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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身体书写一直是女性作家建构话语权的重要方式，萧红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自身经历在小说创作中对女性身体进行书写，以此消解男权制话语，让历史听到更多女性的声音。本文从母体动物化、女性遭受的外部暴力和饥饿状态等角度来分析萧红早期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的女性身体书写，揭示王阿嫂等底层妇女的悲惨命运及其对女性话语权利的重构。
【关键词】 萧红;《王阿嫂的死》;身体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1-0012-02
虽然只有短暂的三十一年人生，她却以生活苦痛作歌，用浓重的笔墨为人们揭示了旧社会妇女所遭受的生育刑罚和女性悲惨命运。
作为女性，兩次生育之痛，三段纠葛情爱不仅让萧红比常人更关注女性分娩之苦，还让她在创作中有意识地进行女性身体书写，以争夺女性的话语权利。林贤治在《漂泊者萧红》中这样说道：“在中国文人集团中，萧红是一个异数。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经受饥寒交迫的痛苦;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遭到从肉体到精神刑罚般的凌辱;也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被社会隔绝，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而陷于孤立。” [1]饱经苦难的她，在现实中提炼素材，通过怪诞的身体书写表达自己对日常生活的感受，用写实笔法塑造了一个个被生活苦难折磨的下层劳苦人民。
王阿嫂是萧红早期的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一文中的主人公，也是萧红创作的众多女性形象之一。王阿嫂生长于农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在她怀孕期间，丈夫被张地主活活烧死，而她为了能生存下去便只好继续帮张地主做工。在做工期间，她只是稍作休息却被张地主狠踢了肚子，最终导致难产而死。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中，萧红有意识地刻画女性饱受的身体和心灵之痛，用夸张荒诞的笔法揭示妇女的悲惨命运。
一、小说中身体书写的表现
（一） 母体动物化
“在萧红大部分作品中，不论是萧红的病态女体或妊娠母体，都可以轻易发现她喜欢将其女性人物转化为各种动物意象，运用动物、禽类或昆虫等意象形构女性。”[2]将女性身体和动物并置是萧红刻画女性精神风貌的一个重要手法，她试图通过丑陋的女性身体动物化来揭露女性生育分娩之痛和悲惨生活。当王阿嫂怀孕的肚子被张地主踢了一脚之后痛苦地躺在床上时，萧红将她瘦瘦的身体比作龙，“王阿嫂拧着鼻涕，两腮抽动，若不是肚子突出，她简直瘦得像一条龙。她的手也正和爪子一样，为了拔苗割草而骨节突出。”[3]当王阿嫂的丈夫被张地主活活烧死，她难过地哭，如同狮子，“王阿嫂，她听不到小环的话，鼓着肚子，涨开肺叶般的哭。她的手撕着衣裳，她的牙齿在咬嘴唇。她和一匹吼叫的狮子一样。”[4]当生育的刑罚降临到王阿嫂面前时，生育的痛苦让她变得如同猿猴一般，“等到村妇挤进王阿嫂屋门的时候，王阿嫂自己在炕上发出她最后沉重的嚎声，她的身子是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王阿嫂的眼睛像一个大块的亮珠，虽然闪光而不能活动。她的嘴张得怕人，像猿猴一样，牙齿拼命地向外突出。”[5]最终，王阿嫂的身体在浸染着血中死去。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叙述道：“在乡村，人们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6]将王阿嫂的种种身体状态比作龙，比作狮子，比作猿猴等意象，反映了在这片土地生活的人们充满了无知与愚昧，尤其是女性，她们如同动物般受着本能的驱动去生存，与男性相比，她们承受着更多的生活苦难，她们意识不到作为人的权利，却只是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忙着生育。
（二） 暴力的身体书写
萧红用“越轨的笔致”来描写暴力承受者的身体疼痛，以此来反映父权文化制度下的女性悲剧，反映阶级制度下的受苦大众。在早期的小说中，萧红为达到尽快融入左翼文学的需要，小说的施暴者通常是地主阶级。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中，王阿嫂的孩子小环，王阿嫂的丈夫王大哥以及王阿嫂本人都有过被地主家施暴的经历。小环是被王阿嫂收养的流浪孤儿，当时正好王阿嫂去张地主家取米，就看到小环被张地主家的孩子殴打，在机缘巧合之下，她才收养了小环。在丈夫死后，王阿嫂为了腹中的孩子依然努力为张地主做工，因有天中午在田地里休息了一会，却被张地主狠狠地踢了肚子一脚，“那个野兽，踢得我简直发昏了，你猜他为什么踢我呢？早晨太阳一出就做工，好身子倒没妨碍，我只是再也带不动我的肚子了！又是个正午时候，我坐在地梢的一端喘两口气，他就来踢了我一脚。”[7]因为这一脚，最后导致王阿嫂小产和胎儿双双毙命。在叙述地主阶级对佃农的压迫时，萧红并没有描写血淋淋的场面来刻画农民阶级所遭受的痛苦，而是通过放大暴力承受者的身体疼痛，以身体书写来反映地主阶级对王阿嫂和小环的身心摧残。
（三） 饥饿的身体书写
从少女时为自由而成为“出走的娜拉”开始，饥饿便时常伴随着萧红，《饿》《黑列巴和白盐》等散文都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萧红对身体饥饿的书写。常年饥饿的身体赋予了萧红更多对生活的体验，也让萧红更懂得底层大众的悲苦。“萧红笔下细致深刻的饥饿书写使读者感同身受的同时也让人不禁为在悲凉的民国社会环境中卑贱生存的底层人民而扼腕叹息，揭露出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的严重失衡。”[8]《王阿嫂的死》中虽然没有正面书写人物的饥饿，却从侧面叙述中反映王阿嫂是处于长期饥饿状态的，如“王阿嫂到冬天只吃着地主用以喂猪的乱土豆，连一片干菜也不曾进过王阿嫂的嘴。”[9]当王妹子来探望被踢了肚子一脚的王阿嫂时，她想要为王阿嫂弄点吃的，打开米桶，米桶是空着。从空米桶可以看出王阿嫂的身体是饥饿的，所以她瘦的如同龙，手跟爪子一样，骨节分明;难产而死时她的眼睛如同亮片，牙齿向外突出，嘴大长着如同猿猴。异化的描写揭露了王阿嫂备受饥饿的处境，也反映了底层大众虽然勤恳为剥削者做工，却始终得不到温饱的悲凉状态。 二、身体书写的精神内涵
（一） 反映阶级的压迫
《王阿嫂的死》是萧红早期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萧红早期为了追随左翼文学的潮流，而这时候的左翼文学号召文学政治化，多以阶级、革命为主题。而在当时的北中国乡村，因为日寇的入侵，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王阿嫂的死》就多处反映了张地主对农民阶级的压迫，如妇女们在议论王阿嫂时，看到张地主走过来，“她们都低下头去工作着。张地主走开，她们又都抬起头来;就像被风刮倒的麦草一样，风一过去，草梢又都伸立起来。”[10]“走过来、走开”和“低下头、抬起头”这几个动作反映了做工妇女们的身体和思想都是被地主阶级压迫并剥削的。
（二） 女性话语权利的建构
“女人必须通过自己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发明无坚不摧的语言，摧毁隔阂阶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11]法国学者埃莱娜·西苏主张女性应该通过自身的身体来写作，这是构建女性话语的重要实现方式。身体书写不仅可以反映父制文化下对女性的压迫，还可以消解男权话语下单一女性形象。“女性作家想要重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必须正视女性的欲望乃至精神诉求，以正确的态度审视自己的身体，通过身体写作呈現被男权制遮蔽的女性内涵，使男性聆听女性的声音，并进入压抑女性的话语体系。”[12]
为底层妇女呼喊是贯穿萧红创作的不灭主题，她以身体书写的方式塑造了芹、王阿嫂、金枝、翠姨、团圆媳妇等底层妇女形象，这些形象也见证了她对女性话语体系的建构。在《王阿嫂的死》中，萧红将处于生殖时期的王阿嫂比作猿，将其王阿嫂痛苦的吼叫比作狮子，把即将失去王阿嫂这个妈妈的小环比作蝴蝶。而“无坚不摧的语言”对萧红而言就是在叙事中将女性的身体动物化，展现女性依附者所遭受的暴力疼痛和饥饿病体，以此揭露男权话语下异质的女性生存困境和被男性磨灭的女性尊严。萧红的小说创作中叙述了大量的女性生殖场景，而这“刑罚的日子”降临到王阿嫂身上时，也将倒在血泊中的王阿嫂带离人世，残酷的生育场面描写冲破了男权文化下对女性生育的遮蔽，让女性生殖的痛苦声音响彻悠悠文学史。
在后期，萧红逐渐脱离了三四十年代“文学政治化、文学工具化”的潮流，在小说创作中更专注地叙事女性的声音。她自身的经历赋予了她对底层人民更多的悲悯，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她从女性创作者视角出发，在小说中进行女性身体书写，从而揭示了北中国乡村底层妇女的生存悲剧。她以夸张怪诞的叙事手法暴露着男权制压迫下受损的女性躯体，控诉了旧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父权文化，呼喊着女性作为“人”的权利。
参考文献：
[1]林贤治.漂泊者萧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233.
[2]林幸谦.身体符号/物种拟态书写——萧红文本的女体/母体寓言[J].鲁迅研究月刊，2012，（08）：70-78+69.
[3][4][5][7][9][10]萧红著，章海宁主编.萧红全集小说（卷Ⅰ）[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37-46.
[6]萧红.呼兰河传[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60.
[8]刘雅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 ——萧红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叙事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16.
[11]（法）埃莱娜·西苏著，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02.
[12]王清.萧红小说的女性身体书写，荆楚学术2019年2月（总第二十八期）——第二十八届荆楚学术研讨交流会论文集[C].2019，3.
作者简介：廖海玲，女，汉族，广东河源人，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在读。
【关键词】 萧红;《王阿嫂的死》;身体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1-0012-02
虽然只有短暂的三十一年人生，她却以生活苦痛作歌，用浓重的笔墨为人们揭示了旧社会妇女所遭受的生育刑罚和女性悲惨命运。
作为女性，兩次生育之痛，三段纠葛情爱不仅让萧红比常人更关注女性分娩之苦，还让她在创作中有意识地进行女性身体书写，以争夺女性的话语权利。林贤治在《漂泊者萧红》中这样说道：“在中国文人集团中，萧红是一个异数。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经受饥寒交迫的痛苦;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遭到从肉体到精神刑罚般的凌辱;也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被社会隔绝，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而陷于孤立。” [1]饱经苦难的她，在现实中提炼素材，通过怪诞的身体书写表达自己对日常生活的感受，用写实笔法塑造了一个个被生活苦难折磨的下层劳苦人民。
王阿嫂是萧红早期的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一文中的主人公，也是萧红创作的众多女性形象之一。王阿嫂生长于农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在她怀孕期间，丈夫被张地主活活烧死，而她为了能生存下去便只好继续帮张地主做工。在做工期间，她只是稍作休息却被张地主狠踢了肚子，最终导致难产而死。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中，萧红有意识地刻画女性饱受的身体和心灵之痛，用夸张荒诞的笔法揭示妇女的悲惨命运。
一、小说中身体书写的表现
（一） 母体动物化
“在萧红大部分作品中，不论是萧红的病态女体或妊娠母体，都可以轻易发现她喜欢将其女性人物转化为各种动物意象，运用动物、禽类或昆虫等意象形构女性。”[2]将女性身体和动物并置是萧红刻画女性精神风貌的一个重要手法，她试图通过丑陋的女性身体动物化来揭露女性生育分娩之痛和悲惨生活。当王阿嫂怀孕的肚子被张地主踢了一脚之后痛苦地躺在床上时，萧红将她瘦瘦的身体比作龙，“王阿嫂拧着鼻涕，两腮抽动，若不是肚子突出，她简直瘦得像一条龙。她的手也正和爪子一样，为了拔苗割草而骨节突出。”[3]当王阿嫂的丈夫被张地主活活烧死，她难过地哭，如同狮子，“王阿嫂，她听不到小环的话，鼓着肚子，涨开肺叶般的哭。她的手撕着衣裳，她的牙齿在咬嘴唇。她和一匹吼叫的狮子一样。”[4]当生育的刑罚降临到王阿嫂面前时，生育的痛苦让她变得如同猿猴一般，“等到村妇挤进王阿嫂屋门的时候，王阿嫂自己在炕上发出她最后沉重的嚎声，她的身子是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王阿嫂的眼睛像一个大块的亮珠，虽然闪光而不能活动。她的嘴张得怕人，像猿猴一样，牙齿拼命地向外突出。”[5]最终，王阿嫂的身体在浸染着血中死去。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叙述道：“在乡村，人们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6]将王阿嫂的种种身体状态比作龙，比作狮子，比作猿猴等意象，反映了在这片土地生活的人们充满了无知与愚昧，尤其是女性，她们如同动物般受着本能的驱动去生存，与男性相比，她们承受着更多的生活苦难，她们意识不到作为人的权利，却只是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忙着生育。
（二） 暴力的身体书写
萧红用“越轨的笔致”来描写暴力承受者的身体疼痛，以此来反映父权文化制度下的女性悲剧，反映阶级制度下的受苦大众。在早期的小说中，萧红为达到尽快融入左翼文学的需要，小说的施暴者通常是地主阶级。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中，王阿嫂的孩子小环，王阿嫂的丈夫王大哥以及王阿嫂本人都有过被地主家施暴的经历。小环是被王阿嫂收养的流浪孤儿，当时正好王阿嫂去张地主家取米，就看到小环被张地主家的孩子殴打，在机缘巧合之下，她才收养了小环。在丈夫死后，王阿嫂为了腹中的孩子依然努力为张地主做工，因有天中午在田地里休息了一会，却被张地主狠狠地踢了肚子一脚，“那个野兽，踢得我简直发昏了，你猜他为什么踢我呢？早晨太阳一出就做工，好身子倒没妨碍，我只是再也带不动我的肚子了！又是个正午时候，我坐在地梢的一端喘两口气，他就来踢了我一脚。”[7]因为这一脚，最后导致王阿嫂小产和胎儿双双毙命。在叙述地主阶级对佃农的压迫时，萧红并没有描写血淋淋的场面来刻画农民阶级所遭受的痛苦，而是通过放大暴力承受者的身体疼痛，以身体书写来反映地主阶级对王阿嫂和小环的身心摧残。
（三） 饥饿的身体书写
从少女时为自由而成为“出走的娜拉”开始，饥饿便时常伴随着萧红，《饿》《黑列巴和白盐》等散文都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萧红对身体饥饿的书写。常年饥饿的身体赋予了萧红更多对生活的体验，也让萧红更懂得底层大众的悲苦。“萧红笔下细致深刻的饥饿书写使读者感同身受的同时也让人不禁为在悲凉的民国社会环境中卑贱生存的底层人民而扼腕叹息，揭露出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的严重失衡。”[8]《王阿嫂的死》中虽然没有正面书写人物的饥饿，却从侧面叙述中反映王阿嫂是处于长期饥饿状态的，如“王阿嫂到冬天只吃着地主用以喂猪的乱土豆，连一片干菜也不曾进过王阿嫂的嘴。”[9]当王妹子来探望被踢了肚子一脚的王阿嫂时，她想要为王阿嫂弄点吃的，打开米桶，米桶是空着。从空米桶可以看出王阿嫂的身体是饥饿的，所以她瘦的如同龙，手跟爪子一样，骨节分明;难产而死时她的眼睛如同亮片，牙齿向外突出，嘴大长着如同猿猴。异化的描写揭露了王阿嫂备受饥饿的处境，也反映了底层大众虽然勤恳为剥削者做工，却始终得不到温饱的悲凉状态。 二、身体书写的精神内涵
（一） 反映阶级的压迫
《王阿嫂的死》是萧红早期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萧红早期为了追随左翼文学的潮流，而这时候的左翼文学号召文学政治化，多以阶级、革命为主题。而在当时的北中国乡村，因为日寇的入侵，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王阿嫂的死》就多处反映了张地主对农民阶级的压迫，如妇女们在议论王阿嫂时，看到张地主走过来，“她们都低下头去工作着。张地主走开，她们又都抬起头来;就像被风刮倒的麦草一样，风一过去，草梢又都伸立起来。”[10]“走过来、走开”和“低下头、抬起头”这几个动作反映了做工妇女们的身体和思想都是被地主阶级压迫并剥削的。
（二） 女性话语权利的建构
“女人必须通过自己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发明无坚不摧的语言，摧毁隔阂阶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11]法国学者埃莱娜·西苏主张女性应该通过自身的身体来写作，这是构建女性话语的重要实现方式。身体书写不仅可以反映父制文化下对女性的压迫，还可以消解男权话语下单一女性形象。“女性作家想要重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必须正视女性的欲望乃至精神诉求，以正确的态度审视自己的身体，通过身体写作呈現被男权制遮蔽的女性内涵，使男性聆听女性的声音，并进入压抑女性的话语体系。”[12]
为底层妇女呼喊是贯穿萧红创作的不灭主题，她以身体书写的方式塑造了芹、王阿嫂、金枝、翠姨、团圆媳妇等底层妇女形象，这些形象也见证了她对女性话语体系的建构。在《王阿嫂的死》中，萧红将处于生殖时期的王阿嫂比作猿，将其王阿嫂痛苦的吼叫比作狮子，把即将失去王阿嫂这个妈妈的小环比作蝴蝶。而“无坚不摧的语言”对萧红而言就是在叙事中将女性的身体动物化，展现女性依附者所遭受的暴力疼痛和饥饿病体，以此揭露男权话语下异质的女性生存困境和被男性磨灭的女性尊严。萧红的小说创作中叙述了大量的女性生殖场景，而这“刑罚的日子”降临到王阿嫂身上时，也将倒在血泊中的王阿嫂带离人世，残酷的生育场面描写冲破了男权文化下对女性生育的遮蔽，让女性生殖的痛苦声音响彻悠悠文学史。
在后期，萧红逐渐脱离了三四十年代“文学政治化、文学工具化”的潮流，在小说创作中更专注地叙事女性的声音。她自身的经历赋予了她对底层人民更多的悲悯，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她从女性创作者视角出发，在小说中进行女性身体书写，从而揭示了北中国乡村底层妇女的生存悲剧。她以夸张怪诞的叙事手法暴露着男权制压迫下受损的女性躯体，控诉了旧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父权文化，呼喊着女性作为“人”的权利。
参考文献：
[1]林贤治.漂泊者萧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233.
[2]林幸谦.身体符号/物种拟态书写——萧红文本的女体/母体寓言[J].鲁迅研究月刊，2012，（08）：70-78+69.
[3][4][5][7][9][10]萧红著，章海宁主编.萧红全集小说（卷Ⅰ）[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37-46.
[6]萧红.呼兰河传[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60.
[8]刘雅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 ——萧红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叙事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16.
[11]（法）埃莱娜·西苏著，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02.
[12]王清.萧红小说的女性身体书写，荆楚学术2019年2月（总第二十八期）——第二十八届荆楚学术研讨交流会论文集[C].2019，3.
作者简介：廖海玲，女，汉族，广东河源人，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