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东亚四小龙、东盟五国乃至当今的中国所不断打造出东亚制造业立国的奇迹中，我们不难发现：劳动与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和供应的稳定是这些国家能够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保持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基础；而资本积累、标准化生产和不断拓宽市场来发挥制造业做大做强所需要的“规模经济性”，则是这些国家能够以制造业立国的前提条件。当然，技术更新、管理效率等“软实力”更是这些国家能够以无与伦比的“性价比”优势立足于国际市场的制胜法宝。虽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推进，制造业国家彼此间的竞争开始变得日益残酷起来，再加上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也给制造业的健康成长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但是，不管怎样，这些国家为了能让自己继续立于不败之地，它们不断通过政策优化、“软实力”强化和国际合作等方式来弥补自己所面临的制造业大国“比较优势”恶化的挑战。
　　比如，日本企业今天受到泡沫经济崩溃的影响，靠大量的研发投入来强化自己的“软实力”变得日趋困难，他们不得不收缩自己的生产战线，把宝贵的资源配置到自己今天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少数几个核心部件的制造环节上。这种商业生态直到最近日本东北部大地震爆发后才让世人清楚的意识到，世界很多著名的成品厂商因为来自日本的核心部件供应缺货而又一时找不到能够替代的其他商家，今天不得不陷入延误和停产的尴尬局面。而中国世界加工厂的地位，也在随着生产要素价格的日益上涨和要素市场的价格自由化改革的推进所带来的波动风险加大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让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当前欧美经济还处于低迷和不稳定的阶段，制造业国家的“消费活力”又处在一个十分有限的状态下，如果此时没有一个良好的“信价比”优势做支撑，那么，这种制造业国家的经济复苏就会变得日益艰难。
　　与此相比，金融大国的“商业生态”却在很多方面与制造大国有本质的区别：
　　首先，要素价格不能充分的波动，就不可能产生创新的动力，不可能通过获得高收益方式来规避和分散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类金融风险。而要素价格的波动很多情况下都会给制造业带来巨大的麻烦。在日本85年和美国签订广场协议后，因为日元的大幅升值，导致其制造业的本国生产成本相对于出口获得的海外收益大幅上升，结果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的严峻局势，而那时日本政府却想通过大量投放货币以恢复日元的贬值优势，但结果给泡沫经济的恶化推波助澜，让日本一个制造业大国和强国陷入了深重的经济危机灾难，直到今天还无法完全复原。幸好，日本大企业那时都纷纷离开了本土，靠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制造业品牌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寻找适合制造业生存的良好环境，这才让日本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得以延续，而后来接班的日本政府也在这场泡沫危机的灾难中充分认识到了制造业立国的“性价比”特征，放弃了原来想靠日元升值的强势来打造东京国际金融中心，从而弥补日本制造业强而金融弱这样失衡结构的梦想。并且，用零利率的高风险手段来维护日元贬值和稳定的格局以确保日本制造业在国际舞台上的充分竞争力。所以，说到底，金融赚的是“波动”的钱，而制造赚的是“稳定”的钱。
　　其次，追求“差异化”的金融创新模式是金融大国的发展之本。任何制造业中所需要的大规模的投资或资本积累以及不断开拓市场的努力都会增加金融创新活动的风险和成本而无法达到它们所需要的高收益回报。因为金融大国是靠知识、信誉、制度和敏捷性来谋求差异化的选择中获利，而不是像在制造大国中表现出来的银企之间那固有的紧密合作关系或者配合制造业规模生产所需要的风险控制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更不会出现不顾对方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制度环境成熟与否就去抢占越来越多的市场，从而通过同质化的产品来谋求规模经济性的效果。相反，金融大国的强势就在于依靠人才、品牌、市场发展深度和交易技术的精良，通过他们创造的各类“差异化”金融产品和差异化的交易方式来战胜对手，从而获得金融全球化的大环境给他们创造的日益增长的超常收益和风险分散的绝好机会。他们不在乎所在國家和地区征税标准是否高于制造行业，而却十分在乎那里的市场的流动性和创造财富“标的”的质量。像英国伦敦从事金融业人员的所得税在全球都处于高位，但是，集中到它市场的金融人才、业务流量和金融交易的便捷性也是世界首屈一指。所以，我们又可以说，金融赚的是“差异化”的钱，而制造赚的是“标准化”的钱。尽管跨国企业也在不断的打造差异化的产品来寻求自己不断改良的商业环境，但是，制造业这种差异化，无论是从深度还是从广度，都无法和金融行业对其产品的风险和收益特征，对从业人员的交易时机、交易对象的选择，以及各类市场的交易条件、相关制度设计等方面所提出的一系列苛刻的“差异化”要求相比。美国之所以会有一大批优秀的年轻创业人员和技术精英继往开来，层出不穷地涌现，除了因为它拥有世界最好的大学和竞争力最强的就业市场之外，还在于它金融大国的运行模式支撑了它成为创新大国的增长方式：即要不惜代价去争夺最优良的人才、设备和技术，以此来争取获得高额回报的“隐性”机会，而不是像制造业那样不惜代价去开拓销售的最终市场，以此确立收益稳定增长的“显性”机会，于是，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前者导致要素价格不断提高，而后者却促使要素价格不断下降，至少最多做到通过要素投入结构不断优化以缓解竞争所带来的要素价格不得不下调的压力。
　　第三，“软实力”的突出表现是金融大国保持活力和竞争力的根本。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它们对风险的认识与制造业国家有本质的区别。比如，投机力量的缺失可能会严重影响到风险特征的释放和资产定价的合理性。为此，金融大国不仅仅在于对所有金融资产的价格的变化完全放开的市场机制的保证措施，而且还会刻意在制度上引入投机机制，比如，卖空、裸卖空的机制。因为只有充分保证投资者的差异化需求，才能最大程度的确保市场流动性，以此提高价格发现的能力和风险分散的效果。在美国，无论你是出于投机、套利还是出于控制风险的目的，你都能找到相应的金融产品，你都能委托管理这类差异化产品交易的专业化金融投资团队。而在制造业国家，因为缺乏在“波动”中游刃有余、在“差异化”中获得收益这样的“软实力”，所以，任何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或者对资产流动性的高要求都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甚至会构成稳定生产、确保就业的威胁力量。比如，制造业国家往往会对只开展企业信贷业务的银行机构设定较低的流动性规制。往往会对引起价格波动的投机力量实施严格的管制，有时，为了确保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很多国家的政府还干预并非投机因素引起的市场价格波动问题。甚至以牺牲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代价来确保实体经济规模经济性的优势不受到影响。因此，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说，金融赚的是驾驭风险的“软实力”钱，而制造赚的是规避风险的“硬实力”钱。即使金融活动中所需要的硬实力也是为了充分发挥软实力作用而存在的，而制造行业中所需要的软实力更是为体现商品价值的硬实力而服务的。具体而言，金融体系的软实力主要表现在所在国家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是否能有机融为一体，发挥出资源配置过程中所需要的六大功能：价格发现功能，流动性保障功能，风险分散功能，信息生产功能，公司治理功能和价值创造功能。所以，像制造业那样去模仿纽约和伦敦成熟市场所打造的“硬实力”，而忽略金融体系发展最为重要的是“功能机制”能否有效发挥的关键问题，以此想改变中国目前“世界加工厂”的地位，成为像英美那样的“金融大国”，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当然，制造业的硬实力主要还是体现在是否能够提供让消费者满意的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方面。
　　但是，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正如上面已经阐述过的道理那样，要想突出发挥制造业的实力水平，有时不得不妨碍金融业实力的发挥。因为我们很难区别眼下的投机是有利于实体经济生产价值的发现，还是有利于资源配置过程中固有的风险释放，或者事后才知道，这样的投机方式根本就和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沾不上边，而纯属一部分人利用自己的信息和专业优势来从劣势的群体中“合法”掠夺它们宝贵财富的手段。最严重的案例莫过于刚刚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尽管美国是当今没有异议的金融大国，但是，它们事前也无法正确的解读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和由此带来当时的繁荣景象究竟对实体经济的市场效率改善是有利还是不利，直到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监管部门才意识到当时的投机现象完全是华尔街上演了一出道德风险的闹剧。如果这场深重的金融危机发生在制造业国家，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它们事后抗衡金融危机的能力一定会让它们无法摆脱诸如美国大萧条时代的灾难局面。幸好，今天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大国的“软实力”远远超过了大萧条时代只是作为制造业强国的水平，否则，这一次的灾难会彻底动摇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强国地位。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与后来经济复苏困难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来自于金融软实力的脆弱上。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证券研究所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世界经济文汇》编辑、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以及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