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人类文明历史的长河中，音乐的诞生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的。而宗教的起源是与人类的文化发展密不可分的。宗教与音乐的碰撞，最后结合为一种艺术形式——宗教音乐，源于它们都是表达人类情感和价值追求的重要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宗教音乐为中国博大精深的多元民族文化下的音乐所汲取、融合，显示出中国的民族宗教音乐的明显个性。
　　关键词：宗教；宗教音乐；彝剧
　　在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中，音乐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诞生，也是人们表达情感和价值追求的重要形式。而音乐起源说则是丰富多彩的：劳动起源说、情感表达说、模仿起源说、游戏起源说、宗教起源说等等，其中巫术起源说也可称其为宗教起源说或是祭神拜祖说。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宗教与音乐的碰撞，都是必然会发生的。它们有着共同的追求理念——寻求世间的真、善、美！通过相互间的影响、融合，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宗教音乐。经过时间的流逝、时代的衍变，宗教被各地区汲取、并与之融合，形成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宗教异化”或是“宗教本土化”。而云南省这个多民族的地区也不例外，楚雄州彝剧的诞生、发展与宗教音乐也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就浅谈宗教仪式起源说对楚雄州彝剧的诞生与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
　　一、中国多种宗教音乐
　　在远古及夏商周时期，音乐形式与内容，就有反映原始宗教、祭祀生活的的记载。如：《蜡祭》，载于《礼记·郊特性》；《云门》皇帝时期崇拜天神的乐舞；《咸池》尧时期崇天的乐舞，《箫韶》舜时期宗教性乐舞等等。六代乐舞被古人所运用，伴随着生活方方面面。经过几千年的历程，时代制度的改变，思想领域形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音乐的地位随着发生了变化，从远古时代的祭神拜祖逐渐变成了音乐为政治服务，成为了统治者的一种工具。
　　儒家的音乐思想：提倡音乐，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重视礼、乐的政治作用，强调音乐从道德上感化人的能力。墨家的音乐思想：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主张治理国家必须达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的最低生活状态，主张“节用”，宣传“兼爱”、“非攻”、所以在音乐上也主张“非乐”。道家音乐思想：主张“大音希声”，既追求一种自然的无声的境界，反对当时统治阶层盛行的“侈乐”风气；还认为音乐之美在于自然，自然的声响是最美的音乐，即崇尚“天籁”。
　　总的来说，音乐从“神化”逐渐变成了“人化”。
　　世界文化的交流逐渐涌起，外来文化不断地被带到了中国，包括宗教文化。西域佛教文化的传入：“据史书记载，公元64年，东汉明帝夜梦金人，臣子告以‘金人’即‘佛’。于是明帝派大臣出使西域求法。在大月氏国，遇两高僧，他们带着两高僧并用白马驮着佛经回到都城洛阳。从此佛教正式传入中国……许多西域僧侣来到建康（现南京），翻译了许多佛教音乐来唱诵佛经，并配上西域的佛教音乐，这些音乐就叫呗赞转读音乐，也有简称‘梵呗’的。”
　　中国本土的宗教音乐——道教音乐。道教音乐创立于东汉顺帝年间，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道教音乐在唐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一）在政府的干预下，道教的音乐仪轨更为规范。（二）创立了道教的庙堂祭祀乐制。（三）把道教音乐纳入宫廷燕乐系统，称作‘道曲’。（四）模仿佛教的俗讲之法，建立了道教的俗讲制度。”
　　随着历史的发展，近代中国的江南一代产生了许多著名的道士音乐家。例如《二泉映月》的著作家阿炳。云南玉溪的洞经音乐，丽江的纳西族的纳西古乐等等都与道教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到了明清时代，西方的基督教音乐的传入也对中国宗教音乐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下的文化背景，融合了多元的宗教文化因素，经过历代的变迁，逐渐显示出中国的民族宗教音乐的独特个性。
　　二、楚雄彝剧的诞生与宗教起源
　　众所周知，云南省是拥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最多的地区之一，而彝族也是在云南省占据最多的一个民族。彝剧是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人民新兴的一个剧种，它是在彝族丰富的民间文学、音乐、舞蹈等文学艺术传统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彝剧的萌芽是产生于毕摩的宗教活动。“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氏族部落‘兹、莫、毕、格’权利机构中，相当于‘国师’地位的毕摩（亦称呗耄、朵觋等等）神权统治者的地位日趋没落。特别到明代实行‘改土归流’以后，毕摩完全从‘宫廷’来到了民间，充当民间宗教活动的祭司。毕摩逐步接受了佛教的影响，实质上是获得了佛教中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力量；并且吸收了不少民间文学、汉族文学的养分。如《唐王游地府》、《李翠莲借尸还魂》、《唐僧取经》等宣扬因果报应、封建伦理的汉族文学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毕摩经典。”
　　民间戏剧产生于宗教活动，宗教活动也促进戏剧的产生和发展。封建社会中，人们求神拜佛、求雨禳疫、求子还愿便经常唱戏娱神。壮族的端公戏、藏族的藏剧都产生于本民族的宗教活动。就连著名的古希腊悲剧也都起源于酒神颂的祭祀，公元前二世纪印度的梵剧也是起源于“吠陀圣典”的祭祀歌舞。彝剧这个产生于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彝族当然也不例外。
　　在民间的祭祀、婚、嫁、丧、娶等的活动中，毕摩成为了主要的主持人和核心人物。“毕摩大都要戴上毕摩帽，披上披毡，手持法器，元谋小凉山和大姚的一些毕摩还要用烟灰染脸。化了妆的毕摩手持道具边诵边舞。这样一来，毕摩不仅有选择地将民间口头文学经过整理或再创作，变成了能够较深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书面文学，而且将音乐、舞蹈和书面文学结合起来。然而这样的结合物任然不是戏剧，而是相当于用第三人称表演叙事的民间说唱，但它较舞蹈则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有了表演的成分形成了彝剧最初的萌芽。”
　　“然而，彝剧这一美好的萌芽在反动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政策下却无法成长壮大。一八七三年，哀牢山爆发了以李文学为首的彝族人民反对清政府的大起义。起义持续了二十三年之久。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对彝族人民进行了残酷镇压。‘吃鸡不杀蛋，沙彝不杀汉’的口号便是清朝政府对彝政策的浓缩和概括。明代，出于封建王朝的统治需要，皇宫里设置了四夷馆，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研究。其中楚雄州的武定、双柏等县广泛使用彝文，还开办了彝文学校。而这时，在清政府的反动政策下，彝族人民身家性命难保，大量的文献被焚烧，彝族文化遭到了加大的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刚刚诞生的彝剧像一颗闪亮的流星，美丽过但停留的时间是如此的短暂。
　　三、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真，善，美
　　首先，宗教音乐与彝剧的产生和发展的道路都是相似的，也是曲折的。在其发展壮大的时候都曾被人民打击为一种“侈乐”，然后从“娱神”趋向了“娱人”的路线。其次，不管结果是“娱神”还是“娱人”，两者之间产生出了一种共鸣：寻求世间的真、善、美。它们都是用来表达人类情感和价值追求的重要形式，它们也都有教育，感化人类的功能。孔子在齐国听到相传舜时的乐舞《箫韶》时，陶醉于其中，不禁连声赞扬：“尽美矣，又尽善矣！”之后三月不知肉味。
　　“艺术需要宗教在精神和道德方面来扩大其思想基础。宗教需要艺术来坚定人的信心，而信心会把人的勇气推向‘顶点’”。 这两者的完美融合产生的结合物更充分地表现心灵的诗意，展现精神的纯粹，是人类一切艺术向往的境界。
　　音乐不就是这样，简单却是人类感情的最深动的表现。西方音乐纵使有庞大的音乐体系，气势浩荡的管弦交响乐，但是带给大家的情感体验始终没有这样深刻、也不是那么直入人心。学术界上却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没有必要保护少数民族艺术。若有那么一天，全世界奏响的都是西洋管弦的声音，庄严而肃穆；听到的也都是所谓的“通道唱法”，那么，这个世界就没必要分国界，分地域了。面临的将会是一个单一的“西方音乐世界”。夸张一些，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原生态”，少数民族独特的多元艺术的存在，就是因为有了它们的点缀，才使得主流推崇的音乐有其自身特点。
　　音乐不是为了音乐而存在，也没有纯粹的音乐存在。始终是以人为本，就像是宗教一样，即使它不是完全的“人化”，但是也是为人所用。就像是佛教的说法“普渡众生”。净化心灵，为所用的才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