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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试图从汉字之“象”出发，阐释语言、思维与符号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论述图像、文字、言语符号系统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又彼此相对独立的关系。最后提及图像作为能指具有生产意义的能力和特质，说明在后现代社会越来越显现出其优越地位的原因。
【关键词】 “象”;图像;文字;语言符号
【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6-0044-03
一、从汉字之“象”说起
中国社科院王树人提出，象思维“指运用带有直观、形象、感性的图像、符号等象工具来揭示认知世界的本质规律，从而构建宇宙同一模式的思维方式。” “象思维将宇宙自然的规律看成是合一的、相应的、类似的、互动的，借助太极图、阴阳五行、八卦、六十四卦、河图洛书、天干地支等象数符号、图式构建万事万物的宇宙模型，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全息性。” ①《周易·系辞上专》中提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②象形字（甲骨文等）是汉字的最基本形态。名词是造字之初首先出现的词性，而后的词性则是由名词词义的引申。最初的名词，都是指向某物的，不是抽象名词，而是具体名词，即是通过事物本身的形象来表示它。随着抽象化程度的升高，字形越来越简化，词义越来越丰富，人们的思维模式也越来越超象。
以一首中国现代诗——陈黎的《战争交响曲》 ③为例，以便解释汉字之“象”的同时，引出各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论述。
这首诗全诗共分3节，每节16行，全诗只有四个字形相近的字组成：兵、乒、乓、丘。第一节由每行24个、共384个“兵”整齐排列而成;第二节每隔若干“兵”便夹杂着几个“乒”和“乓”，出现频率由低转高，第十一行开始出现大面积的空白，“兵”字消失，“乒”和“乓”字也逐渐减少;第三节由每行24个、共384个“丘”字整齐排列。
具体来讲，“兵”即士兵，16×24的排列方式表示一个整齐行进的军队;第二节中，“乒”“乓”在字典中的本义只是一个象声词，在本诗中具有了双重含义：作为象声词，它们在本诗中代表战斗中的枪炮声;与上一节的“兵”联系起来，在字像上它们表示了在战争中瘸腿的战士们。字里行间出现的空白和停顿，也具有形象化的意义，代表了士兵们陆续死亡。“丘”，指坟墓，士兵们从肢体的残缺最终变成了战场上的土冢，整首诗暗示着战争的惨烈和对生命的摧残。
从声音角度，诗以“战争交响曲”为题，可以将诗看成交响乐的三个乐章。“乒”与“乓”代表战争中的枪炮声，最后一切归于静默和虚无，变成寂寥的坟墓。
二、语言、思维和符号的关系
在论述符号系统之间关系之前，有必要先简单地对语言、思维和符号的关系进行一点说明。
语言和思维具有同一性这一表述是建立在语言决定/影响思维和思维决定/影响语言的分歧上。而实际上，不论是谁决定谁、谁影响谁，前提都是将语言和思维放在一个统一体的角度来讲的，二者首先不能是绝对独立存在的个体，并且事实证明他们也的确不能离开彼此存在。而对谁决定谁、谁影响谁这个分歧的论证，往往集中在二者的发生学角度，去讨论如何产生和谁先谁后的问题，即到底是先有语言还是先有思维。
但事实上，抛开谁先谁后的开端，在历史长河里，不论是群体的语言与思维，还是个人的言语行为和思维方式，都存在此消彼长的现象和时期，因此对这两个分歧的研究者就总能找到例证及反例，来论证自己并驳斥对方。不可否认，思维和语言总是如影随形的。
当提到语言的时候，总是将其与文字混说，在论证语言与思维关系的时候，人们要么拿语音层面论证，要么拿文字层面论证。但文字只是语言的“第二重符号系统”，语言既然阐明思维、并创造意义，那么一切能阐明思维、创造意义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语言吗？图像、文字、言語、声音都是语言符号系统。人的思维总是伴随着语言的，每一种语言符号对思维的表达存在不同的侧面。因为人们的思维和语言，不会直接面对意义，而是用各种语言符号系统来面对意义。人们可以用图像来表达语言，可以用文字来表达语言，可以用言说来表达语言。但是它们都是语言的一种符号化形式，也是思维的符号化呈现，但也是对思维的不同面的切割。
三、图像语言、文字语言、言语等语言符号系统之间可以互相转化
“文者，物象之本。”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造字之初，汉字从一些“象”转化而来的。也就是说，起初人们的思维过程是，先有了对某物的“象”的认识，再有了对这个象的符号化表示。因此是一个“象——字”的过程。汉字最初通过象形的方式造字，随后又根据各种需求对其进行会意、指事、假借、转注等，不断发展成现在的汉字系统。因此，最初的汉字，具有了某种图像的性质。而西方的表音文字，从其本身不能窥见物的形象，从二者的造字思维能够窥见在中西思维的不同。上文提到的《战争交响曲》一诗曾入选美国新版大学文学教科书Literature： Craft and Voice，由于汉字字形、字义的独特性，除题目外，这首诗是无法译出的。曾有网友将其翻译成：a man（代“兵”）， ah man（战斗惊呼）， amen（阿门）。可以说这样改写虽然巧妙地将字音字形变化转变为英文，但是如果不看诗题，“man”便不会被人认为是“兵”;没有结构上的排列组合，就不能表达出“军队”的意象;在字形上，“兵”表现出的士兵们雄赳赳的精神气质也埋没其中。
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的文字就不能转化为图像，但是根据他们的造字法与形象化思维之间的联系程度，汉字转化起来也许要比表音文字转化起来更容易。
无论中西，当有了整个文字系统，文字组合起来形成有意义的一段话时，人们先看到文字或者听到它的声音，然后浮现出对于这段文字的想象。这时候人们的思维过程是“字——图”的过程。因此接受者在接受语言时，例如抒情或叙事时，会有意无意地将文字转化为动态变化着的图像。这种转化不存在能量守恒，并且会有意义的损益。 四、图像语言、文字语言、言语等符号系统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
正如上述所说，他们之间的相互转化，是有意义损益的，因此不可能在两种语言系统之间进行完全对等的转化。例如在“象——字”的转化阶段，并没有让“象”完全变成“字”的形态，还保留了其他各种各样的形态，例如器皿上的花纹、洞穴上的涂鸦、部落图腾等，他们有些至今还存在并且繁荣发展着。
那么，为什么人们造字之初就能够将物象转换成文字，现在却很难将文字转化为具体物象？
例如，在影视改编中，人们将文字叙事中的人物形象转化为荧幕演员，多少会让人感到对其形象有所损失。
简言之，物象不是图像，物象接近物，或是物本身;图像是对物本身的再创造，是思维以某种方式对某物的感受，但不流连于对物的模仿。因为最初，世界作为物象，承担的是所指的角色，人们希望用音、形、书写物等对其进行表达，指向这个所指。但如今图像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质上和量上都远远超出了给某事物命名、描述等简单地将能指与所指紧密结合的行为，人们的所指变得复杂，所指指向的不一定是物象世界，也许是梦，或是某种情绪、情感、主张、立场等。图像世界不再是一个“原生态”世界，对图像的创造能力远远快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塑造。所以，图像不满足于成为所指，而是和文字一样，是一种能指。
总有言语和文字是不面向图像的，例如理论;也总有图像不面向文字和言语，例如抽象画、后现代艺术装置等等。他们不能或者不愿意被转化。如今，似乎看不出，到底是文字还是图像或其他占据主导地位。人们不再满足于进行“字——象”之间的这种转换了，而是更希望图像直接呈现在面前，而不是靠其他语言符号的视觉想象。因此，第一，他们有时可以互相转化，但是他们不以互相转化为目的;第二，他们在时间的产生上也许存在先后，但他们在地位上不存在先后。他们一旦作為能指的角色存在，就都指向所指和意义。这样，文字和图像作为两种符号，他们不再相互转化面向对方，而是以不同的方式，面向对象，或者说对象的意义。
五、图像作为能指生产意义
维特根斯坦说，“一个名称的含义有时是由指向它的承担者来解释的”。图像和声音、文字、言语，都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媒介，或者说，媒介也承担了“解释”意义的效果。如前所述，图像成为一种能指，并生产意义。“如何去看”决定了“看到了什么”，因此，图像可以生产不同的意义、不同的所指。
假设，两位水平相当的艺术家，同时用写实的、摹仿手法画同一个物体，两幅画可能差别不大，但如果用抽象的手法画同一个物体，二者差别会很大。他们抽象的角度、程度、能力等各不相同，用电影来描述事件也是一样。因为前者画布上的那个东西，和现实生活中的物，非常接近，它和物几乎可以相当;但后者则出现变形，它自己变成能指，其抵达的所指，各不相同，在后者这里，是人们对“物”的一种阐释，人们用画的方式来阐释物（象）或者事件。图像本身成为能指，但这个能指不再指向物本身，而是自身又去生产新的所指，因此所指是什么取决于人们如何结构能指、如何塑造这一图像，也就是以什么方式阐释原本的那个物。方式问题，是一个思维问题，说到底，各种语言符号系统都是思维的某种方式，以某种或某几种思维方式来结构一个能指，生产意义。图像作为一种语言符号，也是一种思维的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当下社会中越来越重要。
上文说到，各种类型的符号各自表达意义，但他们都是思维想要表达的意义的某个侧面，因此他们既可以互相转化、也有必要独立存在，当然更需要结合。这一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图像或者视觉符号在后现代变得尤为重要。在后现代以前，文字、言语、声音符号的结合是自然而然发生的，音-形结合形成语词，音调-歌词形成歌曲;在中国古代，诗画结合是一种传统，诗歌的吟唱也是一种传统。随着摄影技术、后现代艺术品（装置）的出现和发展，人们在视觉感官上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当然，不论什么年代，人们对某事物的感知总会伴随着视觉化，不论是不是将事物实体化，都要对其进行视觉想象，这取决于人们对世界最直观的感受方式——看。人们能意识到，世界呈现给大家的是空间化的世界，时间的流动必须置于这个空间内才有意义，而图像世界，正在变得空间化。
文字、言语、声音都是线性的，它们也能构筑空间，但是他们构建空间的能力有限，大部分时候靠视觉想象而不是产生视觉接触，但图像世界则具有更强的空间结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乘着科学技术之翼，具有呈现视觉想象、使视觉想象实体化的野心。这种空间结构能力与其他语言系统相结合，将产生时空化的效果，人们的世界、思维方式、阐释世界和生产意义的方式变得一致，即时空化。
注释：
①王禹：《从思维到汉字象思维的审美特征研究》，《艺术科技》 2019年第3期，第98页。
②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系辞上传》（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84页。
③陈黎：《战争交响曲》，《岛屿边缘》，九歌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参考文献：
[1]段炼.视觉文化与视觉艺术符号学：艺术史研究的新视角[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2]（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3]刘燕.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述评[J].外国语文（双月刊），2012，28（02）：89-92.
[4]杨朝春.语言与思维关系研究述评[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5，（10）：1-5.
[5]王禹.从思维到汉字象思维的审美特征研究[J].艺术科技，2019，（03）：98.
[6]黄哲雅.语言与思维的关系[J].青年记者，2015，（04）：63.
[7]陈晓强.论汉字的“象”[J].古汉语研究，2015，（01）：63-68.
[8]魏慧萍.论汉字的“形”与“象”[J].汉字文化，2001，（04）：30-32.
[9]潘云萍.汉字“象”的分析[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0.
作者简介：
刘艺多，女，汉族，上海大学，文艺学专业，研究方向：20世纪西方文论。
【关键词】 “象”;图像;文字;语言符号
【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6-0044-03
一、从汉字之“象”说起
中国社科院王树人提出，象思维“指运用带有直观、形象、感性的图像、符号等象工具来揭示认知世界的本质规律，从而构建宇宙同一模式的思维方式。” “象思维将宇宙自然的规律看成是合一的、相应的、类似的、互动的，借助太极图、阴阳五行、八卦、六十四卦、河图洛书、天干地支等象数符号、图式构建万事万物的宇宙模型，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全息性。” ①《周易·系辞上专》中提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②象形字（甲骨文等）是汉字的最基本形态。名词是造字之初首先出现的词性，而后的词性则是由名词词义的引申。最初的名词，都是指向某物的，不是抽象名词，而是具体名词，即是通过事物本身的形象来表示它。随着抽象化程度的升高，字形越来越简化，词义越来越丰富，人们的思维模式也越来越超象。
以一首中国现代诗——陈黎的《战争交响曲》 ③为例，以便解释汉字之“象”的同时，引出各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论述。
这首诗全诗共分3节，每节16行，全诗只有四个字形相近的字组成：兵、乒、乓、丘。第一节由每行24个、共384个“兵”整齐排列而成;第二节每隔若干“兵”便夹杂着几个“乒”和“乓”，出现频率由低转高，第十一行开始出现大面积的空白，“兵”字消失，“乒”和“乓”字也逐渐减少;第三节由每行24个、共384个“丘”字整齐排列。
具体来讲，“兵”即士兵，16×24的排列方式表示一个整齐行进的军队;第二节中，“乒”“乓”在字典中的本义只是一个象声词，在本诗中具有了双重含义：作为象声词，它们在本诗中代表战斗中的枪炮声;与上一节的“兵”联系起来，在字像上它们表示了在战争中瘸腿的战士们。字里行间出现的空白和停顿，也具有形象化的意义，代表了士兵们陆续死亡。“丘”，指坟墓，士兵们从肢体的残缺最终变成了战场上的土冢，整首诗暗示着战争的惨烈和对生命的摧残。
从声音角度，诗以“战争交响曲”为题，可以将诗看成交响乐的三个乐章。“乒”与“乓”代表战争中的枪炮声，最后一切归于静默和虚无，变成寂寥的坟墓。
二、语言、思维和符号的关系
在论述符号系统之间关系之前，有必要先简单地对语言、思维和符号的关系进行一点说明。
语言和思维具有同一性这一表述是建立在语言决定/影响思维和思维决定/影响语言的分歧上。而实际上，不论是谁决定谁、谁影响谁，前提都是将语言和思维放在一个统一体的角度来讲的，二者首先不能是绝对独立存在的个体，并且事实证明他们也的确不能离开彼此存在。而对谁决定谁、谁影响谁这个分歧的论证，往往集中在二者的发生学角度，去讨论如何产生和谁先谁后的问题，即到底是先有语言还是先有思维。
但事实上，抛开谁先谁后的开端，在历史长河里，不论是群体的语言与思维，还是个人的言语行为和思维方式，都存在此消彼长的现象和时期，因此对这两个分歧的研究者就总能找到例证及反例，来论证自己并驳斥对方。不可否认，思维和语言总是如影随形的。
当提到语言的时候，总是将其与文字混说，在论证语言与思维关系的时候，人们要么拿语音层面论证，要么拿文字层面论证。但文字只是语言的“第二重符号系统”，语言既然阐明思维、并创造意义，那么一切能阐明思维、创造意义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语言吗？图像、文字、言語、声音都是语言符号系统。人的思维总是伴随着语言的，每一种语言符号对思维的表达存在不同的侧面。因为人们的思维和语言，不会直接面对意义，而是用各种语言符号系统来面对意义。人们可以用图像来表达语言，可以用文字来表达语言，可以用言说来表达语言。但是它们都是语言的一种符号化形式，也是思维的符号化呈现，但也是对思维的不同面的切割。
三、图像语言、文字语言、言语等语言符号系统之间可以互相转化
“文者，物象之本。”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造字之初，汉字从一些“象”转化而来的。也就是说，起初人们的思维过程是，先有了对某物的“象”的认识，再有了对这个象的符号化表示。因此是一个“象——字”的过程。汉字最初通过象形的方式造字，随后又根据各种需求对其进行会意、指事、假借、转注等，不断发展成现在的汉字系统。因此，最初的汉字，具有了某种图像的性质。而西方的表音文字，从其本身不能窥见物的形象，从二者的造字思维能够窥见在中西思维的不同。上文提到的《战争交响曲》一诗曾入选美国新版大学文学教科书Literature： Craft and Voice，由于汉字字形、字义的独特性，除题目外，这首诗是无法译出的。曾有网友将其翻译成：a man（代“兵”）， ah man（战斗惊呼）， amen（阿门）。可以说这样改写虽然巧妙地将字音字形变化转变为英文，但是如果不看诗题，“man”便不会被人认为是“兵”;没有结构上的排列组合，就不能表达出“军队”的意象;在字形上，“兵”表现出的士兵们雄赳赳的精神气质也埋没其中。
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的文字就不能转化为图像，但是根据他们的造字法与形象化思维之间的联系程度，汉字转化起来也许要比表音文字转化起来更容易。
无论中西，当有了整个文字系统，文字组合起来形成有意义的一段话时，人们先看到文字或者听到它的声音，然后浮现出对于这段文字的想象。这时候人们的思维过程是“字——图”的过程。因此接受者在接受语言时，例如抒情或叙事时，会有意无意地将文字转化为动态变化着的图像。这种转化不存在能量守恒，并且会有意义的损益。 四、图像语言、文字语言、言语等符号系统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
正如上述所说，他们之间的相互转化，是有意义损益的，因此不可能在两种语言系统之间进行完全对等的转化。例如在“象——字”的转化阶段，并没有让“象”完全变成“字”的形态，还保留了其他各种各样的形态，例如器皿上的花纹、洞穴上的涂鸦、部落图腾等，他们有些至今还存在并且繁荣发展着。
那么，为什么人们造字之初就能够将物象转换成文字，现在却很难将文字转化为具体物象？
例如，在影视改编中，人们将文字叙事中的人物形象转化为荧幕演员，多少会让人感到对其形象有所损失。
简言之，物象不是图像，物象接近物，或是物本身;图像是对物本身的再创造，是思维以某种方式对某物的感受，但不流连于对物的模仿。因为最初，世界作为物象，承担的是所指的角色，人们希望用音、形、书写物等对其进行表达，指向这个所指。但如今图像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质上和量上都远远超出了给某事物命名、描述等简单地将能指与所指紧密结合的行为，人们的所指变得复杂，所指指向的不一定是物象世界，也许是梦，或是某种情绪、情感、主张、立场等。图像世界不再是一个“原生态”世界，对图像的创造能力远远快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塑造。所以，图像不满足于成为所指，而是和文字一样，是一种能指。
总有言语和文字是不面向图像的，例如理论;也总有图像不面向文字和言语，例如抽象画、后现代艺术装置等等。他们不能或者不愿意被转化。如今，似乎看不出，到底是文字还是图像或其他占据主导地位。人们不再满足于进行“字——象”之间的这种转换了，而是更希望图像直接呈现在面前，而不是靠其他语言符号的视觉想象。因此，第一，他们有时可以互相转化，但是他们不以互相转化为目的;第二，他们在时间的产生上也许存在先后，但他们在地位上不存在先后。他们一旦作為能指的角色存在，就都指向所指和意义。这样，文字和图像作为两种符号，他们不再相互转化面向对方，而是以不同的方式，面向对象，或者说对象的意义。
五、图像作为能指生产意义
维特根斯坦说，“一个名称的含义有时是由指向它的承担者来解释的”。图像和声音、文字、言语，都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媒介，或者说，媒介也承担了“解释”意义的效果。如前所述，图像成为一种能指，并生产意义。“如何去看”决定了“看到了什么”，因此，图像可以生产不同的意义、不同的所指。
假设，两位水平相当的艺术家，同时用写实的、摹仿手法画同一个物体，两幅画可能差别不大，但如果用抽象的手法画同一个物体，二者差别会很大。他们抽象的角度、程度、能力等各不相同，用电影来描述事件也是一样。因为前者画布上的那个东西，和现实生活中的物，非常接近，它和物几乎可以相当;但后者则出现变形，它自己变成能指，其抵达的所指，各不相同，在后者这里，是人们对“物”的一种阐释，人们用画的方式来阐释物（象）或者事件。图像本身成为能指，但这个能指不再指向物本身，而是自身又去生产新的所指，因此所指是什么取决于人们如何结构能指、如何塑造这一图像，也就是以什么方式阐释原本的那个物。方式问题，是一个思维问题，说到底，各种语言符号系统都是思维的某种方式，以某种或某几种思维方式来结构一个能指，生产意义。图像作为一种语言符号，也是一种思维的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当下社会中越来越重要。
上文说到，各种类型的符号各自表达意义，但他们都是思维想要表达的意义的某个侧面，因此他们既可以互相转化、也有必要独立存在，当然更需要结合。这一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图像或者视觉符号在后现代变得尤为重要。在后现代以前，文字、言语、声音符号的结合是自然而然发生的，音-形结合形成语词，音调-歌词形成歌曲;在中国古代，诗画结合是一种传统，诗歌的吟唱也是一种传统。随着摄影技术、后现代艺术品（装置）的出现和发展，人们在视觉感官上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当然，不论什么年代，人们对某事物的感知总会伴随着视觉化，不论是不是将事物实体化，都要对其进行视觉想象，这取决于人们对世界最直观的感受方式——看。人们能意识到，世界呈现给大家的是空间化的世界，时间的流动必须置于这个空间内才有意义，而图像世界，正在变得空间化。
文字、言语、声音都是线性的，它们也能构筑空间，但是他们构建空间的能力有限，大部分时候靠视觉想象而不是产生视觉接触，但图像世界则具有更强的空间结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乘着科学技术之翼，具有呈现视觉想象、使视觉想象实体化的野心。这种空间结构能力与其他语言系统相结合，将产生时空化的效果，人们的世界、思维方式、阐释世界和生产意义的方式变得一致，即时空化。
注释：
①王禹：《从思维到汉字象思维的审美特征研究》，《艺术科技》 2019年第3期，第98页。
②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系辞上传》（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84页。
③陈黎：《战争交响曲》，《岛屿边缘》，九歌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参考文献：
[1]段炼.视觉文化与视觉艺术符号学：艺术史研究的新视角[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2]（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3]刘燕.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述评[J].外国语文（双月刊），2012，28（02）：89-92.
[4]杨朝春.语言与思维关系研究述评[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5，（10）：1-5.
[5]王禹.从思维到汉字象思维的审美特征研究[J].艺术科技，2019，（03）：98.
[6]黄哲雅.语言与思维的关系[J].青年记者，2015，（04）：63.
[7]陈晓强.论汉字的“象”[J].古汉语研究，2015，（01）：63-68.
[8]魏慧萍.论汉字的“形”与“象”[J].汉字文化，2001，（04）：30-32.
[9]潘云萍.汉字“象”的分析[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0.
作者简介：
刘艺多，女，汉族，上海大学，文艺学专业，研究方向：20世纪西方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