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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资本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时候,网络空间资本逻辑和政治逻辑呈现出了融合与冲突并存的态势,资本逻辑在推动网络繁荣发展的同时引发了网络空间话语权力的重新分配,进而产生了话语权力事实上的不平等。提升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实效,需要在网络空间运用政治权力来引导和超越资本力量,将信息技术资本的强劲动力与社会主义发展有效结合起来。在通过协商对话机制凝聚网络多元意识形态的同时,还需要展开对信息技术资本的辩证批判和政策制度的引导与规制。
关键词:资本逻辑;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超越资本逻辑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4-0022-04
基金项目:西南交通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邓小平故里管理局邓小平研究中心2015年资助课题项目(DXPZX2015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改凤(1991-),女,太原人,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林伯海(1964-),四川自贡人,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思潮。
政治与社会
政治与社会
“如果不给资本套上社会主义的笼头,它就会变成与人民为敌的洪水猛兽,变成威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洛伊木马’。”[1]这一形象生动的语言不仅揭示了资本力量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也是对当前中国政治逻辑和资本逻辑关系深刻反思基础上的论断,鲁品越(2008)、叶险明(2014)、鄢一龙(2015)、薛俊强(2015)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对“驾驭资本逻辑”这一论断有过说明和论述。那么,伴随着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快速崛起,资本力量在网络空间运作又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产生了哪些影响,在网络空间究竟应该如何将信息技术资本的强劲动力与社会主义发展有效结合起来,如何有效地用政治权力来驾驭和超越资本力量?本文拟按照“给资本套上社会主义笼头”的原则来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 资本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了解资本力量在网络空间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影响,需要对资本有一个比较清晰地认识。这不仅需要厘清资本的概念,还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厘清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关系,才能够更好地澄清当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模糊认识,不断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从而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拨开认识上的迷雾。
1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资本及其意蕴。“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2]马克思主义视野下资本这一概念,不仅仅是指生产要素资本,更是一种社会关系力量资本。他鲜明指出,最大限度地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本性,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在资本总循环(G-W-G’)的运动过程中实现的。当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力量,“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3]更直接地说,马克思语境中的社会关系就是特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那么,作为社会关系力量的资本,究竟给社会带来了什么?一方面,马克思深刻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因为资本无限追求剩余价值造成了扩大再生产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发挥了极大的革命作用,它将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极大发展了协作和分工,并将科学纳入生产过程,形成了庞大的机器体系和生产机体,驱使巨大的自然力为人类需要服务,这必然使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发展。”[4]另一方面,资本的贪欲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各种恶劣的后果。因为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资本家为最大限度追求剩余价值而限制劳动者消费,而资本的扩张带来生产的扩大,消费品的增长,导致生产过剩,必然带来供求关系的不平衡从而引发经济危机;资本扩张也会导致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恶化,造成生态危机;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扩张还会引发人的异化,使人沦为“单向度的人”,造成人的发展危机,这三种恶果也就是通常所称的资本逻辑悖论。可见,资本逻辑内在的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资本扩张产生的正面的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关系,二是资本扩张产生的负面的阻碍社会发展的社会矛盾关系。
2资本在当代中国的运作。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人们对资本的研究和认识不断深化,如学者鲁品越认为资本的罪恶在于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是“掌握资本的资本家使他们手中的资本成为实现其恶魔意志的工具”。[5]资本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产生剩余劳动也并非就是罪恶的和剥削的,关键在于资本家对私人利益的追逐损害了公共利益和人类生产生活的环境。资本本身并不是“恶魔”,关键是看资本掌握在谁的手里,究竟为谁服务。所以,如何利用资本并让资本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对资本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大体而言,资本在中国的进程经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对立和社会主义与资本的融合等过程,社会主义与资本的融合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而演进的。
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对立。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因而,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将资本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根源,认为要发展社会主义就要消灭资本。所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成为了早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之初,也采取了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为新中国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尤其是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极端形式更是给中国的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灾难。 社会主义与资本的融合。为摆脱计划经济的困境,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也经历了几个阶段。一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阶段仍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为补充,在短期内对于中国社会生产力提高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计划配置与商品市场的矛盾使得社会发展出现了各种问题。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同时肯定了资本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三是全面深化改革阶段。这一阶段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要使资本的活力全面迸发。可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和中国改革的全面深化,资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网络空间资本力量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影响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资本力量不仅浸入到中国经济领域,也逐渐对中国的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产生影响,尤其是在互联网兴起的当代中国,资本力量对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产生着重要影响。对此,我们需要有一个辩证的认识,方能更好地处理网络空间资本逻辑和政治逻辑的关系,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提供有序的空间环境。
1资本逻辑推动了网络空间多元意识形态的交融与交锋。资本逻辑推动下中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传播呈现出交融与交锋并在的多样景观。一方面,网络空间的资本化推动了网络空间的政治化,为网络空间打上了意识形态烙印。资本扩张是资本的生命力所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满足资本家利益的强劲动力下资本在空间的扩张上不遗余力推动了全球化和网络化,使原有的权力追逐形式转变为空间的争夺,为网络空间披上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外衣。另一方面,不同社会制度下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性也迥然不同。因为从本质上来看,网络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网络空间也属于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自然规定性,还具有社会规定性,即社会属性。而意识形态性是社会性的重要表现,所以说,网络空间具有意识形态性,不同社会制度下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性也迥然各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网络空间尽管受到不同社会制度的规制,但其自由流动性仍然为不同制度下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提供了广阔平台。可见,正是由于资本的扩张以及不同制度下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即资本逻辑和社会主义政治逻辑的交互博弈推动了中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多样景观。
资本逻辑推动下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网络信息技术资本不断扩张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网络信息的普及和爆炸式发展。当大量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笼罩人们的时候,人们不可能做到全盘审视和接受,只会有选择地进行信息消费。而在这个信息选择消费的过程中,人们自身原有政治倾向必然会对网络信息的选择和消费产生导向作用,从而强化其原有意识形态倾向性,进而加剧网络空间不同意识形态的分裂与对抗。当然,在信息消费过程中,由于网络媒介的助推,人们的信息消费也会受到其它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进而吸收不同意识形态因素,使得原有意识形态倾向趋于弱化。可见,正是承载不同意识形态的信息在网络空间相互传播、自由流动时,网络民众在有意无意的信息消费过程中发生了原有思想价值观念的强化、动摇或改变,这无疑给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带来了或正或负的影响。一方面,当多元意识形态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追求不相冲突时,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就会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丰富和发展提供话语资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和社会认同起到正面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当多元意识形态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追求相抵触时,就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产生对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认同产生消极影响。
2资本逻辑推动了网络话语权力的重新分配。对于权力的来源,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认为,“虽然权力来源有很多种,但暴力、金钱和知识的确是权力最重要的凭借”,[6]而这三者是一个互动系统,他甚至形象地将三者的组合称为“权力金三角”。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信息与技术同样也成为了权力来源的组成部分。如约翰·奈斯比特认为,在网络社会,“一个新的权力来源不是少数人手中的金钱,而是多数人手中的信息”。[7]卡斯特也认为,“在因特网和社会共同的演化过程中,我们生活中的政治范围已经被大大地改变了。权力基本上是围绕着文化代码和信息内容的生产和传播进行的。”[8]可以看到,随着在网络社会的兴起,信息和技术正在成为新的权力来源,人们对于权力来源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
当然,信息技术之所以能够赋有权力还在于其作为资本本身的权力,正是由于资本逻辑的推动造就了网络空间信息技术的权力化。进一步而言,就是网络空间兴起后作为一种介质推动了知识、财富、信息、技术等要素在社会中重新分配和组合,促成了社会权力的“再生产”。正是因为社会权力的重新组合使得社会话语权力和话语资本在社会成员中也得到了重新分配。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网络崛起的当今社会,谁掌握更多的信息和技术,谁就有可能掌控更多的权力。这一逻辑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主体社会内部,就整个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主体而言也同样适用。正如《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指出的,“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信息能力的强弱成为衡量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9]这鲜明地指出了在世界互联网体系中信息资源掌控程度对于国家竞争力或國家权力的重要影响。
3资本逻辑带来了网络话语权力的不平等。网络空间权利的平等性一定程度遮蔽了权力的不平等,因而,我们必须清晰认识网络空间权力的不平等及其背后的资本运作逻辑。我们知道,在网络空间事实上是精英在控制与把持着话语权力,而数量众多的网络民众往往只是精英话语和意见的支持者和拥护者。精英话语和意见之所以能够起到动员作用往往在于他们现实世界所掌握的知识、政治权力、信息技术等资源。简单来说,就是拥有信息技术知识等资本的精英能够将网络空间的公共话题进行符号化,通过网络语言的表达来引导网络舆论,从而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精英在依托现实权力资源引导网络舆论的过程中也借助于对网络民众的舆论动员放大了自己的力量,获得了新的权力,数量众多的网民在参与过程中也获得了情绪的宣泄或者心理的满足感。可见,现实世界拥有资源优势的精英在网络空间中通过动员过程使自身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影响力越来越大,从而造成了网络空间权力的不平等。此外,在网络信息资本化过程中,信息权力“寻租”现象也不断发生,网络“水军”、网络删帖等行为背后折射的正是网络话语权力不平等的资本逻辑根源。 三、网络空间超越“资本逻辑”的实践路径
那么,在网络空间究竟应该如何将信息技术资本的强劲动力与社会主义发展有效结合起来,如何有效地用政治权力来驾驭资本力量,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实效?其实,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有实践经验来看,不仅要以协商对话机制凝聚网络多元意识形态,还要展开信息技术资本的辩证批判,以及落实到政策引导上。
首先,通过协商对话机制凝聚多元共识。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不仅是一个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博弈过程,更是一个吸收一切有益成分的融合过程,所以,在网络资本化和资本政治化的融合和对抗过程中,要承认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以协商对话机制来凝聚网络共识。我们知道,各种网络社会思潮的出现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环境共同孕育而产生的,离开历史语境和环境来考察社会思潮,就会陷入敌对的相互斗争的境地,整个话语空间也会成为硝烟弥漫的战场,相互吸收借鉴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因而,凝聚网络多元意识形态,就要通过协商对话机制来凝聚多元共识。具体而言,一要强调网络多元社会思潮的主体间性。也就是说,在网络空间,要承认多元社会思潮的客观存在,对不同思潮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要予以充分尊重,这是多元思潮协商对话的首要前提。二要构建对话平台,实现交互对话。如果放任自流,多元社会思潮缺乏正面交互平台,相互之间的对话就会脱节,有可能转为相互攻击谩骂,因而,要通过学术平台或其他平台的搭建,让不同思潮能够有效互动,相互参考和借鉴,繁荣学术的同时也能达到相互交流的目的。
其次,展开信息技术资本的辩证批判。就信息技术资本而言,不仅要看到其在网络发展和繁荣过程中的巨大变革作用,也要看到其自由肆虐引发的负面效应。因而,根本的问题在于对待信息技术资本的方式,是任其自由膨胀而摧毁社会道义还是将其“套上社会主义笼头”充分迸发活力。社会主义笼头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网络时代中国信息技术资本占有者一定程度上在网络空间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他们通过信息技术资本的力量来控制网络等各类媒体,进而影响着网络民众的思想。所以,是让更多的人从社会主义价值的正途中迷失转而沉浸在资本主义的价值冰水之中,还是沿着社会主义价值方向迈进,关键在于对信息技术资本私人占有者的价值引导和教育,同时也不排除约束和规制手段的采用。唯有如此,才能让信息技术资本带动经济效益的同时沿着社会主义引导的方向迈进。当然,在对信息技术资本的批判过程中,必须注意几个问题。一是正确理解资本与资本主义的联系与区别,不能简单将资本当做资本主义来批判。二是要清楚地知道批判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揭露资本力量在网络空间引发的负面效应,而是要充分利用资本力量来迸发活力的同时将私人利益引导到公共利益或者说人民利益上来。
再次,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下套牢信息技术资本的“社会主义笼头”。网络信息技术产业越来越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因而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加强对网络信息技术资本的控制力和引导力。就引导力而言,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利益中心的引导。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强调“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10]3同时,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及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都强调“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11]4这些制度政策为中国网络信息技术资本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就控制力而言,一方面要加强国有网络信息技术资本的控制率。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既要重视网络信息技术资本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要注重提升国有网络信息技术资本的控制率,即加大国有资本对网络信息技术产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方能以“社会主义笼头”驾驭网络信息技术资本力量,从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发挥国有资本的调控作用;同时,提出要“发展技术市场”,“创新商业模
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10]15这为网络信息技术资本与社会主义因素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新的制度依托和方向引导。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来规范网络信息技术资本的有序运行,减少网络信息资本“寻租”现象,让资本迸发出来的活力真正服务人民,造福人民。正如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的,“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要“坚持政策引导和依法管理并举”,“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措施,化解网络风险。”
参考文献:
[1]鄢一龙.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7.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5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人民出版社,2009∶922.
[4]庄副龄.简明马克思主义史[M].人民出版社,2001∶71.
[5]鲁品越.社会主义对资本力量:驾驭与导控[M].重庆出版社,2008∶44.
[6][美]阿尔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吴迎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10.
[7][美]奈斯比特.大趋势[M].梅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5.
[8][美]曼紐尔·卡斯特.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M].郑波,武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77.
[9]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3.
[1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
[11]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人民出版社,2016∶4.
[12]鲁品越,王珊.论资本逻辑的基本内涵[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3,(10).
[13]刘建军,沈逸.网络政治形态:国际比较与中国意义[J].晋阳学刊,2013,(14).
[14]叶险明.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J].天津社会科学,2014,(3).
[15]荆学民,祖昊.政治传播中政治、媒介、资本的三种逻辑及其博弈[J].社会科学战线,2016,(10).
【责任编辑:张晓妍】
关键词:资本逻辑;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超越资本逻辑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4-0022-04
基金项目:西南交通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邓小平故里管理局邓小平研究中心2015年资助课题项目(DXPZX2015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改凤(1991-),女,太原人,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林伯海(1964-),四川自贡人,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思潮。
政治与社会
政治与社会
“如果不给资本套上社会主义的笼头,它就会变成与人民为敌的洪水猛兽,变成威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洛伊木马’。”[1]这一形象生动的语言不仅揭示了资本力量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也是对当前中国政治逻辑和资本逻辑关系深刻反思基础上的论断,鲁品越(2008)、叶险明(2014)、鄢一龙(2015)、薛俊强(2015)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对“驾驭资本逻辑”这一论断有过说明和论述。那么,伴随着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快速崛起,资本力量在网络空间运作又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产生了哪些影响,在网络空间究竟应该如何将信息技术资本的强劲动力与社会主义发展有效结合起来,如何有效地用政治权力来驾驭和超越资本力量?本文拟按照“给资本套上社会主义笼头”的原则来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 资本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了解资本力量在网络空间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影响,需要对资本有一个比较清晰地认识。这不仅需要厘清资本的概念,还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厘清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关系,才能够更好地澄清当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模糊认识,不断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从而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拨开认识上的迷雾。
1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资本及其意蕴。“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2]马克思主义视野下资本这一概念,不仅仅是指生产要素资本,更是一种社会关系力量资本。他鲜明指出,最大限度地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本性,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在资本总循环(G-W-G’)的运动过程中实现的。当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力量,“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3]更直接地说,马克思语境中的社会关系就是特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那么,作为社会关系力量的资本,究竟给社会带来了什么?一方面,马克思深刻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因为资本无限追求剩余价值造成了扩大再生产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发挥了极大的革命作用,它将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极大发展了协作和分工,并将科学纳入生产过程,形成了庞大的机器体系和生产机体,驱使巨大的自然力为人类需要服务,这必然使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发展。”[4]另一方面,资本的贪欲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各种恶劣的后果。因为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资本家为最大限度追求剩余价值而限制劳动者消费,而资本的扩张带来生产的扩大,消费品的增长,导致生产过剩,必然带来供求关系的不平衡从而引发经济危机;资本扩张也会导致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恶化,造成生态危机;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扩张还会引发人的异化,使人沦为“单向度的人”,造成人的发展危机,这三种恶果也就是通常所称的资本逻辑悖论。可见,资本逻辑内在的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资本扩张产生的正面的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关系,二是资本扩张产生的负面的阻碍社会发展的社会矛盾关系。
2资本在当代中国的运作。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人们对资本的研究和认识不断深化,如学者鲁品越认为资本的罪恶在于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是“掌握资本的资本家使他们手中的资本成为实现其恶魔意志的工具”。[5]资本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产生剩余劳动也并非就是罪恶的和剥削的,关键在于资本家对私人利益的追逐损害了公共利益和人类生产生活的环境。资本本身并不是“恶魔”,关键是看资本掌握在谁的手里,究竟为谁服务。所以,如何利用资本并让资本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对资本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大体而言,资本在中国的进程经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对立和社会主义与资本的融合等过程,社会主义与资本的融合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而演进的。
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对立。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因而,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将资本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根源,认为要发展社会主义就要消灭资本。所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成为了早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之初,也采取了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为新中国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尤其是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极端形式更是给中国的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灾难。 社会主义与资本的融合。为摆脱计划经济的困境,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也经历了几个阶段。一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阶段仍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为补充,在短期内对于中国社会生产力提高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计划配置与商品市场的矛盾使得社会发展出现了各种问题。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同时肯定了资本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三是全面深化改革阶段。这一阶段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要使资本的活力全面迸发。可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和中国改革的全面深化,资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网络空间资本力量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影响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资本力量不仅浸入到中国经济领域,也逐渐对中国的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产生影响,尤其是在互联网兴起的当代中国,资本力量对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产生着重要影响。对此,我们需要有一个辩证的认识,方能更好地处理网络空间资本逻辑和政治逻辑的关系,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提供有序的空间环境。
1资本逻辑推动了网络空间多元意识形态的交融与交锋。资本逻辑推动下中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传播呈现出交融与交锋并在的多样景观。一方面,网络空间的资本化推动了网络空间的政治化,为网络空间打上了意识形态烙印。资本扩张是资本的生命力所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满足资本家利益的强劲动力下资本在空间的扩张上不遗余力推动了全球化和网络化,使原有的权力追逐形式转变为空间的争夺,为网络空间披上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外衣。另一方面,不同社会制度下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性也迥然不同。因为从本质上来看,网络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网络空间也属于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自然规定性,还具有社会规定性,即社会属性。而意识形态性是社会性的重要表现,所以说,网络空间具有意识形态性,不同社会制度下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性也迥然各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网络空间尽管受到不同社会制度的规制,但其自由流动性仍然为不同制度下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提供了广阔平台。可见,正是由于资本的扩张以及不同制度下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即资本逻辑和社会主义政治逻辑的交互博弈推动了中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多样景观。
资本逻辑推动下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网络信息技术资本不断扩张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网络信息的普及和爆炸式发展。当大量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笼罩人们的时候,人们不可能做到全盘审视和接受,只会有选择地进行信息消费。而在这个信息选择消费的过程中,人们自身原有政治倾向必然会对网络信息的选择和消费产生导向作用,从而强化其原有意识形态倾向性,进而加剧网络空间不同意识形态的分裂与对抗。当然,在信息消费过程中,由于网络媒介的助推,人们的信息消费也会受到其它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进而吸收不同意识形态因素,使得原有意识形态倾向趋于弱化。可见,正是承载不同意识形态的信息在网络空间相互传播、自由流动时,网络民众在有意无意的信息消费过程中发生了原有思想价值观念的强化、动摇或改变,这无疑给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带来了或正或负的影响。一方面,当多元意识形态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追求不相冲突时,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就会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丰富和发展提供话语资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和社会认同起到正面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当多元意识形态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追求相抵触时,就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产生对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认同产生消极影响。
2资本逻辑推动了网络话语权力的重新分配。对于权力的来源,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认为,“虽然权力来源有很多种,但暴力、金钱和知识的确是权力最重要的凭借”,[6]而这三者是一个互动系统,他甚至形象地将三者的组合称为“权力金三角”。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信息与技术同样也成为了权力来源的组成部分。如约翰·奈斯比特认为,在网络社会,“一个新的权力来源不是少数人手中的金钱,而是多数人手中的信息”。[7]卡斯特也认为,“在因特网和社会共同的演化过程中,我们生活中的政治范围已经被大大地改变了。权力基本上是围绕着文化代码和信息内容的生产和传播进行的。”[8]可以看到,随着在网络社会的兴起,信息和技术正在成为新的权力来源,人们对于权力来源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
当然,信息技术之所以能够赋有权力还在于其作为资本本身的权力,正是由于资本逻辑的推动造就了网络空间信息技术的权力化。进一步而言,就是网络空间兴起后作为一种介质推动了知识、财富、信息、技术等要素在社会中重新分配和组合,促成了社会权力的“再生产”。正是因为社会权力的重新组合使得社会话语权力和话语资本在社会成员中也得到了重新分配。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网络崛起的当今社会,谁掌握更多的信息和技术,谁就有可能掌控更多的权力。这一逻辑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主体社会内部,就整个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主体而言也同样适用。正如《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指出的,“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信息能力的强弱成为衡量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9]这鲜明地指出了在世界互联网体系中信息资源掌控程度对于国家竞争力或國家权力的重要影响。
3资本逻辑带来了网络话语权力的不平等。网络空间权利的平等性一定程度遮蔽了权力的不平等,因而,我们必须清晰认识网络空间权力的不平等及其背后的资本运作逻辑。我们知道,在网络空间事实上是精英在控制与把持着话语权力,而数量众多的网络民众往往只是精英话语和意见的支持者和拥护者。精英话语和意见之所以能够起到动员作用往往在于他们现实世界所掌握的知识、政治权力、信息技术等资源。简单来说,就是拥有信息技术知识等资本的精英能够将网络空间的公共话题进行符号化,通过网络语言的表达来引导网络舆论,从而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精英在依托现实权力资源引导网络舆论的过程中也借助于对网络民众的舆论动员放大了自己的力量,获得了新的权力,数量众多的网民在参与过程中也获得了情绪的宣泄或者心理的满足感。可见,现实世界拥有资源优势的精英在网络空间中通过动员过程使自身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影响力越来越大,从而造成了网络空间权力的不平等。此外,在网络信息资本化过程中,信息权力“寻租”现象也不断发生,网络“水军”、网络删帖等行为背后折射的正是网络话语权力不平等的资本逻辑根源。 三、网络空间超越“资本逻辑”的实践路径
那么,在网络空间究竟应该如何将信息技术资本的强劲动力与社会主义发展有效结合起来,如何有效地用政治权力来驾驭资本力量,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实效?其实,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有实践经验来看,不仅要以协商对话机制凝聚网络多元意识形态,还要展开信息技术资本的辩证批判,以及落实到政策引导上。
首先,通过协商对话机制凝聚多元共识。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不仅是一个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博弈过程,更是一个吸收一切有益成分的融合过程,所以,在网络资本化和资本政治化的融合和对抗过程中,要承认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以协商对话机制来凝聚网络共识。我们知道,各种网络社会思潮的出现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环境共同孕育而产生的,离开历史语境和环境来考察社会思潮,就会陷入敌对的相互斗争的境地,整个话语空间也会成为硝烟弥漫的战场,相互吸收借鉴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因而,凝聚网络多元意识形态,就要通过协商对话机制来凝聚多元共识。具体而言,一要强调网络多元社会思潮的主体间性。也就是说,在网络空间,要承认多元社会思潮的客观存在,对不同思潮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要予以充分尊重,这是多元思潮协商对话的首要前提。二要构建对话平台,实现交互对话。如果放任自流,多元社会思潮缺乏正面交互平台,相互之间的对话就会脱节,有可能转为相互攻击谩骂,因而,要通过学术平台或其他平台的搭建,让不同思潮能够有效互动,相互参考和借鉴,繁荣学术的同时也能达到相互交流的目的。
其次,展开信息技术资本的辩证批判。就信息技术资本而言,不仅要看到其在网络发展和繁荣过程中的巨大变革作用,也要看到其自由肆虐引发的负面效应。因而,根本的问题在于对待信息技术资本的方式,是任其自由膨胀而摧毁社会道义还是将其“套上社会主义笼头”充分迸发活力。社会主义笼头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网络时代中国信息技术资本占有者一定程度上在网络空间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他们通过信息技术资本的力量来控制网络等各类媒体,进而影响着网络民众的思想。所以,是让更多的人从社会主义价值的正途中迷失转而沉浸在资本主义的价值冰水之中,还是沿着社会主义价值方向迈进,关键在于对信息技术资本私人占有者的价值引导和教育,同时也不排除约束和规制手段的采用。唯有如此,才能让信息技术资本带动经济效益的同时沿着社会主义引导的方向迈进。当然,在对信息技术资本的批判过程中,必须注意几个问题。一是正确理解资本与资本主义的联系与区别,不能简单将资本当做资本主义来批判。二是要清楚地知道批判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揭露资本力量在网络空间引发的负面效应,而是要充分利用资本力量来迸发活力的同时将私人利益引导到公共利益或者说人民利益上来。
再次,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下套牢信息技术资本的“社会主义笼头”。网络信息技术产业越来越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因而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加强对网络信息技术资本的控制力和引导力。就引导力而言,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利益中心的引导。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强调“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10]3同时,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及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都强调“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11]4这些制度政策为中国网络信息技术资本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就控制力而言,一方面要加强国有网络信息技术资本的控制率。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既要重视网络信息技术资本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要注重提升国有网络信息技术资本的控制率,即加大国有资本对网络信息技术产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方能以“社会主义笼头”驾驭网络信息技术资本力量,从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发挥国有资本的调控作用;同时,提出要“发展技术市场”,“创新商业模
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10]15这为网络信息技术资本与社会主义因素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新的制度依托和方向引导。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来规范网络信息技术资本的有序运行,减少网络信息资本“寻租”现象,让资本迸发出来的活力真正服务人民,造福人民。正如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的,“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要“坚持政策引导和依法管理并举”,“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措施,化解网络风险。”
参考文献:
[1]鄢一龙.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7.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5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人民出版社,2009∶922.
[4]庄副龄.简明马克思主义史[M].人民出版社,2001∶71.
[5]鲁品越.社会主义对资本力量:驾驭与导控[M].重庆出版社,2008∶44.
[6][美]阿尔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吴迎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10.
[7][美]奈斯比特.大趋势[M].梅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5.
[8][美]曼紐尔·卡斯特.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M].郑波,武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77.
[9]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3.
[1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
[11]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人民出版社,2016∶4.
[12]鲁品越,王珊.论资本逻辑的基本内涵[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3,(10).
[13]刘建军,沈逸.网络政治形态:国际比较与中国意义[J].晋阳学刊,2013,(14).
[14]叶险明.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J].天津社会科学,2014,(3).
[15]荆学民,祖昊.政治传播中政治、媒介、资本的三种逻辑及其博弈[J].社会科学战线,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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