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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因为小说景物的描写相对分散、缺乏整体性,造成对小说《红岩》的故事发生地重庆的区域性特征研究,一直处于被遮蔽或缺失的状态。
其实,小说《红岩》除了集中描写了革命者的地下工作和集中营的狱中斗争,塑造了一个集体英雄群像(江姐、许云峰、刘思扬、成岗等)外,还执著地追求革命功利性与艺术完美性的辩证统一。“重庆的歌乐山,江岸边的华蓥山,奉节县城,都让我记住了。我在心里说,有机会,我一定要去那些地方看看。”可以说,由这部小说既使读者达到认识历史、受到教育的目的,也激起了读者了解重庆的强烈愿望。
重庆是中国抗日战争主要政治舞台。山城厚重而特殊的历史文化积淀,铸造了城市的灵魂,其地理风貌,革命遗迹,文化景观,市井沉浮,给人造成了强烈心理感受和视觉冲击。小说从重庆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两方面的描写中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求。首先在自然景观描写方面。
1、雾。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汇合处, 日照少、多阴天 ,秋冬多雾,是有名的雾都。雾,成为重庆的一个象征,一个不可或缺的意象。在小说开篇,作者就迫不及待地交代道:“抗战胜利纪功碑,隐没在灰蒙蒙的雾海里,长江、嘉陵江汇合处的山城,被浓云迷雾笼罩着。”一句话就把读者带入浓郁的山城景象中,在雾中,有人坚守革命意志,也有人经不起诱惑,迷失在雾中,甫志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雾,在书中增添了一种时代政治气氛,透过雾,人们辨别伪奸,让叛徒的面貌更丑陋,让革命者的形象更高大。
2、歌乐山。作为故事的集中展开地,因为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坐落其中,歌乐山在小说中出现最多。一是从刘思扬的视角来写的,如:枯树丛中干涩的蝉鸣、黑夜里流淌的泉水,绘声绘色的描写,有着使人仿佛身临其境的生活气息,增强了对人物形象的立体刻画。小说也从其他一些革命者如余新江、黄以声、华子良等人的视角,三言两语地勾画歌乐山,鼓舞斗志。
3、嘉陵江。尽管《红岩》以残酷的狱中斗争为人们熟知,但小说中少有的对嘉陵江的亮色描写,彰显着别样的光辉。如成瑶眼中夕阳斜照下和晨曦雾散后的嘉陵江、李敬原坐着一叶扁舟渡过春水发了的嘉陵江等,极具浪漫色彩。文中有多处如此明朗的描写,并不与《红岩》主题相悖,反而恰到好处的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填补了残酷有余,优美不足的欠缺。
其次表现在人文景观方面。在小说中,大篇幅地穿插描写了的重庆市井风情,突出了山城的历史风韵,拓宽了社会面的广阔性。
1、革命活动地。作品中出现的一些地名,融合在人们的生活中,无不是山城历史的真实写照,红岩村、周公馆、南方局等中国革命的遗址、遗物、老一辈革命家曾战斗过的地方,无疑是特殊的人文景观。
2、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承传载体,方言与人们的文化心态、风俗习惯以及自然生态、地理环境等密切相关。小说在语言上虽然通篇都是白话,但是为了契合人物的身份,在某些场景和人物对话中运用了方言,如双枪老太婆在大石桥意欲抢救江姐的传奇经过,运用了很多方言俚语,人物的各色形象活灵活现。
3、陪都风情。在小说中最突出的就是陪都生活风情的再现,折射着城市的历史,突出了城市的地标。“几声拖长的汽车喇叭,惊动了满街行人,也惊散了一群抢夺烟蒂的流浪儿童。这时,纪功碑顶上的广播喇叭里,一个女人的颤音,正在播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热闹嘈杂的节日重庆,畸形繁华的商埠景象,在余新江一路行走中尽情展示。对山城夜景的描述也照样有点睛之笔,几句话就简略地勾勒出山城的雨后的夜景。写作者们还以优美的笔调写到徐鹏飞的客厅的布置,营造出舒畅祥和的气氛。在写作过程中,作者们曾查阅了大量资料,走访了许多人,系统补充了国统区的知识,因此个人记忆、家庭记忆、集体记忆借助于地域感受、时代风貌得以传递与重温,从而塑造出曾作为陪都的重庆是一座富于历史情感而又包容的城市。
此外还有对磁器口正街上鑫记杂货铺开张的描写,有着别样的古镇风情。对重庆当时的交通工具方面也有所涉及:如长江轮渡、小划子、滑竿,透露出重庆这个山水之城的地理特点。
“就一部文学作品与一个城市的关系而言,以及不同媒介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对城市形象的塑造而言,很少有能与《红岩》相媲美的作品。”小说所生动再现的重庆地域特色,恰恰是构成红岩整体艺术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山城风景的多方面的展示。
参考文献:
[1]叶辛.读《红岩》的日子[J].中文自修,1997,(1):4.
[2]罗广斌 杨益言.红岩[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
[3] 邓伟.川渝文化合作论坛开放的川渝——地域意义生发下“川渝文化合作”的一个维度.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6):21—25.
(作者简介:张学福(1983.8—)男,汉族,河南信阳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其实,小说《红岩》除了集中描写了革命者的地下工作和集中营的狱中斗争,塑造了一个集体英雄群像(江姐、许云峰、刘思扬、成岗等)外,还执著地追求革命功利性与艺术完美性的辩证统一。“重庆的歌乐山,江岸边的华蓥山,奉节县城,都让我记住了。我在心里说,有机会,我一定要去那些地方看看。”可以说,由这部小说既使读者达到认识历史、受到教育的目的,也激起了读者了解重庆的强烈愿望。
重庆是中国抗日战争主要政治舞台。山城厚重而特殊的历史文化积淀,铸造了城市的灵魂,其地理风貌,革命遗迹,文化景观,市井沉浮,给人造成了强烈心理感受和视觉冲击。小说从重庆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两方面的描写中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求。首先在自然景观描写方面。
1、雾。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汇合处, 日照少、多阴天 ,秋冬多雾,是有名的雾都。雾,成为重庆的一个象征,一个不可或缺的意象。在小说开篇,作者就迫不及待地交代道:“抗战胜利纪功碑,隐没在灰蒙蒙的雾海里,长江、嘉陵江汇合处的山城,被浓云迷雾笼罩着。”一句话就把读者带入浓郁的山城景象中,在雾中,有人坚守革命意志,也有人经不起诱惑,迷失在雾中,甫志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雾,在书中增添了一种时代政治气氛,透过雾,人们辨别伪奸,让叛徒的面貌更丑陋,让革命者的形象更高大。
2、歌乐山。作为故事的集中展开地,因为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坐落其中,歌乐山在小说中出现最多。一是从刘思扬的视角来写的,如:枯树丛中干涩的蝉鸣、黑夜里流淌的泉水,绘声绘色的描写,有着使人仿佛身临其境的生活气息,增强了对人物形象的立体刻画。小说也从其他一些革命者如余新江、黄以声、华子良等人的视角,三言两语地勾画歌乐山,鼓舞斗志。
3、嘉陵江。尽管《红岩》以残酷的狱中斗争为人们熟知,但小说中少有的对嘉陵江的亮色描写,彰显着别样的光辉。如成瑶眼中夕阳斜照下和晨曦雾散后的嘉陵江、李敬原坐着一叶扁舟渡过春水发了的嘉陵江等,极具浪漫色彩。文中有多处如此明朗的描写,并不与《红岩》主题相悖,反而恰到好处的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填补了残酷有余,优美不足的欠缺。
其次表现在人文景观方面。在小说中,大篇幅地穿插描写了的重庆市井风情,突出了山城的历史风韵,拓宽了社会面的广阔性。
1、革命活动地。作品中出现的一些地名,融合在人们的生活中,无不是山城历史的真实写照,红岩村、周公馆、南方局等中国革命的遗址、遗物、老一辈革命家曾战斗过的地方,无疑是特殊的人文景观。
2、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承传载体,方言与人们的文化心态、风俗习惯以及自然生态、地理环境等密切相关。小说在语言上虽然通篇都是白话,但是为了契合人物的身份,在某些场景和人物对话中运用了方言,如双枪老太婆在大石桥意欲抢救江姐的传奇经过,运用了很多方言俚语,人物的各色形象活灵活现。
3、陪都风情。在小说中最突出的就是陪都生活风情的再现,折射着城市的历史,突出了城市的地标。“几声拖长的汽车喇叭,惊动了满街行人,也惊散了一群抢夺烟蒂的流浪儿童。这时,纪功碑顶上的广播喇叭里,一个女人的颤音,正在播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热闹嘈杂的节日重庆,畸形繁华的商埠景象,在余新江一路行走中尽情展示。对山城夜景的描述也照样有点睛之笔,几句话就简略地勾勒出山城的雨后的夜景。写作者们还以优美的笔调写到徐鹏飞的客厅的布置,营造出舒畅祥和的气氛。在写作过程中,作者们曾查阅了大量资料,走访了许多人,系统补充了国统区的知识,因此个人记忆、家庭记忆、集体记忆借助于地域感受、时代风貌得以传递与重温,从而塑造出曾作为陪都的重庆是一座富于历史情感而又包容的城市。
此外还有对磁器口正街上鑫记杂货铺开张的描写,有着别样的古镇风情。对重庆当时的交通工具方面也有所涉及:如长江轮渡、小划子、滑竿,透露出重庆这个山水之城的地理特点。
“就一部文学作品与一个城市的关系而言,以及不同媒介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对城市形象的塑造而言,很少有能与《红岩》相媲美的作品。”小说所生动再现的重庆地域特色,恰恰是构成红岩整体艺术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山城风景的多方面的展示。
参考文献:
[1]叶辛.读《红岩》的日子[J].中文自修,1997,(1):4.
[2]罗广斌 杨益言.红岩[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
[3] 邓伟.川渝文化合作论坛开放的川渝——地域意义生发下“川渝文化合作”的一个维度.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6):21—25.
(作者简介:张学福(1983.8—)男,汉族,河南信阳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