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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一个清晨，我匆匆漱洗完就跑到父亲床前，他无力地向我扬了下手，示意我弯腰低头，然后把我搂在他的胸前，搂了好一会儿。弟弟告诉我昨天晚上他守夜的时候，父亲已经很多次这样搂他。之后，父亲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这一抱，让我仿佛又回到了久违的儿时他温暖的怀抱，虽然这时他的胸膛已经没有了体温。我们和他今生的缘分，永远地定格在这最后的一抱里，每每我鼓起勇气去回忆那个早晨如此痛楚又温情的诀别时刻，我都能深深地感受到父亲对我们无限的爱和不舍，我相信如果真有来生，父亲和我们都愿意再在一起。
父亲走后就只剩母亲一个人在家，我们不放心，我把她接到了南宁，这样家里就只剩一座父亲亲手建起的空房子了。弟弟给家里装了远程监控，我们随时都能通过手机看到家里的情况。
监控的摄像头对准的是我家的门口。我们家门口面对青山，其实我们村谁家的门口都面对着青山，因为数公里外的青山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環抱着我们村，不管门口开向哪个方位，都会面对青山。连绵的山不算高，山形也很平常，不像桂林的山那样奇崛秀美，但是也有北宋郭熙写的画论《林泉高致》中说的 “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欲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之美。学画之后我曾认真地观察过这些触目可及的群山，发现山的颜色并不是人们印象中概念的绿色，而是随着季节、天气和时间的变换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我的画用色从不死守固有色，是不是故乡的山给予我的启示？
连着山和村子的是一片广阔的田野，这片田野是我们家乡最美的风景，它就像村子披着的衣裳一样，不同的季节就会换上不同的时装。春耕前蓄水的时候，不同格子的田块倒映着青山、蓝天和白云，是一幅充满诗意的田园画。当插满秧苗的时候，一点一点的嫩绿填满不同形状的格子，就是一幅形式感非常强的装饰画。稻谷熟了的时候，一片金黄，我想伟大的画家凡·高看到一定会兴奋不已，这是他最爱的黄色，金子般的颜色象征着太阳。收割过后，烧掉的禾秆稀稀疏疏的焦黑，仿佛是不小心洒落在田园上的墨点。
如此诗情画意的乡村田园风光，在我手机的监控视频里，在我的心里，迄今我都没有去画过它。每逢和朋友去外地写生，我都打开监控视频给朋友看，你看，我家乡的风景也很美啊，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我家乡画吧！然而这样的邀约却一直没有兑现，就像少女的闺阁，可以给你看，但真要让你走进去，她心里还是有些不情愿，因为这是只属于她自己的最私密的地方。
每逢夜幕降临的时候，我手机监控视频里的故乡就会渐渐失去了色彩，最后像一团被打泼了的浓墨，把一幅美丽的画作全部覆盖。这时，就像电影蒙太奇镜头彩色与黑白的切换一般，我的脑海切换到了我少年时的家乡。
村庄的历史很短，只能追溯到我的爷爷辈，听我爷爷说他小时候还住在山脚下，后来山上跑下来一只老虎，他七兄弟虽然紧闭门户，还是被老虎的叫声吓破了胆，才搬到这个远离大山有两公里的田野中间。
村子不大，有四个姓，陈、岑、钟、孟，四个姓的人口差不多，所以相处和谐，所有的红白事四姓都参与，可以说村子和我的性格一样，温和而没有什么特点。我小时候的村子真可以称得上宁静，除了货郎外几乎没有陌生人来，偶尔公路上有明显的陌生人路过，我们小孩就要赶紧跑回家把大门关上，生怕被他们抓走。村里人也基本不会出去，偶尔有人要去七十公里远的北边县城八步或者南边一百公里远的梧州，那多数是因为他们得了重病，要到这两个地方的医院去治。偶尔的热闹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是看露天电影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有舞狮子，本村的去别的村舞，别的村到本村来舞，舞完狮子还有地方戏曲茶姑调演出。有时候一个晚上有几场，太晚了别村的演员就在本村各找人家住。这一民俗后来断了很多年，前些年有所恢复，但已不复当年光景，近年又销声匿迹了。
我的爷爷辈基本上都是文盲，别人借一担谷子，就在泥墙上画一横，那些歪歪斜斜的划痕至今还在，像是古老的洞穴壁画。爷爷辈虽然都是文盲，但会“讲古”，讲得最多的是薛仁贵的故事，那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故事常常会被“扩写”或“改编”，那是在冬天烤火的时候，我缠着爷爷讲，三伯公也旁听，会说不对不对，应该是这样这样。三伯公讲完，四伯公说，还有那样那样。长大后，我发现竟然真有薛仁贵的传奇故事书，书上的情节与爷爷们讲的差不多。我很好奇作为文盲的他们，是如何知晓这些故事的，后来我想可能是口口相传，又或者是过年茶姑调戏曲演出时有这样的内容。为什么是薛仁贵呢？因为他到过广西。
这些老人包括我父亲一个一个地走了，他们仿佛熟透了的果子，从生命之树掉落。有时候望着漆黑一团的手机屏幕，我在想，他们的灵魂会不会仍在村庄的夜空中飘荡？有人说每死去一个人，就有一颗星星陨落，可有时候，我的手机监控里，故乡的星空依然星光闪耀，仿佛先人不曾离去，仿佛我没有离开故乡。
有一天我忽然惊奇地发现，手机里监控的镜头竟然对着父亲的房间。监控镜头本是安装在父亲房间的窗口上对着家门口的，怎么会调个方向对向父亲的房间了呢？是风吹的？还是老鼠碰的？又或者是父亲那双无形的手拨弄的？我不知道。
父亲的房间已经空了，他走后，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我们把他的床烧了，把被子蚊帐烧了，把他所有的衣服烧了，仿佛把所有的一切都烧掉，这样就不会触景生情心生怀念了。可是这空空的房间，却分明装满了故事。
最先浮现的，是父亲在我还没上学的时候就抓住我的小手教我写字，他不仅教我认字，还教我怎样把笔画写得轻重顿挫，我对书法的兴趣，可能就是由此培养起来的。我从学书法到学画画，最后成为一名画家，跟父亲是分不开的。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告诉我其实他并不是在这个村出生的，他是跟着我改嫁的奶奶从百多里外的地方来到这里的。他说我已经去世的亲爷爷是个文化人，字写得跟印出来似的，他要我继承这书香门第的遗风，努力读书，将来光宗耀祖。
在那个年纪知道自己特别的身世，除了有点感觉到不属于这里的隔阂，并没有给我多少奋进的力量。我对那天耀眼的阳光记忆犹新，但对光宗耀祖没有丝毫的兴趣。只是从那次谈话之后，父亲对我的管教变得异常严厉。 望子成龙心切的父亲亲自教我用华丽的辞藻写作文。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是怎么教我写《我的家乡》的：“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而宁静的小山村，四周群山环绕，一条笔直的公路从村边经过，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田野，秋天的时候一片金黄，一阵风吹过，田野像海浪一样起伏，真是‘喜看稻菽千重浪’啊……我爱我的家乡。”我对我家乡的初步认识，是从父亲教我的这篇作文开始的。
父母生有三个孩子，我是老大，第二个是妹妹，最小的是弟弟。父亲在我们还小的时候，就深谋远虑地教育我们，执着地要把我们送出这个村。为此他禁止我们的一切娱乐活动，哪怕是偶尔的打扑克、下棋，都在他的禁止范围之内。在禁止了所有的娱乐活动后，父亲要求我们跑步。在还发愁种庄稼不够力气用的农村，跑步是一件奇怪的事，早起上厕所看到我们在跑步的村里人好奇地问：你们为什么要“逃”（我们那里的话把跑叫作逃）？只有做贼才要练习逃。他们在笑孟榜润家不让小孩干农活，却让小孩学“逃”。
弟妹的成绩跟我一样一直都在班上名列前茅，村里人都羡慕我们成绩好，但对父亲来说这却是巨大的压力，因为负担三个孩子读书的费用，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为了供我们读书，父亲种田、贩牛、养猪、做包工头，甚至有一年是靠赌钱赢够了我们的学费。也有的时候是借钱。
在我回忆家乡和父亲时，占据脑海的除了家乡那片美丽的田野，剩下的就是钱，因为钱对于农村人来说，是一个很重的字。记得我读大学时有一年父亲是养母猪卖猪崽给我们凑的学费。临近开学的时候，我们拉着猪崽到镇上卖，到了镇上，街上有人把街道拦了起来，说是人太多，不让车子进去。在理论了一番无效后，父亲和我一手提着一只猪崽，从拥挤的人群中穿越进去。从街口到卖猪崽的地方有几百米，走了几趟后我发现装猪崽笼子的竹篾把我的手磨破皮了，流血的手辣辣地疼，我把手藏起来，不让父亲看见。农村人赚的钱，不是用血就是用汗换来的。
父亲谋划子女进城的工程漫长而艰辛，有时候他不免有些焦急。好不容易熬到我高考结束，等来的却是十年寒窗，金榜落第（这是父亲的原话）。我以为父亲会因他旷日持久策划的“伟大工程”落空而恼羞成怒，没想到他抽着烟平静地说，没事，再来一年。父亲是地道的农民，他养育孩子就像辛苦种了一季的庄稼，准备收割了却被风雨打掉，他知道还有下一季。那时我深切地体会到了那个有点俗气但无比正确的比喻：家是安静的避风港湾。后来我失恋了，失业了，就会跑回家去，回到家，就像水滴回到了大海，无论多大的风浪，在家里都变得风平浪静。
复读之后我如愿考上了广西艺术学院油画专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正好是收割季节，父亲说干一季农活吧，以前为了你考大学没怎么让你干，上了大学后也不会再让你干了，你好好干这一季，体验体验农民的辛苦，以后你才不会“忘本”。那个暑假，我像真正的农民一样干活，晒得像炭一样黑。开学后我把户口迁到了学校，我终于走出那个山村。后来弟妹也都考上了中专。我们三兄妹全部进了城。
从小父亲就想方设法让我们离开村子，工作后我们也想方设法让父亲离开村子。弟弟曾带父亲坐飞机去北京旅游了一趟，瞻仰了毛主席的遗体，那是以前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我在南宁买了房，但他来住了两天就回去了。在老家，因为他把三个子女都培养成才，字也写得好，操办红白事时他会写那些古老而拗口的固定格式，此外他还学会了看吉日和看风水，因此他成了村里德高望重的文化人，成了忙人，他每天乐此不疲地忙碌着村里的杂事，去享用他衣食无忧的晚年。可惜这样的好日子不长，有一天他的嗓子突然哑了，后来咳出了血，我带他到南宁检查后发现是下咽癌，经过大半年痛苦的治疗，最终他还是走了。
摄像头对着父亲的房间照了很长一段时间，仿佛是在延续我们对父亲绵长的回忆。面对空空的房间，容易产生哲学思考。我在想，父亲从他乡来到这个爷爷辈为了逃避猛兽而建起的乡村，这里成了他老去的故乡。他把他所有的子女送出农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自己却只能和我母亲相依为命过着孤独的生活。他含辛茹苦建起了一栋水泥楼房，如今却空在那里，我们所有的辛劳最终似乎都归于虚空。地里的庄稼长了一季又一季，村里的人走了一拨，又生了一拨，甚至村里的房子由泥砖房到水泥房都换了一代又一代，可最终也许一切都会消亡，只有那片土地才是永恒的，那我们活着的意义在哪？
蹊跷的是，有一天手机监控又切换到了另一个画面，这次镜头对准的是我家老屋。
老屋现在已经不住人了，母亲之前用来养鸡，现在也丢空了。
镜头下的老屋，是一幅构图裁切恰到好处的画面。黛色的瓦顶，浅黄色的泥墙，错落有致，就像现代主义的平面构成。我经常会打开手机欣赏这绝妙的平面构图，后来发现它在不同的光线下，呈现着不同的色调。清晨它是一种淡淡的黄灰色调，像莫兰迪笔下安静的油画;夕阳下它是浓郁的橙红色调，像野兽派的画作一样夸张;晚上它的天空是紫色的，让我确信凡·高笔下蓝紫色的星空并不是杜撰的。这一幅幅不同的色调，就像法国印象主义画家莫奈笔下二十八幅不同色调的《卢昂大教堂》。现在老屋是我心中的教堂，以前我们嫌住进这种泥砖房简陋丢脸，现在画家们到乡下画风景时却偏爱画这种泥砖房，那是历史的底片，是精神的家园。
老屋北面我十一叔的水泥楼房也在画面中露出了一角。我印象中十一叔几乎不跟村里人说话，每天他都早早地骑着一辆二十八寸的自行车到山上去砍柴，然后拉到镇上卖，十几年如一日。我们这个地方，米是最多的，这里广阔的田野每年可以种两季水稻，缺钱时可以拉点米到镇上卖，但米不能常卖，要留余粮。另外不缺的就是柴火，四周连绵的群山，草木茂密，割了又长，用它们可以到镇上换钱。砍柴是一件力气活，并且砍柴被认为是穷得没别的活路的人才会去干的。十一叔是我们村唯一的砍柴人。他心疼浸透著他汗水的每一分钱，因此他很舍不得花，一个月也没买几次猪肉，超负荷的劳动量加上缺乏营养使他干瘦干瘦的。他后来娶了邻村一个屠夫的女儿，但屠夫显然没怎么照顾他，因为婚后他仍然一直去山上砍柴。就是这个曾被看作村里最穷的人，却在某一天建起了一栋村里最豪华的水泥楼房，楼房的外墙贴满漂亮的瓷砖，似乎在大声地宣告主人是有钱的。看着外墙那俗气而张扬的瓷砖，我虽然对他多年来省下的肉钱换成这些瓷砖感到有些惋惜，但也从心底里佩服他几十年如一日用自己的汗水改变命运的坚忍。我在父亲的葬礼上再次见到十一叔的时候，他变得谈笑风生起来了。在大家都用上煤气之后，他就光荣“退休下岗”了，他不仅建好了房子，两个儿子都在广东工作，儿子们还娶了老婆生了孩子。说起当年砍柴的经历，他带着自豪说，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在山上，日晒雨淋就不说了，遇到蛇，被毒蜂蜇也都好办，有一次遇到几个不认识的人，那才让人害怕。深山老林的，被他们干掉都没人知道！好在我有刀。哎呀，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其他村到这里找走丢的牛的。十一叔说的时候语气中还带着当时的惶恐。大家听了心里却发笑，谁会去打劫一个砍柴的人！不过我倒是明白了，砍柴人也是珍爱自己生命的，砍柴人也可以通过坚持的努力迎来自己迟到的春天。回头去看，当我们纷纷往外寻找活路的时候，十一叔就在原地迸开沙石，种出一栋大楼。以后我一定要给我的孩子讲讲这栋“汗楼”的故事。 监控镜头竟然会变换方向，这让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期待，我似乎与镜头达成了一种默契似的，似乎与父亲取得了联系，似乎他还在，我在用他的眼睛去一次次地重返故乡。所以当弟弟也发现摄像头动来动去的时候，我说不要管它，反正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懒得弄它了。我等待着摄像头下一次变换方向，不知道它会给我看什么样的风景。
说来你也许不信，镜头改变是在我父亲生日那天发生的，为什么我会记得那么清楚呢？因为我把父亲的生日设成了我常用的密码，你说我会忘吗？
这回，镜头对向的是我表伯家老屋。表伯家离我们家不远。当村里人一个个都跑到公路边建起水泥楼房的时候，我表伯家的房子就成了村里最破烂的房子。当然他家早已不住在那里了。我表伯是一名医生，在村里开诊所，听说他以前是小学老师，后来不记得什么原因就辞职回家学医成了一名医生。他学医的时候我父亲也跟他一起学，学打针时拿我表伯的父亲练手，有一次我父亲拔针忘了先摁住针头周围的肉，直接就把针扯起来，疼得表伯父亲哇哇叫。就这样我父亲没继续学医，但我表伯后来成了远近闻名的医生，同时也成了村里最有钱的人。有了钱之后，表伯到镇上买了一块地建起了房子，他们一家就搬到镇上了。
表伯一家搬到镇上，让我那时幼小的心灵多少有些失落。一方面是我认为他们搬离村里是一种背叛，我们连赶圩都不超出这个镇，而他们竟要离开村里去外面定居，仿佛全村人都被他瞧不起了。另一方面原因是我失去了学习的榜样。我从小就练习书法和写作，我的这两个爱好虽然源自父亲，但与表伯也不无关系。表伯给我的表哥们订了一份杂志叫《作文通讯》，我到表伯家里去的时候就会翻一翻这本杂志，在物质和精神食粮都匮乏的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在信息闭塞的农村，这本杂志就像我们村边的公路，告诉我重重群山外面还有另一个世界，也许这才是促使我刻苦学习的动力。表伯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的处方写得龙飞凤舞的，我懵懂中感受到了什么叫艺术美，这是对我感受美的最早启蒙。我初中毕业那年，表伯带回了当时在读师范的二表哥陈远亮的书法作品，那是写在作业本上的，是用木棍和别的材料写的硬笔书法，书风是我从未见过的流行书风，我心追手摹，暗暗模仿，渐渐地我的书法作品参加县级以至全国的比赛也能获奖了。
在镜头对向表伯家的那天，我发现表伯找人推倒了他家的旧房，开始建水泥楼房。离开故土大半辈子的表伯，为什么在垂暮之年要返回故乡呢？难道只是为了“叶落归根”？
有事没事的时候，我就打开屏幕看一下工程的进展情况，仿佛我是监工似的。大约有一年时间，工程才竣工。那是村里新的最豪华的豪宅。搬到镇上去住了三十多年的表伯，又搬回了这个村子。
搬回村里不久，有一天，表伯也去世了。
这个神奇的监控镜头，像是有灵性似的。镜头镜头，你能满足我一个愿望吗？我想见一见我的堂姐们。
我的那些堂姐比我们更早就离开了村子，她们是去广东打工。我们紧邻广东，去广州比来省府南宁还近，刚有电视时我们只能收到广东珠江台，连我们喝的啤酒都是珠江牌啤酒。20世纪80年代末广东开始招工时，我的堂哥堂姐们就成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最早那批打工者。当我还被围困在校园的时候，我的堂哥堂姐们就像打开笼子的鸟儿，欢快地往南边飞去了。我们相继离开村子，村子那道无形的围墙被拆除了，从此村子与外面的世界连成了一片。我的那些堂姐们，自从她们去了广东打工，三十多年来我从未再见过她们。以前村里的女儿嫁出去，每年都会回几次娘家，后来出去的打工妹，每年也会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回家，但第一批打工者我的那些堂姐们却一去不返。她们飞出去之后就像迷航的鸟儿，再也没有飞回来，仿佛她们不是去打工，而是去把自己卖了，她们在广东那边生儿育女了。我们不仅为广东输送了第一批打工者，还输送了一批媳妇。也许我的堂姐们曾经携夫带儿偶尔回来过，但我与她们失之交臂，命运让我们走了两条不再交会的路。回想起童年我跟她们在一起玩游戏时她们纯真的笑容，我还不时地想念她们，不知道她们会不会想念这个生养了她们的村子。
在我急切的想念之下，镜头确实又变换了方向，它对准了我家门前的那条公路。我守着公路盯了很长一段时间，却始终没有见到我的堂姐们。
我小的时候，这条公路通向我不知道的外面世界;到县城读书后，这条公路是我的出生地与梦想的通道;工作后，这条公路成了我走得更远的滑翔道。离开，离开。年轻的时候我们只想着离开，这个贫瘠的村落，就像没有了奶的娘，我们要去外面的世界采掘梦想的金子。我从离开村子的那一天起，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放逐的脚步，奔赴的是远方的诗，故乡就像邮票一样，虽然仍然存在，但你已不再触碰。只是偶尔去到异地，恍惚间发现与故乡总有几分相像，才惊觉故乡原来还沉睡在心底。但故乡却越来越远了，慢慢变得陌生，认识我和我认识的人一个一个地离去了，又出生了很多我不认识也不认识我的人，那些旧房子一间一间地推倒了，新的房子一间挨一间种在了路边，而且几乎都是一个样子的，一栋紧挨着一栋，有几公里长，在疾驰的班车上要认准自家的位置，就跟骑着车要近距离地在穿着同样衣服的人群中认出自家的孩子一样有难度。这还是我的故乡吗？陌生得我连自己的家都找不到了。
在梧州至贺州的高速路通车之后，这条二级公路上的车就少了，公路变得坑坑洼洼也没人去修。前些年终于决定修了，却修修停停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镜头对向它的时候，它才修好。路修好后，来往的车速更快了，每次回家我更难找到自己家了。
不过路修好后，家乡的经济也发展了起来。有一天我在南宁的超市竟然买到了家乡的特产红薯干、红瓜子等，可见家乡也有企业了。家乡还兴起了种沙糖橘热，有时在市场买了沙糖橘，我都在想这是不是我堂弟种的，他通过种沙糖橘建起了他父亲一辈子都没建起的水泥楼房。
近年，村里很多家庭都买了小汽车，城里有的煤气、自来水、网络、净水等，村里也都一应俱全了……国家实行乡村振兴计划，听说镇上的经济开发区已经规划到我们村里了。
家乡的一切条件都好了，我想等到退休后，我要搬回家乡，我还要邀上我的画友来到我的家乡，我们像米勒、柯罗、卢梭等19世纪的法国画家住在巴比松村一样，天天画画。我希望我们这个美丽的乡村到时和巴比松一样闻名。对了，我们村是广西贺州市八步区信都镇北津村。“北津”这两个字，总让人把它跟北京和天津联系在一起，我希望以后会和巴比松联系在一起。
【孟远烘，1976年生，广西贺州人，《美术界》雜志主编。油画作品多次入选全国性画展，在各大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出版多本著作。专著《广西美术发展史》（与谢麟合著）获第九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
责任编辑 冯艳冰
父亲这一抱，让我仿佛又回到了久违的儿时他温暖的怀抱，虽然这时他的胸膛已经没有了体温。我们和他今生的缘分，永远地定格在这最后的一抱里，每每我鼓起勇气去回忆那个早晨如此痛楚又温情的诀别时刻，我都能深深地感受到父亲对我们无限的爱和不舍，我相信如果真有来生，父亲和我们都愿意再在一起。
父亲走后就只剩母亲一个人在家，我们不放心，我把她接到了南宁，这样家里就只剩一座父亲亲手建起的空房子了。弟弟给家里装了远程监控，我们随时都能通过手机看到家里的情况。
监控的摄像头对准的是我家的门口。我们家门口面对青山，其实我们村谁家的门口都面对着青山，因为数公里外的青山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環抱着我们村，不管门口开向哪个方位，都会面对青山。连绵的山不算高，山形也很平常，不像桂林的山那样奇崛秀美，但是也有北宋郭熙写的画论《林泉高致》中说的 “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欲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之美。学画之后我曾认真地观察过这些触目可及的群山，发现山的颜色并不是人们印象中概念的绿色，而是随着季节、天气和时间的变换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我的画用色从不死守固有色，是不是故乡的山给予我的启示？
连着山和村子的是一片广阔的田野，这片田野是我们家乡最美的风景，它就像村子披着的衣裳一样，不同的季节就会换上不同的时装。春耕前蓄水的时候，不同格子的田块倒映着青山、蓝天和白云，是一幅充满诗意的田园画。当插满秧苗的时候，一点一点的嫩绿填满不同形状的格子，就是一幅形式感非常强的装饰画。稻谷熟了的时候，一片金黄，我想伟大的画家凡·高看到一定会兴奋不已，这是他最爱的黄色，金子般的颜色象征着太阳。收割过后，烧掉的禾秆稀稀疏疏的焦黑，仿佛是不小心洒落在田园上的墨点。
如此诗情画意的乡村田园风光，在我手机的监控视频里，在我的心里，迄今我都没有去画过它。每逢和朋友去外地写生，我都打开监控视频给朋友看，你看，我家乡的风景也很美啊，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我家乡画吧！然而这样的邀约却一直没有兑现，就像少女的闺阁，可以给你看，但真要让你走进去，她心里还是有些不情愿，因为这是只属于她自己的最私密的地方。
每逢夜幕降临的时候，我手机监控视频里的故乡就会渐渐失去了色彩，最后像一团被打泼了的浓墨，把一幅美丽的画作全部覆盖。这时，就像电影蒙太奇镜头彩色与黑白的切换一般，我的脑海切换到了我少年时的家乡。
村庄的历史很短，只能追溯到我的爷爷辈，听我爷爷说他小时候还住在山脚下，后来山上跑下来一只老虎，他七兄弟虽然紧闭门户，还是被老虎的叫声吓破了胆，才搬到这个远离大山有两公里的田野中间。
村子不大，有四个姓，陈、岑、钟、孟，四个姓的人口差不多，所以相处和谐，所有的红白事四姓都参与，可以说村子和我的性格一样，温和而没有什么特点。我小时候的村子真可以称得上宁静，除了货郎外几乎没有陌生人来，偶尔公路上有明显的陌生人路过，我们小孩就要赶紧跑回家把大门关上，生怕被他们抓走。村里人也基本不会出去，偶尔有人要去七十公里远的北边县城八步或者南边一百公里远的梧州，那多数是因为他们得了重病，要到这两个地方的医院去治。偶尔的热闹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是看露天电影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有舞狮子，本村的去别的村舞，别的村到本村来舞，舞完狮子还有地方戏曲茶姑调演出。有时候一个晚上有几场，太晚了别村的演员就在本村各找人家住。这一民俗后来断了很多年，前些年有所恢复，但已不复当年光景，近年又销声匿迹了。
我的爷爷辈基本上都是文盲，别人借一担谷子，就在泥墙上画一横，那些歪歪斜斜的划痕至今还在，像是古老的洞穴壁画。爷爷辈虽然都是文盲，但会“讲古”，讲得最多的是薛仁贵的故事，那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故事常常会被“扩写”或“改编”，那是在冬天烤火的时候，我缠着爷爷讲，三伯公也旁听，会说不对不对，应该是这样这样。三伯公讲完，四伯公说，还有那样那样。长大后，我发现竟然真有薛仁贵的传奇故事书，书上的情节与爷爷们讲的差不多。我很好奇作为文盲的他们，是如何知晓这些故事的，后来我想可能是口口相传，又或者是过年茶姑调戏曲演出时有这样的内容。为什么是薛仁贵呢？因为他到过广西。
这些老人包括我父亲一个一个地走了，他们仿佛熟透了的果子，从生命之树掉落。有时候望着漆黑一团的手机屏幕，我在想，他们的灵魂会不会仍在村庄的夜空中飘荡？有人说每死去一个人，就有一颗星星陨落，可有时候，我的手机监控里，故乡的星空依然星光闪耀，仿佛先人不曾离去，仿佛我没有离开故乡。
有一天我忽然惊奇地发现，手机里监控的镜头竟然对着父亲的房间。监控镜头本是安装在父亲房间的窗口上对着家门口的，怎么会调个方向对向父亲的房间了呢？是风吹的？还是老鼠碰的？又或者是父亲那双无形的手拨弄的？我不知道。
父亲的房间已经空了，他走后，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我们把他的床烧了，把被子蚊帐烧了，把他所有的衣服烧了，仿佛把所有的一切都烧掉，这样就不会触景生情心生怀念了。可是这空空的房间，却分明装满了故事。
最先浮现的，是父亲在我还没上学的时候就抓住我的小手教我写字，他不仅教我认字，还教我怎样把笔画写得轻重顿挫，我对书法的兴趣，可能就是由此培养起来的。我从学书法到学画画，最后成为一名画家，跟父亲是分不开的。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告诉我其实他并不是在这个村出生的，他是跟着我改嫁的奶奶从百多里外的地方来到这里的。他说我已经去世的亲爷爷是个文化人，字写得跟印出来似的，他要我继承这书香门第的遗风，努力读书，将来光宗耀祖。
在那个年纪知道自己特别的身世，除了有点感觉到不属于这里的隔阂，并没有给我多少奋进的力量。我对那天耀眼的阳光记忆犹新，但对光宗耀祖没有丝毫的兴趣。只是从那次谈话之后，父亲对我的管教变得异常严厉。 望子成龙心切的父亲亲自教我用华丽的辞藻写作文。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是怎么教我写《我的家乡》的：“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而宁静的小山村，四周群山环绕，一条笔直的公路从村边经过，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田野，秋天的时候一片金黄，一阵风吹过，田野像海浪一样起伏，真是‘喜看稻菽千重浪’啊……我爱我的家乡。”我对我家乡的初步认识，是从父亲教我的这篇作文开始的。
父母生有三个孩子，我是老大，第二个是妹妹，最小的是弟弟。父亲在我们还小的时候，就深谋远虑地教育我们，执着地要把我们送出这个村。为此他禁止我们的一切娱乐活动，哪怕是偶尔的打扑克、下棋，都在他的禁止范围之内。在禁止了所有的娱乐活动后，父亲要求我们跑步。在还发愁种庄稼不够力气用的农村，跑步是一件奇怪的事，早起上厕所看到我们在跑步的村里人好奇地问：你们为什么要“逃”（我们那里的话把跑叫作逃）？只有做贼才要练习逃。他们在笑孟榜润家不让小孩干农活，却让小孩学“逃”。
弟妹的成绩跟我一样一直都在班上名列前茅，村里人都羡慕我们成绩好，但对父亲来说这却是巨大的压力，因为负担三个孩子读书的费用，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为了供我们读书，父亲种田、贩牛、养猪、做包工头，甚至有一年是靠赌钱赢够了我们的学费。也有的时候是借钱。
在我回忆家乡和父亲时，占据脑海的除了家乡那片美丽的田野，剩下的就是钱，因为钱对于农村人来说，是一个很重的字。记得我读大学时有一年父亲是养母猪卖猪崽给我们凑的学费。临近开学的时候，我们拉着猪崽到镇上卖，到了镇上，街上有人把街道拦了起来，说是人太多，不让车子进去。在理论了一番无效后，父亲和我一手提着一只猪崽，从拥挤的人群中穿越进去。从街口到卖猪崽的地方有几百米，走了几趟后我发现装猪崽笼子的竹篾把我的手磨破皮了，流血的手辣辣地疼，我把手藏起来，不让父亲看见。农村人赚的钱，不是用血就是用汗换来的。
父亲谋划子女进城的工程漫长而艰辛，有时候他不免有些焦急。好不容易熬到我高考结束，等来的却是十年寒窗，金榜落第（这是父亲的原话）。我以为父亲会因他旷日持久策划的“伟大工程”落空而恼羞成怒，没想到他抽着烟平静地说，没事，再来一年。父亲是地道的农民，他养育孩子就像辛苦种了一季的庄稼，准备收割了却被风雨打掉，他知道还有下一季。那时我深切地体会到了那个有点俗气但无比正确的比喻：家是安静的避风港湾。后来我失恋了，失业了，就会跑回家去，回到家，就像水滴回到了大海，无论多大的风浪，在家里都变得风平浪静。
复读之后我如愿考上了广西艺术学院油画专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正好是收割季节，父亲说干一季农活吧，以前为了你考大学没怎么让你干，上了大学后也不会再让你干了，你好好干这一季，体验体验农民的辛苦，以后你才不会“忘本”。那个暑假，我像真正的农民一样干活，晒得像炭一样黑。开学后我把户口迁到了学校，我终于走出那个山村。后来弟妹也都考上了中专。我们三兄妹全部进了城。
从小父亲就想方设法让我们离开村子，工作后我们也想方设法让父亲离开村子。弟弟曾带父亲坐飞机去北京旅游了一趟，瞻仰了毛主席的遗体，那是以前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我在南宁买了房，但他来住了两天就回去了。在老家，因为他把三个子女都培养成才，字也写得好，操办红白事时他会写那些古老而拗口的固定格式，此外他还学会了看吉日和看风水，因此他成了村里德高望重的文化人，成了忙人，他每天乐此不疲地忙碌着村里的杂事，去享用他衣食无忧的晚年。可惜这样的好日子不长，有一天他的嗓子突然哑了，后来咳出了血，我带他到南宁检查后发现是下咽癌，经过大半年痛苦的治疗，最终他还是走了。
摄像头对着父亲的房间照了很长一段时间，仿佛是在延续我们对父亲绵长的回忆。面对空空的房间，容易产生哲学思考。我在想，父亲从他乡来到这个爷爷辈为了逃避猛兽而建起的乡村，这里成了他老去的故乡。他把他所有的子女送出农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自己却只能和我母亲相依为命过着孤独的生活。他含辛茹苦建起了一栋水泥楼房，如今却空在那里，我们所有的辛劳最终似乎都归于虚空。地里的庄稼长了一季又一季，村里的人走了一拨，又生了一拨，甚至村里的房子由泥砖房到水泥房都换了一代又一代，可最终也许一切都会消亡，只有那片土地才是永恒的，那我们活着的意义在哪？
蹊跷的是，有一天手机监控又切换到了另一个画面，这次镜头对准的是我家老屋。
老屋现在已经不住人了，母亲之前用来养鸡，现在也丢空了。
镜头下的老屋，是一幅构图裁切恰到好处的画面。黛色的瓦顶，浅黄色的泥墙，错落有致，就像现代主义的平面构成。我经常会打开手机欣赏这绝妙的平面构图，后来发现它在不同的光线下，呈现着不同的色调。清晨它是一种淡淡的黄灰色调，像莫兰迪笔下安静的油画;夕阳下它是浓郁的橙红色调，像野兽派的画作一样夸张;晚上它的天空是紫色的，让我确信凡·高笔下蓝紫色的星空并不是杜撰的。这一幅幅不同的色调，就像法国印象主义画家莫奈笔下二十八幅不同色调的《卢昂大教堂》。现在老屋是我心中的教堂，以前我们嫌住进这种泥砖房简陋丢脸，现在画家们到乡下画风景时却偏爱画这种泥砖房，那是历史的底片，是精神的家园。
老屋北面我十一叔的水泥楼房也在画面中露出了一角。我印象中十一叔几乎不跟村里人说话，每天他都早早地骑着一辆二十八寸的自行车到山上去砍柴，然后拉到镇上卖，十几年如一日。我们这个地方，米是最多的，这里广阔的田野每年可以种两季水稻，缺钱时可以拉点米到镇上卖，但米不能常卖，要留余粮。另外不缺的就是柴火，四周连绵的群山，草木茂密，割了又长，用它们可以到镇上换钱。砍柴是一件力气活，并且砍柴被认为是穷得没别的活路的人才会去干的。十一叔是我们村唯一的砍柴人。他心疼浸透著他汗水的每一分钱，因此他很舍不得花，一个月也没买几次猪肉，超负荷的劳动量加上缺乏营养使他干瘦干瘦的。他后来娶了邻村一个屠夫的女儿，但屠夫显然没怎么照顾他，因为婚后他仍然一直去山上砍柴。就是这个曾被看作村里最穷的人，却在某一天建起了一栋村里最豪华的水泥楼房，楼房的外墙贴满漂亮的瓷砖，似乎在大声地宣告主人是有钱的。看着外墙那俗气而张扬的瓷砖，我虽然对他多年来省下的肉钱换成这些瓷砖感到有些惋惜，但也从心底里佩服他几十年如一日用自己的汗水改变命运的坚忍。我在父亲的葬礼上再次见到十一叔的时候，他变得谈笑风生起来了。在大家都用上煤气之后，他就光荣“退休下岗”了，他不仅建好了房子，两个儿子都在广东工作，儿子们还娶了老婆生了孩子。说起当年砍柴的经历，他带着自豪说，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在山上，日晒雨淋就不说了，遇到蛇，被毒蜂蜇也都好办，有一次遇到几个不认识的人，那才让人害怕。深山老林的，被他们干掉都没人知道！好在我有刀。哎呀，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其他村到这里找走丢的牛的。十一叔说的时候语气中还带着当时的惶恐。大家听了心里却发笑，谁会去打劫一个砍柴的人！不过我倒是明白了，砍柴人也是珍爱自己生命的，砍柴人也可以通过坚持的努力迎来自己迟到的春天。回头去看，当我们纷纷往外寻找活路的时候，十一叔就在原地迸开沙石，种出一栋大楼。以后我一定要给我的孩子讲讲这栋“汗楼”的故事。 监控镜头竟然会变换方向，这让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期待，我似乎与镜头达成了一种默契似的，似乎与父亲取得了联系，似乎他还在，我在用他的眼睛去一次次地重返故乡。所以当弟弟也发现摄像头动来动去的时候，我说不要管它，反正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懒得弄它了。我等待着摄像头下一次变换方向，不知道它会给我看什么样的风景。
说来你也许不信，镜头改变是在我父亲生日那天发生的，为什么我会记得那么清楚呢？因为我把父亲的生日设成了我常用的密码，你说我会忘吗？
这回，镜头对向的是我表伯家老屋。表伯家离我们家不远。当村里人一个个都跑到公路边建起水泥楼房的时候，我表伯家的房子就成了村里最破烂的房子。当然他家早已不住在那里了。我表伯是一名医生，在村里开诊所，听说他以前是小学老师，后来不记得什么原因就辞职回家学医成了一名医生。他学医的时候我父亲也跟他一起学，学打针时拿我表伯的父亲练手，有一次我父亲拔针忘了先摁住针头周围的肉，直接就把针扯起来，疼得表伯父亲哇哇叫。就这样我父亲没继续学医，但我表伯后来成了远近闻名的医生，同时也成了村里最有钱的人。有了钱之后，表伯到镇上买了一块地建起了房子，他们一家就搬到镇上了。
表伯一家搬到镇上，让我那时幼小的心灵多少有些失落。一方面是我认为他们搬离村里是一种背叛，我们连赶圩都不超出这个镇，而他们竟要离开村里去外面定居，仿佛全村人都被他瞧不起了。另一方面原因是我失去了学习的榜样。我从小就练习书法和写作，我的这两个爱好虽然源自父亲，但与表伯也不无关系。表伯给我的表哥们订了一份杂志叫《作文通讯》，我到表伯家里去的时候就会翻一翻这本杂志，在物质和精神食粮都匮乏的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在信息闭塞的农村，这本杂志就像我们村边的公路，告诉我重重群山外面还有另一个世界，也许这才是促使我刻苦学习的动力。表伯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的处方写得龙飞凤舞的，我懵懂中感受到了什么叫艺术美，这是对我感受美的最早启蒙。我初中毕业那年，表伯带回了当时在读师范的二表哥陈远亮的书法作品，那是写在作业本上的，是用木棍和别的材料写的硬笔书法，书风是我从未见过的流行书风，我心追手摹，暗暗模仿，渐渐地我的书法作品参加县级以至全国的比赛也能获奖了。
在镜头对向表伯家的那天，我发现表伯找人推倒了他家的旧房，开始建水泥楼房。离开故土大半辈子的表伯，为什么在垂暮之年要返回故乡呢？难道只是为了“叶落归根”？
有事没事的时候，我就打开屏幕看一下工程的进展情况，仿佛我是监工似的。大约有一年时间，工程才竣工。那是村里新的最豪华的豪宅。搬到镇上去住了三十多年的表伯，又搬回了这个村子。
搬回村里不久，有一天，表伯也去世了。
这个神奇的监控镜头，像是有灵性似的。镜头镜头，你能满足我一个愿望吗？我想见一见我的堂姐们。
我的那些堂姐比我们更早就离开了村子，她们是去广东打工。我们紧邻广东，去广州比来省府南宁还近，刚有电视时我们只能收到广东珠江台，连我们喝的啤酒都是珠江牌啤酒。20世纪80年代末广东开始招工时，我的堂哥堂姐们就成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最早那批打工者。当我还被围困在校园的时候，我的堂哥堂姐们就像打开笼子的鸟儿，欢快地往南边飞去了。我们相继离开村子，村子那道无形的围墙被拆除了，从此村子与外面的世界连成了一片。我的那些堂姐们，自从她们去了广东打工，三十多年来我从未再见过她们。以前村里的女儿嫁出去，每年都会回几次娘家，后来出去的打工妹，每年也会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回家，但第一批打工者我的那些堂姐们却一去不返。她们飞出去之后就像迷航的鸟儿，再也没有飞回来，仿佛她们不是去打工，而是去把自己卖了，她们在广东那边生儿育女了。我们不仅为广东输送了第一批打工者，还输送了一批媳妇。也许我的堂姐们曾经携夫带儿偶尔回来过，但我与她们失之交臂，命运让我们走了两条不再交会的路。回想起童年我跟她们在一起玩游戏时她们纯真的笑容，我还不时地想念她们，不知道她们会不会想念这个生养了她们的村子。
在我急切的想念之下，镜头确实又变换了方向，它对准了我家门前的那条公路。我守着公路盯了很长一段时间，却始终没有见到我的堂姐们。
我小的时候，这条公路通向我不知道的外面世界;到县城读书后，这条公路是我的出生地与梦想的通道;工作后，这条公路成了我走得更远的滑翔道。离开，离开。年轻的时候我们只想着离开，这个贫瘠的村落，就像没有了奶的娘，我们要去外面的世界采掘梦想的金子。我从离开村子的那一天起，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放逐的脚步，奔赴的是远方的诗，故乡就像邮票一样，虽然仍然存在，但你已不再触碰。只是偶尔去到异地，恍惚间发现与故乡总有几分相像，才惊觉故乡原来还沉睡在心底。但故乡却越来越远了，慢慢变得陌生，认识我和我认识的人一个一个地离去了，又出生了很多我不认识也不认识我的人，那些旧房子一间一间地推倒了，新的房子一间挨一间种在了路边，而且几乎都是一个样子的，一栋紧挨着一栋，有几公里长，在疾驰的班车上要认准自家的位置，就跟骑着车要近距离地在穿着同样衣服的人群中认出自家的孩子一样有难度。这还是我的故乡吗？陌生得我连自己的家都找不到了。
在梧州至贺州的高速路通车之后，这条二级公路上的车就少了，公路变得坑坑洼洼也没人去修。前些年终于决定修了，却修修停停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镜头对向它的时候，它才修好。路修好后，来往的车速更快了，每次回家我更难找到自己家了。
不过路修好后，家乡的经济也发展了起来。有一天我在南宁的超市竟然买到了家乡的特产红薯干、红瓜子等，可见家乡也有企业了。家乡还兴起了种沙糖橘热，有时在市场买了沙糖橘，我都在想这是不是我堂弟种的，他通过种沙糖橘建起了他父亲一辈子都没建起的水泥楼房。
近年，村里很多家庭都买了小汽车，城里有的煤气、自来水、网络、净水等，村里也都一应俱全了……国家实行乡村振兴计划，听说镇上的经济开发区已经规划到我们村里了。
家乡的一切条件都好了，我想等到退休后，我要搬回家乡，我还要邀上我的画友来到我的家乡，我们像米勒、柯罗、卢梭等19世纪的法国画家住在巴比松村一样，天天画画。我希望我们这个美丽的乡村到时和巴比松一样闻名。对了，我们村是广西贺州市八步区信都镇北津村。“北津”这两个字，总让人把它跟北京和天津联系在一起，我希望以后会和巴比松联系在一起。
【孟远烘，1976年生，广西贺州人，《美术界》雜志主编。油画作品多次入选全国性画展，在各大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出版多本著作。专著《广西美术发展史》（与谢麟合著）获第九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
责任编辑 冯艳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