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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理论灌输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长期以来，理论灌输法在众多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居于核心地位。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逐渐受到人们的质疑，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已有的观点中比较普遍的看法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应该不断创新，以适应受教育者的需求和时代的发展。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法；创新
DOI：10.15938/j.cnki.iper.2016.03.008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6）03-0034-04
自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产生以来，理论灌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虽然一直被坚持，但却饱受争议。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中理论灌输法的看法和态度各不相同，近三十年来发表了大量论文，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和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灌输作为传统教育方法的典型，将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解决的学科问题。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对灌输的定性问题
理论灌输究竟是由谁提出的，学术界尚无定论，但是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从“灌输论”的思想萌芽来看，应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从“灌输论”理论化、系统化的最初过程来看，考茨基做出了重要贡献；从“灌输论”在理论上的完善、在实践中的运用及其社会影响的扩大来看，却应该归功于列宁。[1]列宁的“灌输”思想是他在指导俄国无产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1894年，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主义者？》一书中，列宁通过引用考茨基的话提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它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并灌输给工人。”[2]1900年12月，他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的社论，进一步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要“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密切联系的政党”[3]。1902年，列宁完成了一本具有革命宣传性质的著作，即《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在该书中，列宁系统提出了“灌输”思想，列宁指出：“工人阶级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4]此时，灌输的对象是无法自觉产生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意识的工人阶级。
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将理论灌输法界定为“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受教育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受教育者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方法，主要包括理论讲授、理论学习、理论宣传、理论培训、理论研讨等具体形式”[5]。但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灌输”从来就不是仅仅被贴上方法的标签，学界对灌输的性质有着不同的看法。除了将灌输视为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之外，还有人将灌输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本质、模式和理论依据等。而灌输作为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无疑受到了普遍的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灌输”是特定历史时期向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最有效的方法，能够十分有效地使人们接受先进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在社会意识多元化的今天尤其应该提倡使用这种方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例如，有学者提出：“灌输教育不仅经过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迄今为止很多别的国家和地区还在实际工作中广泛应用灌输教育。”所以“灌输教育不仅不能否定和削弱，反而还应该继续加以坚持和强化”[6]。还有学者通过对以反对灌输为起点而形成的自由选择的道德教育在西方的失败，形象地向我们描绘出倘若没有对基本道德规范、意识形态的正面灌输和引导，那么学校教育将会失去它应有的价值和功能，因此得出“强制性的灌输也并不必然就是一件坏事”这一结论。[7]就连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对灌输理论也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强迫学生去接受道德事实、道德价值和行为确实不好，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要成为的那种人是未来社会所要求的人，而由社会所需要的这种人与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些潜能之间存在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按社会的要求去限制、规范我们的行为、欲望，我们就不能形成一种社会人格，甚至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所以，这一过程虽然痛苦，却是必要的，如果说这就是灌输，那么灌输就是不可避免的。”[8]有学者通过对当前我国面临的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冲击的严峻形势的描述，批判了“灌输无用论”“灌输过时论”以及“灌输应急论”等三种当今比较流行的对待“灌输教育法”的态度，充分肯定了灌输教育法的科学性和适用性。[9]
第二种观点认为“灌输”是通过强制手段迫使人们去接受某种信仰和理论，既不符合人性，又缺乏艺术性。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多元化、思想观念多样化、主体意识增强，正面“灌输”只会招致反感，失去了原来的价值，需要废弃。例如，有学者将灌输法理解为是“一种不顾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状况，违背教育规律的教育方法”[10]。还有学者通过介绍了近代西方对待道德灌输的态度以及反灌输的道德教育理论，认为道德灌输不可能完成道德教育的全部任务在道德教育中情感法比灌输法更加有效。[11]
第三种观点认为灌输方法本身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灌输方法也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持这种观点的人占大多数，其中有学者指出，理论灌输应从“ 强制”走向“ 对话。[12]还有学者通过梳理西方历史上对待道德教育灌输，从古代、近代注重和坚持灌输，到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的批判灌输，再到20世纪末重新探寻灌输的新形式和新方法，说明灌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认为我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但是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寻科学性和多样性的现代灌输方法。[13]也有学者明确了中国的灌输方法在实际运用中与西方教育中灌输的差异，指出“作为道德教育方法的灌输，从本身意义上说，就是说服、规劝，就是晓之以理，而不是 ‘命令式’、 ‘填鸭式’，不是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家们所理解的极权和专横。”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灌输教育方法也应该彰显主体性，提倡“学生自主选择与教育者的灌输引导的有机结合”。[14] 无论争议有多大，到目前为止，在各种版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的相关教材中，理论灌输法依然是主要方法之一。这说明，尽管灌输法存在一些弊病和不合理之处，但是作为理论传授、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方式，灌输法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不过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人们接受知识方式的也发生巨大转变，灌输法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创新。
二、关于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反思的研究
近年来，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反思的呼声越来越高，如何改造原有的灌输方法，进行方法的创新成为研究灌输方法时不可回避的一个热门话题。笔者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归纳出当前学界关于创新灌输方法的四大着力点，即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灌输方法进行反思和改革，实现灌输方法的时代转变。
明确灌输目的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过去被认为是无用的，因为它仅仅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上，没有考虑学生是否愿意接受，忽视学生的内在需求，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导致灌输被认为是一种强制性的输入。随着教育对学生主体性的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问题也逐渐受到关注。从社会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要使人们认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从个人来说，思想政治教育要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无论是哪一个层面，都是需要通过改变个人的认识而得以实现的。因此，学界普遍认为，仅仅停留在完成理论宣传目的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是毫无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的目的是要通过恰当的手段和方式改变和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认识。
了解灌输对象 理论灌输作为我国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方法之一，其对象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认识结构、认识方式、认识水平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信息封闭状态在我国绝大多数范围已经不复存在，人们的认识不再局限于自己生活的范围，而是通过网络媒体等方式扩展到更宽广的领域。人们的主体意识不断觉醒，渴望摆脱权威、摆脱束缚、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选择、自我发展。灌输对象的重大变化，使他们对传统灌输的接受程度大大下降，不再满足于上传下达，硬性灌输的方式了，而是希望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灌输信息。对灌输对象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我们在使用灌输方法时能够更加人性化，尊重对象的主体性、满足对象的内在需求、激发对象的主体意识，使他们能够自觉自愿地接受理论灌输。[15]
完善灌输内容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的内容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爱国主义、理想主义、革命传统等，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越来越多的理论工作者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便也提出了新的看法。有学者以高校“两课”教学为例，指出“灌输”在内容上需要更加丰富，既要坚持进行正确的理想信念教育，又要满足大学生的精神渴望和心理需求；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又要吸收时代新内容，要实现“灌输”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时代性、生活性。[16]除此之外，灌输内容还需要与实践紧密结合，要把理论问题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夯实灌输的现实基础，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和吸引力。[17]
丰富灌输形式 常见的灌输主要是通过口头宣讲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的弊端就在于讲授者与接受者之间缺乏应有的互动和沟通，导致灌输效果差。因此，很多学者们对如何丰富灌输形式进行积极的探索。有学者指出：灌输形式可以是口头的，其中包括讲授、报告、演说等；也可以使文字的，例如，理论书籍、宣传报刊、通俗读物等；还可以是文化的灌输形式，包括文学、音乐、美术、影视等。[18]除此之外，网络的产生，给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形式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网络具有传统教育方式所不能比拟的特点，即“即时性、开放性、参与性、隐匿性、自动性、跨文化性”。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发挥网络技术在理论灌输过程中的优势和作用，通过现代教育技术，将先进理论以最易接受、最快捷、最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方式呈现给广大人民群众。[19]
三、关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的研究
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在新时期出现了种种弊端，但是学界还是普遍认可灌输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意义以及时代功能。他们认为必须实现灌输方法的时代化和人性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灌输方法有：
渗透式灌输 渗透式灌输是传统灌输理论在现代社会的擅变，是传统灌输观念与现代教育手段和教育理念相结合的完美结晶。它与传统灌输思想的联系就在于，渗透式灌输仍旧是一种正面教育，只不过是一种演变式的，潜移默化式的正面教育，它既符合了现代社会教育尊重多样化的包容性特征，又考虑到了受教育者在强制教育下可能产生的逆反心理，给予其一定的选择空间。与传统灌输方法相比，这种灌输方法具有弱化了的强制性、强化了的导向性以及形式的多样化等特征。
柔性灌输 传统的灌输方法被普遍地贴上了“强制”的标签，因此有学者提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因为重刚性而轻柔性的灌输方法，导致其缺乏实效性。所谓“柔性灌输”，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通过研究受教育者的思想、心理和行为，采取引导、暗示、渗透等非强制性的教育方法，使受教育者认同并乐于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动地转化自己的思想。与传统灌输方法相比，柔性灌输更加强调引导，通过引导促成受教育者自身认识的提高，达到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目的。
对话式灌输 很多学者将灌输和对话作为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认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式转变应该是从灌输走向对话。因此，如何处理灌输与对话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寻求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的一个突破口。有学者提出了“对话式灌输”。在这种方法中，对话是一种认识方式，是对话主体双方从各自理解的前结构出发所达成的一种视界融合。对话式的理论灌输，对话双方是平等的，是在充分发挥对话双方主体性的前提下，通过对话双方的主体性活动，促使受教育者接受教育者的观点，从而形成知行统一的良好人格。
四、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发展趋势的研究 已有的研究普遍认为单向、强制的灌输方法本身就是缺乏科学性的，并且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受教育者的需求。因此对传统灌输方法的反思和转向成为现在和未来关于该问题研究的主要趋势。
其一，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的反思。反思单向强制性灌输的弊端，提出改变传统灌输方法的有效方案成为学界研究该问题的一个热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改变传统灌输方法的强制性理念，实现灌输方法的人性化发展；丰富灌输方法的形式和内容；增强灌输方法的实践性和生活化取向等。
其二，提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这一趋势将会成为未来对灌输方法研究的重点，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灌输在实际操作中应该更加人性化、感性化、多样化，更加能够贴近受教育者的思想实际和心理需求。有学者就提出用灌输的“一”与“多”相统一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建设，既旗帜鲜明地表达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和反对什么，又要运用多样化的方法将主导的价值观传递给对象，反对脱离对象的差异性和具体情景的强制灌输。[20]
其三，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灌输法不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化发展，因此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的时代转向，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寻找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通过已有相关文献的研究和分析，笔者认为理论灌输法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曾经具有重要的地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之一，在思想多元化，社会思潮多样化，意识形态冲突的当今社会，发挥灌输方法时代价值，寻求灌输方法的科学性、时代性和生活化依然是今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 孙来斌.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当代视界——“列宁的灌输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课题成果介绍[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12）：135-138.
[2] 列宁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84.
[3] 列宁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35.
[4] 列宁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9.
[5] 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120.
[6] 范欣在.正确理解和运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灌输”教育[J].湖北社会科学，2010（3）：181-183.
[7] 张想明.主体性德育对灌输的拒斥与诉求[J].当代教育科学，2006（2）：40-42.
[8] 戚万学.冲突与整合——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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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景春，李倩.灌输式教育在和谐德育中的反思与扬弃[J].湖北社会科学，2009（12）：167-169.
[11] 卢文忠.“道德灌输”评判标准：西方的主张与我们的认识[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9）：19-21.
[12] 杨新宇.关于理论灌输的几点思考[J].思想教育研究，2006（1）：45-46.
[13] 杨倬.道德灌输与无灌输的道德教育[J].江汉论坛，2005（9）：137-140.
[14] 蔡志良.灌输与选择的整合：道德教育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取向[J].中国教育学刊，2004（7）：8-11.
[15] 杨芷英.浅谈新时期灌输客体的变化与灌输理念的更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3）：36-41.
[16] 鄢奋.转型时期“灌输”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福建论坛，2001（6）：63-64.
[17] 王文.灌输理论在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科学运用[J].学术论坛，2010（4）：47-50.
[18] 田燕飞.论政治“灌输”的必要性与运用策略[J].理论月刊，2011（3）：178-180.
[19] 马先锋.理论灌输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适用与发展[J].中国成人教育，2009（7）：14-15.
[20] 周琪.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与思想政治教育[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4）：93-95.
[责任编辑：张学玲]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法；创新
DOI：10.15938/j.cnki.iper.2016.03.008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6）03-0034-04
自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产生以来，理论灌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虽然一直被坚持，但却饱受争议。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中理论灌输法的看法和态度各不相同，近三十年来发表了大量论文，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和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灌输作为传统教育方法的典型，将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解决的学科问题。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对灌输的定性问题
理论灌输究竟是由谁提出的，学术界尚无定论，但是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从“灌输论”的思想萌芽来看，应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从“灌输论”理论化、系统化的最初过程来看，考茨基做出了重要贡献；从“灌输论”在理论上的完善、在实践中的运用及其社会影响的扩大来看，却应该归功于列宁。[1]列宁的“灌输”思想是他在指导俄国无产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1894年，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主义者？》一书中，列宁通过引用考茨基的话提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它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并灌输给工人。”[2]1900年12月，他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的社论，进一步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要“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密切联系的政党”[3]。1902年，列宁完成了一本具有革命宣传性质的著作，即《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在该书中，列宁系统提出了“灌输”思想，列宁指出：“工人阶级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4]此时，灌输的对象是无法自觉产生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意识的工人阶级。
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将理论灌输法界定为“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受教育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受教育者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方法，主要包括理论讲授、理论学习、理论宣传、理论培训、理论研讨等具体形式”[5]。但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灌输”从来就不是仅仅被贴上方法的标签，学界对灌输的性质有着不同的看法。除了将灌输视为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之外，还有人将灌输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本质、模式和理论依据等。而灌输作为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无疑受到了普遍的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灌输”是特定历史时期向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最有效的方法，能够十分有效地使人们接受先进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在社会意识多元化的今天尤其应该提倡使用这种方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例如，有学者提出：“灌输教育不仅经过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迄今为止很多别的国家和地区还在实际工作中广泛应用灌输教育。”所以“灌输教育不仅不能否定和削弱，反而还应该继续加以坚持和强化”[6]。还有学者通过对以反对灌输为起点而形成的自由选择的道德教育在西方的失败，形象地向我们描绘出倘若没有对基本道德规范、意识形态的正面灌输和引导，那么学校教育将会失去它应有的价值和功能，因此得出“强制性的灌输也并不必然就是一件坏事”这一结论。[7]就连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对灌输理论也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强迫学生去接受道德事实、道德价值和行为确实不好，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要成为的那种人是未来社会所要求的人，而由社会所需要的这种人与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些潜能之间存在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按社会的要求去限制、规范我们的行为、欲望，我们就不能形成一种社会人格，甚至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所以，这一过程虽然痛苦，却是必要的，如果说这就是灌输，那么灌输就是不可避免的。”[8]有学者通过对当前我国面临的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冲击的严峻形势的描述，批判了“灌输无用论”“灌输过时论”以及“灌输应急论”等三种当今比较流行的对待“灌输教育法”的态度，充分肯定了灌输教育法的科学性和适用性。[9]
第二种观点认为“灌输”是通过强制手段迫使人们去接受某种信仰和理论，既不符合人性，又缺乏艺术性。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多元化、思想观念多样化、主体意识增强，正面“灌输”只会招致反感，失去了原来的价值，需要废弃。例如，有学者将灌输法理解为是“一种不顾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状况，违背教育规律的教育方法”[10]。还有学者通过介绍了近代西方对待道德灌输的态度以及反灌输的道德教育理论，认为道德灌输不可能完成道德教育的全部任务在道德教育中情感法比灌输法更加有效。[11]
第三种观点认为灌输方法本身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灌输方法也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持这种观点的人占大多数，其中有学者指出，理论灌输应从“ 强制”走向“ 对话。[12]还有学者通过梳理西方历史上对待道德教育灌输，从古代、近代注重和坚持灌输，到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的批判灌输，再到20世纪末重新探寻灌输的新形式和新方法，说明灌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认为我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但是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寻科学性和多样性的现代灌输方法。[13]也有学者明确了中国的灌输方法在实际运用中与西方教育中灌输的差异，指出“作为道德教育方法的灌输，从本身意义上说，就是说服、规劝，就是晓之以理，而不是 ‘命令式’、 ‘填鸭式’，不是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家们所理解的极权和专横。”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灌输教育方法也应该彰显主体性，提倡“学生自主选择与教育者的灌输引导的有机结合”。[14] 无论争议有多大，到目前为止，在各种版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的相关教材中，理论灌输法依然是主要方法之一。这说明，尽管灌输法存在一些弊病和不合理之处，但是作为理论传授、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方式，灌输法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不过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人们接受知识方式的也发生巨大转变，灌输法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创新。
二、关于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反思的研究
近年来，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反思的呼声越来越高，如何改造原有的灌输方法，进行方法的创新成为研究灌输方法时不可回避的一个热门话题。笔者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归纳出当前学界关于创新灌输方法的四大着力点，即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灌输方法进行反思和改革，实现灌输方法的时代转变。
明确灌输目的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过去被认为是无用的，因为它仅仅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上，没有考虑学生是否愿意接受，忽视学生的内在需求，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导致灌输被认为是一种强制性的输入。随着教育对学生主体性的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问题也逐渐受到关注。从社会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要使人们认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从个人来说，思想政治教育要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无论是哪一个层面，都是需要通过改变个人的认识而得以实现的。因此，学界普遍认为，仅仅停留在完成理论宣传目的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是毫无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的目的是要通过恰当的手段和方式改变和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认识。
了解灌输对象 理论灌输作为我国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方法之一，其对象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认识结构、认识方式、认识水平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信息封闭状态在我国绝大多数范围已经不复存在，人们的认识不再局限于自己生活的范围，而是通过网络媒体等方式扩展到更宽广的领域。人们的主体意识不断觉醒，渴望摆脱权威、摆脱束缚、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选择、自我发展。灌输对象的重大变化，使他们对传统灌输的接受程度大大下降，不再满足于上传下达，硬性灌输的方式了，而是希望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灌输信息。对灌输对象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我们在使用灌输方法时能够更加人性化，尊重对象的主体性、满足对象的内在需求、激发对象的主体意识，使他们能够自觉自愿地接受理论灌输。[15]
完善灌输内容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的内容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爱国主义、理想主义、革命传统等，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越来越多的理论工作者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便也提出了新的看法。有学者以高校“两课”教学为例，指出“灌输”在内容上需要更加丰富，既要坚持进行正确的理想信念教育，又要满足大学生的精神渴望和心理需求；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又要吸收时代新内容，要实现“灌输”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时代性、生活性。[16]除此之外，灌输内容还需要与实践紧密结合，要把理论问题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夯实灌输的现实基础，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和吸引力。[17]
丰富灌输形式 常见的灌输主要是通过口头宣讲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的弊端就在于讲授者与接受者之间缺乏应有的互动和沟通，导致灌输效果差。因此，很多学者们对如何丰富灌输形式进行积极的探索。有学者指出：灌输形式可以是口头的，其中包括讲授、报告、演说等；也可以使文字的，例如，理论书籍、宣传报刊、通俗读物等；还可以是文化的灌输形式，包括文学、音乐、美术、影视等。[18]除此之外，网络的产生，给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形式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网络具有传统教育方式所不能比拟的特点，即“即时性、开放性、参与性、隐匿性、自动性、跨文化性”。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发挥网络技术在理论灌输过程中的优势和作用，通过现代教育技术，将先进理论以最易接受、最快捷、最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方式呈现给广大人民群众。[19]
三、关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的研究
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在新时期出现了种种弊端，但是学界还是普遍认可灌输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意义以及时代功能。他们认为必须实现灌输方法的时代化和人性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灌输方法有：
渗透式灌输 渗透式灌输是传统灌输理论在现代社会的擅变，是传统灌输观念与现代教育手段和教育理念相结合的完美结晶。它与传统灌输思想的联系就在于，渗透式灌输仍旧是一种正面教育，只不过是一种演变式的，潜移默化式的正面教育，它既符合了现代社会教育尊重多样化的包容性特征，又考虑到了受教育者在强制教育下可能产生的逆反心理，给予其一定的选择空间。与传统灌输方法相比，这种灌输方法具有弱化了的强制性、强化了的导向性以及形式的多样化等特征。
柔性灌输 传统的灌输方法被普遍地贴上了“强制”的标签，因此有学者提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因为重刚性而轻柔性的灌输方法，导致其缺乏实效性。所谓“柔性灌输”，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通过研究受教育者的思想、心理和行为，采取引导、暗示、渗透等非强制性的教育方法，使受教育者认同并乐于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动地转化自己的思想。与传统灌输方法相比，柔性灌输更加强调引导，通过引导促成受教育者自身认识的提高，达到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目的。
对话式灌输 很多学者将灌输和对话作为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认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式转变应该是从灌输走向对话。因此，如何处理灌输与对话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寻求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的一个突破口。有学者提出了“对话式灌输”。在这种方法中，对话是一种认识方式，是对话主体双方从各自理解的前结构出发所达成的一种视界融合。对话式的理论灌输，对话双方是平等的，是在充分发挥对话双方主体性的前提下，通过对话双方的主体性活动，促使受教育者接受教育者的观点，从而形成知行统一的良好人格。
四、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发展趋势的研究 已有的研究普遍认为单向、强制的灌输方法本身就是缺乏科学性的，并且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受教育者的需求。因此对传统灌输方法的反思和转向成为现在和未来关于该问题研究的主要趋势。
其一，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的反思。反思单向强制性灌输的弊端，提出改变传统灌输方法的有效方案成为学界研究该问题的一个热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改变传统灌输方法的强制性理念，实现灌输方法的人性化发展；丰富灌输方法的形式和内容；增强灌输方法的实践性和生活化取向等。
其二，提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这一趋势将会成为未来对灌输方法研究的重点，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灌输在实际操作中应该更加人性化、感性化、多样化，更加能够贴近受教育者的思想实际和心理需求。有学者就提出用灌输的“一”与“多”相统一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建设，既旗帜鲜明地表达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和反对什么，又要运用多样化的方法将主导的价值观传递给对象，反对脱离对象的差异性和具体情景的强制灌输。[20]
其三，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灌输法不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化发展，因此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的时代转向，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寻找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通过已有相关文献的研究和分析，笔者认为理论灌输法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曾经具有重要的地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之一，在思想多元化，社会思潮多样化，意识形态冲突的当今社会，发挥灌输方法时代价值，寻求灌输方法的科学性、时代性和生活化依然是今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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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