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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科学史上，达尔文是个奇异的人物。
他的进化论不只掀起了生物学革命，西方人文传统都受到空前的冲击，衍生的问题至今仍无理想的答案。许多学者竭尽心力，苦思冥想，最后索性以抨击达尔文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学院外的人为了达尔文说过什么、代表什么，更吵得不亦乐乎。受害最深的，大概是美国的联邦大法官。隔三差五，他们就要被迫表态：在国民教育中，《圣经·创世记》能不能与“进化论”平起平坐？
哪个伟大的科学家在过世一百多年后还能引起这么强烈的情绪？
达尔文究竟是谁？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职业科学史家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人物。
可是研究达尔文并不容易，因为关于他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
论家世，达尔文的祖父依拉士摩（Erasmus Darwin，一七三一——一八○二）、外祖父威吉伍德（Josiah Wedgwood，一七三○——一七九五）都是英国史上的名人。一八一八年雪莱为妻子玛丽的小说《科学怪人》写序，起笔就抬出“达尔文医生”的名头，指出小说内容未必是向壁虚构之事。
十八世纪末，在荷兰取得医学学位的达尔文医生与威吉伍德、瓦特等人鼓吹科学、工艺的价值，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开路先锋。威吉伍德创立陶瓷业，品牌至今仍领风骚；瓦特改良蒸汽机，为历史注入了新动力。达尔文医生对他们都有赞助与投资。
达尔文本人留下的传世史料，科学史上可能只有牛顿比得上。但是牛顿留下的是私人札记，多与主流科学无关，题材以《圣经》（考证、研究）与炼金术为大宗。达尔文则不同，他一生的研究，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绵长的论证”：以各种经验证据交织成“所有物种同出一源，不断演变、分化”的结论。
他的书信、札记反映了他思路发展的各个阶段。他最重要的著作《物种起源》，至少有三个未发表的早期文本可供研究。他勤于通信，记录又完整，大部分来往信件都已整理出版。
面对这么丰富的资料，专家学者都难免见树不见林，外行人更不用说了。例如伯林（Isaiah Berlin，一九○七——一九九七）是以博雅著名的文人，他写的《马克思传》却以讹传讹，说马克思曾经将《资本论》第二册献给达尔文，直到第四版(一九七八年)才更正。等而下之，网上常常便有人复制、散播“达尔文临终前忏悔发表进化论”的谰言。
难怪“达尔文研究”已累积了大量文献，而有“达尔文学（Darwin industry）”的名号，令新手望洋兴叹，甚至不免望而却步。
因此，英国学者戴思蒙与摩尔的《达尔文传》于一九九一年出版，立即受到学界赞誉，“为达尔文传记立下了新典范”，是不凡的成就。这部《达尔文传》教人惊艳的地方，是揭露了达尔文所受的心理折磨。
原来达尔文在一八四二年秋季，迁居距伦敦二十七公里的当镇（Downe），搭火车或坐马车要两个小时才到。新居占地超过七公顷（相当于十一个足球场），达尔文终老于斯，再也没搬过家。从此，他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以书信与外界联络。
一八四二年，达尔文满三十三岁，风华正茂，家已成，业已立，在伦敦科学界交接往来的都是大老级人物。这不正是向上爬的时候，干吗摆出一副急流勇退的姿态呢？
传统的解释很单纯：进化论是个惊世骇俗的理论，与西方基督教传统绝不相容，而基督教又是政治社会的基础。因此进化论面对的压力不只是“拿证据来！”还会遭到科学以外的力量打压。达尔文躲到距伦敦不远的荒郊野外，正好专心做研究。
可是达尔文自迁居之后，似乎就给一种痼疾缠住，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每次情绪亢奋之后，几乎都会感到不适，然后身子剧烈地阵阵打颤，严重时还会呕吐。”他的孩子从小就注意到父亲老是身体不舒服。他的三子法兰西斯认为，他的后半生可总结为“与疾病造成的虚弱与折磨进行的绵长斗争”。
究竟怎么回事？学者的诊断各不相同。最流行的猜测就是，达尔文在海外异域五年，到过不少热带蛮荒，特别是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搞不好感染了什么稀奇的病原。
众声喧哗中，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包尔比（John Bowlby，一九○七——一九九○）从达尔文童年丧母的事实下手，最有创意。包尔比发挥自己的成名理论──“依附理论”──下的诊断是：达尔文幼年丧母，由于压抑对母亲的追忆，因而容易焦虑；担心自己的形象，也担心失去心爱的人。这个诊断将达尔文避居乡下以及痼疾的成因，一语道破，达尔文一生的轮廓因而格外分明。
可是“依附理论”以灵长类特有的亲子亲密关系为基础，强调的是孩子出生后的立即经验。而达尔文八岁时母亲才过世，何况他有两位姐姐立即接手照顾，丧母之恸究竟会有多深刻，不能无疑。
戴思蒙与摩尔直接从进化论的人文意义下手，反而提出了比较可信的说法；达尔文自从想通了生物演化的奥秘之后，不得不面对演化论的人文后果。就算找到了坚实的科学证据，证实人的祖先是一种猩猩，科学好奇心满足之后，我们如何面对人文世界？《圣经·创世记》将人与兽划分开来，并不只是宗教迷信，而是人性的保证。宗教的权威受创之后，还有什么能保证人性？这个问题不断啮咬着达尔文的心，让他不时辗转反侧。妻子是虔诚的教徒，更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何况，他与家人一直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戴思蒙与摩尔的《达尔文传》长达七百页，叫好又叫座。哪里知道，一九九五年又出了一部《达尔文传》，还分上、下册，上册正文五百四十三页，才写到《物种起源》出版前一年；七年后出版的下册，也有四百九十七页。作者布朗（Janet Browne）娓娓道来，以细节取胜。例如《物种起源》的文本经过许多女人家的手方才定稿，包括达尔文的妻子、孩子的女家教；《物种起源》第一版(一八五九年)印了一千二百五十册，一家采会员制的连锁图书馆一口气买下五百本，因此读者比过去估计的大得多云云。
《安妮的盒子》也是一本达尔文传，英文本在二○○一年出版。比起上述三部，《安妮的盒子》着实单薄，可是读来居然引人入胜，迭有胜义，就叫人惊讶了。关键在作者的祖母是达尔文的孙女，自家人说自家事，自有其独到的眼光。
《安妮的盒子》是一本别出心裁的达尔文传。达尔文夫妇一共有十个孩子，安妮是老二，也是长女，她过完十岁生日，不久就夭折了。安妮短短的一生(一八四一——一八五一)在达尔文发展进化论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安妮的命运透露了大自然的无情，或者说“无关道德”，以东方人的套语来说，就是“天地不仁”。不过，作者凯恩斯借题发挥，想让读者知道的是，达尔文的研究与达尔文的家庭生活实为一体。
一点不错，达尔文所有的进化论著述，共有十几种，粗估超过五千页，研究与写作全在自家里完成！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实在难以想像。这是因为现代的科学研究机构，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才发展完成。然后社会中才开始出现大量的职业科学家。在二十世纪之前，特别是在英国，科学研究一向是社会上层阶级的使命，有钱人才玩得。在自己家里玩。
达尔文一生没领过薪水，父亲在世靠父亲，父亲过世靠遗产。他婚前每年有四百英镑“生活费”，婚后增加到五百英镑，同时妻子也带来嫁妆──每年四百英镑。当时靠高级手艺维生的工人，一年也不过赚五六十英镑。一八四六年，赫胥黎担任英国海军助理外科医师，年薪一百三十五英镑。
当然，一八五九到一八七一年间，达尔文出版的书总共为他赚进一万多英镑，平均年收入已不比大学教授差。可是卖书所得还不到他总收入的十分之一。例如他一八五四年的收入是四千零三英镑；一八七一年达到八千英镑，此后一直维持这一水准。达尔文除了遗产，还以精明的投资赚了不少钱，在科学家中，这种本领实在少见。
达尔文夫妇的十个孩子中，三个不幸夭折，五个留下了他们对童年生活的回忆。达尔文的姐姐都是瑞士教育改革家裴斯塔洛奇(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一七四六——一八二七)的仰慕者。裴斯塔洛奇鼓吹主动学习的理念，认为“应该让孩子知道自己要学什么，而不是强迫他们学”。达尔文也是这套教育哲学的实践者。他的次子乔治回忆道：“他从未要求我们对科学感兴趣，但只要我们有意学习，他就会不厌其烦地协助我们，这样当然更有效。”
《安妮的盒子》对达尔文家庭生活的细密描述，必然会碰触现代职业科学家心中的痛。
(Randal Keynes, Annie’s box,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1; Charles Darwin, John Bowlby，1990; A. Desmond & James Moore，1991; Janet Browne，Charles Darwin, Charles Darwin, 1995 & 2002)
他的进化论不只掀起了生物学革命，西方人文传统都受到空前的冲击，衍生的问题至今仍无理想的答案。许多学者竭尽心力，苦思冥想，最后索性以抨击达尔文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学院外的人为了达尔文说过什么、代表什么，更吵得不亦乐乎。受害最深的，大概是美国的联邦大法官。隔三差五，他们就要被迫表态：在国民教育中，《圣经·创世记》能不能与“进化论”平起平坐？
哪个伟大的科学家在过世一百多年后还能引起这么强烈的情绪？
达尔文究竟是谁？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职业科学史家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人物。
可是研究达尔文并不容易，因为关于他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
论家世，达尔文的祖父依拉士摩（Erasmus Darwin，一七三一——一八○二）、外祖父威吉伍德（Josiah Wedgwood，一七三○——一七九五）都是英国史上的名人。一八一八年雪莱为妻子玛丽的小说《科学怪人》写序，起笔就抬出“达尔文医生”的名头，指出小说内容未必是向壁虚构之事。
十八世纪末，在荷兰取得医学学位的达尔文医生与威吉伍德、瓦特等人鼓吹科学、工艺的价值，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开路先锋。威吉伍德创立陶瓷业，品牌至今仍领风骚；瓦特改良蒸汽机，为历史注入了新动力。达尔文医生对他们都有赞助与投资。
达尔文本人留下的传世史料，科学史上可能只有牛顿比得上。但是牛顿留下的是私人札记，多与主流科学无关，题材以《圣经》（考证、研究）与炼金术为大宗。达尔文则不同，他一生的研究，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绵长的论证”：以各种经验证据交织成“所有物种同出一源，不断演变、分化”的结论。
他的书信、札记反映了他思路发展的各个阶段。他最重要的著作《物种起源》，至少有三个未发表的早期文本可供研究。他勤于通信，记录又完整，大部分来往信件都已整理出版。
面对这么丰富的资料，专家学者都难免见树不见林，外行人更不用说了。例如伯林（Isaiah Berlin，一九○七——一九九七）是以博雅著名的文人，他写的《马克思传》却以讹传讹，说马克思曾经将《资本论》第二册献给达尔文，直到第四版(一九七八年)才更正。等而下之，网上常常便有人复制、散播“达尔文临终前忏悔发表进化论”的谰言。
难怪“达尔文研究”已累积了大量文献，而有“达尔文学（Darwin industry）”的名号，令新手望洋兴叹，甚至不免望而却步。
因此，英国学者戴思蒙与摩尔的《达尔文传》于一九九一年出版，立即受到学界赞誉，“为达尔文传记立下了新典范”，是不凡的成就。这部《达尔文传》教人惊艳的地方，是揭露了达尔文所受的心理折磨。
原来达尔文在一八四二年秋季，迁居距伦敦二十七公里的当镇（Downe），搭火车或坐马车要两个小时才到。新居占地超过七公顷（相当于十一个足球场），达尔文终老于斯，再也没搬过家。从此，他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以书信与外界联络。
一八四二年，达尔文满三十三岁，风华正茂，家已成，业已立，在伦敦科学界交接往来的都是大老级人物。这不正是向上爬的时候，干吗摆出一副急流勇退的姿态呢？
传统的解释很单纯：进化论是个惊世骇俗的理论，与西方基督教传统绝不相容，而基督教又是政治社会的基础。因此进化论面对的压力不只是“拿证据来！”还会遭到科学以外的力量打压。达尔文躲到距伦敦不远的荒郊野外，正好专心做研究。
可是达尔文自迁居之后，似乎就给一种痼疾缠住，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每次情绪亢奋之后，几乎都会感到不适，然后身子剧烈地阵阵打颤，严重时还会呕吐。”他的孩子从小就注意到父亲老是身体不舒服。他的三子法兰西斯认为，他的后半生可总结为“与疾病造成的虚弱与折磨进行的绵长斗争”。
究竟怎么回事？学者的诊断各不相同。最流行的猜测就是，达尔文在海外异域五年，到过不少热带蛮荒，特别是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搞不好感染了什么稀奇的病原。
众声喧哗中，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包尔比（John Bowlby，一九○七——一九九○）从达尔文童年丧母的事实下手，最有创意。包尔比发挥自己的成名理论──“依附理论”──下的诊断是：达尔文幼年丧母，由于压抑对母亲的追忆，因而容易焦虑；担心自己的形象，也担心失去心爱的人。这个诊断将达尔文避居乡下以及痼疾的成因，一语道破，达尔文一生的轮廓因而格外分明。
可是“依附理论”以灵长类特有的亲子亲密关系为基础，强调的是孩子出生后的立即经验。而达尔文八岁时母亲才过世，何况他有两位姐姐立即接手照顾，丧母之恸究竟会有多深刻，不能无疑。
戴思蒙与摩尔直接从进化论的人文意义下手，反而提出了比较可信的说法；达尔文自从想通了生物演化的奥秘之后，不得不面对演化论的人文后果。就算找到了坚实的科学证据，证实人的祖先是一种猩猩，科学好奇心满足之后，我们如何面对人文世界？《圣经·创世记》将人与兽划分开来，并不只是宗教迷信，而是人性的保证。宗教的权威受创之后，还有什么能保证人性？这个问题不断啮咬着达尔文的心，让他不时辗转反侧。妻子是虔诚的教徒，更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何况，他与家人一直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戴思蒙与摩尔的《达尔文传》长达七百页，叫好又叫座。哪里知道，一九九五年又出了一部《达尔文传》，还分上、下册，上册正文五百四十三页，才写到《物种起源》出版前一年；七年后出版的下册，也有四百九十七页。作者布朗（Janet Browne）娓娓道来，以细节取胜。例如《物种起源》的文本经过许多女人家的手方才定稿，包括达尔文的妻子、孩子的女家教；《物种起源》第一版(一八五九年)印了一千二百五十册，一家采会员制的连锁图书馆一口气买下五百本，因此读者比过去估计的大得多云云。
《安妮的盒子》也是一本达尔文传，英文本在二○○一年出版。比起上述三部，《安妮的盒子》着实单薄，可是读来居然引人入胜，迭有胜义，就叫人惊讶了。关键在作者的祖母是达尔文的孙女，自家人说自家事，自有其独到的眼光。
《安妮的盒子》是一本别出心裁的达尔文传。达尔文夫妇一共有十个孩子，安妮是老二，也是长女，她过完十岁生日，不久就夭折了。安妮短短的一生(一八四一——一八五一)在达尔文发展进化论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安妮的命运透露了大自然的无情，或者说“无关道德”，以东方人的套语来说，就是“天地不仁”。不过，作者凯恩斯借题发挥，想让读者知道的是，达尔文的研究与达尔文的家庭生活实为一体。
一点不错，达尔文所有的进化论著述，共有十几种，粗估超过五千页，研究与写作全在自家里完成！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实在难以想像。这是因为现代的科学研究机构，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才发展完成。然后社会中才开始出现大量的职业科学家。在二十世纪之前，特别是在英国，科学研究一向是社会上层阶级的使命，有钱人才玩得。在自己家里玩。
达尔文一生没领过薪水，父亲在世靠父亲，父亲过世靠遗产。他婚前每年有四百英镑“生活费”，婚后增加到五百英镑，同时妻子也带来嫁妆──每年四百英镑。当时靠高级手艺维生的工人，一年也不过赚五六十英镑。一八四六年，赫胥黎担任英国海军助理外科医师，年薪一百三十五英镑。
当然，一八五九到一八七一年间，达尔文出版的书总共为他赚进一万多英镑，平均年收入已不比大学教授差。可是卖书所得还不到他总收入的十分之一。例如他一八五四年的收入是四千零三英镑；一八七一年达到八千英镑，此后一直维持这一水准。达尔文除了遗产，还以精明的投资赚了不少钱，在科学家中，这种本领实在少见。
达尔文夫妇的十个孩子中，三个不幸夭折，五个留下了他们对童年生活的回忆。达尔文的姐姐都是瑞士教育改革家裴斯塔洛奇(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一七四六——一八二七)的仰慕者。裴斯塔洛奇鼓吹主动学习的理念，认为“应该让孩子知道自己要学什么，而不是强迫他们学”。达尔文也是这套教育哲学的实践者。他的次子乔治回忆道：“他从未要求我们对科学感兴趣，但只要我们有意学习，他就会不厌其烦地协助我们，这样当然更有效。”
《安妮的盒子》对达尔文家庭生活的细密描述，必然会碰触现代职业科学家心中的痛。
(Randal Keynes, Annie’s box,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1; Charles Darwin, John Bowlby，1990; A. Desmond & James Moore，1991; Janet Browne，Charles Darwin, Charles Darwin, 1995 &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