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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0年、50年、60年
中国朋友常说“2000年的友好，50年的战争”。我想这是指日中两国以文化为中心的2000年友好交流史，以及从1894年的日清战争到1945年日本战败这50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但很多的中国朋友不愿涉及战后的60年。
在日本，我有很多朋友认为，正如2005年4月发表的《和平与睦邻友好呼吁书》所言，战后，日本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所以才有了今天的经济繁荣，强调日中友好交流的发展。原因是他们痛感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日本的对华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害的责任，接受1995年“村山首相讲话”所表明的深刻反省，企望告诉国内外，战后60年的日本，没有走战前的侵略和殖民统治的老路，而是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
战后的60年，日本的确没有像战前那样发动对中国、朝鲜半岛和亚洲的侵略，但“和平发展”的日本的说法足以值得向中国等国家夸耀吗？
第一，战后，中国经过4年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诞生，但是日本在1972年才予以承认。在这23年里，日本一直把台湾的“中华民国”看成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而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反对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在这个时期，日中关系基本依靠日本民间与中国政府的友好交流来支撑。时至2005年，政府间的正式交往只不过是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的33年而已，只是战后60年中的33年。
第二，在战后的60年里，在中国周边发生的、与美国有关的三大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中，日本都站在美国一边，通过承担部分战争经费而谋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才发展至今。因此，日本绝未置身于战争之外。
无视上述两个历史事实，就得出结论说“战后60年日本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难以令人释疑。
如果不去总结“战后的60年”，部分中国以及亚洲人民当然会依稀地在印象中认为，当今的日本依然继续着战前的军国主义。因此，划清2000年、50年、60年这三个时期，并分别指出其特征，揭示日中友好的发展方向是极其重要的。
如果有人问应该以什么标准对战后60年的日中关系，或者日本与朝鲜半岛、与亚洲的关系加以总结，我考虑应该是从这样的角度去试问，即日本从曾经遭受其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国家、地区以及人民那里是否得到了真正的信任而成为朋友？是否有过分的言行刺激过对方的国民感情？我的答案是“日本仍需努力”。
二、我对日本外交
政策的看法
2005年之后的未来“60年”，日本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来发展日中友好合作关系呢？
日本是个海洋国家，必须在与别国发展关系当中创造财富，因此绝对需要周边的国家、地区和海域的和平国际环境。因此，日本要与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陆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依靠他们来生存。日本需要利用并引进以传统伦理为核心的中国的精神文明和以IT为核心的美国的物质文明的优点去创造日本的体系。
在外交方面要采取右脚立足于中国，左脚立足于美国，然后与东盟友好交流的政策。作为军事同盟的《日美安保条约》应该修改为《日美和平友好条约》。如果日本将本国外交彻底置于“日美基轴”，日中关系被纳入日美关系的框架，日中关系的发展就会受到妨碍。这违背日本真正的国家利益。日本需要把对华关系《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和对美关系《日美和平友好条约》统筹并立。如果只靠“日美基轴”，恐怕就不需要外交了。
三、构筑日中友好
合作关系的政策
基于上述看法，如何构筑日中友好合作关系，我有以下几点政策主张：
1、坚持“三个文件”，即1972年发表的《日中联合声明》、1978年发表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和1998年发表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日中联合宣言》。
2、解决好“两个问题”，即“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
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等于否定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波茨坦宣言》和《旧金山和约》的承诺，小泉首相应该立即停止参拜。“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内部问题，日本不应介入。否则，日本的国际形象将受到影响而成为不守承诺的国家。
2005年4月，小泉首相在雅加达召开的亚非首脑会议上致辞时引用“村山首相讲话”，向亚洲各国人民表示“深切的反省”和“由衷的道歉”，但正是同一个人却去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将明治以后日本发动的战争定性为“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无法避免的自卫战争”。这岂不自相矛盾。
3、扩大相互的友好交流。日中两国在经济、旅游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将取得无限的发展。
4、不发生有损对方国民感情的问题。问题的发生必有因果，希望冷静分析和对待。
5、是否必要制订“第四个文件”，以明确日中两国在目前的三个政治文件中所没有明确记载的内容。 在这个文件中明确战前的日中战争是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明确日本国民感谢中国放弃要求日本赔偿，明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明确东亚经济共同体向亚洲共同体发展，明确在日中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构筑“战略伙伴关系”。
四、解决日中分歧的方法
1998年的《日中联合宣言》第19段中写到，“两国间现存的、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分歧和争议”要“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避免因此干扰和阻碍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由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自2000年10月朱基总理访日以来，总理间的正式互访已经中断4年8个月。这导致国家关系陷入异常状态，以至于被称为需要“第二次邦交正常化”。现在应该尽快认真地进行“友好协商”，并“妥善处理”。
同时，领土问题、领海问题、资源问题等，日中双方只有通过两国政府的“友好协商”，“妥善处理”才能开辟解决问题的途径。
五、战后60周年
之际的建言
介绍和宣传在19世纪、20世纪的那段时期里，即由于日本“国家政策的错误，而走上战争的道路，并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由于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一些国家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引自村山首相讲话）的时期里，力主日本与中国以及亚洲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的诸多贤达，即，宫崎滔天、萱野长知、藤野严九郎、中江丑吉、吉野作造、河上肇、清水安三、松本龟次郎、尾崎秀实、鹿地亘、长谷川照、内山完造、石桥湛山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鲜明地对照那些发动侵华战争的军国主义者的14名甲级战犯。
在上述诸多贤达之后，在战后的60年里，有很多已经作古的友好人士，如松本治一郎、黑田寿男、宇都宫德马、茅诚司、井上清、稻山嘉宽、高石奇 达之助、冈崎嘉平太、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伊东正义、园田直、中岛健藏、井上靖等各位先生，缅怀他们的足迹，向日中友好的年轻继承者传颂他们的业绩。
（文德盛、王琳译）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
中国朋友常说“2000年的友好，50年的战争”。我想这是指日中两国以文化为中心的2000年友好交流史，以及从1894年的日清战争到1945年日本战败这50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但很多的中国朋友不愿涉及战后的60年。
在日本，我有很多朋友认为，正如2005年4月发表的《和平与睦邻友好呼吁书》所言，战后，日本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所以才有了今天的经济繁荣，强调日中友好交流的发展。原因是他们痛感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日本的对华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害的责任，接受1995年“村山首相讲话”所表明的深刻反省，企望告诉国内外，战后60年的日本，没有走战前的侵略和殖民统治的老路，而是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
战后的60年，日本的确没有像战前那样发动对中国、朝鲜半岛和亚洲的侵略，但“和平发展”的日本的说法足以值得向中国等国家夸耀吗？
第一，战后，中国经过4年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诞生，但是日本在1972年才予以承认。在这23年里，日本一直把台湾的“中华民国”看成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而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反对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在这个时期，日中关系基本依靠日本民间与中国政府的友好交流来支撑。时至2005年，政府间的正式交往只不过是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的33年而已，只是战后60年中的33年。
第二，在战后的60年里，在中国周边发生的、与美国有关的三大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中，日本都站在美国一边，通过承担部分战争经费而谋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才发展至今。因此，日本绝未置身于战争之外。
无视上述两个历史事实，就得出结论说“战后60年日本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难以令人释疑。
如果不去总结“战后的60年”，部分中国以及亚洲人民当然会依稀地在印象中认为，当今的日本依然继续着战前的军国主义。因此，划清2000年、50年、60年这三个时期，并分别指出其特征，揭示日中友好的发展方向是极其重要的。
如果有人问应该以什么标准对战后60年的日中关系，或者日本与朝鲜半岛、与亚洲的关系加以总结，我考虑应该是从这样的角度去试问，即日本从曾经遭受其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国家、地区以及人民那里是否得到了真正的信任而成为朋友？是否有过分的言行刺激过对方的国民感情？我的答案是“日本仍需努力”。
二、我对日本外交
政策的看法
2005年之后的未来“60年”，日本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来发展日中友好合作关系呢？
日本是个海洋国家，必须在与别国发展关系当中创造财富，因此绝对需要周边的国家、地区和海域的和平国际环境。因此，日本要与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陆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依靠他们来生存。日本需要利用并引进以传统伦理为核心的中国的精神文明和以IT为核心的美国的物质文明的优点去创造日本的体系。
在外交方面要采取右脚立足于中国，左脚立足于美国，然后与东盟友好交流的政策。作为军事同盟的《日美安保条约》应该修改为《日美和平友好条约》。如果日本将本国外交彻底置于“日美基轴”，日中关系被纳入日美关系的框架，日中关系的发展就会受到妨碍。这违背日本真正的国家利益。日本需要把对华关系《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和对美关系《日美和平友好条约》统筹并立。如果只靠“日美基轴”，恐怕就不需要外交了。
三、构筑日中友好
合作关系的政策
基于上述看法，如何构筑日中友好合作关系，我有以下几点政策主张：
1、坚持“三个文件”，即1972年发表的《日中联合声明》、1978年发表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和1998年发表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日中联合宣言》。
2、解决好“两个问题”，即“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
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等于否定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波茨坦宣言》和《旧金山和约》的承诺，小泉首相应该立即停止参拜。“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内部问题，日本不应介入。否则，日本的国际形象将受到影响而成为不守承诺的国家。
2005年4月，小泉首相在雅加达召开的亚非首脑会议上致辞时引用“村山首相讲话”，向亚洲各国人民表示“深切的反省”和“由衷的道歉”，但正是同一个人却去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将明治以后日本发动的战争定性为“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无法避免的自卫战争”。这岂不自相矛盾。
3、扩大相互的友好交流。日中两国在经济、旅游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将取得无限的发展。
4、不发生有损对方国民感情的问题。问题的发生必有因果，希望冷静分析和对待。
5、是否必要制订“第四个文件”，以明确日中两国在目前的三个政治文件中所没有明确记载的内容。 在这个文件中明确战前的日中战争是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明确日本国民感谢中国放弃要求日本赔偿，明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明确东亚经济共同体向亚洲共同体发展，明确在日中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构筑“战略伙伴关系”。
四、解决日中分歧的方法
1998年的《日中联合宣言》第19段中写到，“两国间现存的、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分歧和争议”要“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避免因此干扰和阻碍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由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自2000年10月朱基总理访日以来，总理间的正式互访已经中断4年8个月。这导致国家关系陷入异常状态，以至于被称为需要“第二次邦交正常化”。现在应该尽快认真地进行“友好协商”，并“妥善处理”。
同时，领土问题、领海问题、资源问题等，日中双方只有通过两国政府的“友好协商”，“妥善处理”才能开辟解决问题的途径。
五、战后60周年
之际的建言
介绍和宣传在19世纪、20世纪的那段时期里，即由于日本“国家政策的错误，而走上战争的道路，并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由于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一些国家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引自村山首相讲话）的时期里，力主日本与中国以及亚洲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的诸多贤达，即，宫崎滔天、萱野长知、藤野严九郎、中江丑吉、吉野作造、河上肇、清水安三、松本龟次郎、尾崎秀实、鹿地亘、长谷川照、内山完造、石桥湛山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鲜明地对照那些发动侵华战争的军国主义者的14名甲级战犯。
在上述诸多贤达之后，在战后的60年里，有很多已经作古的友好人士，如松本治一郎、黑田寿男、宇都宫德马、茅诚司、井上清、稻山嘉宽、高石奇 达之助、冈崎嘉平太、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伊东正义、园田直、中岛健藏、井上靖等各位先生，缅怀他们的足迹，向日中友好的年轻继承者传颂他们的业绩。
（文德盛、王琳译）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