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60年前，中国人民取得了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归根结底反映了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成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覆灭，使中日和平友好关系得到溯本清源的历史回归。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日关系面临重新定位和调整，反映两国在发展道路上的新变化。从中日关系的跨时代的视角上，审视两国关系的历史经纬及其规律性，能够“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地探讨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
抗日战争的胜利反映了
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成败
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发展和民族兴亡的大较量，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和中国进行抗日救亡的反侵略战争，检验了两国发展道路的成败。同时也印证了侵略战争引起反侵略战争，导致侵略者走向灭亡和被侵略者走向复兴的历史辩证法。从中日两国发展的历史长河看，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实现了民族解放和维护了国家独立，促进了新中国的诞生；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失败，导致其军国主义体制的崩溃，靠侵略和掠夺起家的立国之本的泯灭，同时也给日本带来反思历史教训和重新发展的机会。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全盘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和列强对外侵略、扩张、掠夺、称霸的立国之本，快步走上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与列强相比，日本特别具有对外侵略性、贪婪性和摧残性。在对外侵略和掠夺中，加快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到垄断资本的进程。与此同时，日本为实现帝国主义的发展目标，制定了吞并朝鲜，灭亡中国，征服亚洲，战胜欧美，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其核心部分是灭亡中国，然后依靠大陆资源争霸世界。从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开始，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伤亡3500万人，直接财产损失6000亿美元，给中国造成极大的民族创伤，抢掠了中国大量资源。然而，日本从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开始，却适得其反地走上战败的穷途末路。
抗日战争是建立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日益高涨的基础上，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日本对中国发动的这场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也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奋勇抗敌的英勇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全民族的大团结，调动了全国力量，坚持持久抗战，将日本侵略者困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中流砥柱和先锋队。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地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和准备了条件。
中日友好运动和邦交正常化
是对两国关系的溯本清源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日两国的前途命运截然相反。中国经过解放战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鸦片战争108年后，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却走向灭亡，经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战争罪犯被永久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明治维新75年后，日本从一个快速崛起的帝国，跌落为被占领国。这是中日两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新基点，也是中日关系告别黑暗，走向光明的转折点。在新的发展时期，中日友好逐渐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流，并为两国邦交正常化和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奠定了基础。这是两国经过战争磨难后，对双边关系的重新认定和重大调整。虽然冷战格局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但中日友好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实行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虽然，日本被美国控制，成为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前哨，但中国仍致力于推动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就指出，要把帝国主义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中国政府提出通过民间外交推动政府外交的方式，以逐步积累的策略方法，最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在新中国成立和中国政府对日友好政策的影响下，日本先后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会”和“日中友好协会”等民间组织，对华友好活动不断高涨，中日关系从民间交往开始出现了良性互动的态势。中日民间贸易和两国各方面交往日益频繁，其程度甚至超过一些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在推动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进程中，日本涌现了松村谦三、高崎达之助等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和知名人士，他们立志为中日友好事业鞠躬尽瘁。中日民间外交发挥了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积极作用，经过长期艰苦努力，中日友好思想深入人心，极大地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中日友好活动达到新高潮，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倒台，中国政府抓住机遇推动中日建交的进程，日本各界进一步掀起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热潮。1972年9月，田中首相访华，中日两国终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这反映多年来中日民间外交“以民促官”取得了成功。在庆祝中日建交的宴会上，周恩来总理高度评价中日民间外交的历史功绩。1978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问日本，两国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两个重要文件标志着中日两国不仅结束了战争状态，还确立了友好合作的新关系。中日关系和平、友好、合作的定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日关系的历史性变化。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来，两国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两国缔结友好城市200多对，居国别结好数量之首。日本来华人数大幅增加，去年超过300万人，平均每天约1万人。中日贸易迅速发展，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双方互为重要贸易伙伴。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双边贸易额仅10亿美元，去年超过1600亿美元，30年来增长了160倍。日本曾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第二大贸易对象国和出口市场，去年中日贸易总额超过日美贸易，占居第一位。日本累计对华投资协议金额超过600亿美元，实际投入超过450亿美元，投资项目超过3万个。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日本政府承诺向中国提供贷款超过3万亿日元，用于建设200多个项目，日元贷款约占中国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的50％。日元贷款作为重要外资来源，对推动中国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也从中得到了丰硕回报。中日两国签订科技合作协定后，累计开展合作研究超过500多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居世界领先地位，双方不断举办“文化年”和“文化节”等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中日青年交流活动日益活跃，成为推动两国友好关系稳定发展的后续力量。
中日关系出现曲折变化
两国关系面临重新定位
从冷战结束到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和日本也都发展到新阶段，中日关系面临重新定位。这是中日关系继两国战争状态、中日和平友好两个历史阶段后的又一次重要定位和调整。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强调，中日两国应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应该说，这是中国对中日关系的基本政策和不变宗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199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带着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访问日本，江泽民在欢迎宴会上致词表示，“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友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一项基本政策”。日本首相宫泽表示，日中关系已进入“世界中的日中关系时代”，在苏联解体和重建国际新秩序的当今世界，日本愿与中国相互合作，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创造和平环境做出贡献。这是中日双方在冷战结束后对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立场。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再次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会谈，双方认同发展中日关系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并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确定要面向21世纪，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关系。这是中日双方在世纪之交，在新形势下对中日关系的重新定位。《中日联合宣言》与《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构成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应该说，确定中日关系的3个重要文件，都是在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关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反映了两国的根本利益和人民友好交往的愿望，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意义。然而，由于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中日关系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两面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日本曾积极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日本政府率先解除对华制裁和封锁，恢复高层互访和日元贷款，并劝说西方国家改善对华关系，反对孤立中国。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际社会出现“中国威胁论”的情况下，日本首相小泉表示，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当中国发生非典疫情时，日本政府及时给予援助，并派执政党干事长代表团访华，商讨改善两国关系的事宜。但另一方面，日本在历史、台湾和领土争端等问题上不断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日本首相小泉上台以来，年年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日本文部省审查通过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教科书。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允许台独势力的总代表李登辉访日。日本还明确将防守范围覆盖台湾，将中国领土钓鱼岛视为其领土，企图争夺中国东海资源。日本在对华关系上的倒行逆施，严重恶化了两国的政治关系，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在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尽最大努力维护两国关系的大局。今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亚非峰会期间与日本首相小泉会见时，提出五点主张，希望尽快扭转中日关系发展的困难局面。主要内容是：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以实际行动致力于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切实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确处理台湾问题；坚持通过对话、平等协商，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呼声渐高。日本国会议员、民间团体、各界人士以及公明党、民主党、共产党、社民党等纷纷劝阻、反对和批判小泉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但日本的一些政客和右翼分子，仍然支持参拜靖国神社、甚至叫嚣“甲级战犯在日本已不是罪人”，企图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
从中日关系的历史经纬和发展规律看，影响中日关系的有国际环境变化、两国发展战略、两国力量对比等若干重要因素。中日关系出现两面性和不确定性，是因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发生了深刻变化，使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出现友好合作、对抗较量或相互交织等多种可能性。
中日关系友好合作的前景，符合两国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利益，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企盼。二战结束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日友好活动，为两国在新形势下继续友好合作提供了深厚基础和有利条件。同时，中日两国力量对比趋于平衡，两国经济总量从80年代的1比10到现在的1比3，这为双方发展提供了互利双赢的基础。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力量平衡是稳定双边关系和抑制负面影响的杠杆。两国经贸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和难以分离，日本坦承中国经济发展拉动了其经济复苏。中日和平友好的政治关系与中日相互倚重的经济关系相结合，将使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更为牢固。虽然，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矛盾和摩擦，但其影响力难以超越两国关系的主流基础。
中日关系对抗较量的前景，显然不符合两国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利益，但日本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一些不利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新变化，这将对中日关系发展产生严重障碍。日本在历史、台湾和领土等问题上不断挑起争端，与其实现政治大国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日本确立政治大国的发展战略后，提出战后总清算的问题，日本首相首次参拜靖国神社，这是为实现政治大国凝聚民族向心力。此后，伴随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的进程，以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核心的历史问题，不断显露出来，到小泉时期达到高峰。战后总清算的本质，就是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辩解，把它说成是“被迫行为”，美化为是“解放亚洲殖民地”的“正义”之举；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借日本神道的传统理念，来抚慰“为国捐躯”的英灵，以“人死罪消”的说教拜祭和饶恕战犯。这些都是为抚平日本战败的心理创伤，以战争“正义”论和战犯“无罪”说重振国民士气，为实现走向世界的政治大国提供精神支柱。在此引导和影响下，日本右翼势力日益嚣张，极端民族主义上升，在台湾和领土争端等问题上逐渐逞强。中日关系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极端民族主义上升将可能使国家丧失理智，其破坏力不可小视。
日本对华关系的两面性，还与美国全球战略和对日政策调整相关联。冷战结束后，美国多次调整对日政策，特别将美日同盟提升到美英同盟程度的特殊关系。这一方面是要借助日本的力量，掌控其认为的最不稳定和最不确定因素的亚洲地区，其重点是遏制和防范中国，并与北约东扩相呼应，完成对欧亚大陆的战略围堵。另一方面鉴于日本极力实现政治大国的发展战略，为引导和控制其发展方向，鼓励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和美日同盟的框架内发挥作用，成为美国的得力助手。为此，美国支持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推动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将日本作为亚太地区的战略枢纽，共同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加快完成美日军事行动的一体化。在此情况下，日本承认美国的霸权主导地位，认为美国是其实现政治大国最可依赖的战略靠山。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加快完成有事法制，改变本土防守型的安全战略，将防守范围公开指向台湾，对华态度日趋硬。中日关系的历史情况告诉我们，美国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国际因素，中美日是互动的三角关系。
目前，中日关系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影响中日关系的多种因素相互交织，但最根本还是取决于两国的发展道路。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采取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日本确立政治大国的发展战略，否定侵略战争历史，追随美国及对邻国逞强的态势，反映了一种类似于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的“轻亚倚美”趋向。“脱亚入欧”是日本后来走帝国主义道路的思想摆向，“轻亚倚美”则可能预示日本走霸权主义的道路。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国家关系也往往呈螺旋型地发展。中日关系的历史经纬和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及民族解放的时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必败，中国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战争必胜。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的发展，是两国人民对几千年友好交往历史的向往和回归。在冷战结束后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中日两国发展和平友好和互利合作的关系，必将取得和则两利的丰硕成果；如果日本走霸权主义道路，损害中日关系的大局，必然得到对立两害的恶果。
总之，不管中日关系的前景如何，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不可阻挡的。60年前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已经证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今天的中国更不会屈服于任何外界压力。中日关系源远流长，其中也有曲折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民族创伤还未痊愈，还是少走弯路为好。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归根结底反映了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成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覆灭，使中日和平友好关系得到溯本清源的历史回归。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日关系面临重新定位和调整，反映两国在发展道路上的新变化。从中日关系的跨时代的视角上，审视两国关系的历史经纬及其规律性，能够“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地探讨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
抗日战争的胜利反映了
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成败
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发展和民族兴亡的大较量，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和中国进行抗日救亡的反侵略战争，检验了两国发展道路的成败。同时也印证了侵略战争引起反侵略战争，导致侵略者走向灭亡和被侵略者走向复兴的历史辩证法。从中日两国发展的历史长河看，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实现了民族解放和维护了国家独立，促进了新中国的诞生；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失败，导致其军国主义体制的崩溃，靠侵略和掠夺起家的立国之本的泯灭，同时也给日本带来反思历史教训和重新发展的机会。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全盘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和列强对外侵略、扩张、掠夺、称霸的立国之本，快步走上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与列强相比，日本特别具有对外侵略性、贪婪性和摧残性。在对外侵略和掠夺中，加快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到垄断资本的进程。与此同时，日本为实现帝国主义的发展目标，制定了吞并朝鲜，灭亡中国，征服亚洲，战胜欧美，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其核心部分是灭亡中国，然后依靠大陆资源争霸世界。从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开始，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伤亡3500万人，直接财产损失6000亿美元，给中国造成极大的民族创伤，抢掠了中国大量资源。然而，日本从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开始，却适得其反地走上战败的穷途末路。
抗日战争是建立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日益高涨的基础上，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日本对中国发动的这场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也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奋勇抗敌的英勇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全民族的大团结，调动了全国力量，坚持持久抗战，将日本侵略者困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中流砥柱和先锋队。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地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和准备了条件。
中日友好运动和邦交正常化
是对两国关系的溯本清源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日两国的前途命运截然相反。中国经过解放战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鸦片战争108年后，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却走向灭亡，经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战争罪犯被永久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明治维新75年后，日本从一个快速崛起的帝国，跌落为被占领国。这是中日两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新基点，也是中日关系告别黑暗，走向光明的转折点。在新的发展时期，中日友好逐渐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流，并为两国邦交正常化和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奠定了基础。这是两国经过战争磨难后，对双边关系的重新认定和重大调整。虽然冷战格局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但中日友好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实行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虽然，日本被美国控制，成为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前哨，但中国仍致力于推动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就指出，要把帝国主义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中国政府提出通过民间外交推动政府外交的方式，以逐步积累的策略方法，最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在新中国成立和中国政府对日友好政策的影响下，日本先后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会”和“日中友好协会”等民间组织，对华友好活动不断高涨，中日关系从民间交往开始出现了良性互动的态势。中日民间贸易和两国各方面交往日益频繁，其程度甚至超过一些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在推动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进程中，日本涌现了松村谦三、高崎达之助等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和知名人士，他们立志为中日友好事业鞠躬尽瘁。中日民间外交发挥了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积极作用，经过长期艰苦努力，中日友好思想深入人心，极大地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中日友好活动达到新高潮，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倒台，中国政府抓住机遇推动中日建交的进程，日本各界进一步掀起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热潮。1972年9月，田中首相访华，中日两国终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这反映多年来中日民间外交“以民促官”取得了成功。在庆祝中日建交的宴会上，周恩来总理高度评价中日民间外交的历史功绩。1978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问日本，两国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两个重要文件标志着中日两国不仅结束了战争状态，还确立了友好合作的新关系。中日关系和平、友好、合作的定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日关系的历史性变化。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来，两国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两国缔结友好城市200多对，居国别结好数量之首。日本来华人数大幅增加，去年超过300万人，平均每天约1万人。中日贸易迅速发展，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双方互为重要贸易伙伴。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双边贸易额仅10亿美元，去年超过1600亿美元，30年来增长了160倍。日本曾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第二大贸易对象国和出口市场，去年中日贸易总额超过日美贸易，占居第一位。日本累计对华投资协议金额超过600亿美元，实际投入超过450亿美元，投资项目超过3万个。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日本政府承诺向中国提供贷款超过3万亿日元，用于建设200多个项目，日元贷款约占中国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的50％。日元贷款作为重要外资来源，对推动中国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也从中得到了丰硕回报。中日两国签订科技合作协定后，累计开展合作研究超过500多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居世界领先地位，双方不断举办“文化年”和“文化节”等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中日青年交流活动日益活跃，成为推动两国友好关系稳定发展的后续力量。
中日关系出现曲折变化
两国关系面临重新定位
从冷战结束到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和日本也都发展到新阶段，中日关系面临重新定位。这是中日关系继两国战争状态、中日和平友好两个历史阶段后的又一次重要定位和调整。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强调，中日两国应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应该说，这是中国对中日关系的基本政策和不变宗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199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带着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访问日本，江泽民在欢迎宴会上致词表示，“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友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一项基本政策”。日本首相宫泽表示，日中关系已进入“世界中的日中关系时代”，在苏联解体和重建国际新秩序的当今世界，日本愿与中国相互合作，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创造和平环境做出贡献。这是中日双方在冷战结束后对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立场。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再次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会谈，双方认同发展中日关系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并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确定要面向21世纪，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关系。这是中日双方在世纪之交，在新形势下对中日关系的重新定位。《中日联合宣言》与《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构成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应该说，确定中日关系的3个重要文件，都是在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关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反映了两国的根本利益和人民友好交往的愿望，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意义。然而，由于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中日关系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两面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日本曾积极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日本政府率先解除对华制裁和封锁，恢复高层互访和日元贷款，并劝说西方国家改善对华关系，反对孤立中国。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际社会出现“中国威胁论”的情况下，日本首相小泉表示，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当中国发生非典疫情时，日本政府及时给予援助，并派执政党干事长代表团访华，商讨改善两国关系的事宜。但另一方面，日本在历史、台湾和领土争端等问题上不断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日本首相小泉上台以来，年年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日本文部省审查通过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教科书。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允许台独势力的总代表李登辉访日。日本还明确将防守范围覆盖台湾，将中国领土钓鱼岛视为其领土，企图争夺中国东海资源。日本在对华关系上的倒行逆施，严重恶化了两国的政治关系，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在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尽最大努力维护两国关系的大局。今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亚非峰会期间与日本首相小泉会见时，提出五点主张，希望尽快扭转中日关系发展的困难局面。主要内容是：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以实际行动致力于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切实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确处理台湾问题；坚持通过对话、平等协商，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呼声渐高。日本国会议员、民间团体、各界人士以及公明党、民主党、共产党、社民党等纷纷劝阻、反对和批判小泉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但日本的一些政客和右翼分子，仍然支持参拜靖国神社、甚至叫嚣“甲级战犯在日本已不是罪人”，企图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
从中日关系的历史经纬和发展规律看，影响中日关系的有国际环境变化、两国发展战略、两国力量对比等若干重要因素。中日关系出现两面性和不确定性，是因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发生了深刻变化，使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出现友好合作、对抗较量或相互交织等多种可能性。
中日关系友好合作的前景，符合两国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利益，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企盼。二战结束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日友好活动，为两国在新形势下继续友好合作提供了深厚基础和有利条件。同时，中日两国力量对比趋于平衡，两国经济总量从80年代的1比10到现在的1比3，这为双方发展提供了互利双赢的基础。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力量平衡是稳定双边关系和抑制负面影响的杠杆。两国经贸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和难以分离，日本坦承中国经济发展拉动了其经济复苏。中日和平友好的政治关系与中日相互倚重的经济关系相结合，将使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更为牢固。虽然，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矛盾和摩擦，但其影响力难以超越两国关系的主流基础。
中日关系对抗较量的前景，显然不符合两国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利益，但日本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一些不利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新变化，这将对中日关系发展产生严重障碍。日本在历史、台湾和领土等问题上不断挑起争端，与其实现政治大国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日本确立政治大国的发展战略后，提出战后总清算的问题，日本首相首次参拜靖国神社，这是为实现政治大国凝聚民族向心力。此后，伴随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的进程，以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核心的历史问题，不断显露出来，到小泉时期达到高峰。战后总清算的本质，就是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辩解，把它说成是“被迫行为”，美化为是“解放亚洲殖民地”的“正义”之举；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借日本神道的传统理念，来抚慰“为国捐躯”的英灵，以“人死罪消”的说教拜祭和饶恕战犯。这些都是为抚平日本战败的心理创伤，以战争“正义”论和战犯“无罪”说重振国民士气，为实现走向世界的政治大国提供精神支柱。在此引导和影响下，日本右翼势力日益嚣张，极端民族主义上升，在台湾和领土争端等问题上逐渐逞强。中日关系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极端民族主义上升将可能使国家丧失理智，其破坏力不可小视。
日本对华关系的两面性，还与美国全球战略和对日政策调整相关联。冷战结束后，美国多次调整对日政策，特别将美日同盟提升到美英同盟程度的特殊关系。这一方面是要借助日本的力量，掌控其认为的最不稳定和最不确定因素的亚洲地区，其重点是遏制和防范中国，并与北约东扩相呼应，完成对欧亚大陆的战略围堵。另一方面鉴于日本极力实现政治大国的发展战略，为引导和控制其发展方向，鼓励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和美日同盟的框架内发挥作用，成为美国的得力助手。为此，美国支持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推动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将日本作为亚太地区的战略枢纽，共同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加快完成美日军事行动的一体化。在此情况下，日本承认美国的霸权主导地位，认为美国是其实现政治大国最可依赖的战略靠山。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加快完成有事法制，改变本土防守型的安全战略，将防守范围公开指向台湾，对华态度日趋硬。中日关系的历史情况告诉我们，美国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国际因素，中美日是互动的三角关系。
目前，中日关系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影响中日关系的多种因素相互交织，但最根本还是取决于两国的发展道路。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采取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日本确立政治大国的发展战略，否定侵略战争历史，追随美国及对邻国逞强的态势，反映了一种类似于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的“轻亚倚美”趋向。“脱亚入欧”是日本后来走帝国主义道路的思想摆向，“轻亚倚美”则可能预示日本走霸权主义的道路。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国家关系也往往呈螺旋型地发展。中日关系的历史经纬和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及民族解放的时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必败，中国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战争必胜。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的发展，是两国人民对几千年友好交往历史的向往和回归。在冷战结束后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中日两国发展和平友好和互利合作的关系，必将取得和则两利的丰硕成果；如果日本走霸权主义道路，损害中日关系的大局，必然得到对立两害的恶果。
总之，不管中日关系的前景如何，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不可阻挡的。60年前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已经证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今天的中国更不会屈服于任何外界压力。中日关系源远流长，其中也有曲折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民族创伤还未痊愈，还是少走弯路为好。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