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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性”观是李健吾艺术观的出发点，也是他的创作依据。李健吾在戏剧创作中以社会现实为背景，传达了“人类普遍情绪”，揭示了人性由扭曲到复归的曲折历程。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李健吾“人性”特质书写的心理动因，解读李建吾戏剧的独特性。
关键词：李健吾；戏剧创作；人性书写；心理探因
中图分类号：I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232-01
一、“人性”的独特言说和思考
李健吾在戏剧创作和文学批评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性观”并付诸实践，在戏剧创作中关注人物心理、情感和性格，表现“深广的人性”，“传达人类普遍情绪”，从而实现剧作家对人性的思考和对理想人性的呼唤。
（一）人性的真实与普遍
李健吾笔下的“人性”与人和人生紧密融合，侧重于人的心理、情感和欲求，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情感价值，关注人物的内心和灵魂，思考个体生命和命运，将人性根植于现实人生中，通过描写社会中的人物人生来剖析人性。正如巴人先生评价说“这不是戏，而是人生，不多一分，不少一分，是真实的人生。”①
李健吾对人的心灵冲突描写以客观现实为依据，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并以此为背景，是社会矛盾的反映，蕴含着特定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内涵。李健吾的剧作始终重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对人物性格和内心的影响，使人性的展现不是在脱离现实的抽象存在，而是根植于深厚现实土壤中的具体的存在，更具有深刻和深层性，与此同时，展现了作为现实主义的剧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并且李健吾的剧作传达了人类的普遍情绪，剧本中的描写对象都是各阶层的不同矛盾冲突，涵盖了人物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人物与传统文化的矛盾和人物内心的自我矛盾，因此在人性的思考中也有一定的普遍性。不同于沈从文希腊小庙的人性，李健吾笔下的人性表达形式更接近于当时人们的真实。
（二）人性扭曲到复归的曲折历程
李健吾戏剧创作中体现的人性，不同于沈从文对美好人性的憧憬，也不同于梁实秋“永恒不变”的人性论，表现了身为剧作家的李健吾对于人性的独特思考和独立的艺术追求。从剧作本身呈现的人性由扭曲到复归的动态过程，表达了剧作家对人性本善，人性向善的人性主题的深化，对理想人性的呼唤。
人性的扭曲到复归的曲折过程主要体现在人物内心心理的曲线变化上，这一书写模式贯穿李健吾戏剧创作本身。李健吾戏剧创作初期，人性的复归主要体现在人物由开始的心灵受难最终走向反抗，去寻找希望，表达了剧作家对当时社会黑暗的控诉和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在成熟期的剧作创作中，更多的展现了人物的心理变化：厅长太太由热血女学生转向贪图物质的太太，最终突破自身的束缚，帮助革命者出逃；徐守清由遵守封建礼教的虚伪转向人性本我的复归；杜村长（《村长之家》）由最初的行恶的农村权势者走向最终的幡然醒悟；梁允达由弑父转向以血腥方式结束罪恶，是内心的自我救赎和人性由恶到善的转变。
这一模式的言说体现了李健吾对人性的思考，赞扬正面的人性，肯定了人类的美好感情：爱和善。在作品中突显人物内心弃恶从善的道德力量，歌颂了存留于人物内心尚未泯灭的人性，彰显了人性美的光辉。李健吾在创作中也审视和批判了反面的人性，控诉了使人物人性扭曲的黑暗社会和传统伦理观念。
二“人性”言说的心理动因
李健吾的戏剧创作中“人性”言说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李健吾笔下的“人性”书写的形成离不开外国文学的影响，尤其是李健吾在1931年留学法国，在对人的关注上直接受莫里哀、福楼拜现实主义的影响，后来成为法国文学的研究者，但是并不是其独特“人性观”最重要的因素。潜藏的心理动因是构成李健吾独特戏剧创作的重要因素，曲折的成长体验和经历奠定了后来剧作家的思想和艺术追求，在当时社会语境下的创作心态也是关键。
（一）成长体验的折射
李健吾的父亲是国民革命时期的传奇英雄，但是被人杀害，使他自幼丧父，和母亲兄妹靠父亲朋友捐款所剩的每月20元利息过日子，这种家庭的变故在李健吾身上留下了仇恨封建军阀和一切恶势力的种子。生活的贫困拮据使李健吾深刻体会到下层人民生活的困苦和无助，增加了苦难的亲身体验。在其成长经历中深受父亲革命思想和兄长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所以在20年代初期创作中较多的关注底层人民的苦难。黄献文在分析李健吾创作的心路历程时，认为“李健吾早期的剧作在潜意识上有一种顾影自怜的成分。”②在这一时期李健吾先后就读于北师大附中和清华大学洋文系，积极参加了当时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也孕育了艺术是社会的反映，文学是人生写照的艺术观，并在王统照的介绍下，加入文学研究会。1931年，赴法留学三年，直接学习法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对人的关注。三十年代，李健吾的“人性”观基本定型与成熟。
（二）当时社会语境下的作家心态
李健吾剧作所表现的主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并不属于主流文学的范畴，但是其剧作在当时自成一家，对中国现代话剧有重大意义和价值。其独特的“人性”言说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语境和作家的创作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用民主反对封建专制，用新文学代替旧文学，是一场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现代启蒙文学，必然建构以“人”的社会为主要任务的新型文学。此后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文学研究会提出“为人生而艺术”，进而加强了文学对个人的关注，对黑暗社会和封建礼教的批判。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三十年代的文坛，既有取材于革命与政治斗争，表现无产阶级痛苦生活和反抗的左翼文学创作，又有反映现代人的孤独、无奈和现代文明的海派文学创作，更有远离政治，赞颂人性的京派的边缘创作，形成了多元的文学创作格局。在三十年代走向成熟的李健吾剧作，在革命文学对人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分析模式中突围，不同于海派文学的商业色彩和京派的人性憧憬和建构，从关注人物内心灵魂出发，以丰满的“人性”表现形态，表现并深化了对人性本善、向善的人性主题，颂扬美好人性，鞭挞人性中的丑陋，即是剧作家本身对人类内心灵魂的审视，也是对理想人性的呼唤。
三、结语
“人性”观是李健吾艺术观的出发点，也是他的创作依据。李健吾的戏剧创作以现实为背景，在飞扬的时代寻找深广的普遍人性，侧重于开掘人物的内心冲突和心理变化轨迹，以张扬美好的人性为情感力量。李健吾剧作对人物心灵的关注和思考是对五四“人的文学”的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主流文学的有益补充。
注释：
①李健吾：《这不过是春天·跋》，华夏出版社 2009年版，第4页。
②黄献文：《论李健吾话剧创作的心路历程》，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关键词：李健吾；戏剧创作；人性书写；心理探因
中图分类号：I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232-01
一、“人性”的独特言说和思考
李健吾在戏剧创作和文学批评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性观”并付诸实践，在戏剧创作中关注人物心理、情感和性格，表现“深广的人性”，“传达人类普遍情绪”，从而实现剧作家对人性的思考和对理想人性的呼唤。
（一）人性的真实与普遍
李健吾笔下的“人性”与人和人生紧密融合，侧重于人的心理、情感和欲求，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情感价值，关注人物的内心和灵魂，思考个体生命和命运，将人性根植于现实人生中，通过描写社会中的人物人生来剖析人性。正如巴人先生评价说“这不是戏，而是人生，不多一分，不少一分，是真实的人生。”①
李健吾对人的心灵冲突描写以客观现实为依据，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并以此为背景，是社会矛盾的反映，蕴含着特定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内涵。李健吾的剧作始终重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对人物性格和内心的影响，使人性的展现不是在脱离现实的抽象存在，而是根植于深厚现实土壤中的具体的存在，更具有深刻和深层性，与此同时，展现了作为现实主义的剧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并且李健吾的剧作传达了人类的普遍情绪，剧本中的描写对象都是各阶层的不同矛盾冲突，涵盖了人物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人物与传统文化的矛盾和人物内心的自我矛盾，因此在人性的思考中也有一定的普遍性。不同于沈从文希腊小庙的人性，李健吾笔下的人性表达形式更接近于当时人们的真实。
（二）人性扭曲到复归的曲折历程
李健吾戏剧创作中体现的人性，不同于沈从文对美好人性的憧憬，也不同于梁实秋“永恒不变”的人性论，表现了身为剧作家的李健吾对于人性的独特思考和独立的艺术追求。从剧作本身呈现的人性由扭曲到复归的动态过程，表达了剧作家对人性本善，人性向善的人性主题的深化，对理想人性的呼唤。
人性的扭曲到复归的曲折过程主要体现在人物内心心理的曲线变化上，这一书写模式贯穿李健吾戏剧创作本身。李健吾戏剧创作初期，人性的复归主要体现在人物由开始的心灵受难最终走向反抗，去寻找希望，表达了剧作家对当时社会黑暗的控诉和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在成熟期的剧作创作中，更多的展现了人物的心理变化：厅长太太由热血女学生转向贪图物质的太太，最终突破自身的束缚，帮助革命者出逃；徐守清由遵守封建礼教的虚伪转向人性本我的复归；杜村长（《村长之家》）由最初的行恶的农村权势者走向最终的幡然醒悟；梁允达由弑父转向以血腥方式结束罪恶，是内心的自我救赎和人性由恶到善的转变。
这一模式的言说体现了李健吾对人性的思考，赞扬正面的人性，肯定了人类的美好感情：爱和善。在作品中突显人物内心弃恶从善的道德力量，歌颂了存留于人物内心尚未泯灭的人性，彰显了人性美的光辉。李健吾在创作中也审视和批判了反面的人性，控诉了使人物人性扭曲的黑暗社会和传统伦理观念。
二“人性”言说的心理动因
李健吾的戏剧创作中“人性”言说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李健吾笔下的“人性”书写的形成离不开外国文学的影响，尤其是李健吾在1931年留学法国，在对人的关注上直接受莫里哀、福楼拜现实主义的影响，后来成为法国文学的研究者，但是并不是其独特“人性观”最重要的因素。潜藏的心理动因是构成李健吾独特戏剧创作的重要因素，曲折的成长体验和经历奠定了后来剧作家的思想和艺术追求，在当时社会语境下的创作心态也是关键。
（一）成长体验的折射
李健吾的父亲是国民革命时期的传奇英雄，但是被人杀害，使他自幼丧父，和母亲兄妹靠父亲朋友捐款所剩的每月20元利息过日子，这种家庭的变故在李健吾身上留下了仇恨封建军阀和一切恶势力的种子。生活的贫困拮据使李健吾深刻体会到下层人民生活的困苦和无助，增加了苦难的亲身体验。在其成长经历中深受父亲革命思想和兄长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所以在20年代初期创作中较多的关注底层人民的苦难。黄献文在分析李健吾创作的心路历程时，认为“李健吾早期的剧作在潜意识上有一种顾影自怜的成分。”②在这一时期李健吾先后就读于北师大附中和清华大学洋文系，积极参加了当时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也孕育了艺术是社会的反映，文学是人生写照的艺术观，并在王统照的介绍下，加入文学研究会。1931年，赴法留学三年，直接学习法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对人的关注。三十年代，李健吾的“人性”观基本定型与成熟。
（二）当时社会语境下的作家心态
李健吾剧作所表现的主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并不属于主流文学的范畴，但是其剧作在当时自成一家，对中国现代话剧有重大意义和价值。其独特的“人性”言说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语境和作家的创作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用民主反对封建专制，用新文学代替旧文学，是一场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现代启蒙文学，必然建构以“人”的社会为主要任务的新型文学。此后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文学研究会提出“为人生而艺术”，进而加强了文学对个人的关注，对黑暗社会和封建礼教的批判。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三十年代的文坛，既有取材于革命与政治斗争，表现无产阶级痛苦生活和反抗的左翼文学创作，又有反映现代人的孤独、无奈和现代文明的海派文学创作，更有远离政治，赞颂人性的京派的边缘创作，形成了多元的文学创作格局。在三十年代走向成熟的李健吾剧作，在革命文学对人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分析模式中突围，不同于海派文学的商业色彩和京派的人性憧憬和建构，从关注人物内心灵魂出发，以丰满的“人性”表现形态，表现并深化了对人性本善、向善的人性主题，颂扬美好人性，鞭挞人性中的丑陋，即是剧作家本身对人类内心灵魂的审视，也是对理想人性的呼唤。
三、结语
“人性”观是李健吾艺术观的出发点，也是他的创作依据。李健吾的戏剧创作以现实为背景，在飞扬的时代寻找深广的普遍人性，侧重于开掘人物的内心冲突和心理变化轨迹，以张扬美好的人性为情感力量。李健吾剧作对人物心灵的关注和思考是对五四“人的文学”的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主流文学的有益补充。
注释：
①李健吾：《这不过是春天·跋》，华夏出版社 2009年版，第4页。
②黄献文：《论李健吾话剧创作的心路历程》，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