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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对疯癫的历史及精神病院的诞生进行了介绍，质疑了人类引以为豪的理性。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愚人船”到古典时期的大禁闭，再到疯人院的诞生，书中引用了大量精神病人的病例和关于禁闭、精神病治疗的资料，系统地介绍了人类权力话语下对疯癫的态度。实质上是从疯癫入手，对人类的权力话语进行分析。一部疯癫的历史就是人类权力话语发展的历史，人类以理性界定疯癫，我们应当对以往乃至现今人类社会权力话语下的“理性”进行质疑和反思。
关键词：疯癫;理性;权力话语
一、被“理性”界定的疯癫
疯癫，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错乱、精神失常。疯人，即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精神病人。与疯人相对的人，就是所谓的正常人。疯癫，由文艺复兴时期“自由地显示”到古典时期“被隔着栅栏展示”;由无所不在地混杂于社会之中到“被隔开一段距离，受到某种理性的监督”;由与人性紧密联系到体现“人类长期受压制的兽性”——这些都表现了人类在理性的约束下，不再承认自己与疯癫有任何联系，也“不允许自己与之有过于相似之处。”而这一发展过程，与现代社会高度理性化进程的推进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至此，“理性”作为一条绝对标准，在正常人与疯人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疯人成为非理性的象征，非理性成为疯人的代名词。后来将精神病细化为狂躁症和忧郁症，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等，更加体现了理性的进一步发展。理性要将非理性所包含的内容分门别类，贴上不同的标签，以彰显理性的优越性。
可以看出，福柯所提及的“疯癫”，并非是仅作为病理学和心理学上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历史学和社会学上的概念。他把疯癫置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将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不孤立地看待它。那么，如何产生了这样一部人类的“疯癫史”呢？是由于所谓的有理性的人类——即我们常说的正常人——通过自己的精神状态、话语模式、行为方式等与疯人的不同所区分出来的。疯人是少数人，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他们之所以被定义为疯人是因为理性之人将自己的理性判定标准强加在疯人之上，认为他们的病态是非理性的体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疯癫是理性社会制造出来的产物。疯癫这一概念是相对理性而言的，可正常人所谓的理性为何就成为了判定疯癫的标准呢？是否在疯人眼中，正常人才是真正的疯人呢？
二、疯癫史中权力话语的体现
上文已经提到，疯癫之所以为疯癫，是因为是否拥有理性成为了其界定标准。下面，笔者将探讨理性是为如何成为了疯癫的界定标准以及其成为判定标准后如何压制非理性的。
尤涅斯库的剧作《犀牛》能够很好地解释第一个问题。《犀牛》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小镇上忽然有人人变成了犀牛，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大家开始对此事进行讨论，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犀牛。女主角苔丝和男主角贝兰杰想要做人，然而，女主角后来也跟随众人变成了犀牛，男主角成为了犀牛群中唯一的人类。在这个故事中，变成犀牛的人本来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是大多数人中的异类，人类对其产生厌恶恐惧情感的前提是他们与大多数人不一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中，不难发现但凡与多数人不同的均会被大多数人以各种各样的标准被划分出去，被大多数人所排斥，比如精神病人、同性恋者、残疾人等。这种划分正是人类“理性精神”的体现。但是当事态进一步发展，大多数人开始变为犀牛，此时未变成犀牛的人成为了少数人，他们就变成了大多数人眼中的异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会被大多数人认为不正常，因为在人们当时的认知能力范围内，螃蟹是不能作为食物的，吃螃蟹的人是不同于大多数人的异类，是不正常的，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吃螃蟹，人们开始普遍接受螃蟹可以作为一种食物存在时，认为螃蟹无法食用的人就成为了异类，成为了不正常的人。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在现今社会不胜枚举。苔丝本来想与贝兰杰成为小镇上最后两个人类，但当她看到大多数人变为犀牛后，却对贝兰杰说有理的不是他们，而是大多数变成犀牛的人，人之为人是不正常的，变成犀牛才正常。男女主角作为最后的人，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眼中的异类。在以往人类接受的知识来看，人不做人，而去做动物，是极不正常的。可是，当大多数变成动物的人掌握着话语权时，不变成动物的人才是与社会分离的异类。到故事的结尾，甚至一度坚持做人类的男主角都后悔没有把握住机会变成犀牛，最后他的绝望的叫喊——“我是最后一个人，我将坚持到底！我绝不投降！”——是对人类理性最尖锐的讽刺。
疯癫也是人类社会中的异类形态，如何定义疯癫，其判断标准是掌握在拥有权力的人手中的。他们掌握着人类社会各种判定标准的话语权。与其说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探讨的是疯癫，不如说他是在借由疯癫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权力话语建构进行着探讨。在疯癫史上，人类的许多行为均是其权利话语的体现。
三、权力话语下过度理性的悲剧
由福柯的疯癫理论继续思考，不难发现除了大紧闭、精神病院等相对较为小型、分散地体现人类权力的理性手段之外，人类历史上也爆发了多次高度理性控制下的大型运动。这些运动披着人类理性的外衣，给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曾创造出的物质财富、乃至整个人类历史文化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家们就追求同一性，试图寻找世界的普遍规律，而不是构建一种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发展到二战时期，出现了德国纳粹，追求同一性的“理性”发展到了巅峰，成为了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全民族的人陷入了一种排他情绪之中，全民族的人一起进入了战争的狂欢。这种极端的理性何尝不是一种疯癫？可怕的是与我们常说的少数人的疯癫不同，一个国家中的整个民族都陷入这种疯癫之中，甚至蔓延至日本等其他法西斯国家，整个世界都受到这种极端理性的威胁，无数的生命逝去，无数的财富散失，无数的文明成果被毁，而最重要的是——人类这种野蛮地行径是人性的倒退，人类一直标榜自己不同于其他物种的优越性尽失。最“文明”的人所做出的事却比最野蛮的猛兽可怕千倍万倍，这难道不是对人类理性极度发展的极大讽刺么？
福柯通過对精神病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从历史学和社会学角度切入，论述了在人类权力话语下“理性”如何制造了疯癫。疯癫与文明，理性与非理性，均是在权力话语下得出的结论。福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权力话语模式下进行批评的思维方式和途径，帮助人类反思历史，并建构一种能够结合现实的批评模式。
参考文献：
[1]福柯.疯癫与文明[M].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5，10（第4版）.
[2]尤金·尤涅斯库.犀牛[M].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1，8.
关键词：疯癫;理性;权力话语
一、被“理性”界定的疯癫
疯癫，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错乱、精神失常。疯人，即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精神病人。与疯人相对的人，就是所谓的正常人。疯癫，由文艺复兴时期“自由地显示”到古典时期“被隔着栅栏展示”;由无所不在地混杂于社会之中到“被隔开一段距离，受到某种理性的监督”;由与人性紧密联系到体现“人类长期受压制的兽性”——这些都表现了人类在理性的约束下，不再承认自己与疯癫有任何联系，也“不允许自己与之有过于相似之处。”而这一发展过程，与现代社会高度理性化进程的推进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至此，“理性”作为一条绝对标准，在正常人与疯人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疯人成为非理性的象征，非理性成为疯人的代名词。后来将精神病细化为狂躁症和忧郁症，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等，更加体现了理性的进一步发展。理性要将非理性所包含的内容分门别类，贴上不同的标签，以彰显理性的优越性。
可以看出，福柯所提及的“疯癫”，并非是仅作为病理学和心理学上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历史学和社会学上的概念。他把疯癫置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将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不孤立地看待它。那么，如何产生了这样一部人类的“疯癫史”呢？是由于所谓的有理性的人类——即我们常说的正常人——通过自己的精神状态、话语模式、行为方式等与疯人的不同所区分出来的。疯人是少数人，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他们之所以被定义为疯人是因为理性之人将自己的理性判定标准强加在疯人之上，认为他们的病态是非理性的体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疯癫是理性社会制造出来的产物。疯癫这一概念是相对理性而言的，可正常人所谓的理性为何就成为了判定疯癫的标准呢？是否在疯人眼中，正常人才是真正的疯人呢？
二、疯癫史中权力话语的体现
上文已经提到，疯癫之所以为疯癫，是因为是否拥有理性成为了其界定标准。下面，笔者将探讨理性是为如何成为了疯癫的界定标准以及其成为判定标准后如何压制非理性的。
尤涅斯库的剧作《犀牛》能够很好地解释第一个问题。《犀牛》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小镇上忽然有人人变成了犀牛，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大家开始对此事进行讨论，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犀牛。女主角苔丝和男主角贝兰杰想要做人，然而，女主角后来也跟随众人变成了犀牛，男主角成为了犀牛群中唯一的人类。在这个故事中，变成犀牛的人本来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是大多数人中的异类，人类对其产生厌恶恐惧情感的前提是他们与大多数人不一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中，不难发现但凡与多数人不同的均会被大多数人以各种各样的标准被划分出去，被大多数人所排斥，比如精神病人、同性恋者、残疾人等。这种划分正是人类“理性精神”的体现。但是当事态进一步发展，大多数人开始变为犀牛，此时未变成犀牛的人成为了少数人，他们就变成了大多数人眼中的异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会被大多数人认为不正常，因为在人们当时的认知能力范围内，螃蟹是不能作为食物的，吃螃蟹的人是不同于大多数人的异类，是不正常的，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吃螃蟹，人们开始普遍接受螃蟹可以作为一种食物存在时，认为螃蟹无法食用的人就成为了异类，成为了不正常的人。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在现今社会不胜枚举。苔丝本来想与贝兰杰成为小镇上最后两个人类，但当她看到大多数人变为犀牛后，却对贝兰杰说有理的不是他们，而是大多数变成犀牛的人，人之为人是不正常的，变成犀牛才正常。男女主角作为最后的人，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眼中的异类。在以往人类接受的知识来看，人不做人，而去做动物，是极不正常的。可是，当大多数变成动物的人掌握着话语权时，不变成动物的人才是与社会分离的异类。到故事的结尾，甚至一度坚持做人类的男主角都后悔没有把握住机会变成犀牛，最后他的绝望的叫喊——“我是最后一个人，我将坚持到底！我绝不投降！”——是对人类理性最尖锐的讽刺。
疯癫也是人类社会中的异类形态，如何定义疯癫，其判断标准是掌握在拥有权力的人手中的。他们掌握着人类社会各种判定标准的话语权。与其说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探讨的是疯癫，不如说他是在借由疯癫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权力话语建构进行着探讨。在疯癫史上，人类的许多行为均是其权利话语的体现。
三、权力话语下过度理性的悲剧
由福柯的疯癫理论继续思考，不难发现除了大紧闭、精神病院等相对较为小型、分散地体现人类权力的理性手段之外，人类历史上也爆发了多次高度理性控制下的大型运动。这些运动披着人类理性的外衣，给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曾创造出的物质财富、乃至整个人类历史文化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家们就追求同一性，试图寻找世界的普遍规律，而不是构建一种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发展到二战时期，出现了德国纳粹，追求同一性的“理性”发展到了巅峰，成为了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全民族的人陷入了一种排他情绪之中，全民族的人一起进入了战争的狂欢。这种极端的理性何尝不是一种疯癫？可怕的是与我们常说的少数人的疯癫不同，一个国家中的整个民族都陷入这种疯癫之中，甚至蔓延至日本等其他法西斯国家，整个世界都受到这种极端理性的威胁，无数的生命逝去，无数的财富散失，无数的文明成果被毁，而最重要的是——人类这种野蛮地行径是人性的倒退，人类一直标榜自己不同于其他物种的优越性尽失。最“文明”的人所做出的事却比最野蛮的猛兽可怕千倍万倍，这难道不是对人类理性极度发展的极大讽刺么？
福柯通過对精神病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从历史学和社会学角度切入，论述了在人类权力话语下“理性”如何制造了疯癫。疯癫与文明，理性与非理性，均是在权力话语下得出的结论。福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权力话语模式下进行批评的思维方式和途径，帮助人类反思历史，并建构一种能够结合现实的批评模式。
参考文献：
[1]福柯.疯癫与文明[M].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5，10（第4版）.
[2]尤金·尤涅斯库.犀牛[M].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