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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那么多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我提供了靶子。只要这些批评能引起全民对孔子的关注,引起大众对于国学的热情,那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1997年春节,制片人刘文武给导演胡玫带来了一本小说——二月河写的《雍正王朝》。在胡玫之前,刘文武已经见过了11位导演。看完小说的胡玫无法描述出自己的感动和创作的冲动,她去雍和宫烧了一炷香,那里曾是雍正的寝宫。
她40岁出头,因为和张艺谋陈凯歌他们在电影学院里是同班同学,一起被冠之以“第五代”的称号,拍过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影视剧,老百姓大多不知道她。当时胡玫自信地对刘文武说,“中国只有我能拍好这个戏。”后来她说过,其实心里想的是,这是天上掉下的一块大馅饼,一定不会落在我头上。在人们通常的观念里,女导演就拍拍爱情亲情友情这些主题吧。但胡玫偏偏是异类,她拍过像《女儿楼》和《芬妮的微笑》这样的爱情电影,但留给大众最深刻印象的是她拍摄的《忠诚》、《雍正王朝》、《汉武大帝》和《乔家大院》这样关乎历史和政治的宏大叙事题材的电视连续剧。
“我原先对于拍摄历史剧并没有太大的热情,我在历史剧上的成长完全就是被观众给培育出来的。我拍了个历史剧,大家就那么大的热情,那我就想了,历史剧能这么成功?大家这么喜欢啊?那就再来一部吧。随着这些年不断的研讨,还真的就对考古什么的产生了兴趣,比如近日出了个曹操墓,就紧盯着研究曹操了。”胡玫就这样不断地扩展着自己对于历史题材的兴趣,正是拍摄《汉武大帝》时对于儒家学说的接触,触发了她对于孔子的创作激情。
吴宇森的《赤壁》还可能拍成娱乐片,但偌大的中国,没有人能接受《孔子》稍微多带点娱乐色彩,所以南子,和会武功的孔子,都会成为争议的焦点。据说电影局对于《孔子》的审查意见是,要求严肃,表现他的仁爱思想,不能写他跳到河里去救人,也不能和坏人打斗,编得少一点,要从史实里取材。
“子见南子”在史书中寥寥几个字,但在电影里成为了重头戏。“两千五百年前的生活形态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那时的女人上街时要戴面纱的,所以电影里,街上看不到女人。原来有一句台词,鲁君表扬孔子的治理能力,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男女分路。后来“男女分路”被删了。“现在女的都当导演了,真的不可思议”,胡玫不希望今天的电影里仍然没有女性,所以对南子倾注了很多感情——南子可以仰慕孔子,但孔子可能很快就忘记了南子,以示坐怀不乱的真君子性格。
传说中的胡玫是一个强悍的导演。导演在影片公映前接受众多媒体的轮番轰炸,已经成为这几年的宣传惯例,连最大牌的陈凯歌和张艺谋也放低身段,坦然接受了行规。而胡玫还在坚持,于是剧组在制定整体宣传计划时变得异常为难。
胡玫在片场话很少,现场一般找不到她。拍摄时她经常就找一旮旯,脸一蒙睡觉,而且她非常注重外表。编剧何燕江在评价导演的工作方式时也说过,“她不是强势,而是坚持,态度很好的,但不断地提醒你,不断地说,总听着,你自然也就按照她说的做了。”
胡玫说得越少,人们对她的兴趣就越大。尤其是历史这个东西,可说的东西太多。好在《孔子》公映前一两天,胡玫终于愿意袒露心扉了。或者说她终于找出了一丁点儿时间——就在走上飞机前的一小时,胡玫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拍的不是思想,是人生
《新民周刊》:你在饭局上第一次认识了投资人于品海先生,一顿饭的工夫后,他就决定要投资《孔子》。当时你都说了哪些话来打动他的?
胡玫:他问我,怎么会想要拍《孔子》。我说,社会富足,国家强盛,中国的文化也在慢慢地向世界推广和渗透,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而且,当时于丹在百家讲坛上掀起了国学热,我也注意到很多中小学课程里也增加了《论语》的教学,很多家长让孩子背《三字经》,民间出现了传统文化回归的热潮,储藏着追寻孔子的热情,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回归的热情正与日俱增。我是热爱中国文化的普通人、现代人,产生了寻找中华文明之根的念头,而且也愿意为国家做些贡献吧。
《新民周刊》: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但是很多人看了电影后说,感觉不到孔子作为思想家的存在,可能印象更深的反而是前半部分他的军事才能。
胡玫:我这次拍《孔子》的精髓,并不是概念先行的创作方法,也就是大家一直在说的,我们到底说的是他哪种思想。我们主要说的是他从51岁做中都宰起的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再到后来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周游各国的游说经历。顺着他的这个人生轨迹,在故事中展示孔子的思想是怎样诞生的。我们这次只是描写了一个先师圣者的几个侧面,孔子的思想是不可能在一部电影里被包容完整的,我们使用了《论语》里的一些由他的弟子传承下来的经典的话,能用的就用了,不能用的就不能强求了。这不是一个纯思考的影片,这是一个人生故事。
《新民周刊》:拍孔子的电影放弃讲述他完整的思想历程,你们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构思的吗?
胡玫:最初的剧本里,我们说的(孔子)思想比现在还要全面。那时我们始终围绕着介绍孔子的这个那个学说,某个阶段说了怎样的思想,始终困扰其中,但那不能称为一个电影,可能我们把这个侧面那个侧面都说得挺好的,但是抓起来并不能捏沙成泥。思想是不能外化的,思想家没有动作,都要靠说话说出来的,可是电影最忌讳的就是台词多。我们经过了6次专家学者讨论,有一阵包括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做不下去了,就像现在大家在问的,你到底要表现他什么思想?剧本做到十七八稿时,江奇涛介入后,就把以前那些结构完全给颠覆了。我们的故事就从孔子51岁在鲁国担任中都宰说起,这是孔子一生中最具戏剧化和跌宕的时期,也是他政治智慧的一次大展现,和一次大失败。
《新民周刊》:和你们的故事不搭的思想就不用了,那最后按照你说的人生故事里,用到了哪些思想呢?
胡玫:仁者爱人,尤其是仁。电影开头,孔子把自己礼乐和谐和仁者爱人的理想,归结为“大同”。他想通过自己的政治生涯,在鲁国实现这个“大同”的理想,也就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男女分路。后来政治理想失败了,他周游列国游说君王,走了很多国家,思想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最后“和而不同”的愿望。
拍的不是成功,是失败
《新民周刊》:从51岁当中都宰再到后来周游列国,这段经历对于孔子意味着什么?
胡玫:从孔子51岁说起,其实是对孔子揭秘性的介入。特别是从他51岁当中都宰到53岁周游列国,历史上有记载,但真的不太为人重视,鲜为人知的。都知道他曾经从政,但他失败了,而大家的反应都是不能触及(这段),觉得有损于圣人形象。我们都知道他去周游列国,但为什么要去周游呢?他既然做过高官,又为什么会政治上失意呢?
《新民周刊》:所以电影花了很多的篇幅在他的政治经历上。
胡玫:我们想好了故事的主线,但新的课题产生了:孔子为什么要堕三都,为什么要拆城?怕老百姓看不懂,我们简直绞尽脑汁,写了十几稿剧本都在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后期制作时还剪了二十多遍,就怕大家听不明白,连台词也是改来改去的。现在还能聊以自慰的是,大体上说清楚了。我的原则就是基本符合大的历史事实,大情节上没有瞎编的。但是在一些细节、过程和时间上做了一些修改,要把细节捏在一起,这也是不得已的。
《新民周刊》:已经有历史学家对这些细节上的修改提出了意见,比如颜回和子路的死亡时间,南子也不是被谋杀的。
胡玫:我是电影工作者,不是历史学家。我的电影要尽可能接近真实,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生活形态,但这个工作非常复杂,一定要兼顾现代观众看得进去。原来也有人拍过孔子的电视剧,史学家可能觉得很好,做过推荐,但是都无声无息。还有人让我照着拍。但我看了后觉得很晦涩,节奏很慢,有点无法看懂,这样拍肯定是不行的。我要做的是在两千五百年后,找到穿越时空的力量,吸引观众往下看,让观众在两个小时内迅速回到那个环境。
《新民周刊》:你找到的力量就是拍一个失败者孔子?
胡玫: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如丧家之犬那样地周游列国,回到鲁国没几年后就去世了。我要是把他写成一个成功的人,才是篡改历史。如果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就不用离开鲁国了。
《新民周刊》:很多人喜欢你的历史剧是因为剧里能找到现实的影子,你在创作时也出于这样的考虑吗?
胡玫:我不知道孔子应该映照现实里的什么情况。但他是一个痛苦的思想家,他太孤独了,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人类的文明远远滞后于他的先进思想。最后他选择做教育家,教化人心,传道弟子,把自己的思想传递下去,这是非常有远见的。果然他的弟子里出了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沿袭了他的儒家学说,后来到了董仲舒时,才有了汉武帝的独尊儒术。
《新民周刊》:关于《孔子》你都听到了怎样的反馈呢?
胡玫:就现在收到的反映来看,我还是挺高兴的。可能说坏话的人也不会直接和我说,加上我也有点二百五,不太在意别人说的。让中国人说一句好,真的很难;让中国人骂一点,简直就“哗哗哗”地来。但是我觉得,中国历史上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和帝王,应该是被追捧和崇尚的。但是我也非常欢迎批评,为那么多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我提供了靶子。只要这些批评能引起全民对孔子的关注,引起大众对于国学的热情,那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1997年春节,制片人刘文武给导演胡玫带来了一本小说——二月河写的《雍正王朝》。在胡玫之前,刘文武已经见过了11位导演。看完小说的胡玫无法描述出自己的感动和创作的冲动,她去雍和宫烧了一炷香,那里曾是雍正的寝宫。
她40岁出头,因为和张艺谋陈凯歌他们在电影学院里是同班同学,一起被冠之以“第五代”的称号,拍过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影视剧,老百姓大多不知道她。当时胡玫自信地对刘文武说,“中国只有我能拍好这个戏。”后来她说过,其实心里想的是,这是天上掉下的一块大馅饼,一定不会落在我头上。在人们通常的观念里,女导演就拍拍爱情亲情友情这些主题吧。但胡玫偏偏是异类,她拍过像《女儿楼》和《芬妮的微笑》这样的爱情电影,但留给大众最深刻印象的是她拍摄的《忠诚》、《雍正王朝》、《汉武大帝》和《乔家大院》这样关乎历史和政治的宏大叙事题材的电视连续剧。
“我原先对于拍摄历史剧并没有太大的热情,我在历史剧上的成长完全就是被观众给培育出来的。我拍了个历史剧,大家就那么大的热情,那我就想了,历史剧能这么成功?大家这么喜欢啊?那就再来一部吧。随着这些年不断的研讨,还真的就对考古什么的产生了兴趣,比如近日出了个曹操墓,就紧盯着研究曹操了。”胡玫就这样不断地扩展着自己对于历史题材的兴趣,正是拍摄《汉武大帝》时对于儒家学说的接触,触发了她对于孔子的创作激情。
吴宇森的《赤壁》还可能拍成娱乐片,但偌大的中国,没有人能接受《孔子》稍微多带点娱乐色彩,所以南子,和会武功的孔子,都会成为争议的焦点。据说电影局对于《孔子》的审查意见是,要求严肃,表现他的仁爱思想,不能写他跳到河里去救人,也不能和坏人打斗,编得少一点,要从史实里取材。
“子见南子”在史书中寥寥几个字,但在电影里成为了重头戏。“两千五百年前的生活形态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那时的女人上街时要戴面纱的,所以电影里,街上看不到女人。原来有一句台词,鲁君表扬孔子的治理能力,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男女分路。后来“男女分路”被删了。“现在女的都当导演了,真的不可思议”,胡玫不希望今天的电影里仍然没有女性,所以对南子倾注了很多感情——南子可以仰慕孔子,但孔子可能很快就忘记了南子,以示坐怀不乱的真君子性格。
传说中的胡玫是一个强悍的导演。导演在影片公映前接受众多媒体的轮番轰炸,已经成为这几年的宣传惯例,连最大牌的陈凯歌和张艺谋也放低身段,坦然接受了行规。而胡玫还在坚持,于是剧组在制定整体宣传计划时变得异常为难。
胡玫在片场话很少,现场一般找不到她。拍摄时她经常就找一旮旯,脸一蒙睡觉,而且她非常注重外表。编剧何燕江在评价导演的工作方式时也说过,“她不是强势,而是坚持,态度很好的,但不断地提醒你,不断地说,总听着,你自然也就按照她说的做了。”
胡玫说得越少,人们对她的兴趣就越大。尤其是历史这个东西,可说的东西太多。好在《孔子》公映前一两天,胡玫终于愿意袒露心扉了。或者说她终于找出了一丁点儿时间——就在走上飞机前的一小时,胡玫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拍的不是思想,是人生
《新民周刊》:你在饭局上第一次认识了投资人于品海先生,一顿饭的工夫后,他就决定要投资《孔子》。当时你都说了哪些话来打动他的?
胡玫:他问我,怎么会想要拍《孔子》。我说,社会富足,国家强盛,中国的文化也在慢慢地向世界推广和渗透,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而且,当时于丹在百家讲坛上掀起了国学热,我也注意到很多中小学课程里也增加了《论语》的教学,很多家长让孩子背《三字经》,民间出现了传统文化回归的热潮,储藏着追寻孔子的热情,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回归的热情正与日俱增。我是热爱中国文化的普通人、现代人,产生了寻找中华文明之根的念头,而且也愿意为国家做些贡献吧。
《新民周刊》: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但是很多人看了电影后说,感觉不到孔子作为思想家的存在,可能印象更深的反而是前半部分他的军事才能。
胡玫:我这次拍《孔子》的精髓,并不是概念先行的创作方法,也就是大家一直在说的,我们到底说的是他哪种思想。我们主要说的是他从51岁做中都宰起的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再到后来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周游各国的游说经历。顺着他的这个人生轨迹,在故事中展示孔子的思想是怎样诞生的。我们这次只是描写了一个先师圣者的几个侧面,孔子的思想是不可能在一部电影里被包容完整的,我们使用了《论语》里的一些由他的弟子传承下来的经典的话,能用的就用了,不能用的就不能强求了。这不是一个纯思考的影片,这是一个人生故事。
《新民周刊》:拍孔子的电影放弃讲述他完整的思想历程,你们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构思的吗?
胡玫:最初的剧本里,我们说的(孔子)思想比现在还要全面。那时我们始终围绕着介绍孔子的这个那个学说,某个阶段说了怎样的思想,始终困扰其中,但那不能称为一个电影,可能我们把这个侧面那个侧面都说得挺好的,但是抓起来并不能捏沙成泥。思想是不能外化的,思想家没有动作,都要靠说话说出来的,可是电影最忌讳的就是台词多。我们经过了6次专家学者讨论,有一阵包括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做不下去了,就像现在大家在问的,你到底要表现他什么思想?剧本做到十七八稿时,江奇涛介入后,就把以前那些结构完全给颠覆了。我们的故事就从孔子51岁在鲁国担任中都宰说起,这是孔子一生中最具戏剧化和跌宕的时期,也是他政治智慧的一次大展现,和一次大失败。
《新民周刊》:和你们的故事不搭的思想就不用了,那最后按照你说的人生故事里,用到了哪些思想呢?
胡玫:仁者爱人,尤其是仁。电影开头,孔子把自己礼乐和谐和仁者爱人的理想,归结为“大同”。他想通过自己的政治生涯,在鲁国实现这个“大同”的理想,也就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男女分路。后来政治理想失败了,他周游列国游说君王,走了很多国家,思想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最后“和而不同”的愿望。
拍的不是成功,是失败
《新民周刊》:从51岁当中都宰再到后来周游列国,这段经历对于孔子意味着什么?
胡玫:从孔子51岁说起,其实是对孔子揭秘性的介入。特别是从他51岁当中都宰到53岁周游列国,历史上有记载,但真的不太为人重视,鲜为人知的。都知道他曾经从政,但他失败了,而大家的反应都是不能触及(这段),觉得有损于圣人形象。我们都知道他去周游列国,但为什么要去周游呢?他既然做过高官,又为什么会政治上失意呢?
《新民周刊》:所以电影花了很多的篇幅在他的政治经历上。
胡玫:我们想好了故事的主线,但新的课题产生了:孔子为什么要堕三都,为什么要拆城?怕老百姓看不懂,我们简直绞尽脑汁,写了十几稿剧本都在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后期制作时还剪了二十多遍,就怕大家听不明白,连台词也是改来改去的。现在还能聊以自慰的是,大体上说清楚了。我的原则就是基本符合大的历史事实,大情节上没有瞎编的。但是在一些细节、过程和时间上做了一些修改,要把细节捏在一起,这也是不得已的。
《新民周刊》:已经有历史学家对这些细节上的修改提出了意见,比如颜回和子路的死亡时间,南子也不是被谋杀的。
胡玫:我是电影工作者,不是历史学家。我的电影要尽可能接近真实,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生活形态,但这个工作非常复杂,一定要兼顾现代观众看得进去。原来也有人拍过孔子的电视剧,史学家可能觉得很好,做过推荐,但是都无声无息。还有人让我照着拍。但我看了后觉得很晦涩,节奏很慢,有点无法看懂,这样拍肯定是不行的。我要做的是在两千五百年后,找到穿越时空的力量,吸引观众往下看,让观众在两个小时内迅速回到那个环境。
《新民周刊》:你找到的力量就是拍一个失败者孔子?
胡玫: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如丧家之犬那样地周游列国,回到鲁国没几年后就去世了。我要是把他写成一个成功的人,才是篡改历史。如果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就不用离开鲁国了。
《新民周刊》:很多人喜欢你的历史剧是因为剧里能找到现实的影子,你在创作时也出于这样的考虑吗?
胡玫:我不知道孔子应该映照现实里的什么情况。但他是一个痛苦的思想家,他太孤独了,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人类的文明远远滞后于他的先进思想。最后他选择做教育家,教化人心,传道弟子,把自己的思想传递下去,这是非常有远见的。果然他的弟子里出了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沿袭了他的儒家学说,后来到了董仲舒时,才有了汉武帝的独尊儒术。
《新民周刊》:关于《孔子》你都听到了怎样的反馈呢?
胡玫:就现在收到的反映来看,我还是挺高兴的。可能说坏话的人也不会直接和我说,加上我也有点二百五,不太在意别人说的。让中国人说一句好,真的很难;让中国人骂一点,简直就“哗哗哗”地来。但是我觉得,中国历史上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和帝王,应该是被追捧和崇尚的。但是我也非常欢迎批评,为那么多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我提供了靶子。只要这些批评能引起全民对孔子的关注,引起大众对于国学的热情,那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