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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科学的政治思想与正确的文化主张的指导与促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政治思想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的改良派转向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革命派，他的文学主张也借助外来文化资源，扫荡文坛陈规陋习，为新文学开拓了道路。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政治思想；文化主张
[中图分类号] K8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6-0035-03
辛亥革命后，由于“民国”政府被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军阀所控制，一股专制主义文化复辟的逆流来势凶猛，这使得中国社会陷入到更为混乱的状态中。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深重，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理性地认识到建立民主富强的中国之关键不在器物，亦不在制度，而在于思想文化与国民素质，因而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文化革命，培养出全新的国民精神。他们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认真反省辛亥革命的不足。于是，许多有识之士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旧有伦理与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问题，已经成为国人迈向民主、走向现代的严重障碍，中国国民的性质和行为的堕落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必须从政治思想与文化深层进行启蒙。其中，最具代表性与实践力的是陈独秀。
1879年，陈独秀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府。在时潮的浸染中，陈独秀逐渐形成了极其强烈的革新意识。1897年，参加南京乡试的陈独秀，目睹了考场的种种丑态。南京乡试后，萌生新见的陈独秀转而进入杭州新式学校“中西求实书院”，学习“西学”。庚子事变后，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极大地触动了陈独秀的内心，他开始由主张维新趋向支持革命。1901年，陈独秀因从事反清活动被通缉而逃往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速成科学习法政，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反清活动。1902年3月，从日本回到安庆的陈独秀，与柏文蔚等组织“青年励志学社”，并发起爱国演说会。此后，发起过“以民主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积极参加了东京留学生的“拒俄运动”，编辑过“提倡国民革命精神”的《国民日日报》，创办并主编了鼓吹革命与开启民智的《安徽俗话报》，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岳王会”。武昌起义后，陈独秀迅速回到安徽，为辛亥革命在皖地的深入发展贡献力量。先是受聘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后协助柏文蔚谋划安徽独立，以之讨伐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掀起了皖省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通缉，无奈只好流亡上海，闭户读书，以编辑书籍为生，同时反思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领悟到需要对民众进行新的启蒙。由此出发，陈独秀就有在上海创办杂志之意。1914年夏，受章士钊的邀请，陈独秀再次东渡日本，协办《甲寅》杂志。同时期，陈独秀还在东京“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语，并加入了黄兴、章士钊等人在日本组织的“欧事研究会”，参与上海群益书店日本分店事务，表面上贩卖书籍给留日学生，实则藉此结合同志，策划革命活动。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欧事研究会”中的李根源等人决定回国再作倒袁斗争，而此时章士钊决定把《甲寅》杂志移往上海出版，加之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在上海病重，友人汪孟邹去函催促陈独秀回国。于是，1915年6月，陈独秀便与章士钊等人一起回国。
这两年的政治流亡生活及其思想感受，以及国内每况愈下的现实危机，刺激着陈独秀进行了更为透彻的思考，深刻意识到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猖獗的时刻，进行一场思想文化革命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恰逢其时，群益书社有意筹办刊物，在亚东图书馆的介绍下，陈独秀决定帮助群益书社创办《青年杂志》，以此进行斗争。一场启迪民智、去除蒙昧、挣脱桎梏的新文化运动即将揭开序幕。
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一手创办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不仅开启了新文化运动，也使得陈独秀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新文化运动的统帅。在疾风劲雨中，“启蒙”与“革命”成为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试图改变中国现状的全部指向。
在政治思想方面，陈独秀首先极力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陈独秀有着十分强烈的法兰西情结。《青年杂志》创刊时，刊物的封面标有法语“LA JEUNESSE”，即“青年”之意。在第一号《青年杂志》上便刊发了陈独秀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他鼓吹道：“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同期上还载有陈独秀译自法国史学家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陈独秀选译的是该书的第三章“十八世纪欧罗巴之革新运动”中的第一部分“十八世纪之新思想”。其中，重点推介的是“法兰西之哲学者”。在第二号《青年杂志》上，陈独秀还强调了西方强国的教育精神各有不同：“英吉利所重者，个人自由之私权也；德意志所重者，军国主义，举国一致之精神也；法兰西者，理想高尚，艺术优美之国也；亚美利加者，兴产殖业，金钱万能主义之国也。”
陈独秀之所以会对法兰西情有独钟，与法兰西经过了彻底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而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共和政体密切相关。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最初的根本出发点即是维护民国来之不易的共和国体。随后，陈独秀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即“政治的觉悟”与“伦理的觉悟”。前者是指国民应“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后者是指“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
虽然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的最初阶段持有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但亦对社会主义思想有所涉猎。在他看来，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代表着“近世三大文明”。1915年，陈独秀对社会主义思想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他在政治思想方面最迫切的主张仍是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到1918年前后，陈独秀的思想逐渐发生着重要的改变。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第三册上发表了《法俄革命比较观》，驳斥了那些对俄国革命的恶毒中伤，号召中国人民见贤思齐，以俄为师。4个月后，李大钊又在《新青年》第5卷第5期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二文，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 受时势的影响，陈独秀思想发生变化的同时，在行动上也开始介入实际的政治活动。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又发起创办了政治时事性评论刊物——《每周评论》。陈独秀发表了《武治与文治》、《除三害》、《两个和会都无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等大量具有鲜明政治活动色彩的文章。“五四”爱国运动之后，陈独秀不仅起草了指导“六三运动”的《北京市民宣告》，还走上街头，亲自散发，却不幸被捕。出狱后，陈独秀更加关心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造问题，开始注意劳动问题（对劳工的教育、劳动界的联合、劳资关系等），也由此接触和了解了中国年青的无产阶级。
特别是1920年年初，陈独秀在武汉作了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明确地提出：改造中国社会的“三方法”即是“三个打破”：“打破阶级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而总的信仰应是“平等和劳动”。这种意见表明，陈独秀对于以私有制为核心的阶级制度作了坚决的否定，也开始摆脱了欧美民主政治和改良主义的观念，转而成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革命派。
同年4月，经李大钊的介绍，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会晤。随后，陈独秀以自己的社会关系，联络了《新青年》的其他编辑人员、《星期评论》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人以及“共学社”的成员等，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在陈独秀的寓所举行了多次活动。不久，陈独秀接受维金斯基的建议，考虑建党的问题，由此陈独秀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
《青年杂志》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当时众多知名政刊，如《独立周报》、《庸言》、《不忍》、《雅言》、《正谊》以及《大中华》等，无论是偏保守还是偏激进，抑或所属党派各异，均设有类似的“文苑”栏或“艺文”栏，但陈独秀不设“文苑”栏、基本不采用旧体诗文。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两个月前协理章士钊办《甲寅》时还在负责诗文栏的工作，且于当时亦选了自己的两首诗载入“文苑”栏；但回国自办刊物时却毅然取消了该栏。可见，非其所不能，是其不为而已。看似简单的择取，实凸显了这份杂志在民初时期的政论杂志中的独树一帜。
《青年杂志》更为重要的意义，体现在对写实主义的提倡上。陈独秀是尝试有计划地向国内输入写实主义的第一人。早在《青年杂志》创刊伊始，陈独秀已然注意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他在被后世认作《青年杂志》发刊词的《敬告青年》中提到：“自约翰弥尔（J.S.Mill）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Comte）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他以此为模范，希望青年能崇实利而废虚文。
表面上看，总计六期的《青年杂志》不过刊载了两篇翻译小说与一篇翻译戏剧而已，似乎毫无特殊之处；但被译的屠尔格涅甫和王尔德在陈独秀的知识域中，具有共性，即均是与自然主义相关的伟大作家。在陈独秀眼中，王尔德亦被看作“受自然主义之感化”的作家。另外，薛琪瑛女士在她所译王尔德戏剧《意中人》的“译者识”中专门提到，“作者王尔德，晚近欧洲著名之自然派文学大家也”；陈独秀于其后另附“记者识”，简短而清晰地说明了王尔德的生平和创作，并没有纠正薛琪瑛的说法。可见，他确实将王尔德归入自然主义之内。而客观地说，刊载所谓的译自于自然主义作家的欧洲小说，与其意欲提倡写实主义的文艺并非没有关系。
其次，陈独秀借助外来文化资源，而扫荡文坛陈规陋习，冲荡一切腐朽保守势力，为新文学开拓了道路。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开篇便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陈独秀在展开论述前，先标榜了欧洲文明；紧接着便以此为据，指摘国内“单独政治革命，……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在梳理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变革之后，认为“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并推定“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酿此恶果的罪魁。文章结尾再次申明“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同时向读者发出号召，“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所列外国人名皆为其钟爱之文豪，希望国人中也能有一批类似之士，使中国向现代文明演进。
尽管陈独秀宣称：“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但事实上在提倡文学革命之初，陈独秀理念的关键在批判与文学形式恶劣相关的思想倾向，其排斥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三种文学的共同缺点，即“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并且“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落脚点为“革新政治”，所以“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在他看来，“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简而言之，陈独秀希望中国文学按照欧洲近代文学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取法写实主义，另一方面助力于社会改造和政治革新。陈独秀的文学主张基于当时中国的国民基础与社会环境，坚决与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学决裂，开创新的、中华民族的现代文学。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周奕韵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政治思想；文化主张
[中图分类号] K8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6-0035-03
辛亥革命后，由于“民国”政府被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军阀所控制，一股专制主义文化复辟的逆流来势凶猛，这使得中国社会陷入到更为混乱的状态中。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深重，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理性地认识到建立民主富强的中国之关键不在器物，亦不在制度，而在于思想文化与国民素质，因而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文化革命，培养出全新的国民精神。他们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认真反省辛亥革命的不足。于是，许多有识之士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旧有伦理与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问题，已经成为国人迈向民主、走向现代的严重障碍，中国国民的性质和行为的堕落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必须从政治思想与文化深层进行启蒙。其中，最具代表性与实践力的是陈独秀。
1879年，陈独秀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府。在时潮的浸染中，陈独秀逐渐形成了极其强烈的革新意识。1897年，参加南京乡试的陈独秀，目睹了考场的种种丑态。南京乡试后，萌生新见的陈独秀转而进入杭州新式学校“中西求实书院”，学习“西学”。庚子事变后，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极大地触动了陈独秀的内心，他开始由主张维新趋向支持革命。1901年，陈独秀因从事反清活动被通缉而逃往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速成科学习法政，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反清活动。1902年3月，从日本回到安庆的陈独秀，与柏文蔚等组织“青年励志学社”，并发起爱国演说会。此后，发起过“以民主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积极参加了东京留学生的“拒俄运动”，编辑过“提倡国民革命精神”的《国民日日报》，创办并主编了鼓吹革命与开启民智的《安徽俗话报》，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岳王会”。武昌起义后，陈独秀迅速回到安徽，为辛亥革命在皖地的深入发展贡献力量。先是受聘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后协助柏文蔚谋划安徽独立，以之讨伐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掀起了皖省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通缉，无奈只好流亡上海，闭户读书，以编辑书籍为生，同时反思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领悟到需要对民众进行新的启蒙。由此出发，陈独秀就有在上海创办杂志之意。1914年夏，受章士钊的邀请，陈独秀再次东渡日本，协办《甲寅》杂志。同时期，陈独秀还在东京“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语，并加入了黄兴、章士钊等人在日本组织的“欧事研究会”，参与上海群益书店日本分店事务，表面上贩卖书籍给留日学生，实则藉此结合同志，策划革命活动。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欧事研究会”中的李根源等人决定回国再作倒袁斗争，而此时章士钊决定把《甲寅》杂志移往上海出版，加之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在上海病重，友人汪孟邹去函催促陈独秀回国。于是，1915年6月，陈独秀便与章士钊等人一起回国。
这两年的政治流亡生活及其思想感受，以及国内每况愈下的现实危机，刺激着陈独秀进行了更为透彻的思考，深刻意识到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猖獗的时刻，进行一场思想文化革命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恰逢其时，群益书社有意筹办刊物，在亚东图书馆的介绍下，陈独秀决定帮助群益书社创办《青年杂志》，以此进行斗争。一场启迪民智、去除蒙昧、挣脱桎梏的新文化运动即将揭开序幕。
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一手创办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不仅开启了新文化运动，也使得陈独秀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新文化运动的统帅。在疾风劲雨中，“启蒙”与“革命”成为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试图改变中国现状的全部指向。
在政治思想方面，陈独秀首先极力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陈独秀有着十分强烈的法兰西情结。《青年杂志》创刊时，刊物的封面标有法语“LA JEUNESSE”，即“青年”之意。在第一号《青年杂志》上便刊发了陈独秀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他鼓吹道：“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同期上还载有陈独秀译自法国史学家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陈独秀选译的是该书的第三章“十八世纪欧罗巴之革新运动”中的第一部分“十八世纪之新思想”。其中，重点推介的是“法兰西之哲学者”。在第二号《青年杂志》上，陈独秀还强调了西方强国的教育精神各有不同：“英吉利所重者，个人自由之私权也；德意志所重者，军国主义，举国一致之精神也；法兰西者，理想高尚，艺术优美之国也；亚美利加者，兴产殖业，金钱万能主义之国也。”
陈独秀之所以会对法兰西情有独钟，与法兰西经过了彻底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而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共和政体密切相关。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最初的根本出发点即是维护民国来之不易的共和国体。随后，陈独秀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即“政治的觉悟”与“伦理的觉悟”。前者是指国民应“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后者是指“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
虽然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的最初阶段持有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但亦对社会主义思想有所涉猎。在他看来，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代表着“近世三大文明”。1915年，陈独秀对社会主义思想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他在政治思想方面最迫切的主张仍是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到1918年前后，陈独秀的思想逐渐发生着重要的改变。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第三册上发表了《法俄革命比较观》，驳斥了那些对俄国革命的恶毒中伤，号召中国人民见贤思齐，以俄为师。4个月后，李大钊又在《新青年》第5卷第5期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二文，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 受时势的影响，陈独秀思想发生变化的同时，在行动上也开始介入实际的政治活动。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又发起创办了政治时事性评论刊物——《每周评论》。陈独秀发表了《武治与文治》、《除三害》、《两个和会都无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等大量具有鲜明政治活动色彩的文章。“五四”爱国运动之后，陈独秀不仅起草了指导“六三运动”的《北京市民宣告》，还走上街头，亲自散发，却不幸被捕。出狱后，陈独秀更加关心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造问题，开始注意劳动问题（对劳工的教育、劳动界的联合、劳资关系等），也由此接触和了解了中国年青的无产阶级。
特别是1920年年初，陈独秀在武汉作了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明确地提出：改造中国社会的“三方法”即是“三个打破”：“打破阶级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而总的信仰应是“平等和劳动”。这种意见表明，陈独秀对于以私有制为核心的阶级制度作了坚决的否定，也开始摆脱了欧美民主政治和改良主义的观念，转而成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革命派。
同年4月，经李大钊的介绍，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会晤。随后，陈独秀以自己的社会关系，联络了《新青年》的其他编辑人员、《星期评论》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人以及“共学社”的成员等，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在陈独秀的寓所举行了多次活动。不久，陈独秀接受维金斯基的建议，考虑建党的问题，由此陈独秀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
《青年杂志》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当时众多知名政刊，如《独立周报》、《庸言》、《不忍》、《雅言》、《正谊》以及《大中华》等，无论是偏保守还是偏激进，抑或所属党派各异，均设有类似的“文苑”栏或“艺文”栏，但陈独秀不设“文苑”栏、基本不采用旧体诗文。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两个月前协理章士钊办《甲寅》时还在负责诗文栏的工作，且于当时亦选了自己的两首诗载入“文苑”栏；但回国自办刊物时却毅然取消了该栏。可见，非其所不能，是其不为而已。看似简单的择取，实凸显了这份杂志在民初时期的政论杂志中的独树一帜。
《青年杂志》更为重要的意义，体现在对写实主义的提倡上。陈独秀是尝试有计划地向国内输入写实主义的第一人。早在《青年杂志》创刊伊始，陈独秀已然注意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他在被后世认作《青年杂志》发刊词的《敬告青年》中提到：“自约翰弥尔（J.S.Mill）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Comte）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他以此为模范，希望青年能崇实利而废虚文。
表面上看，总计六期的《青年杂志》不过刊载了两篇翻译小说与一篇翻译戏剧而已，似乎毫无特殊之处；但被译的屠尔格涅甫和王尔德在陈独秀的知识域中，具有共性，即均是与自然主义相关的伟大作家。在陈独秀眼中，王尔德亦被看作“受自然主义之感化”的作家。另外，薛琪瑛女士在她所译王尔德戏剧《意中人》的“译者识”中专门提到，“作者王尔德，晚近欧洲著名之自然派文学大家也”；陈独秀于其后另附“记者识”，简短而清晰地说明了王尔德的生平和创作，并没有纠正薛琪瑛的说法。可见，他确实将王尔德归入自然主义之内。而客观地说，刊载所谓的译自于自然主义作家的欧洲小说，与其意欲提倡写实主义的文艺并非没有关系。
其次，陈独秀借助外来文化资源，而扫荡文坛陈规陋习，冲荡一切腐朽保守势力，为新文学开拓了道路。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开篇便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陈独秀在展开论述前，先标榜了欧洲文明；紧接着便以此为据，指摘国内“单独政治革命，……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在梳理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变革之后，认为“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并推定“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酿此恶果的罪魁。文章结尾再次申明“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同时向读者发出号召，“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所列外国人名皆为其钟爱之文豪，希望国人中也能有一批类似之士，使中国向现代文明演进。
尽管陈独秀宣称：“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但事实上在提倡文学革命之初，陈独秀理念的关键在批判与文学形式恶劣相关的思想倾向，其排斥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三种文学的共同缺点，即“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并且“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落脚点为“革新政治”，所以“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在他看来，“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简而言之，陈独秀希望中国文学按照欧洲近代文学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取法写实主义，另一方面助力于社会改造和政治革新。陈独秀的文学主张基于当时中国的国民基础与社会环境，坚决与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学决裂，开创新的、中华民族的现代文学。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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