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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学校教育的发展，学校的音乐教育也从近代的“学堂乐歌”的形式发展如今较为完善的中小学音乐教育体系。音乐教育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理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本文旨在讨论21世纪后，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音乐多样性的发展以及音乐教育哲学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及不同教育观念流派间的思想碰撞。
关键词：音乐教育；音乐多样性；音乐教育哲学
一、新中国建立至21世纪前的音乐教育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学校教育中的音乐教育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随着1951年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关于：“普通中学的宗旨和培养目标是使青年一代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觉的积极的成员。”的提议以及苏联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在我国的传播，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成功的起步由于这一阶段是新中国音乐教育的起步和探索阶段，因而音乐教育所面临的困难和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这一时期音乐教育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音乐教师数量严重
匮乏，尚没有组织编写出版系统、统一的教材、音乐教育内容过分突出政治因素等。
由于历史原因，音乐教育的这种良好开局不久便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后，学校音乐教育随着教育事业的恢复、发展重新受到重视依据大纲并本着“一纲多本”精神，编写了供各级各类学校使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材；包括全国中小学生歌咏比赛在内的各级学生课外、校外艺术活动蓬勃开展；教师培训工作提上日程，培养并涌现出了一大批音乐教育的优秀教师；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工作也开始受到关注，世界著名的音乐教学法被介绍到国内。
在近三十年中，学校音乐教育的理论建设，在我国是十分薄弱的环节。因为在这一段时间中，美育在学校教育中被边缘化，失去了应有地位。在这背景下，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1978年后，在这空白上起步的我国音乐教育理论得到快速的发展，而之所以的提速十度对国外音乐教育理论精华和实践体系的学习借鉴吸收：从对上世纪中叶拖欠下来的以奥尔夫柯达伊等为代表的国外音乐教育思想和教学体系的学习补课，到上世纪末期对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雷默的音乐教育哲学，以及本世纪初以艾利奥特为代表的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等。
二、21世纪音乐多样性的发展
世纪之交后，随着随着全球一体化经济文化的交融、发展，欧洲中心论的观念越来越淡化而开始转向为对于全球音乐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勞斯也曾说过：“每一个文化都是与其他文化交流以自养，但它应在交流中以某种抵抗。如果没有这种抵抗，那么很快它就不再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去交流。”只有承认并保护文化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收、借鉴，并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发现和发展自己。
如管建华老师于1999年发表的《世纪之交：欧洲音乐中心论在我国解构之始——认识论哲学基础音乐学的解构》较早的提出：重新认知欧洲音乐文化、建立平等的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交流对话的关系以及美国的多元音乐文化。几乎与此同时，谢嘉幸老师于2000年发表的《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较早的提出：多元音乐文化交流不仅仅是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之丰富营养的文化需求，也是认识自我的需求。这与管建华先生提出的“套用欧洲音乐理论话语模式去诠释和截取本土音乐文化”的批判是不谋而合的。
自此后，在全球音乐文化多样性的世界观下如何发展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世界音乐文化平等交流和如何认识中国自身音乐文化的学术探讨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如管建华老师从2000年后一系通过论述世界多元音乐文化发展而来的对世界多元音乐文化教育的论述和对于多元音乐文化下的音乐教育观念的转化到2016年发表的《新轴心时代中国音乐文化史的定位》中对于中西方音乐观的比较，可见其在多元文化的视角下，重新构建世界音乐文化对于中国音乐文化的认知。又如谢嘉幸老师从2000年后对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相关学术论文可见其对于构建中国音乐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如《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相关的语境的探析》《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目标、功能探析》《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讨》等。
除了在学术论文当中，音乐教育观念越来越关注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外，中小学音乐课程设置中的内容上也越来越注重文化的多样性，如当下所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必修书的《音乐鉴赏》，从其中单元可知其涵盖范围包括世界各洲民间音乐（除南极洲）以及对中国民歌从西北、中原、南国和独特的划分。
然而也因为文化多样性教育观念的发展：我们通过世界文化的音乐，来了解世界丰富多采的文化，也通过本文化的音乐来认识自己。在这以发展中，对于世界音乐素材与中国传统音乐素材的比例、中国传统音乐素材与自即民族或自己区域音乐素材的比例、以及各素材适合以某种音乐课程的形式或适合多种课程的形式还在一个不断变化权衡的过程，然而中小学音乐课程的学时是有限的以及高等音乐教育中音乐师资的培养更多的还是运用欧洲音乐理论文化的标准。从而在音乐教育理论、音乐教育师资到普通音乐教育中，都迫切的需求在世界音乐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寻求自身的发展方式。
三、21世纪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
同样在世纪之交，特别是美国雷默的审美哲学、埃奥特的实践哲学被引进国内后，“音乐教育哲学”在中国音乐教育界开始受到较多关注，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开始超越实践层面，向理论纵深发展。而自教育部2001年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有关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的理念起争端也随之而起。
从刘沛先生2004年发表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点的历史演进》对六种代表性的音乐教育哲学的简要分析以及提出多维度综合课程后，对于审美教育的批判和新的音乐教育哲学在国民教育中的呼唤随之而起：如，管建华先生2005年发表的《“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批评与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构建》开始对在国内对审美哲学进行批评并构建其建立于多元音乐文化中的音乐文化哲学；而杜亚雄先生更是认为课标自2001年对于否定“表演”为核心而改为“审美”不仅不符合音乐艺术的根本性质，不符合音乐教育多元化的要求，也不符合学生要求被审美的心理，且还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倾向，应当加以改正——2011年发表的《国民音乐教育应以审美为核心嗎？》并且于2014发表文章《识谱应成为国民音乐教育的核心任务》指出现阶段识谱的重要性，希望我国中小学纠正不重视识谱教学的缺点，将识谱作为国民音乐教育的核心任务。
在这种批评审美哲学和审美为核心的教育中，作为审美教育的拥护者也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如郭声健先生在2012年发表的《国民音乐教育不应该以审美为核心吗？——与杜亚雄先生商榷》指“审美”理解为“欣赏”的误区。王安国先生也于2012年发表《提炼“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对“音乐教育哲学”问题研讨的两点认识》提出了音乐教育哲学“转向”的“轨迹”不具有普遍性的存在，应该更多的考虑我国国情为出发点，遵循中华民族近代和当代思想文化演进的客观规律而不是照搬美国的所谓的规律。在关于审美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相互批评中还有专家似乎直接就另起炉灶提出以音乐造为核心、以音乐表演为核心。
正因为多种音乐教育哲学观点的存在，在这争执的近十年中，学校音乐教育理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如果换一种角度来说，如果一种教育哲学所引领的国民课程核心在十年或者二十后被推翻，被认为是不可取的，这不仅仅是理论的错误，是否意味着十多年理论所引导的教学成果——近一代人的培养也是错误的呢？在这点上，是否更值得深思。音乐多样性的课程观念也是一样的，课程观念的发展确实促进着“音乐”这门科目的发展，但在这发展和学习中，其中有拥有的内容是不是真的为国民所喜，是不是真的为国民所接受终将是需要我们所考虑的，虽然这一使命的完成除了理论的支持外，更多的需要的是教师和学生的参与。
参考文献：
[1]王安国.历史的跨越——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三十年[J].人民音乐，2009，（1）.
[2]河清.现代与后现代[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
[3]王安国.提炼“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对“音乐教育哲学”问题研讨的两点认识[J].人民音乐，2012，（2）.
[4]吴跃华.从三本书窥改革开放以来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理路[J].中国音乐，2015，（1）.
[5]王耀华.音乐创造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J].中国音乐教育，2007，（7）.
[6]崔学荣.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基础音乐教育实践的行动指南[J].中国音乐，2008，（2）.
作者简介：
陈星昌（1990—），学历：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音乐教育学
关键词：音乐教育；音乐多样性；音乐教育哲学
一、新中国建立至21世纪前的音乐教育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学校教育中的音乐教育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随着1951年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关于：“普通中学的宗旨和培养目标是使青年一代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觉的积极的成员。”的提议以及苏联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在我国的传播，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成功的起步由于这一阶段是新中国音乐教育的起步和探索阶段，因而音乐教育所面临的困难和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这一时期音乐教育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音乐教师数量严重
匮乏，尚没有组织编写出版系统、统一的教材、音乐教育内容过分突出政治因素等。
由于历史原因，音乐教育的这种良好开局不久便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后，学校音乐教育随着教育事业的恢复、发展重新受到重视依据大纲并本着“一纲多本”精神，编写了供各级各类学校使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材；包括全国中小学生歌咏比赛在内的各级学生课外、校外艺术活动蓬勃开展；教师培训工作提上日程，培养并涌现出了一大批音乐教育的优秀教师；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工作也开始受到关注，世界著名的音乐教学法被介绍到国内。
在近三十年中，学校音乐教育的理论建设，在我国是十分薄弱的环节。因为在这一段时间中，美育在学校教育中被边缘化，失去了应有地位。在这背景下，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1978年后，在这空白上起步的我国音乐教育理论得到快速的发展，而之所以的提速十度对国外音乐教育理论精华和实践体系的学习借鉴吸收：从对上世纪中叶拖欠下来的以奥尔夫柯达伊等为代表的国外音乐教育思想和教学体系的学习补课，到上世纪末期对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雷默的音乐教育哲学，以及本世纪初以艾利奥特为代表的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等。
二、21世纪音乐多样性的发展
世纪之交后，随着随着全球一体化经济文化的交融、发展，欧洲中心论的观念越来越淡化而开始转向为对于全球音乐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勞斯也曾说过：“每一个文化都是与其他文化交流以自养，但它应在交流中以某种抵抗。如果没有这种抵抗，那么很快它就不再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去交流。”只有承认并保护文化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收、借鉴，并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发现和发展自己。
如管建华老师于1999年发表的《世纪之交：欧洲音乐中心论在我国解构之始——认识论哲学基础音乐学的解构》较早的提出：重新认知欧洲音乐文化、建立平等的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交流对话的关系以及美国的多元音乐文化。几乎与此同时，谢嘉幸老师于2000年发表的《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较早的提出：多元音乐文化交流不仅仅是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之丰富营养的文化需求，也是认识自我的需求。这与管建华先生提出的“套用欧洲音乐理论话语模式去诠释和截取本土音乐文化”的批判是不谋而合的。
自此后，在全球音乐文化多样性的世界观下如何发展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世界音乐文化平等交流和如何认识中国自身音乐文化的学术探讨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如管建华老师从2000年后一系通过论述世界多元音乐文化发展而来的对世界多元音乐文化教育的论述和对于多元音乐文化下的音乐教育观念的转化到2016年发表的《新轴心时代中国音乐文化史的定位》中对于中西方音乐观的比较，可见其在多元文化的视角下，重新构建世界音乐文化对于中国音乐文化的认知。又如谢嘉幸老师从2000年后对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相关学术论文可见其对于构建中国音乐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如《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相关的语境的探析》《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目标、功能探析》《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讨》等。
除了在学术论文当中，音乐教育观念越来越关注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外，中小学音乐课程设置中的内容上也越来越注重文化的多样性，如当下所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必修书的《音乐鉴赏》，从其中单元可知其涵盖范围包括世界各洲民间音乐（除南极洲）以及对中国民歌从西北、中原、南国和独特的划分。
然而也因为文化多样性教育观念的发展：我们通过世界文化的音乐，来了解世界丰富多采的文化，也通过本文化的音乐来认识自己。在这以发展中，对于世界音乐素材与中国传统音乐素材的比例、中国传统音乐素材与自即民族或自己区域音乐素材的比例、以及各素材适合以某种音乐课程的形式或适合多种课程的形式还在一个不断变化权衡的过程，然而中小学音乐课程的学时是有限的以及高等音乐教育中音乐师资的培养更多的还是运用欧洲音乐理论文化的标准。从而在音乐教育理论、音乐教育师资到普通音乐教育中，都迫切的需求在世界音乐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寻求自身的发展方式。
三、21世纪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
同样在世纪之交，特别是美国雷默的审美哲学、埃奥特的实践哲学被引进国内后，“音乐教育哲学”在中国音乐教育界开始受到较多关注，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开始超越实践层面，向理论纵深发展。而自教育部2001年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有关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的理念起争端也随之而起。
从刘沛先生2004年发表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点的历史演进》对六种代表性的音乐教育哲学的简要分析以及提出多维度综合课程后，对于审美教育的批判和新的音乐教育哲学在国民教育中的呼唤随之而起：如，管建华先生2005年发表的《“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批评与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构建》开始对在国内对审美哲学进行批评并构建其建立于多元音乐文化中的音乐文化哲学；而杜亚雄先生更是认为课标自2001年对于否定“表演”为核心而改为“审美”不仅不符合音乐艺术的根本性质，不符合音乐教育多元化的要求，也不符合学生要求被审美的心理，且还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倾向，应当加以改正——2011年发表的《国民音乐教育应以审美为核心嗎？》并且于2014发表文章《识谱应成为国民音乐教育的核心任务》指出现阶段识谱的重要性，希望我国中小学纠正不重视识谱教学的缺点，将识谱作为国民音乐教育的核心任务。
在这种批评审美哲学和审美为核心的教育中，作为审美教育的拥护者也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如郭声健先生在2012年发表的《国民音乐教育不应该以审美为核心吗？——与杜亚雄先生商榷》指“审美”理解为“欣赏”的误区。王安国先生也于2012年发表《提炼“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对“音乐教育哲学”问题研讨的两点认识》提出了音乐教育哲学“转向”的“轨迹”不具有普遍性的存在，应该更多的考虑我国国情为出发点，遵循中华民族近代和当代思想文化演进的客观规律而不是照搬美国的所谓的规律。在关于审美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相互批评中还有专家似乎直接就另起炉灶提出以音乐造为核心、以音乐表演为核心。
正因为多种音乐教育哲学观点的存在，在这争执的近十年中，学校音乐教育理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如果换一种角度来说，如果一种教育哲学所引领的国民课程核心在十年或者二十后被推翻，被认为是不可取的，这不仅仅是理论的错误，是否意味着十多年理论所引导的教学成果——近一代人的培养也是错误的呢？在这点上，是否更值得深思。音乐多样性的课程观念也是一样的，课程观念的发展确实促进着“音乐”这门科目的发展，但在这发展和学习中，其中有拥有的内容是不是真的为国民所喜，是不是真的为国民所接受终将是需要我们所考虑的，虽然这一使命的完成除了理论的支持外，更多的需要的是教师和学生的参与。
参考文献：
[1]王安国.历史的跨越——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三十年[J].人民音乐，2009，（1）.
[2]河清.现代与后现代[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
[3]王安国.提炼“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对“音乐教育哲学”问题研讨的两点认识[J].人民音乐，2012，（2）.
[4]吴跃华.从三本书窥改革开放以来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理路[J].中国音乐，2015，（1）.
[5]王耀华.音乐创造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J].中国音乐教育，2007，（7）.
[6]崔学荣.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基础音乐教育实践的行动指南[J].中国音乐，2008，（2）.
作者简介：
陈星昌（1990—），学历：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音乐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