体效果很不如人意。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和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东剧变，苏联的现代化模式遭遇失败;俄国从完全“西歪”的“休克疗法”到国家战略及社会转型的艰难调整;拉美、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导致拉美模式、东南亚模式的反思;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经济社会危机，特别是2008年发生了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受到质疑。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超大规模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前无古人。同西方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没有掠夺海外资源、没有对外侵略和扩张、没有牺牲他国利益、没有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承诺永不称霸，既没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改革创新，探索出一条和平发展、共建共享、合作共赢、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方案，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为世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最根本的是因为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党的十三大起，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主题词里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词。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概括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前提、基本依据、运行机制、基本目标，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党的十九大指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最根本的制度优势，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认识成果、最根本的规律总结。
最后，远眺前行的路，自觉自信地从“四个伟大”的战略高度完善新时代的治国理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992年邓小平认为，再有三十年的时间中国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当前，我们党正面临着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面临的新时代，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代，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关键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迈向新阶段、当今世界经历新变局、我们党面临执政新考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以其深刻的理论性实践性和鲜明的战略性前瞻性，从根本上引领了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
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处在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另一方面，各种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全球问题凸显。“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9]。在此背景之下，如何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和谐相处、良性互动、共赢发展，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科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科学谋划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向世界呈现了中国发展的国际理念、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既体现出中国的政治智慧和共享诚意，也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全球视野、人类情怀的大格局，充分说明中国正在发挥着世界和平维护者、全球发展贡献者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0]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思想理念已被广泛认同，在愈加广阔的国际实践中不断升华，在和平合作的发展大潮中愈呈正能量。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构想，因其蕴含着合乎人类整体利益的价值观、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而尽显思想魅力，为推进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当然，作为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的社会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需要经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三个阶段，需要脚踏实地，齐心合力，稳步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服务于世界各国走出现代性困境、化解全球共同危机的需要。“一带一路”是当前阶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支点。在国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国际上倡导以人类为中心的全球觀，两者的结合就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几年来，中国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者，更是负责任、有行动、敢作为的实践者。面对新时代，我们要从“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战略高度，不断开拓完善的治国理政，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6—527.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3.
[7]列宁.列宁全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8.
[8]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8-01-06）[2018-10-10].http：bbsl.people.com.cn/post/1/1/2/65908583.html.
[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38、522.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8.
责任编辑：顾榕昌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题意涵;大历史观;经典时代;革命时代;改革时代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8.06.003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8）06-0016-07
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党的十九大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最重要的政治成果，必將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使党的指导思想转化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要完整理解并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前提，就是要用“大历史观”的眼光及胸怀，在社会主义的传承比较中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题意涵。
一、 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时代”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学说开启了人类思想革命的新纪元，是迄今为止人类理论思维的最高峰，并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马克思、恩格斯时期堪称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时代”。习近平充分肯定了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这一理论，认为在人类思想史上，在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等方面，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科学性与实践性。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自己的学说，不仅仅是要“解释世界”，更是要“改变世界”，即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提供理论指导，实现“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统一。理论只有同实践结合起来才是好的理论。理论只有来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才能科学解释现实的重大问题，为实践提供指导性，并在实践中得到和展现强大的活力。
19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资产阶级在逐步确立统治地位的同时，也加剧了少数人“财富过剩”和多数人“无产者化”的社会矛盾。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但是，欧洲的空想家由于“缺乏对私有财产的社会经济分析”，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无法达到“原则高度”。因此，对于他们思想的根本缺陷，不能肤浅地、片面地去批判，必须长期、深入研究之后才能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热烈地盼望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合流。他们指出，“只有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1]。为了克服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分离和对立，他们进行了艰苦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表之后，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分离与对立才被克服。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揭示了先进理论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2]15他说，“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3]。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内在根本依据：一是斗争的性质，即《宣言》中强调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独立运动”[2]262，更需要理论上揭示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二是斗争的形式，即《宣言》指出的“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2]262;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目标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4]。
《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宣言书，也是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宣言书，更准确地说，是“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相结合的宣言书。《宣言》第一次系统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完整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策略。《宣言》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始终发挥着重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刻而系统地揭示资本运动规律尤其是其必然被消灭的规律，即现代社会，从经济学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从而为社会主义事业夯实“科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理论家。为了给无产阶级提供更好的理论武器，马克思自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进行自我批判。在马克思19世纪70年代末后的晚年时期，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阶段演变的激烈变动，革命重心向落后国家转移。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时代的新变化进行新的补充和修正，体现在1879年至1882年马克思留下的一批鲜为人知的笔记和恩格斯晚年的大量书信和论著中;同时，他们把自己的研究视野拓展至西欧以外的俄国和美国，研究领域也大大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转向对政治、宗教、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的关注，为此马克思在晚年甚至没有继续《资本论》第二、三卷手稿的修改和定稿工作，力图在更加广阔的视域中去追溯整个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破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
概括起来，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时代”主要有五方面的启示。
一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应时，才使用的，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科学认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5]290。一方面，空想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并没有停止活动，而且仍然在用“新的幻想欺骗人民”;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科学认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从理论发展的逻辑看，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意义极为重大。 二是共產党人要重视理论的创新，把革命理论与工人运动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而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现实的工人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是对共产党人的基本的却极高的要求，而决不能视为共产党人可以脱离革命实践与生俱来的素质。
三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解放以生产力为核心的新社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40“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5]60。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是吸取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
四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世界生产和交往发展，现代的资本压迫的世界，不仅体现在阶级关系方面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还体现在民族关系方面即在世界范围形成了一个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依附型发展结构。这样，劳动阶级的解放，不只是一个民族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的问题。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全人类的问题。共产主义是国际 （International） 的事业，虽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五是未来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但社会主义的实际发展是生动丰富的，理论原理的运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特定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惟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6]。
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发展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着力解决的是新的理想社会的必然性与现实性（主体力量）问题，至于社会主义“是什么”只是最一般地、原则性地加以论述，并坚决反对作任何注定是空想的具体描述，而社会主义“怎么做”的问题则更是留给后人完全自主的空间。
二、社会主义实践的“革命时代”
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的探索，表明他在思考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那么如果东方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那将通过什么方式、道路才能取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成就？人们又怎么认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性质呢？显然，马克思、恩格斯远远没有解决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他们至多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最后解决问题，而且许多问题也只能是后人在实践中才能提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列宁首次在俄国开启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问题。但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主要是十月革命及其所开创的道路的实质）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反复认识的过程。
在十月革命前，列宁曾经非常乐观自信地认为，社会主义“是什么”“怎么样”已经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得到完美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面临的是“怎么做”的问题。为此，列宁集中考虑的是无产阶级能否并如何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革命”的问题。首先，在19世纪下半叶掀起的围绕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中，为了打破民粹派的“梦呓”，列宁在1899年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试图在经济调查和分析统计资料的基础上，论证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像普列汉诺夫那样，指出问题不是“俄国是否应当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是“俄国已经走了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从而揭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
继俄国1905年革命后，土耳其、波斯、中国（1911年）也发生了类似的革命，而且在印度、印度尼西亚也开始新的骚动，在《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中，列宁认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的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7]。正是此分析，从而推动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或几个“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思想的形成，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思想。同时，列宁特别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及革命力量的主观能动性，强调给我一个革命家队伍，我能够把整个俄国反转过来。十月革命后，列宁很快就看到俄国的落后及其后果，并因此一度被一种忧心如焚的情绪所困扰。但列宁不愧是一个实践辩证法大师，及时实现从军事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换车”，并在最后的日子里，更加深刻地总结有限而丰富的经验教训，实现了社会主义认识的新突破。
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更为落后且发展极不平衡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一系列艰苦而有益的探索：一是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提出“以苏为鉴”，正式提出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二是提出了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动力的学说，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思想;三是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论和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设想。“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8]302;四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重视价值规律的理论观点，鲜明地作出了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大关系的论述。毛泽东认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8]3;五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要理论。其中毛泽东特别重视民主集中制，强调要“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8]291—292。 当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也出现过重大失误和严重挫折。对此，习近平也明确强调，改革前后三十年不能割裂更不能对立起来。这两个时期既有重大区别又相互联系，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经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对前一个时期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时代”
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其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进行改革始于“文革”反思，高潮于“苏东”危机挑战。真正告别“文革”的标志，与其说是粉碎“四人帮”，不如说是在恢复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基础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在改革开放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左”的僵化观念可谓根深蒂固，邓小平的应对充满政治智慧：坚持以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以“不争论”鼓励改革创新，再到明确提出“三个有利于”评判标准，最后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论”。
邓小平在谋划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再告诫人们“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并强调这是“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邓小平从1980年第一次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到1992年初视察南方讲话的明确概括，完全遵循辩证法原则，体现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有机统一：否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两个文明没搞好不是社会主义）——肯定（两大原则，开始的提法是传统而经典的，即公有制与按劳分配，后来更具创新性，即公有制为主体与共同富裕）——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指导和实践反思相结合的命题，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主题。社会主义运动一开始就从理论上提出了这一“主题”，但问题的解决只能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后才能从理论走向实践，并且这一问题始终贯穿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列宁晚年的思考无疑极具开拓性，但列宁时代毕竟还仅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创与探索时期，列宁没有或来不及深化提升自己有限而宝贵的认识与经验，以推进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思考的首要理论问题。分析邓小平理论的运思逻辑和内容结构，我们不难发现，“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即“生产力问题”）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存在着最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实践主题”的明确提出源于对“生产力问题”的极大关注，并使“生产力问题”得到提升;另一方面，“生产力问题”既导引出“实践主题”，更深化了“实践主题”。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全党灵魂，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对国情的基本认知，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应有之义，让改革开放成为社会共识，让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成为常识，让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成为政治自觉，让共同富裕成为共同追求，等等，可以说是邓小平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厚实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已经开始由最初的“理论设想型”经“经验主导型”向“科学实践型”飞跃。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与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开始出现，社会结构也呈现许多新变化，能否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是否应该、能否做到并如何做到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成为紧迫的重要问题。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凸显了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可逆性，体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与时俱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当然，我国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及改革的渐进策略，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必然加大改革的困难，从而赋予后来的改革更大的挑战性。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2018年初，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对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进入新时代、如何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怎样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问题作了说明。他明确指出：“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9]这是我们深刻理解并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根本指针。
首先，回看走过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将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近百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5 000多年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迎合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及全球性的变革调整。中国的参与和贡献赋予了经济全球化更多包容开放的特点，中国的改革发展改变了国际经济力量对比不均衡的状态，在减贫脱贫领域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极大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而同外部世界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会建立在损害和剥夺别国发展利益的基础上，更不会关起门来同外部世界相隔绝。
40年的改革开放表明，中华民族必须抓住历史的发展机遇奋勇前进，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推动发展。7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持续探索表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既有重大区别又相互联系，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探索。我们要从历史维度、政治高度明确社会主义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的连续性、完整性。9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完全正确的。170多年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表明，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必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必须坚持“四个自信”。5 000多年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表明，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东方文明古国、发展中大国、新兴大国、社会主义大国这四重身份的国家，中国梦即东方文明复兴梦、发展中国家的和平发展梦、新兴大国崛起梦、社会主义新发展梦，这就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源流、民族基因和实践基础，从而更有助于理解并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其次，比较别人的路，我们更加自信应对“时代之问”，更加坚定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最本质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战”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了现代化的探索之路，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针对“斯大林模式”的变革调整。其中的尝试不可谓不全面、不多样、不深刻，但总体效果很不如人意。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和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东剧变，苏联的现代化模式遭遇失败;俄国从完全“西歪”的“休克疗法”到国家战略及社会转型的艰难调整;拉美、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导致拉美模式、东南亚模式的反思;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经济社会危机，特别是2008年发生了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受到质疑。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超大规模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前无古人。同西方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没有掠夺海外资源、没有对外侵略和扩张、没有牺牲他国利益、没有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承诺永不称霸，既没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改革创新，探索出一条和平发展、共建共享、合作共赢、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方案，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为世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最根本的是因为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党的十三大起，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主题词里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词。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概括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前提、基本依据、运行机制、基本目标，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党的十九大指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最根本的制度优势，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认识成果、最根本的规律总结。
最后，远眺前行的路，自觉自信地从“四个伟大”的战略高度完善新时代的治国理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992年邓小平认为，再有三十年的时间中国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当前，我们党正面临着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面临的新时代，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代，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关键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迈向新阶段、当今世界经历新变局、我们党面临执政新考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以其深刻的理论性实践性和鲜明的战略性前瞻性，从根本上引领了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
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处在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另一方面，各种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全球问题凸显。“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9]。在此背景之下，如何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和谐相处、良性互动、共赢发展，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科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科学谋划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向世界呈现了中国发展的国际理念、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既体现出中国的政治智慧和共享诚意，也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全球视野、人类情怀的大格局，充分说明中国正在发挥着世界和平维护者、全球发展贡献者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0]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思想理念已被广泛认同，在愈加广阔的国际实践中不断升华，在和平合作的发展大潮中愈呈正能量。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构想，因其蕴含着合乎人类整体利益的价值观、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而尽显思想魅力，为推进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当然，作为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的社会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需要经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三个阶段，需要脚踏实地，齐心合力，稳步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服务于世界各国走出现代性困境、化解全球共同危机的需要。“一带一路”是当前阶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支点。在国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国际上倡导以人类为中心的全球觀，两者的结合就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几年来，中国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者，更是负责任、有行动、敢作为的实践者。面对新时代，我们要从“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战略高度，不断开拓完善的治国理政，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6—527.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3.
[7]列宁.列宁全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8.
[8]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8-01-06）[2018-10-10].http：bbsl.people.com.cn/post/1/1/2/65908583.html.
[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38、522.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8.
责任编辑：顾榕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