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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是关系到中日历史问题的特殊事件，日本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尤为引人注目。本文聚焦大阅兵举行期间《朝日新闻》的相关报道，并尝试从报道数量、报道角度、报道手法、新闻语言四个方面对其进行深入剖析，力求在把握报道数量、特点的基础之上，管窥日本主流媒体、日本政府对待侵略史及中日关系的真实态度。
关键词：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 《朝日新闻》 日本主流媒体
一、引言
历史问题是影响中日两国相互形象的重要因素，日本对待二战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2013年1月，日本自民党赢得了大选，日本保守右倾势力代言人安倍晋三再次成为日本新一任首相。在历史问题上，安倍及其右翼政治盟友长期质疑甚至企图篡改侵略史。另一方面，安倍晋三上台后通过各种手段不断渗透、控制日本主要媒体，进行右翼宣传。
正是在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之争升级、安倍政府操控日本媒体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歪曲报道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中国举行了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这一庆祝活动不仅受到了国内民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还吸引了海外媒体的目光。其中，关于阅兵目的之一是“震慑日本”的说法尤其引发了日本舆论的热议。同一场阅兵仪式，不同的海外媒体有着不同角度的解读，有的看到了展示成就、有的看到了追求和平、有的看到了裁军30万……作为“当事人”——日本媒体是如何看待和报道此次活动的？通过报道此次活动日本媒体希望在日本民众心中构建一个怎样的“中国形象”？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开创未来”为目的举行的大阅兵最后是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日本公众视线中的？……这些问题尤为引人注目，亦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选取在日本民众中颇具舆论影响力的《朝日新闻》为研究对象，以内容分析法为基础，针对其中与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相关的报道展开定量、定性研究。力求在把握报道数量、特点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对其新闻语言进行剖析，管窥日本政府对待侵略史及中日关系的真实态度，揭示出新闻报道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二、大阅兵期间《朝日新闻》对中国抗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报道特点分析
2015日1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招待会上首次正式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中国同有关国家一道举办相关纪念活动，正是为了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同日24时，《朝日新闻》上即刊登了第一篇有关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报道，题为《抗战胜利70周年 计划在北京举行阅兵式？》。在随后的一年中，《朝日新闻》对大阅兵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并进行了追踪报道。其中以大阅兵举行期间（9月1日至9月7日）报道量最为密集。因此，本文主要选取这一期间《朝日新闻》的有关报道为研究对象，对其内容进行剖析，从而探究在中日历史相关问题上日本主流媒体的报道特点和趋势。
（1）报道数量
本文的调查对象为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举行前后一周，即2015年9月1日至9月7日《朝日新闻》对大阅兵的报道。以“中国”、“战胜”、“大阅兵”为关键词对这一期间的朝日新闻电子版[朝日新闻电子版： 进行检索，共搜索到与大阅兵直接相关的报道22篇，其中9月1日1篇、9月2日2篇、9月3日5篇、9月4日8篇、9月5日3篇、9月6日2篇、9月7日1篇。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朝日新闻》在大阅兵举行前、中、后各时期持续关注了此次活动，并在大阅兵举行当日及次日进行了集中报道。短短数日，同一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量突破了20篇，日最高报道量达8篇，其报道时间及数量在充分体现新闻的“时效性”原则的同时，也反映出了日本媒体对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关注程度。
（2）报道角度
不同媒体对同一新闻事件往往有着不同的关注点。通过对相关报道的梳理、分析可知，《朝日新闻》对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大阅兵举行之目的：9月1日，题为《当今的日本 不是目标 中国驻日大使抗战胜利庆典巡礼》一文刊载了程永华大使关于大阅兵目的的一段发言：“阅兵式针对的并非是现如今的日本”、“中国举行此次庆祝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珍视和平、开创未来”；而9月4日，题为《“战胜·中国” 硬软的演出 大阅兵 军事炫耀 裁军30万人表明》的报道对于大阅兵的目的則作了如下分析：“习近平主席在大阅兵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忘却侵略史就是背叛，是对人类良知的侮辱’。据此推断，举行大阅兵确有牵制日本之嫌。”；（2）.出席大阅兵的外国领导人阵容：有多少国家元首、代表将出席中国举办的抗战胜利70周年大会？这似乎一直都是日本媒体关注的焦点。9月3日，题为《中国表明裁军30万人 抗战胜利70周年‘不称霸’》中是如是描述出席大阅兵的外国领导人阵容的：“出席阅兵式的有包括俄罗斯总统普金、韩国总统朴槿惠、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的49个国家及11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其中派遣首脑级代表的仅为20多国，且以亚非国家为主。英法两国只派遣了部长级官员或首相特使，美国、德国、欧盟也唯有驻中国大使参加。”；（3）.关于 “裁军30万人”： 习近平主席在大阅兵后发表了演说，相对于演说中的其他内容，最受《朝日新闻》关注的是“裁軍30万人”这一点。对于这一举措，《朝日新闻》认为其目的是“为了平息现阶段国际社会盛传的‘中国威胁论’”（9月3日），并称“即使裁军，也无法改变中国拥有全世界人数最多兵力这一事实，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是既定路线，中国在军备扩张的道路上鲜有要刹车的迹象”，“中国国防部强调，在削减兵力的同时，会继续推进军队改革，并维持适当额度的国防费用”（9月4日）；（4）.中国的社会问题（空气、反恐）及中国普通民众对阅兵式的看法：9月2日，《朝日新闻》刊登的题为《临近纪念典礼 北京戒严 动员85万市民参与反恐》的报道中写道：“9月3日将迎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北京市笼罩在紧张感交织着节庆感的独特气氛之中”，“为了解决令人担忧的大气污染问题，中国似乎是赌上了国家尊严 ”，“政府担心阅兵式当日空气质量，从8月20日开始实行交通单双号管制，北京及周边，甚至山东、山西省的部分工厂、建筑工地也被勒令停工”，“反恐防范工作也是史无前例的森严”，“长安街沿线增设了大量监控摄像头，除了警察和武警以外，还动员85万市民成立了‘安全保障志愿者队’”。同文亦指出“北京市中心商业设施停业、医院停诊，对市民日常生活影响较大。 整体而言，《朝日新闻》对中国抗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报道中负面报道较多。22篇报道中消极性内容的有20篇，占据了总数的90.9%；报道内容较为客观中立的仅为2篇，占9.1%；此外，没有正面报道大阅兵的文章。
（3）報道手法
《朝日新闻》对中国抗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报道在其报道方式上有三大特点。
①借他人之口来发声和评价。例如，《朝日新闻》的报道中大量运用了对匿名群众的采访，尤其是中国民众对于阅兵式的看法。从其选取的民众发言的内容来看，绝大多数为负面评价，正面评价仅有一人。这部分所谓的“中国市民”是否真实存在亦或是子虚乌有，无从考证。但可以确认的是其言论的确会帮助《朝日新闻》实现其报道目的，从而影响日本受众的判断。
②与其他国家或其他时期的类似活动作比较。《朝日新闻》将中国抗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与2005年在俄罗斯举行的抗战胜利庆典活动、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进行了比较。与他国赤裸裸的比较也好，对历史的温情回顾也罢，《朝日新闻》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报道方式无非是想要迂回地表达对中国举办的抗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否定，质疑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认可度。
③重点内容反复报道。《朝日新闻》还于9月3日、9月5日、9月6日、9月7日连续发文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出席此次纪念活动表示不满。日本方面强调“联合国必须重视中立性”，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对于“联合国秘书长出席被冠以‘抗日战争胜利’之名的阅兵式深感遗憾，并表示抗议”，也将以此举有失公平为由向联合国致函表示抗议。《朝日新闻》力图通过这种“轰炸式”的报道方式来达到强化自身立场，加大对日本读者影响之目的。
⑷新闻语言
语言并不像以往科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客观透明的中立传播媒介。[1]新闻语言中往往隐藏着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媒体的政治意图。《朝日新闻》对中国抗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报道在其语言上也颇下功夫。
首先，在措辞上多用贬义词或中性偏贬义的词。例如日语中的“狙い”和“目的”都具有“目标、目的”之意，在许多场合下可以通用。但深究两者的含义可知，“狙い”的词源为动词“狙う（伺机、瞄准）”，有“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计划、野心”之语感；与之相对地，日语“目的”单纯表示“目的”，且这种目标、目的往往是比较“表面的、直接的、纯粹的”。而《朝日新闻》在所有涉及中国方面“目的、目标”的语句中都使用了“狙い”一词。例如：“日本を牽制する狙いがあるとみられる。（此举目的在于牵制日本。）”“米軍のアジア戦略に対抗する軍事力を誇示する狙いがあるとみられる。（目的是炫耀军事力量，对抗美军的亚洲战略。）”“国内では国民の愛国心を訴え、勝利を導いた共産党の求心力を強めることを狙っている（在中国国内倡导国民要具有爱国心，其目的是增强将战争导向胜利的共产党的凝聚力）”。同样地，在描述阅兵式上出现的新型武器装备时，《朝日新闻》也选择了带有负面评价意味的“軍事力誇示（炫耀军事实力、秀‘肌肉’）”而不用意思更为中性的“軍事力展示（展示军事实力）”。这些本身带有否定“色彩”的词语协助《朝日新闻》实现了其报道意图。
其次，使用主观性较强的语言表达形式。新闻报道总是力求接近事件真相，因此其语言也以客观、准确为宜。但是在《朝日新闻》对中国抗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报道中却出现了一系列主观性较强的表述。例如，《朝日新闻》用以下这段话描述了韩国总统朴槿惠观看阅兵式时的心境：“朴大統領が軍事パレートで過度に笑ったり、手を振ったりしている映像が伝えられると中国の軍事力をたたえているかのような誤解をあたるおそれもある。（朴槿惠总统唯恐在阅兵式上过度微笑、挥手的视频被播出后会造成一种误解——她似乎在对中国的军事力量表示赞许。）”上述文字只不过是《朝日新闻》单方面的主观推测，因为缺乏强有力的证据，只能通过“唯恐”、“似乎”等言辞来表述。这些看似站不住脚的主观判断，事实上仍能影响一部分受众，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朝日新闻》的报道意图——凸显朴槿惠的“进退两难”。
最后，《朝日新闻》还在报道中运用了大量敏感、偏激的词汇。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每次提及 “大陆间弹道导弹（ICBM）”等新型武器，文章总会冠以诸如“米本土を攻撃可能（能够攻击到美国本土的）”、“米の活動を無力化できる（能够使美军活动失效的）”、“米狙える（能够瞄准美国的）”、“米ににらむ（紧盯美国的）”、“日本をすっぽりカバーできる（能彻底覆盖日本领土的）”等定语，从而将武器展示与威慑日美联系在一起，造成日本读者的不满与恐慌；对于“DF16”、“DF26”导弹的亮相《朝日新闻》更是连用了两个“拒否（拒绝）”，认为中国制造这些导弹是为了增强军队 “アクセス拒否（拒绝出入）、領域拒否（拒绝侵犯）”之能力，“不让周边国家接近”。两个“拒否（拒绝）”映射出的是中国对待邻邦的态度；《朝日新闻》还将中国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称作是“戦勝外交（战胜国外交）”、“歴史外交（历史外交）”，暗示中国政府有借抗战胜利之名谋求外交利益之嫌；此外、“覇権（霸权）”、“脅威論（威胁论）”、“反日（反日）”等词也频频出现在报道之中，影响着广大日本受众的观感与判断。
三、透过《朝日新闻》的报道看日本主流纸媒对待侵略史、中日关系的态度以及对中国形象的塑造
虽然中国方面一再强调日本不是此次阅兵式的针对对象，但作为日本媒体，《朝日新闻》的报道还是不可避免地将“大阅兵”与“反日”联系在了一起。从其报道角度、报道手法、新闻语言来看，《朝日新闻》试图将大阅兵以“牵制日本”、“炫耀军事”、“没有获得国际社会全面支持”之形式呈现在其读者眼前；并竭力在广大日本民众心目中勾画出一个“社会秩序紊乱”、“人权受到压制”、“国民素质底下”、 “环境污染严重”、 “民众对日本怀有敌意”、“其崛起后必将对美日及周边国家造成威胁”……的中国形象。《朝日新闻》的报道中看不到丝毫与日本侵略历史相关的信息，更看不到其作为日本主流媒体对侵略史的反省和历史责任感。至于中日关系，除却在9月1日发表的《当今的日本 不是目标 中国驻日大使抗战胜利庆典巡礼》中引用了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的“為了和平，日中两国必须携手共进”以外，再也听不到任何中日友好的呼声。
四、结语：
《朝日新闻》曾被认为是日本全国性报纸中中国问题报道量最大、报道范围最广、报道立场相对比较客观的报纸[2]。然而透过其对中国抗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报道不难发现，《朝日新闻》的报道基调正逐渐发生着变化。究其原因，《朝日新闻》的这一转变与日本国内其他媒体掀起的所谓的“打击朝日新闻”、“击垮朝日新闻”运动以及2014年初安倍点名批评《朝日新闻》事件有着密切的关联。正如日本资深媒体人野岛刚所言，被誉为日本“左派之王”、以“不偏不党”为办报宗旨的《朝日新闻》的转变也预示着：“日本战后的媒体界、言论界左右两派对立的格局中，过去‘左派占优’的状况变成了‘右派占优势’的局面”。
另一方面，《朝日新闻》的妥协亦对中国有关部门今后的对日宣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形势下，如何有效地与日沟通、对日宣传，如何改善日本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进而将中日关系引领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是摆在每一个中国媒体人面前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陈中竺.批评语言学述评[J].外国教学与研究，1995（1）：21—27.
[2] 刘林利.日本大众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144-145.
关键词：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 《朝日新闻》 日本主流媒体
一、引言
历史问题是影响中日两国相互形象的重要因素，日本对待二战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2013年1月，日本自民党赢得了大选，日本保守右倾势力代言人安倍晋三再次成为日本新一任首相。在历史问题上，安倍及其右翼政治盟友长期质疑甚至企图篡改侵略史。另一方面，安倍晋三上台后通过各种手段不断渗透、控制日本主要媒体，进行右翼宣传。
正是在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之争升级、安倍政府操控日本媒体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歪曲报道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中国举行了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这一庆祝活动不仅受到了国内民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还吸引了海外媒体的目光。其中，关于阅兵目的之一是“震慑日本”的说法尤其引发了日本舆论的热议。同一场阅兵仪式，不同的海外媒体有着不同角度的解读，有的看到了展示成就、有的看到了追求和平、有的看到了裁军30万……作为“当事人”——日本媒体是如何看待和报道此次活动的？通过报道此次活动日本媒体希望在日本民众心中构建一个怎样的“中国形象”？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开创未来”为目的举行的大阅兵最后是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日本公众视线中的？……这些问题尤为引人注目，亦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选取在日本民众中颇具舆论影响力的《朝日新闻》为研究对象，以内容分析法为基础，针对其中与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相关的报道展开定量、定性研究。力求在把握报道数量、特点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对其新闻语言进行剖析，管窥日本政府对待侵略史及中日关系的真实态度，揭示出新闻报道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二、大阅兵期间《朝日新闻》对中国抗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报道特点分析
2015日1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招待会上首次正式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中国同有关国家一道举办相关纪念活动，正是为了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同日24时，《朝日新闻》上即刊登了第一篇有关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报道，题为《抗战胜利70周年 计划在北京举行阅兵式？》。在随后的一年中，《朝日新闻》对大阅兵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并进行了追踪报道。其中以大阅兵举行期间（9月1日至9月7日）报道量最为密集。因此，本文主要选取这一期间《朝日新闻》的有关报道为研究对象，对其内容进行剖析，从而探究在中日历史相关问题上日本主流媒体的报道特点和趋势。
（1）报道数量
本文的调查对象为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举行前后一周，即2015年9月1日至9月7日《朝日新闻》对大阅兵的报道。以“中国”、“战胜”、“大阅兵”为关键词对这一期间的朝日新闻电子版[朝日新闻电子版： 进行检索，共搜索到与大阅兵直接相关的报道22篇，其中9月1日1篇、9月2日2篇、9月3日5篇、9月4日8篇、9月5日3篇、9月6日2篇、9月7日1篇。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朝日新闻》在大阅兵举行前、中、后各时期持续关注了此次活动，并在大阅兵举行当日及次日进行了集中报道。短短数日，同一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量突破了20篇，日最高报道量达8篇，其报道时间及数量在充分体现新闻的“时效性”原则的同时，也反映出了日本媒体对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关注程度。
（2）报道角度
不同媒体对同一新闻事件往往有着不同的关注点。通过对相关报道的梳理、分析可知，《朝日新闻》对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大阅兵举行之目的：9月1日，题为《当今的日本 不是目标 中国驻日大使抗战胜利庆典巡礼》一文刊载了程永华大使关于大阅兵目的的一段发言：“阅兵式针对的并非是现如今的日本”、“中国举行此次庆祝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珍视和平、开创未来”；而9月4日，题为《“战胜·中国” 硬软的演出 大阅兵 军事炫耀 裁军30万人表明》的报道对于大阅兵的目的則作了如下分析：“习近平主席在大阅兵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忘却侵略史就是背叛，是对人类良知的侮辱’。据此推断，举行大阅兵确有牵制日本之嫌。”；（2）.出席大阅兵的外国领导人阵容：有多少国家元首、代表将出席中国举办的抗战胜利70周年大会？这似乎一直都是日本媒体关注的焦点。9月3日，题为《中国表明裁军30万人 抗战胜利70周年‘不称霸’》中是如是描述出席大阅兵的外国领导人阵容的：“出席阅兵式的有包括俄罗斯总统普金、韩国总统朴槿惠、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的49个国家及11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其中派遣首脑级代表的仅为20多国，且以亚非国家为主。英法两国只派遣了部长级官员或首相特使，美国、德国、欧盟也唯有驻中国大使参加。”；（3）.关于 “裁军30万人”： 习近平主席在大阅兵后发表了演说，相对于演说中的其他内容，最受《朝日新闻》关注的是“裁軍30万人”这一点。对于这一举措，《朝日新闻》认为其目的是“为了平息现阶段国际社会盛传的‘中国威胁论’”（9月3日），并称“即使裁军，也无法改变中国拥有全世界人数最多兵力这一事实，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是既定路线，中国在军备扩张的道路上鲜有要刹车的迹象”，“中国国防部强调，在削减兵力的同时，会继续推进军队改革，并维持适当额度的国防费用”（9月4日）；（4）.中国的社会问题（空气、反恐）及中国普通民众对阅兵式的看法：9月2日，《朝日新闻》刊登的题为《临近纪念典礼 北京戒严 动员85万市民参与反恐》的报道中写道：“9月3日将迎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北京市笼罩在紧张感交织着节庆感的独特气氛之中”，“为了解决令人担忧的大气污染问题，中国似乎是赌上了国家尊严 ”，“政府担心阅兵式当日空气质量，从8月20日开始实行交通单双号管制，北京及周边，甚至山东、山西省的部分工厂、建筑工地也被勒令停工”，“反恐防范工作也是史无前例的森严”，“长安街沿线增设了大量监控摄像头，除了警察和武警以外，还动员85万市民成立了‘安全保障志愿者队’”。同文亦指出“北京市中心商业设施停业、医院停诊，对市民日常生活影响较大。 整体而言，《朝日新闻》对中国抗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报道中负面报道较多。22篇报道中消极性内容的有20篇，占据了总数的90.9%；报道内容较为客观中立的仅为2篇，占9.1%；此外，没有正面报道大阅兵的文章。
（3）報道手法
《朝日新闻》对中国抗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报道在其报道方式上有三大特点。
①借他人之口来发声和评价。例如，《朝日新闻》的报道中大量运用了对匿名群众的采访，尤其是中国民众对于阅兵式的看法。从其选取的民众发言的内容来看，绝大多数为负面评价，正面评价仅有一人。这部分所谓的“中国市民”是否真实存在亦或是子虚乌有，无从考证。但可以确认的是其言论的确会帮助《朝日新闻》实现其报道目的，从而影响日本受众的判断。
②与其他国家或其他时期的类似活动作比较。《朝日新闻》将中国抗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与2005年在俄罗斯举行的抗战胜利庆典活动、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进行了比较。与他国赤裸裸的比较也好，对历史的温情回顾也罢，《朝日新闻》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报道方式无非是想要迂回地表达对中国举办的抗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否定，质疑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认可度。
③重点内容反复报道。《朝日新闻》还于9月3日、9月5日、9月6日、9月7日连续发文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出席此次纪念活动表示不满。日本方面强调“联合国必须重视中立性”，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对于“联合国秘书长出席被冠以‘抗日战争胜利’之名的阅兵式深感遗憾，并表示抗议”，也将以此举有失公平为由向联合国致函表示抗议。《朝日新闻》力图通过这种“轰炸式”的报道方式来达到强化自身立场，加大对日本读者影响之目的。
⑷新闻语言
语言并不像以往科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客观透明的中立传播媒介。[1]新闻语言中往往隐藏着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媒体的政治意图。《朝日新闻》对中国抗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报道在其语言上也颇下功夫。
首先，在措辞上多用贬义词或中性偏贬义的词。例如日语中的“狙い”和“目的”都具有“目标、目的”之意，在许多场合下可以通用。但深究两者的含义可知，“狙い”的词源为动词“狙う（伺机、瞄准）”，有“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计划、野心”之语感；与之相对地，日语“目的”单纯表示“目的”，且这种目标、目的往往是比较“表面的、直接的、纯粹的”。而《朝日新闻》在所有涉及中国方面“目的、目标”的语句中都使用了“狙い”一词。例如：“日本を牽制する狙いがあるとみられる。（此举目的在于牵制日本。）”“米軍のアジア戦略に対抗する軍事力を誇示する狙いがあるとみられる。（目的是炫耀军事力量，对抗美军的亚洲战略。）”“国内では国民の愛国心を訴え、勝利を導いた共産党の求心力を強めることを狙っている（在中国国内倡导国民要具有爱国心，其目的是增强将战争导向胜利的共产党的凝聚力）”。同样地，在描述阅兵式上出现的新型武器装备时，《朝日新闻》也选择了带有负面评价意味的“軍事力誇示（炫耀军事实力、秀‘肌肉’）”而不用意思更为中性的“軍事力展示（展示军事实力）”。这些本身带有否定“色彩”的词语协助《朝日新闻》实现了其报道意图。
其次，使用主观性较强的语言表达形式。新闻报道总是力求接近事件真相，因此其语言也以客观、准确为宜。但是在《朝日新闻》对中国抗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报道中却出现了一系列主观性较强的表述。例如，《朝日新闻》用以下这段话描述了韩国总统朴槿惠观看阅兵式时的心境：“朴大統領が軍事パレートで過度に笑ったり、手を振ったりしている映像が伝えられると中国の軍事力をたたえているかのような誤解をあたるおそれもある。（朴槿惠总统唯恐在阅兵式上过度微笑、挥手的视频被播出后会造成一种误解——她似乎在对中国的军事力量表示赞许。）”上述文字只不过是《朝日新闻》单方面的主观推测，因为缺乏强有力的证据，只能通过“唯恐”、“似乎”等言辞来表述。这些看似站不住脚的主观判断，事实上仍能影响一部分受众，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朝日新闻》的报道意图——凸显朴槿惠的“进退两难”。
最后，《朝日新闻》还在报道中运用了大量敏感、偏激的词汇。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每次提及 “大陆间弹道导弹（ICBM）”等新型武器，文章总会冠以诸如“米本土を攻撃可能（能够攻击到美国本土的）”、“米の活動を無力化できる（能够使美军活动失效的）”、“米狙える（能够瞄准美国的）”、“米ににらむ（紧盯美国的）”、“日本をすっぽりカバーできる（能彻底覆盖日本领土的）”等定语，从而将武器展示与威慑日美联系在一起，造成日本读者的不满与恐慌；对于“DF16”、“DF26”导弹的亮相《朝日新闻》更是连用了两个“拒否（拒绝）”，认为中国制造这些导弹是为了增强军队 “アクセス拒否（拒绝出入）、領域拒否（拒绝侵犯）”之能力，“不让周边国家接近”。两个“拒否（拒绝）”映射出的是中国对待邻邦的态度；《朝日新闻》还将中国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称作是“戦勝外交（战胜国外交）”、“歴史外交（历史外交）”，暗示中国政府有借抗战胜利之名谋求外交利益之嫌；此外、“覇権（霸权）”、“脅威論（威胁论）”、“反日（反日）”等词也频频出现在报道之中，影响着广大日本受众的观感与判断。
三、透过《朝日新闻》的报道看日本主流纸媒对待侵略史、中日关系的态度以及对中国形象的塑造
虽然中国方面一再强调日本不是此次阅兵式的针对对象，但作为日本媒体，《朝日新闻》的报道还是不可避免地将“大阅兵”与“反日”联系在了一起。从其报道角度、报道手法、新闻语言来看，《朝日新闻》试图将大阅兵以“牵制日本”、“炫耀军事”、“没有获得国际社会全面支持”之形式呈现在其读者眼前；并竭力在广大日本民众心目中勾画出一个“社会秩序紊乱”、“人权受到压制”、“国民素质底下”、 “环境污染严重”、 “民众对日本怀有敌意”、“其崛起后必将对美日及周边国家造成威胁”……的中国形象。《朝日新闻》的报道中看不到丝毫与日本侵略历史相关的信息，更看不到其作为日本主流媒体对侵略史的反省和历史责任感。至于中日关系，除却在9月1日发表的《当今的日本 不是目标 中国驻日大使抗战胜利庆典巡礼》中引用了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的“為了和平，日中两国必须携手共进”以外，再也听不到任何中日友好的呼声。
四、结语：
《朝日新闻》曾被认为是日本全国性报纸中中国问题报道量最大、报道范围最广、报道立场相对比较客观的报纸[2]。然而透过其对中国抗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报道不难发现，《朝日新闻》的报道基调正逐渐发生着变化。究其原因，《朝日新闻》的这一转变与日本国内其他媒体掀起的所谓的“打击朝日新闻”、“击垮朝日新闻”运动以及2014年初安倍点名批评《朝日新闻》事件有着密切的关联。正如日本资深媒体人野岛刚所言，被誉为日本“左派之王”、以“不偏不党”为办报宗旨的《朝日新闻》的转变也预示着：“日本战后的媒体界、言论界左右两派对立的格局中，过去‘左派占优’的状况变成了‘右派占优势’的局面”。
另一方面，《朝日新闻》的妥协亦对中国有关部门今后的对日宣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形势下，如何有效地与日沟通、对日宣传，如何改善日本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进而将中日关系引领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是摆在每一个中国媒体人面前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陈中竺.批评语言学述评[J].外国教学与研究，1995（1）：21—27.
[2] 刘林利.日本大众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14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