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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明青，中央音乐学院大提琴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曾多次举行独奏及室内乐音乐会，多次率领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青年交响乐团、中央音乐学院室内乐团代表国家赴欧洲各国和美国演出，多次应邀赴世界各地讲学。
时光回溯至半个世纪前……
1966年，十岁的俞明青已经无师自通地学会演奏竹笛和二胡了。刚上小学时，他就迷上了竹笛。当时一位比他年长七八岁的街坊家里经济条件较好，不仅会演奏二胡、竹笛，还会拉手风琴。俞明青很喜欢他吹奏竹笛的声音，跑回家告诉母亲自己也想学。母亲买了一支竹笛给他。“一毛五一支，很漂亮也很简易，回家我就能吹响了。”后来母亲对他说：“你要真想学的话，就学个二胡吧，二胡不费气。”于是，吹了几年竹笛后，俞明青就改学二胡了。诸如《赛马》等曲子他都是靠偷听街坊拉琴学会的，并没有老师手把手地教他。再后来，他只要自己能唱出什么就能拉出什么，首调的概念非常强。
正经练了两年二胡后，俞明青去考了红小兵宣传队。“有百分之八九十当年的红小兵，现在都在各大乐团和军区从事文艺工作。”当时身高已经一米七的俞明青，在红小兵里是个子最高的，宣传队的老师因此建议他学习大提琴。“大提琴长什么样？”当天，俞明青第一次见到了大提琴，那是宣传队里仅有的一把大提琴。等到比他年长六七岁的大提琴手毕业走了，俞明青就可以用这把琴了。
从此，俞明青天天盼着能拉这把大提琴，而在触碰到这把真正的大提琴之前，他每天扛着一把老式革胡回家当作大提琴练习。这样一练就是一年多，在琴上找到了把位，那位年长的大提琴手也毕业走了。
拿到大提琴后，俞明青开始研究五线谱。“当时好像就没有找老师的概念，自己琢磨高音谱号，琢磨了很久。”他琢磨出了五线谱上的一个个音，也琢磨出了这些音在大提琴上的位置。他问人借来连夜抄写的练习曲乐谱有好几纸箱，如今还存放在青岛的家中，今天拿出来看依然很正规。
“我母親是普通工人，面粉厂的化验员，我父亲是制镜厂的技术人员。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家里根本没有搞音乐的。”母亲到处托人找到一位青岛歌舞团的大提琴手叶征，他是俞明青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人，不仅在专业上，更在人品上影响了俞明青。“他很善良，而且教我拉琴分文学费不收。”叶征告诉俞明青一些专业的、正确的方法，即使是一些他本人拉不出来的东西，也能给俞明青指导。因为喜欢音乐，喜欢大提琴，技巧的东西不在话下，俞明青很快就一一学会了。
十四五岁时，俞明青对大提琴的热爱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当时家里总共只有二十四平米的两间房子，他和父母以及两个姐姐五口人同住。“我特别怀念那个时候，也没有感觉生活有多苦，因为大家都一样。”俞明青很爱练琴，一天有六七个小时都在练琴，家里的洋灰地几乎快被大提琴的尾柱杵透了。“‘文革’时根本不上学，在家没事干就拉琴。”那几年夏天，青岛炎炎酷暑，家里买不起电风扇，俞明青练琴时，母亲就在他旁边扇着芭蕉扇，他练多长时间，母亲就给他扇多长时间。“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每练一弓都是真的，含金量要高，不然真的辜负了母亲。”
学了三年大提琴，俞明青与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考试不期而遇，那时他在青岛拉大提琴已经很有名气了。在学习大提琴的三年间，他考过几个部队文工团，考过铁道兵，考过北海舰队，考过总政，每一次都考上了，但最后却都不了了之了，因为他妈妈的家庭背景，所以他无法通过政审——俞明青的外公早年从农村带出了很多人到青岛学文化、学外语，他的家庭因此也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当时我苦恼极了，向往着要去搞专业。”
1973年，中央音乐学院并入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成立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之前招收的学生都是白丁或已经工作了的知青。邓小平刚刚复出那时，五七艺术大学允许从中学招生了。”俞明青思忖着校名，“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后面有“音乐学院”这几个字，一定就是“中央音乐学院”了。他决意必须考进去。
招生考试当天的情景颇有戏剧性。在青岛的考试已经进行了多日，但俞明青却不知道。一天正在上课，中学的广播喇叭里传来通知：“中央音乐学院正在大庙山的少年宫进行招生考试。”俞明青急忙回家取了琴，再跑去大庙山。途中有三个大坡路，爬坡就像爬山一样。走了很远的路，到大庙山时刚好五点整，他的白衬衣已经完全被汗水浸湿了，紧贴在身上。负责考试叫号的孔老师见他匆匆忙忙地跑来，对他说：“结束了！回去吧！”眼看就要与考试擦肩而过了，俞明青沮丧地嘟囔道：“我跑了这么远，还爬了几个大坡呢。”
当时去青岛招生的老师包括朱工一、王祥、邵元信等名家，王祥就是俞明青后来的老师，时任学校党支部书记。俞明青被叫号老师拒之门外的一幕刚好被王祥撞见，他箭步上前说：“好不容易碰见一个大提琴，不能放，进来拉吧！”俞明青坐定，拉了《梦幻曲》和《叙事曲》，老师们听后很赏识他的乐感，尽管他的技术不是太好，还是当即让他填写了入学的表格。
好事多磨，俞明青又一次经历了政审风波。开学在即，中央音乐学院在青岛招的八个学生除了俞明青以外都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如果上不了音乐学院，俞明青只有两个选择——上山下乡或是顶替母亲去当工人。绝望中，俞明青只得孤注一掷，最后努把力。姐姐带着俞明青和十五斤粮票从青岛奔赴北京，辗转联系上王祥老师，在老师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俞明青就随老师一起坐班车前往朱辛庄，同车的人包括林耀基、隋克强等名师。俞明青在朱辛庄住了一个星期，每到晚上，他就被老师们围住，拉琴给大家听。“你这个小孩经历了什么？怎么拉得如此动人！”老师们都被这个青岛男孩的琴声感动了，为他入学的事写了联名信。 十几天后，俞明青回到了青岛，到家第三天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经过一番波折，他被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王祥老师的夫人全如给俞明青发来了三个字的电报“贺录取”。十月，俞明青和七个青岛小伙伴一起赴京上学，那成了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如果没有好的学习条件，即使你再热爱音乐，也很难学有所成。”俞明青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进入音乐学院后，他比以往更如饥似渴地学习。大提琴专业有五年制、三年制两个班，俞明青被老师放在了五年制的班里，以便多学两年。“一人一个琴房不用抢，每天早晨六点钟有一个军事训练，跑完步回来洗完脸就练琴到八点，很快去食堂吃完饭就开始上课。”入学后，俞明青的当务之急是改方法、改握弓。他每天在一号楼上完课就跑到琴房练长弓，方法对了，拉长弓甚至会上瘾，成为一种享受。“我很感谢音乐学院的老教授们发现了我。他们非常忘我地去寻找有才能的人。”
再后来“批判无标题音乐”开始了，奏鸣曲、协奏曲之类无标题的音乐绝不能拉。我们后来只能拉由样板戏改成的大提琴曲，倒也能练一些东西。我的老师很聪明，他说有一个东西可以钻空子拉，那就是练习曲。”身处社会大环境，俞明青依旧完全沉浸在音乐里。他很快把博帕尔等练习曲从头到尾都学了，期间学工学农，走到哪里拉到哪里，毕业后没了琴房就在外面练，在煤堆里练。正是当年吃过的苦、经受的锻炼，造就了俞明青今天的“能上能下”。
俞明青教书从小孩教起，边教边积累。“文革”结束后，直到1980年，突然有了一个机会，自称“运气好”的俞明青成了公派留學生，赴比利时留学。“我当时印象中的法比学派就是一面旗帜。”通过考试，1980年12月，俞明青离开中国，赴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深造。
“到了比利时，我就像来到了天堂。”对俞明青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现代化得让人不适应。他把自己冷静下来，像海绵一样汲取法比学派的养分。“我在比利时的老师对我后半生的演奏和教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到了那儿，我才知道用欧洲的演奏法去演奏巴赫、贝多芬是什么样的。”在比利时学习了三年，俞明青却连比利时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因为他一天到晚都在练琴，从来没有出去旅游过。1983年，俞明青获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大提琴一等文凭，同时荣获比利时国王陛下名誉颁发的大提琴最高等文凭及室内乐最高等文凭。最后一个文凭的考试，俞明青拿到了九十六分，这样的高分在他入学前十几年里都没有人得到过。
学成回国，俞明青为自己的首场音乐会选择了哈恰图良的《大提琴协奏曲》。之后，比利时的文凭在他的皮箱里沉睡了五六年，他也一度消沉。1988年，俞明青的学生在第一届全国大提琴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他被学校从附中调到大学当老师。第二届比赛，他又有学生获得第一名，此后他的学生们陆续在国内外比赛中获奖。在中国文化部举办的六届全国大提琴比赛中，他的学生四次获得第一名。在2002年南非举办的第九届国际弦乐比赛中，他的学生获得了第三名。在2005年第五届中国金钟奖第一届大提琴比赛中，他的学生分获金奖和铜奖。
1991年俞明青升任副教授，1992年担任了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副主任。作为全国第一个拿回室内乐文凭的人，他带领室内乐团在全国各地巡演，还推动促成了将管弦系学生的室内乐成绩纳入学分的举措实施。
四十多年来，俞明青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大提琴演奏家，他们在全国各地的主要乐团担任首席、演奏员，是各大乐团的中流砥柱。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的音乐学院，成为新一代的大提琴教学骨干。从教多年，俞明青教给学生的不仅是音乐。“技术是必然的，要训练学生走上一条非常简单的路，达到技术的高点。但最重要的是做人。学会做人，音乐就有了。”俞明青和他的学生们给人的突出印象是为人厚道。学生们口口相传着俞老师的“三部曲”：第一会做人，第二会喝点儿酒，第三才是会拉琴。俞明青班上的学生很本分，互相帮助。他对每个学生一碗水端平，也不允许学生们互相妒忌，他说这也来自他老师王祥教授的言传身教。
而在教学之外，俞明青一直致力于以室内乐为主的演出，并为学生们创造演出机会。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个性，他总是鼓励他们保持住这样的个性。“有时候你根本不要破坏他们的拉法。我不会苛刻地要求他们，但有些科学的东西要告诉他们。”俞明青的女儿俞佳自六岁起随父亲学习大提琴，后来出国深造，如今女承父业，也在教学上取得了成绩。
俞明青希望把更多既能拉、又会教的大提琴家请到中央音乐学院给学生们上课，比如华人大提琴家王健、秦立巍等。他也鼓励学生们在大学毕业后出国学习、观察，感受国外的文化、音乐氛围，呼吸当地的空气。“音乐就像聊天、喝咖啡、喝茶，有了氛围你就不认为音乐那么难，那时你再回来理解，很多东西就真的不一样了。”贝多芬《第二大提琴奏鸣曲》是俞明青很喜爱的作品，也是他赴比利时学习后自然而然有了更深体会的作品，现在这首作品成了他教学中的众多保留曲目之一。“当学生在音乐上开始有情感、有色彩、有修养的时候，我一定会拿贝多芬《第二大提琴奏鸣曲》给他。这部作品中的每一个音都是有味道的，我希望他们通过这部作品把哲理、修养提炼出来。”
时光回溯至半个世纪前……
1966年，十岁的俞明青已经无师自通地学会演奏竹笛和二胡了。刚上小学时，他就迷上了竹笛。当时一位比他年长七八岁的街坊家里经济条件较好，不仅会演奏二胡、竹笛，还会拉手风琴。俞明青很喜欢他吹奏竹笛的声音，跑回家告诉母亲自己也想学。母亲买了一支竹笛给他。“一毛五一支，很漂亮也很简易，回家我就能吹响了。”后来母亲对他说：“你要真想学的话，就学个二胡吧，二胡不费气。”于是，吹了几年竹笛后，俞明青就改学二胡了。诸如《赛马》等曲子他都是靠偷听街坊拉琴学会的，并没有老师手把手地教他。再后来，他只要自己能唱出什么就能拉出什么，首调的概念非常强。
正经练了两年二胡后，俞明青去考了红小兵宣传队。“有百分之八九十当年的红小兵，现在都在各大乐团和军区从事文艺工作。”当时身高已经一米七的俞明青，在红小兵里是个子最高的，宣传队的老师因此建议他学习大提琴。“大提琴长什么样？”当天，俞明青第一次见到了大提琴，那是宣传队里仅有的一把大提琴。等到比他年长六七岁的大提琴手毕业走了，俞明青就可以用这把琴了。
从此，俞明青天天盼着能拉这把大提琴，而在触碰到这把真正的大提琴之前，他每天扛着一把老式革胡回家当作大提琴练习。这样一练就是一年多，在琴上找到了把位，那位年长的大提琴手也毕业走了。
拿到大提琴后，俞明青开始研究五线谱。“当时好像就没有找老师的概念，自己琢磨高音谱号，琢磨了很久。”他琢磨出了五线谱上的一个个音，也琢磨出了这些音在大提琴上的位置。他问人借来连夜抄写的练习曲乐谱有好几纸箱，如今还存放在青岛的家中，今天拿出来看依然很正规。
“我母親是普通工人，面粉厂的化验员，我父亲是制镜厂的技术人员。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家里根本没有搞音乐的。”母亲到处托人找到一位青岛歌舞团的大提琴手叶征，他是俞明青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人，不仅在专业上，更在人品上影响了俞明青。“他很善良，而且教我拉琴分文学费不收。”叶征告诉俞明青一些专业的、正确的方法，即使是一些他本人拉不出来的东西，也能给俞明青指导。因为喜欢音乐，喜欢大提琴，技巧的东西不在话下，俞明青很快就一一学会了。
十四五岁时，俞明青对大提琴的热爱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当时家里总共只有二十四平米的两间房子，他和父母以及两个姐姐五口人同住。“我特别怀念那个时候，也没有感觉生活有多苦，因为大家都一样。”俞明青很爱练琴，一天有六七个小时都在练琴，家里的洋灰地几乎快被大提琴的尾柱杵透了。“‘文革’时根本不上学，在家没事干就拉琴。”那几年夏天，青岛炎炎酷暑，家里买不起电风扇，俞明青练琴时，母亲就在他旁边扇着芭蕉扇，他练多长时间，母亲就给他扇多长时间。“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每练一弓都是真的，含金量要高，不然真的辜负了母亲。”
学了三年大提琴，俞明青与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考试不期而遇，那时他在青岛拉大提琴已经很有名气了。在学习大提琴的三年间，他考过几个部队文工团，考过铁道兵，考过北海舰队，考过总政，每一次都考上了，但最后却都不了了之了，因为他妈妈的家庭背景，所以他无法通过政审——俞明青的外公早年从农村带出了很多人到青岛学文化、学外语，他的家庭因此也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当时我苦恼极了，向往着要去搞专业。”
1973年，中央音乐学院并入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成立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之前招收的学生都是白丁或已经工作了的知青。邓小平刚刚复出那时，五七艺术大学允许从中学招生了。”俞明青思忖着校名，“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后面有“音乐学院”这几个字，一定就是“中央音乐学院”了。他决意必须考进去。
招生考试当天的情景颇有戏剧性。在青岛的考试已经进行了多日，但俞明青却不知道。一天正在上课，中学的广播喇叭里传来通知：“中央音乐学院正在大庙山的少年宫进行招生考试。”俞明青急忙回家取了琴，再跑去大庙山。途中有三个大坡路，爬坡就像爬山一样。走了很远的路，到大庙山时刚好五点整，他的白衬衣已经完全被汗水浸湿了，紧贴在身上。负责考试叫号的孔老师见他匆匆忙忙地跑来，对他说：“结束了！回去吧！”眼看就要与考试擦肩而过了，俞明青沮丧地嘟囔道：“我跑了这么远，还爬了几个大坡呢。”
当时去青岛招生的老师包括朱工一、王祥、邵元信等名家，王祥就是俞明青后来的老师，时任学校党支部书记。俞明青被叫号老师拒之门外的一幕刚好被王祥撞见，他箭步上前说：“好不容易碰见一个大提琴，不能放，进来拉吧！”俞明青坐定，拉了《梦幻曲》和《叙事曲》，老师们听后很赏识他的乐感，尽管他的技术不是太好，还是当即让他填写了入学的表格。
好事多磨，俞明青又一次经历了政审风波。开学在即，中央音乐学院在青岛招的八个学生除了俞明青以外都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如果上不了音乐学院，俞明青只有两个选择——上山下乡或是顶替母亲去当工人。绝望中，俞明青只得孤注一掷，最后努把力。姐姐带着俞明青和十五斤粮票从青岛奔赴北京，辗转联系上王祥老师，在老师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俞明青就随老师一起坐班车前往朱辛庄，同车的人包括林耀基、隋克强等名师。俞明青在朱辛庄住了一个星期，每到晚上，他就被老师们围住，拉琴给大家听。“你这个小孩经历了什么？怎么拉得如此动人！”老师们都被这个青岛男孩的琴声感动了，为他入学的事写了联名信。 十几天后，俞明青回到了青岛，到家第三天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经过一番波折，他被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王祥老师的夫人全如给俞明青发来了三个字的电报“贺录取”。十月，俞明青和七个青岛小伙伴一起赴京上学，那成了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如果没有好的学习条件，即使你再热爱音乐，也很难学有所成。”俞明青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进入音乐学院后，他比以往更如饥似渴地学习。大提琴专业有五年制、三年制两个班，俞明青被老师放在了五年制的班里，以便多学两年。“一人一个琴房不用抢，每天早晨六点钟有一个军事训练，跑完步回来洗完脸就练琴到八点，很快去食堂吃完饭就开始上课。”入学后，俞明青的当务之急是改方法、改握弓。他每天在一号楼上完课就跑到琴房练长弓，方法对了，拉长弓甚至会上瘾，成为一种享受。“我很感谢音乐学院的老教授们发现了我。他们非常忘我地去寻找有才能的人。”
再后来“批判无标题音乐”开始了，奏鸣曲、协奏曲之类无标题的音乐绝不能拉。我们后来只能拉由样板戏改成的大提琴曲，倒也能练一些东西。我的老师很聪明，他说有一个东西可以钻空子拉，那就是练习曲。”身处社会大环境，俞明青依旧完全沉浸在音乐里。他很快把博帕尔等练习曲从头到尾都学了，期间学工学农，走到哪里拉到哪里，毕业后没了琴房就在外面练，在煤堆里练。正是当年吃过的苦、经受的锻炼，造就了俞明青今天的“能上能下”。
俞明青教书从小孩教起，边教边积累。“文革”结束后，直到1980年，突然有了一个机会，自称“运气好”的俞明青成了公派留學生，赴比利时留学。“我当时印象中的法比学派就是一面旗帜。”通过考试，1980年12月，俞明青离开中国，赴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深造。
“到了比利时，我就像来到了天堂。”对俞明青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现代化得让人不适应。他把自己冷静下来，像海绵一样汲取法比学派的养分。“我在比利时的老师对我后半生的演奏和教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到了那儿，我才知道用欧洲的演奏法去演奏巴赫、贝多芬是什么样的。”在比利时学习了三年，俞明青却连比利时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因为他一天到晚都在练琴，从来没有出去旅游过。1983年，俞明青获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大提琴一等文凭，同时荣获比利时国王陛下名誉颁发的大提琴最高等文凭及室内乐最高等文凭。最后一个文凭的考试，俞明青拿到了九十六分，这样的高分在他入学前十几年里都没有人得到过。
学成回国，俞明青为自己的首场音乐会选择了哈恰图良的《大提琴协奏曲》。之后，比利时的文凭在他的皮箱里沉睡了五六年，他也一度消沉。1988年，俞明青的学生在第一届全国大提琴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他被学校从附中调到大学当老师。第二届比赛，他又有学生获得第一名，此后他的学生们陆续在国内外比赛中获奖。在中国文化部举办的六届全国大提琴比赛中，他的学生四次获得第一名。在2002年南非举办的第九届国际弦乐比赛中，他的学生获得了第三名。在2005年第五届中国金钟奖第一届大提琴比赛中，他的学生分获金奖和铜奖。
1991年俞明青升任副教授，1992年担任了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副主任。作为全国第一个拿回室内乐文凭的人，他带领室内乐团在全国各地巡演，还推动促成了将管弦系学生的室内乐成绩纳入学分的举措实施。
四十多年来，俞明青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大提琴演奏家，他们在全国各地的主要乐团担任首席、演奏员，是各大乐团的中流砥柱。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的音乐学院，成为新一代的大提琴教学骨干。从教多年，俞明青教给学生的不仅是音乐。“技术是必然的，要训练学生走上一条非常简单的路，达到技术的高点。但最重要的是做人。学会做人，音乐就有了。”俞明青和他的学生们给人的突出印象是为人厚道。学生们口口相传着俞老师的“三部曲”：第一会做人，第二会喝点儿酒，第三才是会拉琴。俞明青班上的学生很本分，互相帮助。他对每个学生一碗水端平，也不允许学生们互相妒忌，他说这也来自他老师王祥教授的言传身教。
而在教学之外，俞明青一直致力于以室内乐为主的演出，并为学生们创造演出机会。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个性，他总是鼓励他们保持住这样的个性。“有时候你根本不要破坏他们的拉法。我不会苛刻地要求他们，但有些科学的东西要告诉他们。”俞明青的女儿俞佳自六岁起随父亲学习大提琴，后来出国深造，如今女承父业，也在教学上取得了成绩。
俞明青希望把更多既能拉、又会教的大提琴家请到中央音乐学院给学生们上课，比如华人大提琴家王健、秦立巍等。他也鼓励学生们在大学毕业后出国学习、观察，感受国外的文化、音乐氛围，呼吸当地的空气。“音乐就像聊天、喝咖啡、喝茶，有了氛围你就不认为音乐那么难，那时你再回来理解，很多东西就真的不一样了。”贝多芬《第二大提琴奏鸣曲》是俞明青很喜爱的作品，也是他赴比利时学习后自然而然有了更深体会的作品，现在这首作品成了他教学中的众多保留曲目之一。“当学生在音乐上开始有情感、有色彩、有修养的时候，我一定会拿贝多芬《第二大提琴奏鸣曲》给他。这部作品中的每一个音都是有味道的，我希望他们通过这部作品把哲理、修养提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