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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此生唯一可以显示自己能力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一丢，什么少小有大志，什么十七年苦读书，什么十多年苦历练，什么胸中自有甲兵百万，什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全成了骗人的鬼话，不过是又一次证明了那个千古不灭的“文人定律”——百无一用是书生。
一
1963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约八点钟光景，山西运城一所中学的校园里，一个少年人手里拿着几页纸，朝校长办公的小院里走去。
他要给校长递交一份办读书会的报告，其中一项是办一份学生刊物，发表参加读书会的同学们的文学作品。油印，十六开大，十数页。
他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给自己鼓劲：往前走，别后退。
近了，更近了，透过窗玻璃，能看到老校长（也不过四十几岁，在他看来就是老了）灯下俯案的身影。
再要鼓一下劲，就该着敲校长的门了。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他胆怯了，退回去了。
返回教室，同学们还在上晚自习，他悄悄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就像这个世上从没有发生过那件事一样。
那一刻是什么让他胆怯的呢？
外人不知道，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是出身！
他知道，办读书会，办学生刊物这个建议再好，出自他的提议，绝然不会通过。就是通过了，负责其事的也肯定不会是他。
那个人就是我，韩石山，当时不叫这个名字，叫韩安远。当时是这所学校高中部二年级的学生。这所学校，到现在都是山西有名的中学。
此后，学校里越来越讲究家庭成分，我的心情越来越黯淡，只求不要因出身不好而取消考大学的资格，别的，想都不敢想了。
真玄啊。1965年夏天高考时，学校把所有出身不好的人，全安排在一个教室里，还是全校最破旧的一个教室，没过多久就拆了。差不多十年后，一位已当了副校长的代数老师，跟我在火车上相遇，说了上面的情况，并告诉我，你是那个教室里唯一考上大学的。许多学生那么认真地参加考试，他在外面走来走去，心里很是难受，因为他清楚，他们考也是白考，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政审材料上都写着：政审不合格。“文革”中我在大学里看过这种政审表，不是写的字，是盖着那么一个长方形的章。我的上面盖的是“普通”。再上面两级分别是“机密”和“绝密”。即通过这两类政审的学生，可考入机密或绝密级别的高校。
直到老师说了这话，我才知道自己当年多么糊涂，上了大学后竟羞愧得不愿再回母校。觉得自己考得太差了，有负师恩。
二
我是个少小有大志的人，当上世纪60年代初，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之时，就感到自己这辈子不会有大作为了。
出身不好，从军从政肯定无望，等于把男儿建功立业的路子都断了，退而求其次，唯一可供驱驰的，怕也只有学问一途。而要在学问上有成就，必须考上大学。那时绝没有想到政审会那样的严酷，处置会那样的绝情，连个好点的教室也不让你坐。只是觉得，同样的获取，自己付出的总要比别人多些。
时势如此，心却未甘。人说少年不识愁滋味，我却是早早就识了这种滋味。那时正迷辛家轩的词，最能怦然心动的，是这样一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后来的发展，果然一步一步都证实了当初的预感，只有更坏，从没有更好。
我现在的从事写作，较之当初的志向，要在学问一途上努力，也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吕梁山的一个县里教书，游方僧似的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转，到粉碎“四人帮”要办高考复习班了，县上才知道还有这么个可用之才，调到县城中学教书。15年之后，离开这个县调到山西省作家协会。又是十五六年，到了2000年春天，已是53岁的人了。
此前我的职务，除了家长与中学班主任两个正职之外，都是副职，依次有公社副主任、刊物副主编、县委副书记、省作协副主席，也就是说，从没有负过什么正经的责任，也没有什么怨言。韩愈在《进学解》里说得好，“投闲置散，乃分之宜”。有的原本就是挂职深入生活，比如那个县委副书记，是当不得真的。
就是这么一个人，忽然有一天，机关里传出，党组想在作家里选个人当《山西文学》的主编，有人提议何妨让韩石山一试。
30年来，从大学毕业算起，何妨一试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过后大都不了了之。这次也就不当回事，觉得不过是无聊之人，拿自己开心罢了。当时我的境况也还不错，文章一篇一篇地写，书一本一本地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谁也管不住的，是手里的笔，谁也限定不了的，是胸中的文思，想得出，写得下，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些更惬意的呢？
话是这么说，阴暗的心理还是有的，那就是，或许这回是真的。对于一个从未负过责的人来说，“官”还是有它的诱惑力的。
反对的力量也不可小觑，句句都是义正辞严。
不用人家一一罗列，自家就能一口气说出几个。比如他的心思在写作上，当了主编肯定不会全身心投入；他从来没有负过责，平日又自由散漫惯了，能领导了一个编辑部？他那样的思想水平，编刊是政策性很强的事，他能做到吗？刊物经费紧张，他是个书呆子，懂得生财之道吗？他的个性那么强，将来党组能领导得了吗？
不用这么多，其中任何一个理由都足以让领导放弃这个“何妨一试”的念头。
几经周折，实际选定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能力还行，资望不足，最后还是让我来当这个主编。意思很明白，这块招牌还是可以用一下的。这是当时许多人的看法，觉得领导真是英明，擘划有方，用人得当。既发挥了老韩的优势，又避免了他的恶劣。
还有一层，别人不一定明白，只有我心里清楚。那就是，当时作协党组书记刘巩同志，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入学比我要迟十一二年，若剔除“文革”十年的耽误，可说是我下一两届的系友。我的经历如何，才干如何，来作协前他不会不有所耳闻。经过两三年的共事，我的境况如何，品质如何，也不会不有所体察。任命一个处级干部，对他来说易如反掌，就是力排众议也不是需要多大的力，轻轻一拨拉就行了。
里外几种因素的交合，就这样，几乎是轻而易举地，我这个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穷酸，当上了《山西文学》的主编。
此时此刻，由不得就想起了当年要办个学生刊物的狂妄之举，也由不得鼻酸欲泪，百感交集。
该高兴才是。那个少年人想到了办刊物，却连递交这样一个建议书的胆量都没有，而今天的韩石山，却几乎是白捡了这么一个主编，还是一家省级文学刊物。
可是——可是，容我说上一句吗？
那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这是一个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半大老翁，中间隔了差不多四十年的岁月。两相对比，岂是悲伤二字可以了断，又岂是侥幸二字可以化解？
三
原先说好我只是挂名，实际负责其事的是一个女孩子，说是女孩子也三十出头了，能力强，又是名牌大学毕业，可惜她志不在此，勉强维持了半年，一有机会就弃文从政了。这样，我就名至实归地成了管事的主编。
《山西文学》是一家老刊物，人才济济，各称其雄。远的不说，近十年来风波不断，直可说是乱哄哄你方唱罢他登台。现任的副主编两三个，自认为才堪胜任的还有三两个。我的资历是没说的，我在另一家刊物当副主编的时候，他们中间还没有人有这样的名头，但对于这个刊物来说，他们是元老，是重臣，我却只能说是个“插楔儿”的。
各位多多包涵，老夫这厢谢罪了！刚去编辑部那些日子，我常这样双手抱拳，和同事们开玩笑，心里总觉得对人不起。
破屋偏遇上了连阴雨。就在我正式管事的第一年，省财政断了办刊物的经费。大势所趋，神仙也没有办法。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
我比那位丹麦王子更为不幸的是，他可以选择死亡，我却没有这样的福气。对于我来说，只有生存。这是我此生唯一可以显示自己能力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一丢，什么少小有大志，什么十七年苦读书，什么十多年苦历练，什么胸中自有甲兵百万，什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全成了骗人的鬼话，不过是又一次证明了那个千古不灭的“文人定律”——百无一用是书生。
当前最重要的是先把这个位子坐住。
要团结群众，要依靠群众。有位领导这样谆谆教我。
我心里想的是，要是让他们认为我非得依靠他们才能办好刊物，那就全完了。团结，怎么个团结？拽住他们的袖子吗？准是拂袖而去，拽得紧了还会绝袖而去呢。
这些同志都有丰富的办刊经验，有很强的管理能力，至少也要抓住三两个人才行。知道编辑部情况的朋友，这样开导我。
我只觉得好笑。这个刊物自改革开放以来，每年都有十几万的办刊经费，到我接手的时候，都21世纪了，编辑部里竟没有一部电脑，唯一的一部电话，要打长途还得插卡。编辑们的福利更是可怜。他们的整体经营理念是，省下的就是挣下的，全靠国家的那点钱过日子。（现在编辑部每人一台电脑，录入排版设备也都配齐还雇了录入员；四个办公室都有电话，两部直拨随便打。编辑们的福利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我打的主意是，一定要他们知道，就是我一个人也能把这个刊物办下去。跟上我干才会有钱，跟上我干才能当官。不是我要依靠你们，团结你们，是你们得依靠我，团结我。闹翻了走人的肯定不是我。当然，实际工作中，该重用的还得重用，该提拔的还得提拔。再重用也不会有我的用重，再提拔也不会拔得比我高。在编辑部的职务上，我是从不吝啬的。空出什么，就补上什么。宁可用错了，也不让人说我耽搁了谁的前程。现任的两位副主编，一位编辑部主任，都是在我手里，从编辑岗位上提拔起来的。
有人说，你这么厉害，肯定没人闹事，都会积极主动地配合你工作的。
此言差矣。我一点都不厉害。你想想，一个多年背着出身不好的恶谥的人，如同脸上刺着金印的逃犯，逢人不作揖打恭，就可说是铁骨铮铮了，怎么样能厉害得起来？再说，在这个体制下，没有人会真的怕一个人。编辑部人员的工资是作协机关发的，不是编辑部发的。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是跟你闹事，你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既不能扣他的工资，也不能免掉他的职务。
当然也不是一无是处。一是大事上，我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比如，我就清楚，在当今的时势下，要让人努力工作，必须给予经济上的保证。而要经济上有保证，必须打开一条长久的生存之路。早在财政断奶之前，我就在编辑部成立了文学图书编辑室。当时有人不无担心地说，编辑部出书，从来没有这个做法，再就是，总得上级批准吧。我说，从来没有的，我们做成了才有意义，要是做过而没做成，我们也不敢做了。这还用谁批吗，只要不违犯出版法的规定就行了。我们是与出版社合作出书，又不是私自办出版社。
看准了的事，要做马上就做。我当即写了个“启事”，交编辑登在刊物的封底。就这样，2000年第八期的刊物上，便刊出了这样的公告：“山西文学月刊社，繁荣山西文学新举措：组建文学图书编辑室，四套书系同时启动”。
没想到的是，第二年省财政就停拨经费断了奶。更没想到的是，这个原本不过是增加编辑额外收入的“旁门左道”，后来竟成了往后《山西文学》赖以生存并发展的经济支柱。没有它，后来的改变刊本，购置设备，增加人员，全没了经济支撑。
闹事的人，哪儿都有。不管出了什么，我都一个人顶着，绝不向领导诉苦。我当主编这么些年，别的不敢说，没向领导告过下面人的一次状，则是敢说的。一是我觉得，领导既然把这个摊子交给你，就是信任你，相信你能做好，那么就不要给领导添麻烦。只能报喜，不能报忧。再忧的事，只能自己来化解。出了事，领导批评，是另一码事。再就是，你向领导告状，告下面的人，只能说明你无能。本来就没有多大本事，再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不是太愚蠢了吗？
不光不告状，连叫苦叫累的话也不说。你要是说累了，万一领导说那你就休息休息吧，可怎么办？
耽搁创作的话，也不能说。道理同上。
也不是没痛苦，没有悲伤。
记得是2002年夏天吧，直可说到了天怒人怨、举步维艰、一筹莫展的地步。怎么办？只要后退一步，就全盘皆输。想来想去，我想了一个“损招儿”。某日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天气这么热，大家这么辛苦，我们也放假吧。当即让会计给每人发了200元，说是暑期补助，然后宣布全编辑部放假两个月。只留下会计上班，处理日常事务。会计是雇员，放了假就没工资了。这期间，我仍天天上班。
两个月期间，最少要编出一期稿子，还要两次校对，谁来做呢？
只能是我了。
别人也许觉得这是苦不堪言的事情，对于我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而已。一期刊物不过十一二万字，校对两次，也不过二十三四万字，不及我一部书稿的字多。
是前年吧，为刊物上发表的一篇作品，我们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有人火上浇油，唯恐事情闹得还不大，有人幸灾乐祸，以为这回姓韩的准吃不了兜着走。虽说领导多方奔走，化解此事，好语抚慰，要我不必在意，我还是隐隐觉得，这回怕是在劫难逃了。难受的不是自己会怎么样，而是给刊物带来这么大的负面影响，同事们脸上无光，多年的努力全都泡汤。唉，当初若是谨慎一点，何至于会有这么多的麻烦。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这是放翁的诗吧，没想到韩某竟会是这样的一个下场！
那些日子里，我常是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一面默诵着郁达夫的两句诗：“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一面掂斤播两，思前想后，禁不住竟悲从中来，泫然泪下。
四
质直地说，我下这么大力气办刊物，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私心。
钱，不是不爱。若要挣钱，我还是有几分小聪明的。就是做下苦的事，苦头也不比别人差。但我此生志不在此。我是真想做点正经事的。
接手办《山西文学》，我打主意就是要把它办成一份当代名刊，一则显示自己的才干，二则尽一个读书人对社会的担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办刊物的光辉经历，太让我羡慕了。我恨不生在那个年代。有了这个机会，当然不肯坐失。
我有这个自信。起初觉得，只要给我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办到，后来才知道这个估计太乐观了，实际上用了差不多四年的时间才勉强做到。也还不能说就真的成了什么名刊，只能说有了相当的影响吧。若有人要说，连名刊这个说法也是错的，那就不敢苟同了。做商业的还讲究个名牌，办刊物的为何不能说办个名刊呢？
显示才干，和对社会的担当，说起来不同，实际是一回事。只能说才干包括的更多些，比如经营方面的。
在这上头，主要做了这么几件事。
一是打破省级文学刊物几十年沿袭下来的模式。
省级文学刊物是最难办的。既要培养本省作者，又要照顾文学的各个门类，等于说既要发次点的稿子，还要什么样的稿子都得发。差不多都是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四大块。这样的刊物怎么能走向市场，又怎么能办成名刊？我接手后，经过一个很短时期的过渡，先取消了以体裁分栏目的陈规，改为以内容设置栏目的新局。后来干脆明确公布了我的办刊方针，就是“关心民瘼，开启民智，叙事文体，健朗风格”。
二是增强刊物的社会感应力。你要让读者看你的刊物，掏钱订你的刊物，就得关注读者关注的问题，说他们心里想说的话。
当然，这里还有个政策界限的问题。对此我是这样看的，刊物属媒体，不光要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与成就，还要起到为党分忧，为国分忧的作用。——道理很简单。我们不是常说要建设更为美好的明天吗？那就是说今天还不是那么美好，为了明天更美好，揭露今天一些不足，不正是为了明天更加美好尽点力吗？与时俱进，这个进不能等，还要促。
三是为了办好刊物，不惜把自己的名声贴进去。
刚接手办刊，就有朋友对我说，这个刊物要办好，必须打你的牌子。后来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比如2002年在《中华读书报》上的广告上，就有这样的话：“期期都有好文章，期期都有韩石山”。为了争取订户，也是为了度过经济难关，还办过“韩石山文学写作函授班”，收费高达800元，比《人民文学》办的同类性质的函授班还高200元。
这只是利用我的那点小名声争取读者，扩大刊物影响，做得最多的，还是选文章、写文章。每期的头条文章，还有虽不是头条但可称之为重头稿件的文章，都是我亲自选定的。要是没有合适的，就自己动手写。有时用韩石山这个名字，更多的时候用的是化名，比如韩蒲州、方仲秀等。
这一点最遭人非议。
有人说，当编辑就是要为他人做嫁衣裳，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做奉献，哪有当主编的这样显摆自己，没有职业道德嘛。还有人给我写信，说我把《山西文学》办成了“韩石山文学”，他没想到的是，我把他的信发表了，还就此在省城报纸上展开了一场讨论。
最多的一个说辞是：你可以利用你的影响多为刊物拉点赞助就行了，怎么能在刊物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呢。
这些人这样说，出于什么心理无需深究，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们没有或者不愿意看到刊物这几年的长足发展，刊物这几年呈现出的崭新气象。借用鲁迅的一句话改写一下便是：好像刊物只有像前些年那样无声无息，也才像个刊物，好像刊物像前些年那样穷得叮当响，也才像个刊物。（鲁迅的原话是：“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见《“友邦惊诧”论》）
初接手那一两年，有一个时期，刊物的经费紧张到极点，连稿费都发不出去了，我确实曾找一个相熟的企业家，一次就要回六万元。就是现在，出去一趟找上几万元也不是难事，但我不想这么做。丢人是其次，最大的坏处是，这样要来的钱，只能救急，绝不是长久之策。刊物的生命力，是它的影响，是它的声誉，而不是企业的施舍。企业给的钱再多，也办不成一份名刊。
不管怎么说，我初接手时，这份刊物只有一千多订户，现在正常的印刷量是七千多。企业给上多少钱，能印下这么多？就是能印下这么多，印了给谁，给了谁看？
公道地说，办刊物这几年，创作并没有耽搁多少，只是辛苦些罢了，而声名上还有所借重，至少文学界的人知道，老韩还能办得了刊物。再就是，一些寄给别的刊物会删改的稿子，在这儿是可以全文刊出的。
再有几个月，我接手《山西文学》就整整七年了。《山西文学》办刊的历史上，做了这么长时间主编的，西戎先生之后，怕就是我了。他和马烽老师，当年力主把我调来，如今两位老人都已作古多年，若九泉有知，该会说句孺子可教吧。
四十多年前，那个少年要办一份学生刊物没有办成，四十多年后，他办一份省级文学刊物办成了。或许还不能说成，该说还像个成的样子。至于最后是成还是不成，套用一句古话，就是“则非某之所敢知”。
一
1963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约八点钟光景，山西运城一所中学的校园里，一个少年人手里拿着几页纸，朝校长办公的小院里走去。
他要给校长递交一份办读书会的报告，其中一项是办一份学生刊物，发表参加读书会的同学们的文学作品。油印，十六开大，十数页。
他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给自己鼓劲：往前走，别后退。
近了，更近了，透过窗玻璃，能看到老校长（也不过四十几岁，在他看来就是老了）灯下俯案的身影。
再要鼓一下劲，就该着敲校长的门了。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他胆怯了，退回去了。
返回教室，同学们还在上晚自习，他悄悄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就像这个世上从没有发生过那件事一样。
那一刻是什么让他胆怯的呢？
外人不知道，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是出身！
他知道，办读书会，办学生刊物这个建议再好，出自他的提议，绝然不会通过。就是通过了，负责其事的也肯定不会是他。
那个人就是我，韩石山，当时不叫这个名字，叫韩安远。当时是这所学校高中部二年级的学生。这所学校，到现在都是山西有名的中学。
此后，学校里越来越讲究家庭成分，我的心情越来越黯淡，只求不要因出身不好而取消考大学的资格，别的，想都不敢想了。
真玄啊。1965年夏天高考时，学校把所有出身不好的人，全安排在一个教室里，还是全校最破旧的一个教室，没过多久就拆了。差不多十年后，一位已当了副校长的代数老师，跟我在火车上相遇，说了上面的情况，并告诉我，你是那个教室里唯一考上大学的。许多学生那么认真地参加考试，他在外面走来走去，心里很是难受，因为他清楚，他们考也是白考，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政审材料上都写着：政审不合格。“文革”中我在大学里看过这种政审表，不是写的字，是盖着那么一个长方形的章。我的上面盖的是“普通”。再上面两级分别是“机密”和“绝密”。即通过这两类政审的学生，可考入机密或绝密级别的高校。
直到老师说了这话，我才知道自己当年多么糊涂，上了大学后竟羞愧得不愿再回母校。觉得自己考得太差了，有负师恩。
二
我是个少小有大志的人，当上世纪60年代初，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之时，就感到自己这辈子不会有大作为了。
出身不好，从军从政肯定无望，等于把男儿建功立业的路子都断了，退而求其次，唯一可供驱驰的，怕也只有学问一途。而要在学问上有成就，必须考上大学。那时绝没有想到政审会那样的严酷，处置会那样的绝情，连个好点的教室也不让你坐。只是觉得，同样的获取，自己付出的总要比别人多些。
时势如此，心却未甘。人说少年不识愁滋味，我却是早早就识了这种滋味。那时正迷辛家轩的词，最能怦然心动的，是这样一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后来的发展，果然一步一步都证实了当初的预感，只有更坏，从没有更好。
我现在的从事写作，较之当初的志向，要在学问一途上努力，也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吕梁山的一个县里教书，游方僧似的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转，到粉碎“四人帮”要办高考复习班了，县上才知道还有这么个可用之才，调到县城中学教书。15年之后，离开这个县调到山西省作家协会。又是十五六年，到了2000年春天，已是53岁的人了。
此前我的职务，除了家长与中学班主任两个正职之外，都是副职，依次有公社副主任、刊物副主编、县委副书记、省作协副主席，也就是说，从没有负过什么正经的责任，也没有什么怨言。韩愈在《进学解》里说得好，“投闲置散，乃分之宜”。有的原本就是挂职深入生活，比如那个县委副书记，是当不得真的。
就是这么一个人，忽然有一天，机关里传出，党组想在作家里选个人当《山西文学》的主编，有人提议何妨让韩石山一试。
30年来，从大学毕业算起，何妨一试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过后大都不了了之。这次也就不当回事，觉得不过是无聊之人，拿自己开心罢了。当时我的境况也还不错，文章一篇一篇地写，书一本一本地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谁也管不住的，是手里的笔，谁也限定不了的，是胸中的文思，想得出，写得下，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些更惬意的呢？
话是这么说，阴暗的心理还是有的，那就是，或许这回是真的。对于一个从未负过责的人来说，“官”还是有它的诱惑力的。
反对的力量也不可小觑，句句都是义正辞严。
不用人家一一罗列，自家就能一口气说出几个。比如他的心思在写作上，当了主编肯定不会全身心投入；他从来没有负过责，平日又自由散漫惯了，能领导了一个编辑部？他那样的思想水平，编刊是政策性很强的事，他能做到吗？刊物经费紧张，他是个书呆子，懂得生财之道吗？他的个性那么强，将来党组能领导得了吗？
不用这么多，其中任何一个理由都足以让领导放弃这个“何妨一试”的念头。
几经周折，实际选定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能力还行，资望不足，最后还是让我来当这个主编。意思很明白，这块招牌还是可以用一下的。这是当时许多人的看法，觉得领导真是英明，擘划有方，用人得当。既发挥了老韩的优势，又避免了他的恶劣。
还有一层，别人不一定明白，只有我心里清楚。那就是，当时作协党组书记刘巩同志，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入学比我要迟十一二年，若剔除“文革”十年的耽误，可说是我下一两届的系友。我的经历如何，才干如何，来作协前他不会不有所耳闻。经过两三年的共事，我的境况如何，品质如何，也不会不有所体察。任命一个处级干部，对他来说易如反掌，就是力排众议也不是需要多大的力，轻轻一拨拉就行了。
里外几种因素的交合，就这样，几乎是轻而易举地，我这个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穷酸，当上了《山西文学》的主编。
此时此刻，由不得就想起了当年要办个学生刊物的狂妄之举，也由不得鼻酸欲泪，百感交集。
该高兴才是。那个少年人想到了办刊物，却连递交这样一个建议书的胆量都没有，而今天的韩石山，却几乎是白捡了这么一个主编，还是一家省级文学刊物。
可是——可是，容我说上一句吗？
那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这是一个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半大老翁，中间隔了差不多四十年的岁月。两相对比，岂是悲伤二字可以了断，又岂是侥幸二字可以化解？
三
原先说好我只是挂名，实际负责其事的是一个女孩子，说是女孩子也三十出头了，能力强，又是名牌大学毕业，可惜她志不在此，勉强维持了半年，一有机会就弃文从政了。这样，我就名至实归地成了管事的主编。
《山西文学》是一家老刊物，人才济济，各称其雄。远的不说，近十年来风波不断，直可说是乱哄哄你方唱罢他登台。现任的副主编两三个，自认为才堪胜任的还有三两个。我的资历是没说的，我在另一家刊物当副主编的时候，他们中间还没有人有这样的名头，但对于这个刊物来说，他们是元老，是重臣，我却只能说是个“插楔儿”的。
各位多多包涵，老夫这厢谢罪了！刚去编辑部那些日子，我常这样双手抱拳，和同事们开玩笑，心里总觉得对人不起。
破屋偏遇上了连阴雨。就在我正式管事的第一年，省财政断了办刊物的经费。大势所趋，神仙也没有办法。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
我比那位丹麦王子更为不幸的是，他可以选择死亡，我却没有这样的福气。对于我来说，只有生存。这是我此生唯一可以显示自己能力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一丢，什么少小有大志，什么十七年苦读书，什么十多年苦历练，什么胸中自有甲兵百万，什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全成了骗人的鬼话，不过是又一次证明了那个千古不灭的“文人定律”——百无一用是书生。
当前最重要的是先把这个位子坐住。
要团结群众，要依靠群众。有位领导这样谆谆教我。
我心里想的是，要是让他们认为我非得依靠他们才能办好刊物，那就全完了。团结，怎么个团结？拽住他们的袖子吗？准是拂袖而去，拽得紧了还会绝袖而去呢。
这些同志都有丰富的办刊经验，有很强的管理能力，至少也要抓住三两个人才行。知道编辑部情况的朋友，这样开导我。
我只觉得好笑。这个刊物自改革开放以来，每年都有十几万的办刊经费，到我接手的时候，都21世纪了，编辑部里竟没有一部电脑，唯一的一部电话，要打长途还得插卡。编辑们的福利更是可怜。他们的整体经营理念是，省下的就是挣下的，全靠国家的那点钱过日子。（现在编辑部每人一台电脑，录入排版设备也都配齐还雇了录入员；四个办公室都有电话，两部直拨随便打。编辑们的福利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我打的主意是，一定要他们知道，就是我一个人也能把这个刊物办下去。跟上我干才会有钱，跟上我干才能当官。不是我要依靠你们，团结你们，是你们得依靠我，团结我。闹翻了走人的肯定不是我。当然，实际工作中，该重用的还得重用，该提拔的还得提拔。再重用也不会有我的用重，再提拔也不会拔得比我高。在编辑部的职务上，我是从不吝啬的。空出什么，就补上什么。宁可用错了，也不让人说我耽搁了谁的前程。现任的两位副主编，一位编辑部主任，都是在我手里，从编辑岗位上提拔起来的。
有人说，你这么厉害，肯定没人闹事，都会积极主动地配合你工作的。
此言差矣。我一点都不厉害。你想想，一个多年背着出身不好的恶谥的人，如同脸上刺着金印的逃犯，逢人不作揖打恭，就可说是铁骨铮铮了，怎么样能厉害得起来？再说，在这个体制下，没有人会真的怕一个人。编辑部人员的工资是作协机关发的，不是编辑部发的。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是跟你闹事，你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既不能扣他的工资，也不能免掉他的职务。
当然也不是一无是处。一是大事上，我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比如，我就清楚，在当今的时势下，要让人努力工作，必须给予经济上的保证。而要经济上有保证，必须打开一条长久的生存之路。早在财政断奶之前，我就在编辑部成立了文学图书编辑室。当时有人不无担心地说，编辑部出书，从来没有这个做法，再就是，总得上级批准吧。我说，从来没有的，我们做成了才有意义，要是做过而没做成，我们也不敢做了。这还用谁批吗，只要不违犯出版法的规定就行了。我们是与出版社合作出书，又不是私自办出版社。
看准了的事，要做马上就做。我当即写了个“启事”，交编辑登在刊物的封底。就这样，2000年第八期的刊物上，便刊出了这样的公告：“山西文学月刊社，繁荣山西文学新举措：组建文学图书编辑室，四套书系同时启动”。
没想到的是，第二年省财政就停拨经费断了奶。更没想到的是，这个原本不过是增加编辑额外收入的“旁门左道”，后来竟成了往后《山西文学》赖以生存并发展的经济支柱。没有它，后来的改变刊本，购置设备，增加人员，全没了经济支撑。
闹事的人，哪儿都有。不管出了什么，我都一个人顶着，绝不向领导诉苦。我当主编这么些年，别的不敢说，没向领导告过下面人的一次状，则是敢说的。一是我觉得，领导既然把这个摊子交给你，就是信任你，相信你能做好，那么就不要给领导添麻烦。只能报喜，不能报忧。再忧的事，只能自己来化解。出了事，领导批评，是另一码事。再就是，你向领导告状，告下面的人，只能说明你无能。本来就没有多大本事，再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不是太愚蠢了吗？
不光不告状，连叫苦叫累的话也不说。你要是说累了，万一领导说那你就休息休息吧，可怎么办？
耽搁创作的话，也不能说。道理同上。
也不是没痛苦，没有悲伤。
记得是2002年夏天吧，直可说到了天怒人怨、举步维艰、一筹莫展的地步。怎么办？只要后退一步，就全盘皆输。想来想去，我想了一个“损招儿”。某日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天气这么热，大家这么辛苦，我们也放假吧。当即让会计给每人发了200元，说是暑期补助，然后宣布全编辑部放假两个月。只留下会计上班，处理日常事务。会计是雇员，放了假就没工资了。这期间，我仍天天上班。
两个月期间，最少要编出一期稿子，还要两次校对，谁来做呢？
只能是我了。
别人也许觉得这是苦不堪言的事情，对于我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而已。一期刊物不过十一二万字，校对两次，也不过二十三四万字，不及我一部书稿的字多。
是前年吧，为刊物上发表的一篇作品，我们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有人火上浇油，唯恐事情闹得还不大，有人幸灾乐祸，以为这回姓韩的准吃不了兜着走。虽说领导多方奔走，化解此事，好语抚慰，要我不必在意，我还是隐隐觉得，这回怕是在劫难逃了。难受的不是自己会怎么样，而是给刊物带来这么大的负面影响，同事们脸上无光，多年的努力全都泡汤。唉，当初若是谨慎一点，何至于会有这么多的麻烦。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这是放翁的诗吧，没想到韩某竟会是这样的一个下场！
那些日子里，我常是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一面默诵着郁达夫的两句诗：“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一面掂斤播两，思前想后，禁不住竟悲从中来，泫然泪下。
四
质直地说，我下这么大力气办刊物，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私心。
钱，不是不爱。若要挣钱，我还是有几分小聪明的。就是做下苦的事，苦头也不比别人差。但我此生志不在此。我是真想做点正经事的。
接手办《山西文学》，我打主意就是要把它办成一份当代名刊，一则显示自己的才干，二则尽一个读书人对社会的担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办刊物的光辉经历，太让我羡慕了。我恨不生在那个年代。有了这个机会，当然不肯坐失。
我有这个自信。起初觉得，只要给我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办到，后来才知道这个估计太乐观了，实际上用了差不多四年的时间才勉强做到。也还不能说就真的成了什么名刊，只能说有了相当的影响吧。若有人要说，连名刊这个说法也是错的，那就不敢苟同了。做商业的还讲究个名牌，办刊物的为何不能说办个名刊呢？
显示才干，和对社会的担当，说起来不同，实际是一回事。只能说才干包括的更多些，比如经营方面的。
在这上头，主要做了这么几件事。
一是打破省级文学刊物几十年沿袭下来的模式。
省级文学刊物是最难办的。既要培养本省作者，又要照顾文学的各个门类，等于说既要发次点的稿子，还要什么样的稿子都得发。差不多都是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四大块。这样的刊物怎么能走向市场，又怎么能办成名刊？我接手后，经过一个很短时期的过渡，先取消了以体裁分栏目的陈规，改为以内容设置栏目的新局。后来干脆明确公布了我的办刊方针，就是“关心民瘼，开启民智，叙事文体，健朗风格”。
二是增强刊物的社会感应力。你要让读者看你的刊物，掏钱订你的刊物，就得关注读者关注的问题，说他们心里想说的话。
当然，这里还有个政策界限的问题。对此我是这样看的，刊物属媒体，不光要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与成就，还要起到为党分忧，为国分忧的作用。——道理很简单。我们不是常说要建设更为美好的明天吗？那就是说今天还不是那么美好，为了明天更美好，揭露今天一些不足，不正是为了明天更加美好尽点力吗？与时俱进，这个进不能等，还要促。
三是为了办好刊物，不惜把自己的名声贴进去。
刚接手办刊，就有朋友对我说，这个刊物要办好，必须打你的牌子。后来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比如2002年在《中华读书报》上的广告上，就有这样的话：“期期都有好文章，期期都有韩石山”。为了争取订户，也是为了度过经济难关，还办过“韩石山文学写作函授班”，收费高达800元，比《人民文学》办的同类性质的函授班还高200元。
这只是利用我的那点小名声争取读者，扩大刊物影响，做得最多的，还是选文章、写文章。每期的头条文章，还有虽不是头条但可称之为重头稿件的文章，都是我亲自选定的。要是没有合适的，就自己动手写。有时用韩石山这个名字，更多的时候用的是化名，比如韩蒲州、方仲秀等。
这一点最遭人非议。
有人说，当编辑就是要为他人做嫁衣裳，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做奉献，哪有当主编的这样显摆自己，没有职业道德嘛。还有人给我写信，说我把《山西文学》办成了“韩石山文学”，他没想到的是，我把他的信发表了，还就此在省城报纸上展开了一场讨论。
最多的一个说辞是：你可以利用你的影响多为刊物拉点赞助就行了，怎么能在刊物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呢。
这些人这样说，出于什么心理无需深究，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们没有或者不愿意看到刊物这几年的长足发展，刊物这几年呈现出的崭新气象。借用鲁迅的一句话改写一下便是：好像刊物只有像前些年那样无声无息，也才像个刊物，好像刊物像前些年那样穷得叮当响，也才像个刊物。（鲁迅的原话是：“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见《“友邦惊诧”论》）
初接手那一两年，有一个时期，刊物的经费紧张到极点，连稿费都发不出去了，我确实曾找一个相熟的企业家，一次就要回六万元。就是现在，出去一趟找上几万元也不是难事，但我不想这么做。丢人是其次，最大的坏处是，这样要来的钱，只能救急，绝不是长久之策。刊物的生命力，是它的影响，是它的声誉，而不是企业的施舍。企业给的钱再多，也办不成一份名刊。
不管怎么说，我初接手时，这份刊物只有一千多订户，现在正常的印刷量是七千多。企业给上多少钱，能印下这么多？就是能印下这么多，印了给谁，给了谁看？
公道地说，办刊物这几年，创作并没有耽搁多少，只是辛苦些罢了，而声名上还有所借重，至少文学界的人知道，老韩还能办得了刊物。再就是，一些寄给别的刊物会删改的稿子，在这儿是可以全文刊出的。
再有几个月，我接手《山西文学》就整整七年了。《山西文学》办刊的历史上，做了这么长时间主编的，西戎先生之后，怕就是我了。他和马烽老师，当年力主把我调来，如今两位老人都已作古多年，若九泉有知，该会说句孺子可教吧。
四十多年前，那个少年要办一份学生刊物没有办成，四十多年后，他办一份省级文学刊物办成了。或许还不能说成，该说还像个成的样子。至于最后是成还是不成，套用一句古话，就是“则非某之所敢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