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退来临时什么最重要?稳定。经济处于周期中的高速上涨阶段时，分配的相对失序及其可能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往往被绝对的福利改进所掩盖。一旦发展的潮头稍减，困难和问题就尖锐如碎石般显现出来。此时，如果无视经济运行的周期规律，将遏制衰退的希望寄托于过往的发展模式，以不计成本投入的方式意图拉动增长，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完善社会保障、维持社会稳定才是应对经济危机局势恶化的关键。所幸的是，中央政府正意识到这一点并达成具体的共识。2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7国务院拟提请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会议特别指出，要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主线，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全面实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大范围实施调整振兴产业规划，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提法令人振奋，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已决意从完善社保体系入手扩大内需，从而实现达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目标。
　　反观历史不难发现，这也是一条基本的国际经验。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就酝酿于19世纪70年代德国的经济萧条期。时任德国宰相的俾斯麦为应对经济萧条引发的社会问题推行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包括1883年的《疾病保险法》、1884年的《意外灾难保险法》和1889年的《老年和残废保险法》等。客观地看，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国内阶级关系，弱化了贫富差距引致的矛盾，并最终发展成为持久的和有支持力的社会福利制度，为现代工业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奠定了基础。
　　与德国类似，美国首次采用社会保险也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1932年美国国民收入从1929年的874亿美元下降到417亿美元，工业生产下降了46％，逾6000家银行倒闭，13万家企业破产，农业收入也下降一半，近百万个小农场被迫拍卖，破产农民大批进入城市，加上1500万失业工人，形势异常严峻。罗斯福总统在“新政”中推行了设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建立住房拥有者贷款公司，制定实施了《全国劳资关系法》、《紧急救济拨款法》、《社会保障法》、《农业调整法》等法案，为存款人、住房所有者、劳工、老人和失业者以及农民等群体提供保障，最终稳定了局势，消除了人民对经济形势的恐惧。
　　尽管学者对罗斯福新政总体上是加快还是延缓了大萧条之后的经济复苏存有争议，但这些与社会保障有关的政策稳定了危机下焦虑、无助乃至绝望的人心，帮助民众度过了萧条，效果不容否定。以致不少学者认为，罗斯福新政的核心不是大规模投资建设，而是建立了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
　　更能说明社会保障之于经济萧条的意义的例子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日本。在经历了战后30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日本经济发展遭遇重大挫折，据估计其90年代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价值损失甚至超过“二战”中国民财富的损失。在长达10多年的经济停滞中，日本社会并未因此而动荡不安，相反普通国民仍能享受与发达国家身份相称的生活水准和公共服务，这一方面反映了当局宁可以丧失快速调整经济结构的能力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稳定的施政意图，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一国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支撑之力。
　　鉴古知今，中央在全面实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中强调了“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可谓明智之举。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中，外需因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很难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形成强大支撑，根据海关的统计，2008年末已经出现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月度进出口额双双下降的艰难态势，2009年的外贸形势很难出现根本性的改善。
　　投资方面，即便不考虑危机因素，在30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后，我们同样面临像日本一样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会因为危机的降临而突然得到解决，因此投资方面最直接或看似最有效的方法是政府直接动员和组织投资。搁置政府动员可能隐藏的腐败与低效不论，在既有产业结构未作调整和升级的前提下，每一笔动员投资长期来看都很可能会转换为未来产业结构转型的阻力。若干年后回顾这种做法，我们很可能恍悟，这不过是短期的饮鸩止渴式的增长。
　　如此看来，消费方面是目前能大做文章的领域。然而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人们对未来生存状况信心不足，更多地利用养儿、储蓄等自我保障方式取代社会保障，直接后果也表现为当前消费需求不足。鉴此，对于当下中国而言，社会保障不仅是危机条件下消除民众恐惧、安定人心、维系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我们所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中本身就蕴含了启动消费来遏制衰退的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