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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财务部门最早给《东方时空》招聘人员定工资的标准，是参照清洁工的工资标准制定的，每月工资280元。
9月20日，中央电视台前台长杨伟光因病去世，这个富有开拓性、开启央视变革的老人被众人悼念着。很多人认为是他打造了央视的一个黄金时代，而这个“激情燃烧的时代”是从《东方时空》的创办开始的。
自上而下的电视改革
“历史经验证明，抓热点问题风险很大，很容易踩雷。”
1993年春天，中宣部向新闻界发文件，要求媒体注意报道热点问题。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决定把这个报道社会热点的节目放在早上7点播出。这是一个电视播放的垃圾时间，正是人们早上醒来的时候，看电视的人很少。如果节目播出安全，没有批评，则在中午1点钟的吃饭休息时间重播。
杨伟光和台长助理沈纪、新闻中心主任章壮沂等人商量，由新闻中心和总编室成立早间节目筹备组，由新闻采访部副主任孙玉胜牵头，负责筹备策划早间新闻栏目。当时台里给了1个小时的时间，扣除原有的20分钟早间新闻，另外40分钟专题节目时间，交给了孙玉胜的筹备组。在很短的时间内，筹备组确定了内容板块：一个人物栏目，一个点歌栏目，一个关注社会新闻栏目，一个生活服务栏目。
节目框架确定好后，孙玉胜给节目取名《新太阳60分》，开始招兵买马。
时间是孙玉胜找来的。在楼道里，孙玉胜问时间，是否愿意到早间节目负责人物栏目？时间当时表示要想想，两三天后，时间答应了。“孙玉胜找我的时候，我正准备离开新闻采访部，新闻采访报道宣传味道太浓，不适合我的价值观。拍纪录片当时又有点超前，领导不习惯那种叙述方式，片子只是给圈内人看，再费心思观众也看不到，所以我答应去《新太阳60分》。”时间对记者回忆说。
另外3个栏目的制片人也是央视在编的正式工。童宁找来了《观察与思考》的王坚平，请他出任点歌节目的制片人。“因为他经常戴耳机听音乐，有时候在办公室也爱唱齐秦的歌。”新闻栏目“焦点时刻”的张海潮是自荐来的，此前他是科教节目的编导。后来，他们被称为《东方时空》“七君子”。
生活栏目的制片人一直没有找到，一开始由梁晓涛兼任，最终由陈虻接任。
央视财务部门最早给《东方时空》招聘人员定工资的标准，是参照清洁工的工资标准制定的，每月工资280元。人事部门说，招聘人员是临时工，不能提干、评职称，不能享受住房分配和北京户口；保卫部门说，不能给临时工发放正式的工作证和央视出入通行证。
此外，央视的财务报销也是一个问题。过低的差旅费让新闻前线员工住不起好宾馆，伙食补贴也不够，往往要自己贴钱；电视新闻讲时效，却只能坐火车、汽车出差采访，原因是只有厅局级以上的级别才能坐飞机。员工招聘是人事部门统招，再分配给每个部门，部门再分配到节目组。当时央视基本还处于这样保守僵化的体制下。
“孙玉胜当时给制片人一个特权，就是制片人有绝对的权威，可以在我的这个小环境里面，去做跟我价值观相匹配的任何东西。只要你有才华，合适我的要求，不管你有没有北京户口，有没有档案，原单位是否放你，你的外貌形象、你的普通话是否标准，都可以来‘东方之子’展现你的才华。”时间回忆。
人都齐了，但钱却迟迟没有到位。此前，杨伟光给了孙玉胜两个要求：一是节目经费包干，二是节目要变“新华体”为“中新体”。1993年1月，孙玉胜打了一份早间节目承包制的申请报告，要求央视提供904万的节目经费，完成一年的节目制作。但这个报告一直未能得到领导回复。离节目开播只剩下一个月的时候，孙玉胜再写报告，向台里借款20万。这回，报告很快批了下来，杨伟光批准财务处借款20万给《新太阳60分》节目组。已经升职为副台长的沈纪通知孙玉胜，台里不给《新太阳60分》钱，就给5分钟广告时间，节目组用这5分钟广告费维持节目运转。
《新太阳60分》样片出来后，杨伟光发现了问题：“不能用‘新太阳’，会有歧义，东方红，太阳升，老太阳是毛泽东，你是不是要否定毛泽东？我说不行。孙玉胜当时很坚持，说这个好，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说很多人不一定按你的思路走，大多会按照政治的观念走，最后如果出了毛病，人家是不会找你的，肯定找我。”孙玉胜和节目组争取无效，后来按照杨伟光要求，重新取了几个节目名，杨伟光看中了“东方时空”。
《东方时空》5月1日开播后，从管理高层到普通观众，都很满意，社会反响很好。如今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孙玉胜在他的著作《十年》里写道，“当时的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在杭州主持一个座谈会上，表达了他对《东方时空》的褒奖。”
节目质量高，广告商也来了。20万元借款，节目开播一个星期就还给了台里。原来《东方时空》5分钟广告开播时填不满，不到4分钟，30秒钟2500元；开播一个月，广告延长到了6分钟，因为供不应求，广告最后变成了10分钟。一年时间里，30秒钟的价格上涨了十多倍，接近3万元。年终结算，《东方时空》的广告总收入高达5000万，第二年接近1亿。开播10年，上交广告收入超过10亿元。
汇聚了一批优秀主持人
时间当时很发愁，在央视内部，他招不到自己想要的人，只能到央视外社会上找人，只要人合适，专职、兼职都可以。第一批进《东方时空》的人，很像今天的“传销”组织，都是通过熟人相互推荐的方式进入《东方时空》工作。
白岩松当时在《中国广播报》当编辑，时间“开着个雪铁龙、手里拎着个包，拿着个大哥大，像是江湖中人”。白岩松不敢在办公室谈兼职工作的事情，把时间拉到院子里的自行车棚附近聊天。时间当时对白岩松的印象是：“一个瘦猴子”。白岩松把几篇采访香港歌星的稿子给时间看，时间看了一两篇对白岩松说，“你就是我要的人。”
没有样片，时间描述了一个节目的概念，但“兼职”在当时是一个很时髦的名词。几天后，白岩松到了《东方之子》在亚运村汇园公寓租的演播室。时间把白岩松介绍给栏目组同事：“这是我请来的策划，白岩松。”结果当时的主持人胡健接了话：“我还以为你请来一个老头，没想到请来的是这么一个小破孩儿。”她说完起身就走了。 白岩松就当了兼职的策划。他当时主要给胡健等主持人策划选题，准备采访资料，设计问题。“时间身边当时高人很多，郑也夫、张元、吴文光、段锦川，我不过是一个帮他做具体工作的人。”但时间没料到，胡健和当时特约主持的学者专家一样，根本不听白岩松的建议，不采用白岩松设计的问题。
“后来有一天，我和时间，还有摄像师在一起看一个纪录片，时间突然说，‘你当主持人吧。’我说‘坚决不’。摄像师当时插了一句，‘白岩松做主持人，刚开始人们可能不接受，但时间长了，可能大家就会接受。’这句话打动了我。”白岩松回忆说。
白岩松当时不敢出镜，是怕单位领导看到，发现自己在外面兼职。后来时间打消了他的担心，“你见过早上有人看电视吗？没有人啊，谁会看你啊？等单位发现，估计是半年、一年后，到时候如果不让你兼职，咱们再合计吧。”白岩松就这样当了主持人。
水均益的同事盖晨光找他，约他一起为《焦点时刻》做节目策划，找选题、写策划方案，挣外快，在请示领导获得同意后，他答应了。然后张海潮就到了新华社，在大楼的咖啡厅与水均益谈合作。做了几期《焦点时刻》的节目后，张海潮让他出镜当了主持人，理由是“外形合适，节目也是你策划的”，和《东方时空》培养记者型主持人的目标一致。
水均益录制的第一期节目是“柬埔寨大选”，第一期节目做完，第二天早上就播出了。
“我当时录制完节目，心花怒放，给我爸爸妈妈拍了电报，内容是我上电视了，请注意收看明天早上的《东方时空》。第二天早上，节目一播完，我父亲给我发电报，说很好。新华社的朋友和同事也说，在电视上看到我了。我当时想，电视影响力好大，上一回电视比在新华社写二十篇稿子、《人民日报》发十篇文章，认识我的人都要多。”水均益对记者说。
后来，为保留核心的业务骨干，央视给了《东方时空》一部分进人指标。工作不到几个月，白岩松就作为正式员工调入了中央电视台。一年后，盖晨光从新华社调入中央电视台。又过了一年，水均益从新华社进入了中央电视台，是央视引进的最后一人。
崔永元是后来特批调入央视的正式员工。他给《东方时空》帮忙做的第一个节目，是开播一百期特别节目，他当时是兼职的编导，除了选题撰稿外，他还给画面配音解说。《东方时空》三周年特别节目，时间让崔永元当了导演。这个节目让时间觉得，崔永元可以当主持人。“当时谁都没有印象。只有在我心里面，埋了他这个棋子，他自己可能都忘了。”
后来，时间办《实话实说》的时候，试了几个主持人不理想后，他提议让编导崔永元试试。当时，崔永元不愿意：“我不想做主持人，我觉得做不了，观众接受不了我来做主持人。但当时实在没人了，节目已经确定了，非做不可。”
节目录制的前一天，崔永元焦虑，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我想怎么做主持人，可能就是我当记者采访的状态，我只能这样了，也不会别的。然后我还背了很多词，但一到现场一下子就忘了，红灯一开，忘得一干二净，就只能平时怎么说话就怎么说了。”
节目录制的时候，现场的摄像师对崔永元特别不满意，因为一录制，他就不知道机位在哪里，也不知道说话的时候面对摄像机。即使摄像师怎么挥手，拿手电照，沉浸在采访状态中的崔永元都会忘记，他眼睛里只有嘉宾。
“因为我想办法在听嘉宾在说什么，我听明白他说什么了，我才知道我要说什么，所以我顾不上这些。”崔永元对记者回忆。当时，摄像师不高兴，现场发脾气了，后来时间就骂：“你们这帮傻逼，手里的那个机器是死的吗？就不能有一个人扛着跟着崔永元吗？他走到哪儿你走到哪儿，对着他的脸拍，这不就完了吗？”
崔永元的最大问题解决了。“我们果然就这样了。移动摄像从我这儿开始，从前演播室没有过这样的事，一个人扛着摄像机从头到尾跟着我走。如果我离观众太近了，他就赶紧跑到观众席上反过来对着我，这样就能保证拍到我的正面了。”
敬一丹和方宏进是孙玉胜找来的。“当时，孙玉胜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准备办一个每天播出的舆论监督的栏目，他想到了两个主持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方宏进，让我考虑一下。”敬一丹对记者回忆说。
敬一丹很慎重，考虑了很长时间。“当时我正在办《一丹话题》，这个节目是赵化勇点的题，当时赵化勇是经济部的主任，很器重我。《东方时空》开播，我们全台老职工，在中央电视台已经工作的铁饭碗的这些人，其实一直在关注，《东方时空》会是什么样子。《东方时空》和我们平常办的电视节目很不一样，连续观察一个多星期，我看出了节目的方向，对自己也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敬一丹看中的，其实是《东方时空》的社会化办节目的制作模式。“《一丹话题》没有制片人、策划一说，我就是这个节目的编导，后面一个技术力量的支持，演播室、摄像、技术性编辑，跟内容直接相关的，就我在那儿盯着，有点吃力。《东方时空》是那种集团式的组合，有策划人，专家学者的团队支持，特别有前沿感，当时看它也很现代，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舆论监督这种节目能够出现在中国电视上，让我兴奋。我觉得这就是干电视，当记者当主持人都应该有这么一次机会。”
逼出来的用人机制
《东方时空》90%的员工，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北漂”，这些临时工是《东方时空》干活的主力，是制片人一个个挖来的。
王志开始在湖南电视台新闻部工作，时间在湖南出差采访时，王志是地陪。“当时我们挺谈得来的，在湖南台还有个人，她叫罗芳华，小姑娘很泼辣，一看就是湖南妹子。我说我们要新办一档节目，你做事挺麻利的，如果你愿意可以到北京去工作。做《东方之子》的时候，我还专门打电话到湖南台新闻部通联组找到她，我说，我们现在要做这件事。后来罗芳华就来了北京做编导了。”
王志当时没有来，他当时舍不得离开湖南台。“我对时间说，你别逗我，我是湖南师范大学毕业的，中央电视台是顶级的，它大门往哪里开都不知道。”后来罗芳华到湖南采访，时间打电话让王志配合，节目做完了，时间让他一起去北京，看看节目。 时间请王志吃饭，劝他加盟《东方之子》，当主持人。王志不相信，认为时间是开玩笑：“我普通话不利索，大栅栏都念错，什么经验也没有，我只在大学主持过学生晚会，现在让我出镜亮相当主持人？”时间回答说，“那不是挺好的，你明天就去采访骆玉笙，试试看，不行再换别人。”
王志很紧张，问采访什么话题。时间说，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但不许手里拿稿子，不许背稿子，自然聊天就好。王志赶紧查资料，准备采访提纲。第二天，王志去了骆玉笙家里，采访很顺利，很自然地聊天，骆玉笙给王志和摄像师端茶倒水，打开柜子拿点心、花生，采访结束了，骆玉笙还问他，采访什么时候开始。王志回答说，已经结束了。这个节目播出后，王志就来了《东方时空》。
“王志在《东方之子》的表现很出色，他的问题很有逻辑，而且接住对方的回话，还甩出更厉害的问题。但那个节目主要是名人大家，他的水平，没有得到太多发挥，我要求地粉碎式提问，直到《面对面》的时候，面对复杂的新闻人物，在舆论监督新闻领域，他的才华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时间对记者说。
周兵和张朝夕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周兵分配回老家甘肃，在兰州电视台工作。张朝夕作为优秀毕业生，留在在北京，在当时的能源部电教中心工作。“两个人一个宿舍，工作环境也很好，上班不累很舒服，但就是没有成就感。”最终，张朝夕扔掉了公务员编制，加盟了《东方时空》。
三个月后，张朝夕又向时间推荐了同学周兵。“作为一个在兰州电视台工作的人，去中央电视台工作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周兵决定辞职，扔下铁饭碗到《东方时空》打工，家里人全部反对。“我父亲当时连我退休以后的生活都安排好了，会很幸福，后半辈子都不用发愁。”
周兵当时很痛苦：在兰州电视台做摄影和编导，生活很优越，工作很清闲，但内心苦闷，因为在那里工作水平不重要，重要的是喝酒的能力和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东方时空》才是他想做的节目。张朝夕当时让他做了两个《东方之子》的样片，送到北京。时间对他很满意，其中一个拍藏族的人物，就在《东方之子》里播了。
最终，周兵选择辞职离开，还给单位交了7000块钱赔偿费。上火车的时候，父亲问周兵，你到底想要什么。周兵为了让父亲高兴，回答说：“我一定要做中国最好的导演之一，这是我的理想。”1993年10月，周兵到了北京，住到了《东方之子》的集体宿舍里。
各栏目组为了省钱，《东方之子》在六里桥租了一层地下室，机房和宿舍在一起，一个男生宿舍，一个女生宿舍，其他的都是工作用的房间；《焦点时刻》租了一家旅馆的一排房间，机房和卧室都挨着，生活和工作也在一起。《生活空间》在北医三院电教中心租了办公房。
当时，白岩松已经结婚了，和老婆单独住一间。时间单独一间房，一个会客厅，接待客人，也用来开会。“基本上白岩松是唯一有洗衣机、电冰箱和全套家具的，每到节假日，白岩松会让老婆做一顿饭，让我们这些‘北漂’一起吃，特别温暖。”周兵回忆说。
《东方时空》的竞争非常激烈，工作节奏快，考核压力巨大。栏目组“宽进严留”，谁都可以来，但最终能留下来，完全靠个人的能力和吃苦耐劳。
时间用 “排名淘汰”的考核机制，编导们按照业务量每月进行投票排名，第11名以后的人自动卷铺盖回家；陈虻和张海潮实行的是“三个节目没有通过，编导走人”。《东方之子》当时规定，每个人，一个月的工作量是2到3个完成后能够播出的节目。每个节目都是双机拍摄，制作团队通常由1个编导、2个摄像师、1个策划组成。每个人的收入由三部分组成：基本工资每月600元，大头是节目稿酬和奖金。
王志回忆，当时的栏目组是这样用人的：以前什么专业什么身份工作不管，就管你干活。节目好坏的标准只有两个：观众的评价，观众来信反馈；另外一个是社会反响和美誉度。只要贴考核的墙上季度奖名单里没有自己的名字，编导就会被新人替换掉，卷铺盖走人。
张朝夕在一次排名中排到了第11名，他不想离开《东方之子》，找到时间，好不容易求得第二次机会，“一个月之内编出了十几个节目”，最后得到了时间认可，留了下来。
六里桥的地下室经常有陌生人出现，有时候脸刚刚熟一点，人就离开了。但周兵没有兴趣打听，因为自己不努力，很可能下一个走的就是自己。“我恐惧了六七年，如果我不做好节目，三个节目不被这个团队认可，马上就失业。因为我已经辞去公职了，没有退路。如果哪一天时间老师不认可我了，我拎着行李走在北京大街上，不知道该投奔谁。”
其实，时间自己也没有安全感。《东方时空》的节目承包方案，打破了央视节目生产的体制，在央视铁板一块的体制外，开辟了一个特区，用企业的运营方式支撑事业体制内的节目生产。
孙玉胜把经费管理权和用人权下放给各栏目的制片人，给各栏目确定年度经费总额，人员招聘、财务报销、人员薪酬、办公场地等，均由制片人负责，制片人成了栏目创作、组织、管理核心。作为总制片人，孙玉胜只考核节目的质量好坏，节目办不好就换制片人。
“一开始孙玉胜问我，要采取什么制度？是包干制的，还是报账制，实报实销？我回答说，你要是信任我，你就让我包干制，我们也可以这样去信任别人，这样就有效率了。因为你现在节目要得急，得拼命才能做出来的。他尊重了我的意见，采用包干制的办法。”时间回忆，这种制度建立了《东方时空》最核心的管理理念：“彼此信任，一级信任一级，这是非常高级的人事管理关系，你要让他做，你就要信任他，他感受到了这种信任，他只有拼命去做好，才能觉得有报效感。”
正是充分的放权，《东方时空》4个栏目组相互竞争，央视的新闻改革开始了，《焦点访谈》出来了，《实话实说》出来了，《新闻调查》、《面对面》、《高端访谈》也一个个出来了，后来还有了24小时的新闻频道。
“不正常”令人怀念
白岩松把《东方时空》最初的那段岁月，称为“一段不正常的岁月”。 “《东方时空》那个时代不可能重复了，一个人好就留下不好就开掉，现在《劳动法》不许可，十几个人往地下室一住，找个保姆做饭，天天谈工作不顾日常生活？如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时代终于正常了。”白岩松对记者说。
《东方时空》里的临时工在当时的央视体制里是受到歧视的。王志回忆，“当时我们在台里食堂吃饭，临时工是一个队伍，正式工是另外一个队伍。临时工不能站在正式工队伍里打饭。在吃饭的时候，临时工只能在一楼，正式工在二楼吃饭。进大门要和其他人造访央视一样，填写入门的单子。”
“我们去台里的图书馆、磁带资料室，临时工只能当场阅览，不让我们外借。看见我当时用大哥大接电话，一个正式工当着我的面，大声对另外一个正式工说，‘看，现在这帮临时工都可以有大哥大了’。当时我听了特别难受。”周兵回忆。
水均益没有正式调入中央台工作之前，只有一张中央台的食堂饭卡，那上面没有照片，只有名字。“中央台不给你工作证件，工作证没有，记者证没有，大楼出入证没有，因为我们当时是临时工。”
1993年，中国的轮船“银河号”在海湾地区被美国军方扣留，美国人声称“银河号”给伊拉克、伊朗运送化学武器。水均益通过电话越洋采访到了代表中国和美国交涉的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沙祖康，但电话采访需要配沙祖康的照片。
凌晨1点钟，外交部宿舍大院门锁了，水均益翻墙进去，敲响了沙祖康的家门。“门没有开，里面有声音，要求看证件，我把食堂饭卡从门下面的缝塞进去，解释说时间太急，没有带电视台的采访证明，时间太晚我不进屋，只需要沙司长的几张照片就行。”后来，家属给了水均益3张照片，选了一张用在了第二天的节目里。
孙玉胜为“不正常”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为解决临时工外出采访没有证件的难处，制作了“东方时空采访证件”，得到领导的支持和认可；接着又和台里保卫处商量，给临时工办理了中央电视台大院“临时出入证”。在经济待遇上，做到了临时工和正式工一样，同工同酬，按劳分配。
白岩松进入央视不久，就变成正式工，但工作的十几年里，他从来没有去领过那些正式工发放的实物。新闻评论部成立后，取消了给正式工享受的计划经济时代“劳保”、“鱼票”等实物发放，统一折算成钱发给大家，每人都有份。
如今，许多《东方时空》老人所怀念的，是当时的“不正常”。
“这是我经历的一个最好的创作期，一个是领导尊重你的劳动。当时领导知道尊重你的劳动，因为他们也是记者出身的。第二，改革需要创新的节目，这个是时代的背景。”时间感慨地回忆。
当时的领导没有官架子。现在的中央台副台长袁正明，当时是《东方之子》的节目审读人。周兵半夜三更剪节目，累了出来休息的时候，看到时间光着膀子和袁正明打乒乓球。周兵说片子剪完了，袁正明放下球拍就跑过来审片子，“好像大家就是兄弟”。
白岩松记得有一次《东方时空》的年会节目是让领导“拱猪”。“那是一个尴尬的过程，因为气球很轻，它会偏离跑道，你能够想象这个人在地上身体是什么样的姿态。但孙玉胜、袁正明都是很投入地玩。我对他们很亲近很尊敬的看法就是那一刻开始的。”这次联欢会后，新闻评论部的年会，恶搞领导、制片人成为主基调。
“一年365天，都是这帮地主老财折磨你，有这么一天反过来，长工们折磨地主，形成一种心态上的平衡，我觉得很好。但遗憾的是，2002年年会后，我们恶搞的年会《东方红》视频被人传上了网络，由于社会上的压力，台长下令收回所有年会的碟片、海报，导致带有评论部色彩的平等、前卫、自由、欢乐的主基调年会，再也没有了，那是最后一次。”白岩松回忆说。当时杨伟光已经退休了。
消失的还有六里桥的集体生活。1994年7月，北京的一场大暴雨，淹了六里桥《东方之子》租住的半地下室。当时周兵看到白岩松、张朝夕等人正在搬席梦思床垫，为他们用衣服把门堵住，不让水淹了宿舍，保住了机房的设备。周兵当时用摄像机拍下了这个难忘的画面。不久，这个地下室的集体生活就结束了，《东方之子》的办公室搬走了，取消了集体宿舍，时间给大家发放租房补贴。六里桥的集体工作和生活，变成了远去的记忆。
这些年里，《东方时空》也在不断改变。早期的体制外的“特区”，已经被纳入到央视现行体制中了。
制片人的权力变小了。因为《劳动法》出台，《东方时空》的淘汰用人制被中止，对外招聘统一由人事部门负责，合同和试用期全都按照法律规定；“英雄不问出处”的现象也没有了，大学本科文凭必须有，普通话不标准不合格，别想当主持人。
“现在回想我们这批主持人的成长，真是具备天时、地利，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过哪个电视台，哪个栏目，让这么多人来尝试，试了行不行是观众说了算，节目说了算。……要是现在，我的普通话肯定没戏，估计不是我一个人没戏，很多人都没戏。”如今在中国传媒大学担任校长助理的王志回忆。
如今的央视，有了新大楼，看上去，一切都很好，但周兵觉得，有些东西渐渐没有了。“电视的理想，激情、热情，团结友爱，相互支持，对品质的追求，不断的创新，一直做先锋，不喊口号，实实在在地拿出漂亮的节目给大家看，这些东西慢慢就没有了。”
2000年11月25日，《东方时空》从新闻评论部分离，成立《东方时空》工作室单独运作，时间是总制片人。《东方时空》节目从40分钟扩展为150分钟的晨间新闻节目，每天早晨6点到8点半首播，但这个改革一年后被终止，《东方时空》重回原貌，缩减为45分钟。《东方时空》再次和新闻评论部合并。时间没能够回到新闻评论部，他最后被调到新闻采访部工作，当时的领导不让他再回《东方时空》。
2008年1月，《东方时空》再次调整，《东方之子》和《面对面》合并，《百姓故事》和《纪事》合并，子栏目《时空连线》扩大为《东方时空》；2009年7月，在新闻频道去专题化中，《东方时空》变成一个当日资讯新闻栏目。
在时间看来，2000年《东方时空》由150分钟被调回为45分钟后，新闻改革已经名存实亡，《东方时空》开始走下坡路了，如今《东方时空》还在，也只是保留了过去的名字和标志而已。
2008年12月底，陈虻因患胃癌，抢救无效去世。他的离开让很多在《东方时空》工作过的人伤感，他们终于意识到，《东方时空》这一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在陈虻的追悼会上，时间感受到了从来没有的孤独，“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战友没了，战壕也没了，再也没有冲锋了……”
和老同事们不同，白岩松不愿意总活在过去的记忆里。“回忆《东方时空》，我觉得该思考的是，我能不能做一个很牛的中年人，再过十年、二十年，再去思考，我怎么样做一个更牛的老年人，作为目前仍然在央视的一员，我面对的挑战是，我们这些既得利益者，能不能像当初我们的领导那样：去给今天的年轻人更多的空间。”（除作者采访外，本文参考了孙玉胜著《十年》、张洁和梁碧波编著《点燃理想的日子》，特此说明并致谢）
9月20日，中央电视台前台长杨伟光因病去世，这个富有开拓性、开启央视变革的老人被众人悼念着。很多人认为是他打造了央视的一个黄金时代，而这个“激情燃烧的时代”是从《东方时空》的创办开始的。
自上而下的电视改革
“历史经验证明，抓热点问题风险很大，很容易踩雷。”
1993年春天，中宣部向新闻界发文件，要求媒体注意报道热点问题。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决定把这个报道社会热点的节目放在早上7点播出。这是一个电视播放的垃圾时间，正是人们早上醒来的时候，看电视的人很少。如果节目播出安全，没有批评，则在中午1点钟的吃饭休息时间重播。
杨伟光和台长助理沈纪、新闻中心主任章壮沂等人商量，由新闻中心和总编室成立早间节目筹备组，由新闻采访部副主任孙玉胜牵头，负责筹备策划早间新闻栏目。当时台里给了1个小时的时间，扣除原有的20分钟早间新闻，另外40分钟专题节目时间，交给了孙玉胜的筹备组。在很短的时间内，筹备组确定了内容板块：一个人物栏目，一个点歌栏目，一个关注社会新闻栏目，一个生活服务栏目。
节目框架确定好后，孙玉胜给节目取名《新太阳60分》，开始招兵买马。
时间是孙玉胜找来的。在楼道里，孙玉胜问时间，是否愿意到早间节目负责人物栏目？时间当时表示要想想，两三天后，时间答应了。“孙玉胜找我的时候，我正准备离开新闻采访部，新闻采访报道宣传味道太浓，不适合我的价值观。拍纪录片当时又有点超前，领导不习惯那种叙述方式，片子只是给圈内人看，再费心思观众也看不到，所以我答应去《新太阳60分》。”时间对记者回忆说。
另外3个栏目的制片人也是央视在编的正式工。童宁找来了《观察与思考》的王坚平，请他出任点歌节目的制片人。“因为他经常戴耳机听音乐，有时候在办公室也爱唱齐秦的歌。”新闻栏目“焦点时刻”的张海潮是自荐来的，此前他是科教节目的编导。后来，他们被称为《东方时空》“七君子”。
生活栏目的制片人一直没有找到，一开始由梁晓涛兼任，最终由陈虻接任。
央视财务部门最早给《东方时空》招聘人员定工资的标准，是参照清洁工的工资标准制定的，每月工资280元。人事部门说，招聘人员是临时工，不能提干、评职称，不能享受住房分配和北京户口；保卫部门说，不能给临时工发放正式的工作证和央视出入通行证。
此外，央视的财务报销也是一个问题。过低的差旅费让新闻前线员工住不起好宾馆，伙食补贴也不够，往往要自己贴钱；电视新闻讲时效，却只能坐火车、汽车出差采访，原因是只有厅局级以上的级别才能坐飞机。员工招聘是人事部门统招，再分配给每个部门，部门再分配到节目组。当时央视基本还处于这样保守僵化的体制下。
“孙玉胜当时给制片人一个特权，就是制片人有绝对的权威，可以在我的这个小环境里面，去做跟我价值观相匹配的任何东西。只要你有才华，合适我的要求，不管你有没有北京户口，有没有档案，原单位是否放你，你的外貌形象、你的普通话是否标准，都可以来‘东方之子’展现你的才华。”时间回忆。
人都齐了，但钱却迟迟没有到位。此前，杨伟光给了孙玉胜两个要求：一是节目经费包干，二是节目要变“新华体”为“中新体”。1993年1月，孙玉胜打了一份早间节目承包制的申请报告，要求央视提供904万的节目经费，完成一年的节目制作。但这个报告一直未能得到领导回复。离节目开播只剩下一个月的时候，孙玉胜再写报告，向台里借款20万。这回，报告很快批了下来，杨伟光批准财务处借款20万给《新太阳60分》节目组。已经升职为副台长的沈纪通知孙玉胜，台里不给《新太阳60分》钱，就给5分钟广告时间，节目组用这5分钟广告费维持节目运转。
《新太阳60分》样片出来后，杨伟光发现了问题：“不能用‘新太阳’，会有歧义，东方红，太阳升，老太阳是毛泽东，你是不是要否定毛泽东？我说不行。孙玉胜当时很坚持，说这个好，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说很多人不一定按你的思路走，大多会按照政治的观念走，最后如果出了毛病，人家是不会找你的，肯定找我。”孙玉胜和节目组争取无效，后来按照杨伟光要求，重新取了几个节目名，杨伟光看中了“东方时空”。
《东方时空》5月1日开播后，从管理高层到普通观众，都很满意，社会反响很好。如今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孙玉胜在他的著作《十年》里写道，“当时的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在杭州主持一个座谈会上，表达了他对《东方时空》的褒奖。”
节目质量高，广告商也来了。20万元借款，节目开播一个星期就还给了台里。原来《东方时空》5分钟广告开播时填不满，不到4分钟，30秒钟2500元；开播一个月，广告延长到了6分钟，因为供不应求，广告最后变成了10分钟。一年时间里，30秒钟的价格上涨了十多倍，接近3万元。年终结算，《东方时空》的广告总收入高达5000万，第二年接近1亿。开播10年，上交广告收入超过10亿元。
汇聚了一批优秀主持人
时间当时很发愁，在央视内部，他招不到自己想要的人，只能到央视外社会上找人，只要人合适，专职、兼职都可以。第一批进《东方时空》的人，很像今天的“传销”组织，都是通过熟人相互推荐的方式进入《东方时空》工作。
白岩松当时在《中国广播报》当编辑，时间“开着个雪铁龙、手里拎着个包，拿着个大哥大，像是江湖中人”。白岩松不敢在办公室谈兼职工作的事情，把时间拉到院子里的自行车棚附近聊天。时间当时对白岩松的印象是：“一个瘦猴子”。白岩松把几篇采访香港歌星的稿子给时间看，时间看了一两篇对白岩松说，“你就是我要的人。”
没有样片，时间描述了一个节目的概念，但“兼职”在当时是一个很时髦的名词。几天后，白岩松到了《东方之子》在亚运村汇园公寓租的演播室。时间把白岩松介绍给栏目组同事：“这是我请来的策划，白岩松。”结果当时的主持人胡健接了话：“我还以为你请来一个老头，没想到请来的是这么一个小破孩儿。”她说完起身就走了。 白岩松就当了兼职的策划。他当时主要给胡健等主持人策划选题，准备采访资料，设计问题。“时间身边当时高人很多，郑也夫、张元、吴文光、段锦川，我不过是一个帮他做具体工作的人。”但时间没料到，胡健和当时特约主持的学者专家一样，根本不听白岩松的建议，不采用白岩松设计的问题。
“后来有一天，我和时间，还有摄像师在一起看一个纪录片，时间突然说，‘你当主持人吧。’我说‘坚决不’。摄像师当时插了一句，‘白岩松做主持人，刚开始人们可能不接受，但时间长了，可能大家就会接受。’这句话打动了我。”白岩松回忆说。
白岩松当时不敢出镜，是怕单位领导看到，发现自己在外面兼职。后来时间打消了他的担心，“你见过早上有人看电视吗？没有人啊，谁会看你啊？等单位发现，估计是半年、一年后，到时候如果不让你兼职，咱们再合计吧。”白岩松就这样当了主持人。
水均益的同事盖晨光找他，约他一起为《焦点时刻》做节目策划，找选题、写策划方案，挣外快，在请示领导获得同意后，他答应了。然后张海潮就到了新华社，在大楼的咖啡厅与水均益谈合作。做了几期《焦点时刻》的节目后，张海潮让他出镜当了主持人，理由是“外形合适，节目也是你策划的”，和《东方时空》培养记者型主持人的目标一致。
水均益录制的第一期节目是“柬埔寨大选”，第一期节目做完，第二天早上就播出了。
“我当时录制完节目，心花怒放，给我爸爸妈妈拍了电报，内容是我上电视了，请注意收看明天早上的《东方时空》。第二天早上，节目一播完，我父亲给我发电报，说很好。新华社的朋友和同事也说，在电视上看到我了。我当时想，电视影响力好大，上一回电视比在新华社写二十篇稿子、《人民日报》发十篇文章，认识我的人都要多。”水均益对记者说。
后来，为保留核心的业务骨干，央视给了《东方时空》一部分进人指标。工作不到几个月，白岩松就作为正式员工调入了中央电视台。一年后，盖晨光从新华社调入中央电视台。又过了一年，水均益从新华社进入了中央电视台，是央视引进的最后一人。
崔永元是后来特批调入央视的正式员工。他给《东方时空》帮忙做的第一个节目，是开播一百期特别节目，他当时是兼职的编导，除了选题撰稿外，他还给画面配音解说。《东方时空》三周年特别节目，时间让崔永元当了导演。这个节目让时间觉得，崔永元可以当主持人。“当时谁都没有印象。只有在我心里面，埋了他这个棋子，他自己可能都忘了。”
后来，时间办《实话实说》的时候，试了几个主持人不理想后，他提议让编导崔永元试试。当时，崔永元不愿意：“我不想做主持人，我觉得做不了，观众接受不了我来做主持人。但当时实在没人了，节目已经确定了，非做不可。”
节目录制的前一天，崔永元焦虑，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我想怎么做主持人，可能就是我当记者采访的状态，我只能这样了，也不会别的。然后我还背了很多词，但一到现场一下子就忘了，红灯一开，忘得一干二净，就只能平时怎么说话就怎么说了。”
节目录制的时候，现场的摄像师对崔永元特别不满意，因为一录制，他就不知道机位在哪里，也不知道说话的时候面对摄像机。即使摄像师怎么挥手，拿手电照，沉浸在采访状态中的崔永元都会忘记，他眼睛里只有嘉宾。
“因为我想办法在听嘉宾在说什么，我听明白他说什么了，我才知道我要说什么，所以我顾不上这些。”崔永元对记者回忆。当时，摄像师不高兴，现场发脾气了，后来时间就骂：“你们这帮傻逼，手里的那个机器是死的吗？就不能有一个人扛着跟着崔永元吗？他走到哪儿你走到哪儿，对着他的脸拍，这不就完了吗？”
崔永元的最大问题解决了。“我们果然就这样了。移动摄像从我这儿开始，从前演播室没有过这样的事，一个人扛着摄像机从头到尾跟着我走。如果我离观众太近了，他就赶紧跑到观众席上反过来对着我，这样就能保证拍到我的正面了。”
敬一丹和方宏进是孙玉胜找来的。“当时，孙玉胜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准备办一个每天播出的舆论监督的栏目，他想到了两个主持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方宏进，让我考虑一下。”敬一丹对记者回忆说。
敬一丹很慎重，考虑了很长时间。“当时我正在办《一丹话题》，这个节目是赵化勇点的题，当时赵化勇是经济部的主任，很器重我。《东方时空》开播，我们全台老职工，在中央电视台已经工作的铁饭碗的这些人，其实一直在关注，《东方时空》会是什么样子。《东方时空》和我们平常办的电视节目很不一样，连续观察一个多星期，我看出了节目的方向，对自己也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敬一丹看中的，其实是《东方时空》的社会化办节目的制作模式。“《一丹话题》没有制片人、策划一说，我就是这个节目的编导，后面一个技术力量的支持，演播室、摄像、技术性编辑，跟内容直接相关的，就我在那儿盯着，有点吃力。《东方时空》是那种集团式的组合，有策划人，专家学者的团队支持，特别有前沿感，当时看它也很现代，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舆论监督这种节目能够出现在中国电视上，让我兴奋。我觉得这就是干电视，当记者当主持人都应该有这么一次机会。”
逼出来的用人机制
《东方时空》90%的员工，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北漂”，这些临时工是《东方时空》干活的主力，是制片人一个个挖来的。
王志开始在湖南电视台新闻部工作，时间在湖南出差采访时，王志是地陪。“当时我们挺谈得来的，在湖南台还有个人，她叫罗芳华，小姑娘很泼辣，一看就是湖南妹子。我说我们要新办一档节目，你做事挺麻利的，如果你愿意可以到北京去工作。做《东方之子》的时候，我还专门打电话到湖南台新闻部通联组找到她，我说，我们现在要做这件事。后来罗芳华就来了北京做编导了。”
王志当时没有来，他当时舍不得离开湖南台。“我对时间说，你别逗我，我是湖南师范大学毕业的，中央电视台是顶级的，它大门往哪里开都不知道。”后来罗芳华到湖南采访，时间打电话让王志配合，节目做完了，时间让他一起去北京，看看节目。 时间请王志吃饭，劝他加盟《东方之子》，当主持人。王志不相信，认为时间是开玩笑：“我普通话不利索，大栅栏都念错，什么经验也没有，我只在大学主持过学生晚会，现在让我出镜亮相当主持人？”时间回答说，“那不是挺好的，你明天就去采访骆玉笙，试试看，不行再换别人。”
王志很紧张，问采访什么话题。时间说，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但不许手里拿稿子，不许背稿子，自然聊天就好。王志赶紧查资料，准备采访提纲。第二天，王志去了骆玉笙家里，采访很顺利，很自然地聊天，骆玉笙给王志和摄像师端茶倒水，打开柜子拿点心、花生，采访结束了，骆玉笙还问他，采访什么时候开始。王志回答说，已经结束了。这个节目播出后，王志就来了《东方时空》。
“王志在《东方之子》的表现很出色，他的问题很有逻辑，而且接住对方的回话，还甩出更厉害的问题。但那个节目主要是名人大家，他的水平，没有得到太多发挥，我要求地粉碎式提问，直到《面对面》的时候，面对复杂的新闻人物，在舆论监督新闻领域，他的才华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时间对记者说。
周兵和张朝夕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周兵分配回老家甘肃，在兰州电视台工作。张朝夕作为优秀毕业生，留在在北京，在当时的能源部电教中心工作。“两个人一个宿舍，工作环境也很好，上班不累很舒服，但就是没有成就感。”最终，张朝夕扔掉了公务员编制，加盟了《东方时空》。
三个月后，张朝夕又向时间推荐了同学周兵。“作为一个在兰州电视台工作的人，去中央电视台工作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周兵决定辞职，扔下铁饭碗到《东方时空》打工，家里人全部反对。“我父亲当时连我退休以后的生活都安排好了，会很幸福，后半辈子都不用发愁。”
周兵当时很痛苦：在兰州电视台做摄影和编导，生活很优越，工作很清闲，但内心苦闷，因为在那里工作水平不重要，重要的是喝酒的能力和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东方时空》才是他想做的节目。张朝夕当时让他做了两个《东方之子》的样片，送到北京。时间对他很满意，其中一个拍藏族的人物，就在《东方之子》里播了。
最终，周兵选择辞职离开，还给单位交了7000块钱赔偿费。上火车的时候，父亲问周兵，你到底想要什么。周兵为了让父亲高兴，回答说：“我一定要做中国最好的导演之一，这是我的理想。”1993年10月，周兵到了北京，住到了《东方之子》的集体宿舍里。
各栏目组为了省钱，《东方之子》在六里桥租了一层地下室，机房和宿舍在一起，一个男生宿舍，一个女生宿舍，其他的都是工作用的房间；《焦点时刻》租了一家旅馆的一排房间，机房和卧室都挨着，生活和工作也在一起。《生活空间》在北医三院电教中心租了办公房。
当时，白岩松已经结婚了，和老婆单独住一间。时间单独一间房，一个会客厅，接待客人，也用来开会。“基本上白岩松是唯一有洗衣机、电冰箱和全套家具的，每到节假日，白岩松会让老婆做一顿饭，让我们这些‘北漂’一起吃，特别温暖。”周兵回忆说。
《东方时空》的竞争非常激烈，工作节奏快，考核压力巨大。栏目组“宽进严留”，谁都可以来，但最终能留下来，完全靠个人的能力和吃苦耐劳。
时间用 “排名淘汰”的考核机制，编导们按照业务量每月进行投票排名，第11名以后的人自动卷铺盖回家；陈虻和张海潮实行的是“三个节目没有通过，编导走人”。《东方之子》当时规定，每个人，一个月的工作量是2到3个完成后能够播出的节目。每个节目都是双机拍摄，制作团队通常由1个编导、2个摄像师、1个策划组成。每个人的收入由三部分组成：基本工资每月600元，大头是节目稿酬和奖金。
王志回忆，当时的栏目组是这样用人的：以前什么专业什么身份工作不管，就管你干活。节目好坏的标准只有两个：观众的评价，观众来信反馈；另外一个是社会反响和美誉度。只要贴考核的墙上季度奖名单里没有自己的名字，编导就会被新人替换掉，卷铺盖走人。
张朝夕在一次排名中排到了第11名，他不想离开《东方之子》，找到时间，好不容易求得第二次机会，“一个月之内编出了十几个节目”，最后得到了时间认可，留了下来。
六里桥的地下室经常有陌生人出现，有时候脸刚刚熟一点，人就离开了。但周兵没有兴趣打听，因为自己不努力，很可能下一个走的就是自己。“我恐惧了六七年，如果我不做好节目，三个节目不被这个团队认可，马上就失业。因为我已经辞去公职了，没有退路。如果哪一天时间老师不认可我了，我拎着行李走在北京大街上，不知道该投奔谁。”
其实，时间自己也没有安全感。《东方时空》的节目承包方案，打破了央视节目生产的体制，在央视铁板一块的体制外，开辟了一个特区，用企业的运营方式支撑事业体制内的节目生产。
孙玉胜把经费管理权和用人权下放给各栏目的制片人，给各栏目确定年度经费总额，人员招聘、财务报销、人员薪酬、办公场地等，均由制片人负责，制片人成了栏目创作、组织、管理核心。作为总制片人，孙玉胜只考核节目的质量好坏，节目办不好就换制片人。
“一开始孙玉胜问我，要采取什么制度？是包干制的，还是报账制，实报实销？我回答说，你要是信任我，你就让我包干制，我们也可以这样去信任别人，这样就有效率了。因为你现在节目要得急，得拼命才能做出来的。他尊重了我的意见，采用包干制的办法。”时间回忆，这种制度建立了《东方时空》最核心的管理理念：“彼此信任，一级信任一级，这是非常高级的人事管理关系，你要让他做，你就要信任他，他感受到了这种信任，他只有拼命去做好，才能觉得有报效感。”
正是充分的放权，《东方时空》4个栏目组相互竞争，央视的新闻改革开始了，《焦点访谈》出来了，《实话实说》出来了，《新闻调查》、《面对面》、《高端访谈》也一个个出来了，后来还有了24小时的新闻频道。
“不正常”令人怀念
白岩松把《东方时空》最初的那段岁月，称为“一段不正常的岁月”。 “《东方时空》那个时代不可能重复了，一个人好就留下不好就开掉，现在《劳动法》不许可，十几个人往地下室一住，找个保姆做饭，天天谈工作不顾日常生活？如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时代终于正常了。”白岩松对记者说。
《东方时空》里的临时工在当时的央视体制里是受到歧视的。王志回忆，“当时我们在台里食堂吃饭，临时工是一个队伍，正式工是另外一个队伍。临时工不能站在正式工队伍里打饭。在吃饭的时候，临时工只能在一楼，正式工在二楼吃饭。进大门要和其他人造访央视一样，填写入门的单子。”
“我们去台里的图书馆、磁带资料室，临时工只能当场阅览，不让我们外借。看见我当时用大哥大接电话，一个正式工当着我的面，大声对另外一个正式工说，‘看，现在这帮临时工都可以有大哥大了’。当时我听了特别难受。”周兵回忆。
水均益没有正式调入中央台工作之前，只有一张中央台的食堂饭卡，那上面没有照片，只有名字。“中央台不给你工作证件，工作证没有，记者证没有，大楼出入证没有，因为我们当时是临时工。”
1993年，中国的轮船“银河号”在海湾地区被美国军方扣留，美国人声称“银河号”给伊拉克、伊朗运送化学武器。水均益通过电话越洋采访到了代表中国和美国交涉的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沙祖康，但电话采访需要配沙祖康的照片。
凌晨1点钟，外交部宿舍大院门锁了，水均益翻墙进去，敲响了沙祖康的家门。“门没有开，里面有声音，要求看证件，我把食堂饭卡从门下面的缝塞进去，解释说时间太急，没有带电视台的采访证明，时间太晚我不进屋，只需要沙司长的几张照片就行。”后来，家属给了水均益3张照片，选了一张用在了第二天的节目里。
孙玉胜为“不正常”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为解决临时工外出采访没有证件的难处，制作了“东方时空采访证件”，得到领导的支持和认可；接着又和台里保卫处商量，给临时工办理了中央电视台大院“临时出入证”。在经济待遇上，做到了临时工和正式工一样，同工同酬，按劳分配。
白岩松进入央视不久，就变成正式工，但工作的十几年里，他从来没有去领过那些正式工发放的实物。新闻评论部成立后，取消了给正式工享受的计划经济时代“劳保”、“鱼票”等实物发放，统一折算成钱发给大家，每人都有份。
如今，许多《东方时空》老人所怀念的，是当时的“不正常”。
“这是我经历的一个最好的创作期，一个是领导尊重你的劳动。当时领导知道尊重你的劳动，因为他们也是记者出身的。第二，改革需要创新的节目，这个是时代的背景。”时间感慨地回忆。
当时的领导没有官架子。现在的中央台副台长袁正明，当时是《东方之子》的节目审读人。周兵半夜三更剪节目，累了出来休息的时候，看到时间光着膀子和袁正明打乒乓球。周兵说片子剪完了，袁正明放下球拍就跑过来审片子，“好像大家就是兄弟”。
白岩松记得有一次《东方时空》的年会节目是让领导“拱猪”。“那是一个尴尬的过程，因为气球很轻，它会偏离跑道，你能够想象这个人在地上身体是什么样的姿态。但孙玉胜、袁正明都是很投入地玩。我对他们很亲近很尊敬的看法就是那一刻开始的。”这次联欢会后，新闻评论部的年会，恶搞领导、制片人成为主基调。
“一年365天，都是这帮地主老财折磨你，有这么一天反过来，长工们折磨地主，形成一种心态上的平衡，我觉得很好。但遗憾的是，2002年年会后，我们恶搞的年会《东方红》视频被人传上了网络，由于社会上的压力，台长下令收回所有年会的碟片、海报，导致带有评论部色彩的平等、前卫、自由、欢乐的主基调年会，再也没有了，那是最后一次。”白岩松回忆说。当时杨伟光已经退休了。
消失的还有六里桥的集体生活。1994年7月，北京的一场大暴雨，淹了六里桥《东方之子》租住的半地下室。当时周兵看到白岩松、张朝夕等人正在搬席梦思床垫，为他们用衣服把门堵住，不让水淹了宿舍，保住了机房的设备。周兵当时用摄像机拍下了这个难忘的画面。不久，这个地下室的集体生活就结束了，《东方之子》的办公室搬走了，取消了集体宿舍，时间给大家发放租房补贴。六里桥的集体工作和生活，变成了远去的记忆。
这些年里，《东方时空》也在不断改变。早期的体制外的“特区”，已经被纳入到央视现行体制中了。
制片人的权力变小了。因为《劳动法》出台，《东方时空》的淘汰用人制被中止，对外招聘统一由人事部门负责，合同和试用期全都按照法律规定；“英雄不问出处”的现象也没有了，大学本科文凭必须有，普通话不标准不合格，别想当主持人。
“现在回想我们这批主持人的成长，真是具备天时、地利，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过哪个电视台，哪个栏目，让这么多人来尝试，试了行不行是观众说了算，节目说了算。……要是现在，我的普通话肯定没戏，估计不是我一个人没戏，很多人都没戏。”如今在中国传媒大学担任校长助理的王志回忆。
如今的央视，有了新大楼，看上去，一切都很好，但周兵觉得，有些东西渐渐没有了。“电视的理想，激情、热情，团结友爱，相互支持，对品质的追求，不断的创新，一直做先锋，不喊口号，实实在在地拿出漂亮的节目给大家看，这些东西慢慢就没有了。”
2000年11月25日，《东方时空》从新闻评论部分离，成立《东方时空》工作室单独运作，时间是总制片人。《东方时空》节目从40分钟扩展为150分钟的晨间新闻节目，每天早晨6点到8点半首播，但这个改革一年后被终止，《东方时空》重回原貌，缩减为45分钟。《东方时空》再次和新闻评论部合并。时间没能够回到新闻评论部，他最后被调到新闻采访部工作，当时的领导不让他再回《东方时空》。
2008年1月，《东方时空》再次调整，《东方之子》和《面对面》合并，《百姓故事》和《纪事》合并，子栏目《时空连线》扩大为《东方时空》；2009年7月，在新闻频道去专题化中，《东方时空》变成一个当日资讯新闻栏目。
在时间看来，2000年《东方时空》由150分钟被调回为45分钟后，新闻改革已经名存实亡，《东方时空》开始走下坡路了，如今《东方时空》还在，也只是保留了过去的名字和标志而已。
2008年12月底，陈虻因患胃癌，抢救无效去世。他的离开让很多在《东方时空》工作过的人伤感，他们终于意识到，《东方时空》这一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在陈虻的追悼会上，时间感受到了从来没有的孤独，“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战友没了，战壕也没了，再也没有冲锋了……”
和老同事们不同，白岩松不愿意总活在过去的记忆里。“回忆《东方时空》，我觉得该思考的是，我能不能做一个很牛的中年人，再过十年、二十年，再去思考，我怎么样做一个更牛的老年人，作为目前仍然在央视的一员，我面对的挑战是，我们这些既得利益者，能不能像当初我们的领导那样：去给今天的年轻人更多的空间。”（除作者采访外，本文参考了孙玉胜著《十年》、张洁和梁碧波编著《点燃理想的日子》，特此说明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