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能否充分利用邦交40周年的机会改善双边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野田政府的总体外交战略。
　　不良征兆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同时又是“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去年底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访华后，日本媒体说中日关系将走向深度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双方达成重要共识。野田表示，要以201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为契机深化日中战略互惠关系。中国领导人表示，要抓住机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增进政治互信。然而近几个多月来中日关系似乎并没有朝着两国领导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1月份，日本右翼分子登陆钓鱼岛，紧接着日本政府对钓鱼岛附属岛屿进行命名，使中日领土问题出现激化的趋势。2月份，名古屋市市长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使原本良好的名古屋市和南京市的民间交流中断。同月，日本防卫研究所发布《中国安全保障报告201l》，称南海冲突是中国海洋战略导致的。另外，日本海洋测量船在东海进行单方面海洋调查引发中日双方主权冲突。3月初，日本司法部门强制起诉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中的中国船长，中国方面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面对2012年第一季度中日关系中如此之多的负面事件，我们难以对中日建交40周年持乐观态度。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在建交40年后的今天，中日之间依然还会出现这种人们不愿见到的现象?
　　不利因素
　　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一直是双边关系发展中的负面因素，但比较而言，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力越来越小于领土问题，而领土问题的负面影响力不仅越来越大于历史问题，甚至绝对影响力也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进入21世纪之后，中日关系开始受到中日结构性矛盾和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影响。这两个结构性矛盾分别是指中国与日本、中国与美国综合国力差距缩小而产生的主导权矛盾。中国经济规模和对外经济影响力在2002～2008年之间完成了对日本的超越，即从对东亚国家进口超过日本到最终外贸总额和以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使得日本失去了东亚第一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这种实力结构地位的转换造成日本官民的心里不快，对21世纪初的中日关系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2012年的趋势
　　今后，中美结构性矛盾还将进一步强化。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原因在于中美综合实力差距的缩小。2011年中国GDP已达到美国GDP的50％。中国政府宣布2012年经济增长率为7.5％，而美国经济增长率无论如何都达不到3.75％。这意味着2012年中美经济规模的绝对差必然缩小。中国2012国防开支增长11.2％，而美国将减少2％。这也意味着双方军事实力差距向缩小的方向发展。更加之美国大选年的政策需求，中美结构性矛盾必将激化，这也将导致中日关系进一步向负面方向发展。
　　野田内阁深化日美同盟的政策将加剧中日间的结构性矛盾。一个令人担忧的苗头是中日结构性矛盾开始从安全领域向经济领域扩散。日本积极响应美国的TPP(跨太平洋关系伙伴协议)建议就表明，日本宁愿让美国主导东亚经济，也不愿让中国在东亚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
　　在中日、中美两个结构性矛盾所产生的催化作用下，野田以日美同盟为后盾强化了对钓鱼岛及周边岛屿的实际占领，这又提升了领土争端的负面作用。根据经验，中日结构性矛盾深化的过程还会催化民间敌对情绪的上升，并由此引发历史问题的负作用。从图2可以看到，2004年以来，是中国经济规模加快赶超日本的时期，而这一阶段日本民众对华的敌意明显上升。在此背景下，今年3月名古屋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就出现了。
　　在中日结构性矛盾深化的过程中，双方经贸关系的减震器作用呈下降趋势。人员交流中的正面作用不但有被个别事件的负面作用所抵消的可能，甚至还有可能出现人员交往中的负面事件上升的危险。
　　总之，中日两国能否充分利用邦交40周年的机会改善双边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野田政府的总体外交战略。如果日本政府采取抑制中日结构性矛盾的战略，则双方关系有改善的希望，而如果采取利用中美结构性矛盾加深的战略，则中日关系有继续恶化的可能。鸠山首相在其任内曾尝试回归亚洲，对中国采取亲善政策，其结果是民意对中国态度反感的比率下降(见图2)，可见，日本政府的主观努力能有效改善民意，中日关系走向何方，日方有较大的努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