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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在中国已经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了，其间，中国的西音史学者们走过了许多的弯路，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者希望通过自身对西音史学习的一些感悟，结合前辈们的研究成果，解释面对西方音乐史这样一个异文化，作为国人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去研究学习。
【关键词】西方音乐史；客位；中西文化比较
中国人对西方音乐历史的研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1924年王光祈先生撰写的《欧洲音乐进化论》开始到今天已近百年。在这里我无意细述中国人对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过程及其取得的一些成就。仅仅想談一些自身对学习西音史的感悟。
首先我有必要先解释一下题目中提到了一对名词：主位客位。在西方音乐史中什么是主位，什么又扮演着客位的角色呢？
主位（emic）客位（etic）相对而言，这是人类学向语言学借用的一对概念。原由凯内斯·派克（KennethL.Pike）提出，专指文化分析的两种观念和途径的区分。在当今，音乐人类学中经常会用到这一对概念，指在田野作业中，考察对象和被考察对象之间的关系，简称主位和客位。而将这一对概念应用在西方音乐史中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1999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周楷模先生就曾发表过“中国人如何研究西方人的音乐历史——研究者的再定位及其方法开拓”的文章。先生站在西音史教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角度系统的阐述了这个概念，并且着重介绍了在异文化研究中有关主位和客位这对概念研究维度的四个层面，从而系统的说明了面对“客位性”及与其相对应的“主位性”方法的特点。i换句话说，我想解释的是面对西方音乐史这样一个异文化研究，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的问题。
一
从客观上来讲，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史，是先天不足的。
（一）原创性问题。对于站在客位角度上的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原创？我们阅读的是西方史学家的研究成果、用的是西方的研究方法；而且要去研究的是一个离我们的生活比较久远的时代，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的民族历史，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这个问题并不是西方音乐学者所面临的一个特殊的问题，在其他学科，比方说：西方哲学、西方文学、西方历史等学科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但显然，其他学科比西音史学在这方面做的要好。究其原因，就要谈到下面一点——西方音乐史的一个特殊性问题。
（二）西方音乐史这门学科是有其特殊性的。由于音乐的跨国界性和跨民族性，对我们今天能透彻的研究西方音乐史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所要面对的并不是单个的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阶段的西音史，而是整个西方共同的音乐史，他们是一个整体，具有不可分割性，这就说明了我们本身所要研究的对象的庞杂性，为西音史学者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点客观的原因以外，还有几点主观的原因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
首先：我们与西方文化观念的差异。音乐史同时也是人的历史。人是音乐发展的原动力，也是音乐的最终归属。但是创造西方音乐史的“人”与站在客位角度的“我们”始终有很多的不同点。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种族基因、不同的自然人为生态、不同的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不同的语言系统、不同的阶层组织结构、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思维结构……这就造成了我们本身对西方文化理解上的一种障碍，也决定了我们在研究西方音乐历史研究中的角度和程度的问题。
其次：目前大学课程设置的单一化。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作为一门跨民族、跨国界的学科，本身在要求研究者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有相当深厚的作曲理论知识；甚至是西方艺术史、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社会科学史、文明史等多方面的综合知识。而目前我们的大学教育把学生几乎百分之百的精力用到了专业课和英语的学习上（我并不是说这些课程的学习不重要，但这不应该成为一个大学生学习的全部），恰恰忽略了各门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联系，这一点我们实在是应该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
曾看过一篇美国学者克劳德·V帕里斯卡介绍美国音乐学的跨学科倾向的文章，上面写道：“随着大学教育和研究的系科化和专业化的增长，很多大学鼓励跨系科的项目。其中一些是围绕着地理或民族的区域进行的，如对南斯拉夫的研究，以及对犹太的、意大利的……通过这些研讨课和组织，与我们相邻的领域中的学术潮流也可以很容易的传播给音乐学家们，如释经学、解构学、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我们教育系统的另一个特点也可能激励跨学科的交叉，这就是普通的大学生将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于各个领域而不是音乐，而在很多研究生院里，一个博士研究生被要求除音乐外还要修一门副科，如德国文学系……”
通过这样的学习，音乐史不再是平面的为我们呈现了，而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变得鲜活、有生命。而我们对音乐史的学习也不再仅限在那几种音乐学常见的方法上，而是能够通过借鉴其他学科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有一个新的拓展。
再次：西音史料的翻译问题。虽然目前，中国西音史的研究资料已经相对的比较丰富，可是这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就拿中国音乐史来打比方，西方音乐史的史料远远比不上中国音乐史的详尽充实。当然，中国音乐毕竟是我们本国的音乐，挖掘史料和研究都会比较的方便。可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去翻译西方的一些史料、经典著作……掌握第一手资料对于史类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二
自1990年蔡良玉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发表的文章《西方对音乐史学的反思和我们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开始，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在实践中逐步的解决着这个矛盾，时至今日可以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周楷模先生发表的《中国人如何研究西方人的音乐历史——研究者的再定位及其方法开拓》、于润洋教授发表的《历史与逻辑——音乐理论发表的两大基石》、哲学家叶秀山教授发表的《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中国视角》、李应华教授发表的《中国人对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与观念的变迁》……，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前辈们为我们解决这一矛盾已经指明了一个方向——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下探索出自己的特色。 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历史，本身的局限性造成了我们始终站在客位的角度上去做研究，这不是就代表了我们的研究永远只能落后于西方学者的研究？而且西方学者的研究是不是就真的“无懈可击”呢？
（一）我认为西方学者的研究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虽然他们占有着文化研究中的主位，有着我们无法比拟的优势。但也正因为这样，他们也有自身的劣势所在。西方音乐的历史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这门学科本身所要求的是一种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融合，世界各个民族的音乐历史共同构成了整部的西方音乐历史。所谓的“欧洲中心论”、“唯欧洲的音乐才是经典”是不可取的。在西方人不可避免的在其主位的思维定势下去编纂的西方音乐史，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历史局限性，比方说：西方音乐学者长期忽略的西方社会的传统民间音乐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他们所谓的西方音乐史并不完全是历史的重现，而仅是西方人的“一家之谈”而已。
西方音乐史并不仅仅是一个种族的音乐史，所谓的欧洲音乐史、亚洲音乐史、甚至黑人音乐史……，最终都会融入世界音乐史的大范围内。而仅仅就“美是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回答都会不相同，更何况音乐的历史。任何人在编纂一部西方音乐史的同时，也会不自觉的带上他本民族的烙印。所以，西方音乐史并不是西方人的“一家之谈”这么简单。
（二）虽然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程度上依赖西方人的研究成果，但并不是说我们的研究没有意义，永远只能落后于西方。
前面已经提到了，西方人研究自己的音乐史也有其无法避免的劣势。而这恰恰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于润洋教授曾在《历史与逻辑——音乐理论发表的两大基石》一文中提到：“在音乐理论上，我国和西方各有各的特点。如果我们在哲学方法论方面有突出成绩的话是可以掌握一定的优势的，甚至在外国音乐方面也可能写出一部集理论与实践、逻辑與历史为一体的有中国特色的史学著作，它应该既高于具体的史实描述又有别于空泛的理论阐述”。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用西方人的研究方式去研究西方人的音乐历史，是不会得到西方人的认同的，就像前面谭元亨先生所提到的那样。而且我们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历史研究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同一个历史事件，我们对它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随着我们认识过程的深入、认识角度的转变，其结果可能也会大不相同。既然历史研究没有统一的模式、唯一的结论，那么站在中国人客位的角度去解释西方人的音乐历史，去研究他们的种族习俗、生存方式、价值取向以及在这些背景之下的音乐起源、音乐进化、音乐结构、音乐形态和传承方式等等，这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站在另一个民族的角度去解释西方音乐的发展，其结果也会更加的客观、更加的理性。
（三）中国的音乐发展至今，已经很难说是一片完全由祖先传下来的、未经侵蚀的净土、中国音乐、西方音乐这两个过去独立完整，相互对立的音乐世界正在一天天的相互融合、交叉。西方音乐文化中的无数概念和研究方法已经被带到了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很多中国的音乐学者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音乐文化，获得了很多新的成果，并且由此而产生的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也为中国音乐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既然这样，那么反过来说，用中国音乐研究的一些方法来研究西方音乐历史会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呢？比方说用民族音乐学的一些方法去研究西方音乐的民族性问题。这种各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不正是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吗！
三
谈了这么多，那么作为音乐院校研究西方音乐史专业的研究生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把握这门课呢？
（一）我认为既然明白西方音乐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那么就需要我们自身有相当的知识储备，掌握足够的知识层面，而不能仅限于音乐方面的知识掌握。比方说：音乐理论、音乐美学、历史学、文化史、社会科学史等多方面的学术知识，除此以外，我们还应对具体所要研究的音乐家所属的民族有所了解，最起码对该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审美习惯等等问题有所研究。只有做到这样，才不会对一些史料产生片面、绝对化的分析，而会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判断。
（二）虽然大学的外语学习任务是很繁重的，但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却是十分必要的，最起码对于西方音乐史方向上的学生来说是很有用的。语言对于西方音乐史的学生来说是基本的工具，如果我们要想掌握第一手的资料，那么就必须具备直接阅读外文原版著作的能力，否则最终也免不了嚼别人剩下的，而这对于中国整个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来说，这也是非常不利的，造成我们最终落后于人的局面。所以，对于我们西音史的后继者来说，加强外语的学习，甚至不仅仅限于英语的学习，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人虽然站在客位的角度上去研究西方音乐史，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就一定会落后于西方的研究。在西音史的研究中，我们的前辈为我们做好了充分的铺垫，但同时也为它的后继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
西方音乐史的学习浩繁而艰深，面对一个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背景的异族文化，我们应该抱有一种什么样的立场、站在何种角度上去研究呢？是不是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在面对西方音乐的时候，在国际舞台上就永远没有发言权、永远处于一种很尴尬很被动的局面呢？在这门学科中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什么独创性思维了呢？
笔者在学习过程中曾经被这些问题深深的困扰。所以笔者希望通过对当今中国西音史研究现状的分析，能够发现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从而尝试着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仅仅从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就探究出西音史学习的奥秘是不可能的，所以笔者希望在总结中国西音史研究前辈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际上一些成功的经验，提出一些对策，从而对笔者今后的西音史学习能有所帮助，同时能更好的为中国西音史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周楷模.中国人如何研究西方人的音乐历史—研究者的再定位及其方法开拓[A].杨立青.上海音乐学院学术文萃（1927—2007）外国音乐研究卷[C].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323-336.
[2]于润洋.历史与逻辑：音乐理论发展的两大基石[A].于润洋.音乐史论问题研究[C].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182-185.
[3]克劳德·V.帕里斯卡.美国音乐学的跨学科倾向[DB/OL].
http：//dlib.edu.cnki.net/kns50/detail.aspx？QueryID=57&CurRec=1
[4]叶松荣.关于西方音乐研究中的认识问题[DB/OL].
http：//dlib.edu.cnki.net/kns50/detail.aspx？QueryID=111&CurRec=1
[5]郑苏.质疑“中国音乐”、“西方音乐”—对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思想两个最基本概念的再思考[DB/OL].
http：//dlib.edu.cnki.net/kns50/detail.aspx？QueryID=240&CurRec=1
注释：
[1]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24页
【关键词】西方音乐史；客位；中西文化比较
中国人对西方音乐历史的研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1924年王光祈先生撰写的《欧洲音乐进化论》开始到今天已近百年。在这里我无意细述中国人对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过程及其取得的一些成就。仅仅想談一些自身对学习西音史的感悟。
首先我有必要先解释一下题目中提到了一对名词：主位客位。在西方音乐史中什么是主位，什么又扮演着客位的角色呢？
主位（emic）客位（etic）相对而言，这是人类学向语言学借用的一对概念。原由凯内斯·派克（KennethL.Pike）提出，专指文化分析的两种观念和途径的区分。在当今，音乐人类学中经常会用到这一对概念，指在田野作业中，考察对象和被考察对象之间的关系，简称主位和客位。而将这一对概念应用在西方音乐史中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1999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周楷模先生就曾发表过“中国人如何研究西方人的音乐历史——研究者的再定位及其方法开拓”的文章。先生站在西音史教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角度系统的阐述了这个概念，并且着重介绍了在异文化研究中有关主位和客位这对概念研究维度的四个层面，从而系统的说明了面对“客位性”及与其相对应的“主位性”方法的特点。i换句话说，我想解释的是面对西方音乐史这样一个异文化研究，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的问题。
一
从客观上来讲，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史，是先天不足的。
（一）原创性问题。对于站在客位角度上的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原创？我们阅读的是西方史学家的研究成果、用的是西方的研究方法；而且要去研究的是一个离我们的生活比较久远的时代，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的民族历史，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这个问题并不是西方音乐学者所面临的一个特殊的问题，在其他学科，比方说：西方哲学、西方文学、西方历史等学科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但显然，其他学科比西音史学在这方面做的要好。究其原因，就要谈到下面一点——西方音乐史的一个特殊性问题。
（二）西方音乐史这门学科是有其特殊性的。由于音乐的跨国界性和跨民族性，对我们今天能透彻的研究西方音乐史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所要面对的并不是单个的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阶段的西音史，而是整个西方共同的音乐史，他们是一个整体，具有不可分割性，这就说明了我们本身所要研究的对象的庞杂性，为西音史学者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点客观的原因以外，还有几点主观的原因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
首先：我们与西方文化观念的差异。音乐史同时也是人的历史。人是音乐发展的原动力，也是音乐的最终归属。但是创造西方音乐史的“人”与站在客位角度的“我们”始终有很多的不同点。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种族基因、不同的自然人为生态、不同的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不同的语言系统、不同的阶层组织结构、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思维结构……这就造成了我们本身对西方文化理解上的一种障碍，也决定了我们在研究西方音乐历史研究中的角度和程度的问题。
其次：目前大学课程设置的单一化。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作为一门跨民族、跨国界的学科，本身在要求研究者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有相当深厚的作曲理论知识；甚至是西方艺术史、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社会科学史、文明史等多方面的综合知识。而目前我们的大学教育把学生几乎百分之百的精力用到了专业课和英语的学习上（我并不是说这些课程的学习不重要，但这不应该成为一个大学生学习的全部），恰恰忽略了各门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联系，这一点我们实在是应该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
曾看过一篇美国学者克劳德·V帕里斯卡介绍美国音乐学的跨学科倾向的文章，上面写道：“随着大学教育和研究的系科化和专业化的增长，很多大学鼓励跨系科的项目。其中一些是围绕着地理或民族的区域进行的，如对南斯拉夫的研究，以及对犹太的、意大利的……通过这些研讨课和组织，与我们相邻的领域中的学术潮流也可以很容易的传播给音乐学家们，如释经学、解构学、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我们教育系统的另一个特点也可能激励跨学科的交叉，这就是普通的大学生将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于各个领域而不是音乐，而在很多研究生院里，一个博士研究生被要求除音乐外还要修一门副科，如德国文学系……”
通过这样的学习，音乐史不再是平面的为我们呈现了，而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变得鲜活、有生命。而我们对音乐史的学习也不再仅限在那几种音乐学常见的方法上，而是能够通过借鉴其他学科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有一个新的拓展。
再次：西音史料的翻译问题。虽然目前，中国西音史的研究资料已经相对的比较丰富，可是这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就拿中国音乐史来打比方，西方音乐史的史料远远比不上中国音乐史的详尽充实。当然，中国音乐毕竟是我们本国的音乐，挖掘史料和研究都会比较的方便。可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去翻译西方的一些史料、经典著作……掌握第一手资料对于史类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二
自1990年蔡良玉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发表的文章《西方对音乐史学的反思和我们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开始，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在实践中逐步的解决着这个矛盾，时至今日可以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周楷模先生发表的《中国人如何研究西方人的音乐历史——研究者的再定位及其方法开拓》、于润洋教授发表的《历史与逻辑——音乐理论发表的两大基石》、哲学家叶秀山教授发表的《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中国视角》、李应华教授发表的《中国人对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与观念的变迁》……，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前辈们为我们解决这一矛盾已经指明了一个方向——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下探索出自己的特色。 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历史，本身的局限性造成了我们始终站在客位的角度上去做研究，这不是就代表了我们的研究永远只能落后于西方学者的研究？而且西方学者的研究是不是就真的“无懈可击”呢？
（一）我认为西方学者的研究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虽然他们占有着文化研究中的主位，有着我们无法比拟的优势。但也正因为这样，他们也有自身的劣势所在。西方音乐的历史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这门学科本身所要求的是一种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融合，世界各个民族的音乐历史共同构成了整部的西方音乐历史。所谓的“欧洲中心论”、“唯欧洲的音乐才是经典”是不可取的。在西方人不可避免的在其主位的思维定势下去编纂的西方音乐史，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历史局限性，比方说：西方音乐学者长期忽略的西方社会的传统民间音乐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他们所谓的西方音乐史并不完全是历史的重现，而仅是西方人的“一家之谈”而已。
西方音乐史并不仅仅是一个种族的音乐史，所谓的欧洲音乐史、亚洲音乐史、甚至黑人音乐史……，最终都会融入世界音乐史的大范围内。而仅仅就“美是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回答都会不相同，更何况音乐的历史。任何人在编纂一部西方音乐史的同时，也会不自觉的带上他本民族的烙印。所以，西方音乐史并不是西方人的“一家之谈”这么简单。
（二）虽然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程度上依赖西方人的研究成果，但并不是说我们的研究没有意义，永远只能落后于西方。
前面已经提到了，西方人研究自己的音乐史也有其无法避免的劣势。而这恰恰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于润洋教授曾在《历史与逻辑——音乐理论发表的两大基石》一文中提到：“在音乐理论上，我国和西方各有各的特点。如果我们在哲学方法论方面有突出成绩的话是可以掌握一定的优势的，甚至在外国音乐方面也可能写出一部集理论与实践、逻辑與历史为一体的有中国特色的史学著作，它应该既高于具体的史实描述又有别于空泛的理论阐述”。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用西方人的研究方式去研究西方人的音乐历史，是不会得到西方人的认同的，就像前面谭元亨先生所提到的那样。而且我们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历史研究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同一个历史事件，我们对它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随着我们认识过程的深入、认识角度的转变，其结果可能也会大不相同。既然历史研究没有统一的模式、唯一的结论，那么站在中国人客位的角度去解释西方人的音乐历史，去研究他们的种族习俗、生存方式、价值取向以及在这些背景之下的音乐起源、音乐进化、音乐结构、音乐形态和传承方式等等，这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站在另一个民族的角度去解释西方音乐的发展，其结果也会更加的客观、更加的理性。
（三）中国的音乐发展至今，已经很难说是一片完全由祖先传下来的、未经侵蚀的净土、中国音乐、西方音乐这两个过去独立完整，相互对立的音乐世界正在一天天的相互融合、交叉。西方音乐文化中的无数概念和研究方法已经被带到了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很多中国的音乐学者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音乐文化，获得了很多新的成果，并且由此而产生的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也为中国音乐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既然这样，那么反过来说，用中国音乐研究的一些方法来研究西方音乐历史会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呢？比方说用民族音乐学的一些方法去研究西方音乐的民族性问题。这种各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不正是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吗！
三
谈了这么多，那么作为音乐院校研究西方音乐史专业的研究生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把握这门课呢？
（一）我认为既然明白西方音乐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那么就需要我们自身有相当的知识储备，掌握足够的知识层面，而不能仅限于音乐方面的知识掌握。比方说：音乐理论、音乐美学、历史学、文化史、社会科学史等多方面的学术知识，除此以外，我们还应对具体所要研究的音乐家所属的民族有所了解，最起码对该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审美习惯等等问题有所研究。只有做到这样，才不会对一些史料产生片面、绝对化的分析，而会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判断。
（二）虽然大学的外语学习任务是很繁重的，但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却是十分必要的，最起码对于西方音乐史方向上的学生来说是很有用的。语言对于西方音乐史的学生来说是基本的工具，如果我们要想掌握第一手的资料，那么就必须具备直接阅读外文原版著作的能力，否则最终也免不了嚼别人剩下的，而这对于中国整个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来说，这也是非常不利的，造成我们最终落后于人的局面。所以，对于我们西音史的后继者来说，加强外语的学习，甚至不仅仅限于英语的学习，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人虽然站在客位的角度上去研究西方音乐史，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就一定会落后于西方的研究。在西音史的研究中，我们的前辈为我们做好了充分的铺垫，但同时也为它的后继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
西方音乐史的学习浩繁而艰深，面对一个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背景的异族文化，我们应该抱有一种什么样的立场、站在何种角度上去研究呢？是不是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在面对西方音乐的时候，在国际舞台上就永远没有发言权、永远处于一种很尴尬很被动的局面呢？在这门学科中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什么独创性思维了呢？
笔者在学习过程中曾经被这些问题深深的困扰。所以笔者希望通过对当今中国西音史研究现状的分析，能够发现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从而尝试着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仅仅从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就探究出西音史学习的奥秘是不可能的，所以笔者希望在总结中国西音史研究前辈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际上一些成功的经验，提出一些对策，从而对笔者今后的西音史学习能有所帮助，同时能更好的为中国西音史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周楷模.中国人如何研究西方人的音乐历史—研究者的再定位及其方法开拓[A].杨立青.上海音乐学院学术文萃（1927—2007）外国音乐研究卷[C].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323-336.
[2]于润洋.历史与逻辑：音乐理论发展的两大基石[A].于润洋.音乐史论问题研究[C].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182-185.
[3]克劳德·V.帕里斯卡.美国音乐学的跨学科倾向[DB/OL].
http：//dlib.edu.cnki.net/kns50/detail.aspx？QueryID=57&CurRec=1
[4]叶松荣.关于西方音乐研究中的认识问题[DB/OL].
http：//dlib.edu.cnki.net/kns50/detail.aspx？QueryID=111&CurRec=1
[5]郑苏.质疑“中国音乐”、“西方音乐”—对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思想两个最基本概念的再思考[DB/OL].
http：//dlib.edu.cnki.net/kns50/detail.aspx？QueryID=240&CurRec=1
注释：
[1]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