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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对外翻译工作中，政治话语占有十分重要的分量。政治话语对外翻译，不仅要考虑受众能否理解，还要着重考虑受众能否接受。为了取得积极的宣传效果，政治话语翻译一定要具备充分的受众意识，用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宣传不同的政治理念。本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翻译为例，从两个方面来论述政治话语对外翻译工作应如何借鉴和运用当代西方修辭学的相关理论。
【关键词】政治话语；对外翻译；受众
【作者简介】左瑜，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引言
2011年起，中国的对外翻译量首次超过了外文翻译成中文的对内翻译量，其中政治话语占有重要分量。2014年9月28日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24个语种、27个版本向全球出版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发行伊始便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热烈反响，被誉为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寻找解答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时隔3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超过1000万册的发行量覆盖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外最受关注、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领导人著作。
近年来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的话语意识逐渐高涨。我们不仅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更需要让世界听进我们的声音。而翻译作为对外宣传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其目的是要让译文对受众真正产生影响力、感召力和吸引力，使其明确无误地理解和获得译文所传递的信息要旨。因此要想提高我国政治话语对外翻译传播的效果，就要具备充分的受众意识，用外国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宣传中国，使中国真正“走出去”。
二、政治话语对外翻译中的受众意识
政治话语与一般文化作品的翻译有所不同，一般文化作品的翻译主要考虑的是能否理解和感受，而政治话语不仅有理解的问题，而且着重的是能否接受，包括对语言和政治内容两方面的接受。我们应清楚的认识到，外宣翻译的话语对象，是语言文化、意识形态传统与我们迥异，对中国不甚了解甚至抱有怀疑、敌意的西方受众。因此，在政治话语翻译中，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西方受众会和我们一样理解和接受中国的政治理念和表达方式。在这点上，陈小慰教授指出以论辩和受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当代西方修辞，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发。
修辞学是研究修辞活动规律的科学，它也研究语言表达和理解中的审美问题。随着语言学的发展，修辞学不断与其它学科结合。兴起于20世纪初的当代西方修辞学逐渐与语用学形成了一系列相合之处。二者都是研究言语交际，研究语言在言语中的运用，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为达到交际目的而进行的手段选择上，以求获得最佳的言语效果。
美国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认为，修辞的成败系于受众对修辞者的认同。“只有当我们能够讲另外一个人的话，在言辞、姿势、语调、语序、形象、态度、思想等方面做到和他并无二致。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认同于这个人的言谈方式时，我们才能说得动他。”
与传统受众观不同的是，修辞强调的“以受众为转移”或与受众建立“认同”，不仅仅是满足受众预期。从深层次上看，它更是一种修辞策略，目的在于实现促使受众改变自己原来的看法、态度或行为，按修辞者的意愿行事这一修辞的根本任务。为了完成这一根本任务，修辞者有必要采取各种有效的说服手段。而根据受众的具体情况（包括重视其情感、认识、信念、好恶、价值取向等），决定说些什么话以及应该怎么说，正是修辞者修辞运作的集中体现。
政治话语翻译，作为一种主要通过译文语言手段，旨在影响受众，促使其改变态度或采取行动的话语模式，也可看作是一种修辞行为。需要译者对受众精准定位，既要了解受众的预期和喜好，还要明白受众的局限性。既不能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也不能一味迎合受众。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所以能在海外畅销，获得各国各界人士的认可，究其原因就是该书的翻译和发行有强烈的受众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选材贴近受众。有效影响受众的第一步是要选择合适的翻译题材以吸引和打动现实世界中的大众。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宣传工作一直把中国经典文学和历史典籍作为翻译工作的重中之重。但由于中西文化、语言形式差异较大，且许多典籍多用古汉语书写，文字诘诎聱牙，内容深邃难懂，给翻译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导致许多典籍翻译缺乏深度，逻辑性不强。
“许多外国人希望知道中国领导人如何治理偌大一个国家。此时，用多语种发行中国国家主席的书籍，试图对这个问题给予解答，真是令人欣喜。”作为德国著名汉学家，南因果曾在中国许多地方生活过，对中国问题有着深入研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发行正当其时”（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10-0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收录了习近平从2012年11月至2014年6月的讲话、谈话、演讲、答问等79篇，分为18个专题，还收入习近平各个时期照片45幅。截至2017年8月，已经出版24个语种，27个版本，在海外受欢迎程度是“40年来没有出现过的盛况”。
这本书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外文出版社的外国专家大
卫·弗格森解释说：“目前全世界聚焦于中国的关注，也有很多期待。这本书能回答他们的关切，让他们明白接下来该期待些什么”。（中国日报双语新闻，2017-09-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不仅蕴藏当代中国的发展之道，更深含解决世界难题的“中国方案”，通过这本书，人们不仅可以了解到中国正在以怎样的思想理念和精神状态加快崛起的步伐，还可以探寻中国发展之道，破解自身发展难题。
2.内容和表达形式贴近受众。政治话语翻译为了实现其传播效果，翻译时应尽可能使内容和表达形式为受众所信服，使其感到真实、自然。对可能引起受众质疑或感觉别扭的内容、表达方式和诉求手段做必要调整。这些方面与受众的认同度越高，他们就越容易产生兴趣，越可能受到有效影响。
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风格有较大差别：汉语讲究声韵对仗、押韵对偶，为渲染气氛，强调语气，常用四字结构，语义重叠；英语讲究简洁明快、逻辑严谨、文风质朴。因此，在汉英翻译时，应根据汉英这两种语言的表达风格，作适当的删减，去掉那些重复、溢美之辞（袁晓宁，2004：95）。 外文出版社原总编辑徐明强曾说，人们在正常交流中，2000个词汇量就足够用了。而我们的外宣对象和读者都是普通人，他们不喜欢大词，不喜欢外语词、冷僻词，应尽量避免。还有标题不能翻译的太长，要简洁明了、可读性强。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共有79个标题，最短的只有3个词，最长的有24个词，平均值为8.5。例如，《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一文主要是鼓励青年一代要有理想、有道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原文标题很有中国特色，如果要直译，就会把“在……中”处理为时间状语，把“放飞青春梦想”处理为动宾结构，整个标题会显得冗长，缺乏可读性。译者将此题目翻译为 “Realize Youthful Dreams”，简洁明了，生动自然，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产生阅读的兴趣。
又如，译者将题目“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翻译为“Enhance Publicity and Theoretical Work”摈弃了说教口吻，提高了译文话语的可信度，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有利于对受众产生有效影响。
全书的第二部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有七篇文章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体。七篇文章中共出现了2次“振兴中华”，译者翻译为“rejuvenate the nation”和“revitalize the nation”；“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词语“复兴”一共出现了29次，其中24次被译为“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2次译为“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1次译为“the great renewal of the Chinese nation”，1次译为“China’s great renewal”，还有一次翻译为“rejuvenate the nation”。
“复兴”一词的翻译很关键。“revitalization”表示“获得新生，重振，恢复元气”等正面含义，其“复兴”气势恢弘，常與民族、国家、地区等词汇连用。美国中美促进会跨文化交流专家 Kari Jovaag 博士认为，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说，“revitalization” 多表示一种有气势、正义的民族复兴和大发展，不仅具有和平性质，而且还能展示中国特色，避免西方人的歧义，有利于打消“中国威胁论”的偏见。
“rejuvenation”表示“使年轻，恢复青春，恢复活力，返老还童，振兴”，尤其表示对经济、民族、国家的振兴，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褒义词。
“renewal”表示“更新，恢复，续借，重做”之 意，“复兴”的语气不够强烈。
总之，这三个单词都是西方受众比较熟悉、认同的词语，但从外交语境和词上来说，“revitalization”可作为最佳译法，其次是“rejuvenation”。
三、结语
中国政治话语想要在国际上真正具有影响力、感召力和吸引力，外宣翻译在其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译者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政治素养，加强受众意识，了解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在实践中要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寻找外国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通过精心设计的译文话语，引导外国受众，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有效宣传中国。在这一方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它既能“以我为准”又能充分考虑到受众意识，既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又让世界听进我们的声音。
参考文献：
[1]陈小慰.对外宣传翻译中的文化自觉与受众意识[J].中国翻译， 2013（2）：95-100.
[2]窦卫霖.政治话语对外翻译传播策略研究—以“中国关键词”英译为例[J].中国翻译，2016（3）：106-112.
[3]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中国翻译，2004（6）：27-28.
[4]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开启观察中国的窗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图书欧洲首发[OL].人民日报网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page/2014-10/09/04/rmrbhwb2014100904.pdf.
[5]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北京：三联书店，2004.
[6]杨明星.外交语境中“中国梦”核心话语英译辨析[J].中国翻译，2016（6）：86-91.
[7]袁晓宁.以目的语为依归的外宣英译特质—以《南京采风》翻译为例[J].中国翻译，2010（2）：61-64.
[8]袁晓宁.论外宣英译策略的二元共存[J].中国翻译，2013（1）：93-97.
[9]曾文雄.语用学翻译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政治话语；对外翻译；受众
【作者简介】左瑜，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引言
2011年起，中国的对外翻译量首次超过了外文翻译成中文的对内翻译量，其中政治话语占有重要分量。2014年9月28日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24个语种、27个版本向全球出版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发行伊始便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热烈反响，被誉为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寻找解答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时隔3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超过1000万册的发行量覆盖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外最受关注、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领导人著作。
近年来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的话语意识逐渐高涨。我们不仅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更需要让世界听进我们的声音。而翻译作为对外宣传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其目的是要让译文对受众真正产生影响力、感召力和吸引力，使其明确无误地理解和获得译文所传递的信息要旨。因此要想提高我国政治话语对外翻译传播的效果，就要具备充分的受众意识，用外国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宣传中国，使中国真正“走出去”。
二、政治话语对外翻译中的受众意识
政治话语与一般文化作品的翻译有所不同，一般文化作品的翻译主要考虑的是能否理解和感受，而政治话语不仅有理解的问题，而且着重的是能否接受，包括对语言和政治内容两方面的接受。我们应清楚的认识到，外宣翻译的话语对象，是语言文化、意识形态传统与我们迥异，对中国不甚了解甚至抱有怀疑、敌意的西方受众。因此，在政治话语翻译中，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西方受众会和我们一样理解和接受中国的政治理念和表达方式。在这点上，陈小慰教授指出以论辩和受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当代西方修辞，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发。
修辞学是研究修辞活动规律的科学，它也研究语言表达和理解中的审美问题。随着语言学的发展，修辞学不断与其它学科结合。兴起于20世纪初的当代西方修辞学逐渐与语用学形成了一系列相合之处。二者都是研究言语交际，研究语言在言语中的运用，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为达到交际目的而进行的手段选择上，以求获得最佳的言语效果。
美国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认为，修辞的成败系于受众对修辞者的认同。“只有当我们能够讲另外一个人的话，在言辞、姿势、语调、语序、形象、态度、思想等方面做到和他并无二致。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认同于这个人的言谈方式时，我们才能说得动他。”
与传统受众观不同的是，修辞强调的“以受众为转移”或与受众建立“认同”，不仅仅是满足受众预期。从深层次上看，它更是一种修辞策略，目的在于实现促使受众改变自己原来的看法、态度或行为，按修辞者的意愿行事这一修辞的根本任务。为了完成这一根本任务，修辞者有必要采取各种有效的说服手段。而根据受众的具体情况（包括重视其情感、认识、信念、好恶、价值取向等），决定说些什么话以及应该怎么说，正是修辞者修辞运作的集中体现。
政治话语翻译，作为一种主要通过译文语言手段，旨在影响受众，促使其改变态度或采取行动的话语模式，也可看作是一种修辞行为。需要译者对受众精准定位，既要了解受众的预期和喜好，还要明白受众的局限性。既不能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也不能一味迎合受众。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所以能在海外畅销，获得各国各界人士的认可，究其原因就是该书的翻译和发行有强烈的受众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选材贴近受众。有效影响受众的第一步是要选择合适的翻译题材以吸引和打动现实世界中的大众。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宣传工作一直把中国经典文学和历史典籍作为翻译工作的重中之重。但由于中西文化、语言形式差异较大，且许多典籍多用古汉语书写，文字诘诎聱牙，内容深邃难懂，给翻译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导致许多典籍翻译缺乏深度，逻辑性不强。
“许多外国人希望知道中国领导人如何治理偌大一个国家。此时，用多语种发行中国国家主席的书籍，试图对这个问题给予解答，真是令人欣喜。”作为德国著名汉学家，南因果曾在中国许多地方生活过，对中国问题有着深入研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发行正当其时”（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10-0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收录了习近平从2012年11月至2014年6月的讲话、谈话、演讲、答问等79篇，分为18个专题，还收入习近平各个时期照片45幅。截至2017年8月，已经出版24个语种，27个版本，在海外受欢迎程度是“40年来没有出现过的盛况”。
这本书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外文出版社的外国专家大
卫·弗格森解释说：“目前全世界聚焦于中国的关注，也有很多期待。这本书能回答他们的关切，让他们明白接下来该期待些什么”。（中国日报双语新闻，2017-09-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不仅蕴藏当代中国的发展之道，更深含解决世界难题的“中国方案”，通过这本书，人们不仅可以了解到中国正在以怎样的思想理念和精神状态加快崛起的步伐，还可以探寻中国发展之道，破解自身发展难题。
2.内容和表达形式贴近受众。政治话语翻译为了实现其传播效果，翻译时应尽可能使内容和表达形式为受众所信服，使其感到真实、自然。对可能引起受众质疑或感觉别扭的内容、表达方式和诉求手段做必要调整。这些方面与受众的认同度越高，他们就越容易产生兴趣，越可能受到有效影响。
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风格有较大差别：汉语讲究声韵对仗、押韵对偶，为渲染气氛，强调语气，常用四字结构，语义重叠；英语讲究简洁明快、逻辑严谨、文风质朴。因此，在汉英翻译时，应根据汉英这两种语言的表达风格，作适当的删减，去掉那些重复、溢美之辞（袁晓宁，2004：95）。 外文出版社原总编辑徐明强曾说，人们在正常交流中，2000个词汇量就足够用了。而我们的外宣对象和读者都是普通人，他们不喜欢大词，不喜欢外语词、冷僻词，应尽量避免。还有标题不能翻译的太长，要简洁明了、可读性强。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共有79个标题，最短的只有3个词，最长的有24个词，平均值为8.5。例如，《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一文主要是鼓励青年一代要有理想、有道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原文标题很有中国特色，如果要直译，就会把“在……中”处理为时间状语，把“放飞青春梦想”处理为动宾结构，整个标题会显得冗长，缺乏可读性。译者将此题目翻译为 “Realize Youthful Dreams”，简洁明了，生动自然，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产生阅读的兴趣。
又如，译者将题目“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翻译为“Enhance Publicity and Theoretical Work”摈弃了说教口吻，提高了译文话语的可信度，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有利于对受众产生有效影响。
全书的第二部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有七篇文章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体。七篇文章中共出现了2次“振兴中华”，译者翻译为“rejuvenate the nation”和“revitalize the nation”；“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词语“复兴”一共出现了29次，其中24次被译为“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2次译为“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1次译为“the great renewal of the Chinese nation”，1次译为“China’s great renewal”，还有一次翻译为“rejuvenate the nation”。
“复兴”一词的翻译很关键。“revitalization”表示“获得新生，重振，恢复元气”等正面含义，其“复兴”气势恢弘，常與民族、国家、地区等词汇连用。美国中美促进会跨文化交流专家 Kari Jovaag 博士认为，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说，“revitalization” 多表示一种有气势、正义的民族复兴和大发展，不仅具有和平性质，而且还能展示中国特色，避免西方人的歧义，有利于打消“中国威胁论”的偏见。
“rejuvenation”表示“使年轻，恢复青春，恢复活力，返老还童，振兴”，尤其表示对经济、民族、国家的振兴，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褒义词。
“renewal”表示“更新，恢复，续借，重做”之 意，“复兴”的语气不够强烈。
总之，这三个单词都是西方受众比较熟悉、认同的词语，但从外交语境和词上来说，“revitalization”可作为最佳译法，其次是“rejuvenation”。
三、结语
中国政治话语想要在国际上真正具有影响力、感召力和吸引力，外宣翻译在其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译者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政治素养，加强受众意识，了解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在实践中要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寻找外国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通过精心设计的译文话语，引导外国受众，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有效宣传中国。在这一方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它既能“以我为准”又能充分考虑到受众意识，既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又让世界听进我们的声音。
参考文献：
[1]陈小慰.对外宣传翻译中的文化自觉与受众意识[J].中国翻译， 2013（2）：95-100.
[2]窦卫霖.政治话语对外翻译传播策略研究—以“中国关键词”英译为例[J].中国翻译，2016（3）：106-112.
[3]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中国翻译，2004（6）：27-28.
[4]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开启观察中国的窗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图书欧洲首发[OL].人民日报网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page/2014-10/09/04/rmrbhwb2014100904.pdf.
[5]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北京：三联书店，2004.
[6]杨明星.外交语境中“中国梦”核心话语英译辨析[J].中国翻译，2016（6）：86-91.
[7]袁晓宁.以目的语为依归的外宣英译特质—以《南京采风》翻译为例[J].中国翻译，2010（2）：61-64.
[8]袁晓宁.论外宣英译策略的二元共存[J].中国翻译，2013（1）：93-97.
[9]曾文雄.语用学翻译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