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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部科技司是我国大学科技园区建设的积极推动者之一，1999年6月，该司领导与科技部高新司领导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之前的一次会面中，谈到如何充分发挥高校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为孵化高新技术企业、培养创新型人才做更大贡献，双方“一拍即合”，决定联合起来推动此事。
1999年8月举行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高等院校要发挥自身的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鼓励高校科研人员到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开发区去转化成果，同时鼓励高等院校创办科技园区，孵化高新技术企业，培养高新人才。
借着技术创新大会的“东风”，当年9月，科技部和教育部共同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大学科技园建设试点的通知》，并由时任科技部副部长徐冠华与教育部副部长韦钰挂帅，科技部和教育部联手成立全国大学科技园指导委员会。2000年，科技部和教育部印发《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试行办法》，明确了国家大学科技园的认定管理程序和评估指标体系。
“大学科技园指导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国家对大学科技园的推动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国家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武贵龙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
《商务周刊》：我国的大学科技园发展从早期阶段到现在走过了一条怎样的道路？作为大学科技园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成员，您如何评价大学科技园在我国的发展进程和现状？
武贵龙：中国的大学办科技园历史，可以追溯到东北工学院（后更名为东北大学）1988年开始建立的“东大软件园”。但大学科技园大规模的发展，是从1999年开始逐步推动的。截至2005年年底，经国家科技部和教育部认定的国家大学科技园有50个。中国大学科技园依托97所高等院校和6所研究机构，目前已经投入运营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科技孵化器170多个，孵化场地近400万平方米，入驻在孵企业5700多家，累计孵育毕业企业1400多家，园内企业累计转化省级以上科技成果6000多项，设立各类开发机构880多家。
目前中国的大学科技园总体已经形成四大特点：第一，数量增加很快，“十一五”规划总数达到80家；第二，规模逐渐扩大，入园企业、孵化企业、销售收入、科技成果转化以及解决就业等方面的指标都大有提高，比如大约已提供了10万人的就业岗位；第三，办园模式多元化，我们总的指导思想一开始就是强调因地制宜，可以搞一校多园，多校一园，体制上可以有校主办，政府主办，以及学校与企业或政府合办；第四，趋于国际化，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其中一个主要的表现应该是大学科技园的建设。目前我国已经拥有国际一流的国家大学科技园，比如国际上对清华大学科技园就比较认可。2004年10 月在天津召开的国际大学科技园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我国大学科技园的建设从规模、成果转化效果、企业孵化等许多方面，已经超过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了良好的国际影响。
《商务周刊》：大学科技园发展速度这么快，与政府层面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那么除了政策面的推动之外，各级政府为大学科技园建设还提供了哪些支持？
武贵龙：在国家大力推动科技创新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都非常支持大学科技园建设。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设立风险基金提供经费支持，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性补偿，还有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大学科技园自身必须强调大学的特点，离不开大学的人力、技术和信息等资源，为此，各个地区出台了许多政策吸引大家来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我觉得这些政策的效果还是相当明显，你要到各大学科技园走走就能够体会到。大学科技园所涉及到的国家的、地方的、学校的、包括有关部门的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当然这个体系还有待于完善。
《商务周刊》：针对现在大学科技园在体制上有多种形式的现状，下一步政府会做一些规范吗？而且目前全国大学科技园在地区发展不够平衡，接下来我们如何解决？
武贵龙：按现代企业制度来规范大学科技园建设，这是大家都在强调的，但又是在积极探索的。从现有的优惠政策来看，有一些是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有些是针对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专门针对国家大学科技园的还没有什么特殊政策。现在大学科技园有一部分是在高新区，享受相关优惠政策，不在高新区的相对艰难，这是事实。此外科技部每年有一定的经费来支持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比较好的大学科技园走到现在，的的确确是靠自身的一些优势特色，包括地域因素。目前，科技部牵头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鼓励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的优惠政策。
《商务周刊》：刚才您谈到清华科技园，您认为清华科技园在发展模式上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为何能得到国际上的认可？
武贵龙：清华大学科技园发展到现在颇具影响，和清华大学本身的影响有关。2003年我们在武汉开了一次大学科技园工作会议，教育部领导在讲话中总结了大学科技园比较成功的8种模式，分别是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华中科技大学、燕山大学、东北大学。清华科技园的发展也引起了国际的广泛关注。
科技园的建设，在同样的政策和同样的环境下，关键还是在人，需要一种开放的视野和广开思路的开拓精神。我认为清华科技园的成功总结起来有几个方面，一是清华科技园主园区的发展，很好地实现了学校的资源与社会资源、资本等的结合；二是它在全国各地，比如珠海、南昌办了一些不同的园区，这些园区也利用了主园区成功的运作经验，从清华科技园的规模来看，它跟其他科技园比起来总量最大；第三，清华科技园的国际化现在已经成为其他大学科技园的学习榜样。在国际上，清华大学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反过来，清华科技园也能促使清华大学尽早跨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清华大学科技园开始发展时是靠清华大学国际、国内的影响力和它在人力、信息、技术等方面的资源优势，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清华科技园又反过来对提高清华大学的影响力和实力起了重要作用；第四，清华科技园很注重与国际上成功的大学科技园的交流，它的发展为我们更好地与国际大学科技园接轨、沟通和融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正在筹备国家大学科技园协会，其秘书处和办公室就设在清华大学科技园，通过这个协会加强和国际大学科技园协会的交流，比如我们正在与英国大学科技园协会进行的交流。
《商务周刊》：从我国大学科技园现在的发展情况来看，跟国外先进的大学科技园相比，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创新？
武贵龙：“十一五”期间和下一步大学科技园发展，我们考虑也还有一些问题要解决，比如我们的一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同模式自然有不同的运作机制，但如何能寻找到契合当地实际的科学有效的一种体制和机制，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许这一时期是有效的，但随着整个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区域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产生一种新的模式。第二个问题是科技园现在发展不平衡，这其中有自身的硬件和软件条件的约束，同时还有地域条件的影响，从可利用的资源、园区的影响以及它的效果来讲，在北京和在云南就是不一样。第三个问题，现在大学科技园能否发展得更快、更好、更规范，实际上需要解决一个投资问题，或者说国家怎么投入的问题。在国外，特别是美国，它的高校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因素是有一个风险投资体系在提供支持，我们国家这方面还比较欠缺，这跟我们国家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国家的政策都有关系，这是个大文章。实际上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中肯定有风险，这个风险谁来承担？国家也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这也是下一步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1999年8月举行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高等院校要发挥自身的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鼓励高校科研人员到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开发区去转化成果，同时鼓励高等院校创办科技园区，孵化高新技术企业，培养高新人才。
借着技术创新大会的“东风”，当年9月，科技部和教育部共同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大学科技园建设试点的通知》，并由时任科技部副部长徐冠华与教育部副部长韦钰挂帅，科技部和教育部联手成立全国大学科技园指导委员会。2000年，科技部和教育部印发《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试行办法》，明确了国家大学科技园的认定管理程序和评估指标体系。
“大学科技园指导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国家对大学科技园的推动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国家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武贵龙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
《商务周刊》：我国的大学科技园发展从早期阶段到现在走过了一条怎样的道路？作为大学科技园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成员，您如何评价大学科技园在我国的发展进程和现状？
武贵龙：中国的大学办科技园历史，可以追溯到东北工学院（后更名为东北大学）1988年开始建立的“东大软件园”。但大学科技园大规模的发展，是从1999年开始逐步推动的。截至2005年年底，经国家科技部和教育部认定的国家大学科技园有50个。中国大学科技园依托97所高等院校和6所研究机构，目前已经投入运营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科技孵化器170多个，孵化场地近400万平方米，入驻在孵企业5700多家，累计孵育毕业企业1400多家，园内企业累计转化省级以上科技成果6000多项，设立各类开发机构880多家。
目前中国的大学科技园总体已经形成四大特点：第一，数量增加很快，“十一五”规划总数达到80家；第二，规模逐渐扩大，入园企业、孵化企业、销售收入、科技成果转化以及解决就业等方面的指标都大有提高，比如大约已提供了10万人的就业岗位；第三，办园模式多元化，我们总的指导思想一开始就是强调因地制宜，可以搞一校多园，多校一园，体制上可以有校主办，政府主办，以及学校与企业或政府合办；第四，趋于国际化，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其中一个主要的表现应该是大学科技园的建设。目前我国已经拥有国际一流的国家大学科技园，比如国际上对清华大学科技园就比较认可。2004年10 月在天津召开的国际大学科技园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我国大学科技园的建设从规模、成果转化效果、企业孵化等许多方面，已经超过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了良好的国际影响。
《商务周刊》：大学科技园发展速度这么快，与政府层面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那么除了政策面的推动之外，各级政府为大学科技园建设还提供了哪些支持？
武贵龙：在国家大力推动科技创新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都非常支持大学科技园建设。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设立风险基金提供经费支持，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性补偿，还有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大学科技园自身必须强调大学的特点，离不开大学的人力、技术和信息等资源，为此，各个地区出台了许多政策吸引大家来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我觉得这些政策的效果还是相当明显，你要到各大学科技园走走就能够体会到。大学科技园所涉及到的国家的、地方的、学校的、包括有关部门的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当然这个体系还有待于完善。
《商务周刊》：针对现在大学科技园在体制上有多种形式的现状，下一步政府会做一些规范吗？而且目前全国大学科技园在地区发展不够平衡，接下来我们如何解决？
武贵龙：按现代企业制度来规范大学科技园建设，这是大家都在强调的，但又是在积极探索的。从现有的优惠政策来看，有一些是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有些是针对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专门针对国家大学科技园的还没有什么特殊政策。现在大学科技园有一部分是在高新区，享受相关优惠政策，不在高新区的相对艰难，这是事实。此外科技部每年有一定的经费来支持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比较好的大学科技园走到现在，的的确确是靠自身的一些优势特色，包括地域因素。目前，科技部牵头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鼓励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的优惠政策。
《商务周刊》：刚才您谈到清华科技园，您认为清华科技园在发展模式上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为何能得到国际上的认可？
武贵龙：清华大学科技园发展到现在颇具影响，和清华大学本身的影响有关。2003年我们在武汉开了一次大学科技园工作会议，教育部领导在讲话中总结了大学科技园比较成功的8种模式，分别是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华中科技大学、燕山大学、东北大学。清华科技园的发展也引起了国际的广泛关注。
科技园的建设，在同样的政策和同样的环境下，关键还是在人，需要一种开放的视野和广开思路的开拓精神。我认为清华科技园的成功总结起来有几个方面，一是清华科技园主园区的发展，很好地实现了学校的资源与社会资源、资本等的结合；二是它在全国各地，比如珠海、南昌办了一些不同的园区，这些园区也利用了主园区成功的运作经验，从清华科技园的规模来看，它跟其他科技园比起来总量最大；第三，清华科技园的国际化现在已经成为其他大学科技园的学习榜样。在国际上，清华大学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反过来，清华科技园也能促使清华大学尽早跨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清华大学科技园开始发展时是靠清华大学国际、国内的影响力和它在人力、信息、技术等方面的资源优势，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清华科技园又反过来对提高清华大学的影响力和实力起了重要作用；第四，清华科技园很注重与国际上成功的大学科技园的交流，它的发展为我们更好地与国际大学科技园接轨、沟通和融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正在筹备国家大学科技园协会，其秘书处和办公室就设在清华大学科技园，通过这个协会加强和国际大学科技园协会的交流，比如我们正在与英国大学科技园协会进行的交流。
《商务周刊》：从我国大学科技园现在的发展情况来看，跟国外先进的大学科技园相比，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创新？
武贵龙：“十一五”期间和下一步大学科技园发展，我们考虑也还有一些问题要解决，比如我们的一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同模式自然有不同的运作机制，但如何能寻找到契合当地实际的科学有效的一种体制和机制，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许这一时期是有效的，但随着整个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区域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产生一种新的模式。第二个问题是科技园现在发展不平衡，这其中有自身的硬件和软件条件的约束，同时还有地域条件的影响，从可利用的资源、园区的影响以及它的效果来讲，在北京和在云南就是不一样。第三个问题，现在大学科技园能否发展得更快、更好、更规范，实际上需要解决一个投资问题，或者说国家怎么投入的问题。在国外，特别是美国，它的高校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因素是有一个风险投资体系在提供支持，我们国家这方面还比较欠缺，这跟我们国家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国家的政策都有关系，这是个大文章。实际上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中肯定有风险，这个风险谁来承担？国家也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这也是下一步要解决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