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回顾中国乡村书写，一般认为有大概四种叙事模式：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书写、以沈从文为代表的田园牧歌书写、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乡村政治书写、以路遥为代表的经济—文化书写。随着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乡村面貌、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等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乡村书写也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今天中国作家书写乡村，面对前辈作家留下的丰富遗产、面向当下中国乡村发展的新态势，我以为，需要考虑乡村的“变”与“不变”、“城”与“乡”、“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民族故事”与“世界视野”等重要问题。上述这些关于乡村书写的辩证思考，源于我对刘醒龙主编的《美丽乡愁》系列的阅读感受。
“变”与“不变”的交响。中国乡村日新月异的变化，是不容置疑的。蜿蜒曲折的乡村小路，不再是乡村的标志。“村村通”、“组组通”工程把宽阔水泥路修到每家每户的大门口。农民的居住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祖传几代的传统民居已成为历史遗产，一栋栋漂亮的小楼星罗棋布般散落在绿水青山间，成为乡村最亮丽的风景。尤其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彻底消除乡村的贫穷落后为宗旨，彻底改变了中国乡村的面貌。同时，农民的精神面貌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讲文明、懂科学、精神焕发的农民形象正走向历史前台。然而，乡村还有“不变”的维度。其“不变”主要体现在乡村仍然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体现相对集中与纯正的地方。幽静的自然环境和淳朴的乡风，寄托着现代人的乡愁。乡愁也因此成为乡村书写的另外一种常见视角。
乡村新变和乡愁寄托，是书写乡村的两种基本视角。看不到中国乡村的巨大变化，是罔顾事实。把乡村排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外，静止地书写乡愁，也是对中国乡村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在一些作家看来，书写乡村新面貌和留住乡愁之间相互冲突。前几年盛行的还乡书写就陷入了书写乡村“变”与“不变”二元对立的泥沼。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妥善处理乡村的“变”与“不变”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应该认识到，留住乡愁，不是留住封闭、保守、落后的乡村。留住乡愁，也不是简单地复制传统农民的形象。书写乡愁是要写出乡村在历史洪流中，留住乡村的青山绿水，记载下中国农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传颂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事迹。值得注意的是，《美丽乡愁》里收录的散文，特别注意乡村的“变”与“不变”的辩证法。这些散文作者在描写新乡村的时候，并没有把乡村异化为城市，而是发掘乡村最为根本的要素。
“由城返乡”：乡村叙事新范式。当下，“乡下人进城”的叙事模式已难以表现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其原因有二。其一，中国农民工的素质得到提高，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农民进城务工，实现个人价值，也成为乡村人进城的重要追求。同时，进城的乡村人也是城市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农民工素质的提高、进城目的的变化，突破了“乡下人进城”叙事模式所设定的“接受城市改造”的主题。因而，“乡下人进城”叙事模式已经难以完整表达进城农民的生活状况。其二，有些叙事为了突出乡村人的淳朴，夸大城市价值观的功利性，进城的乡下人被刻画成城市的受害者，简单地把乡村和城市对立起来。一些乡村叙事之所以出现上述两种情况，显然是没有在新时代的语境中正确理解城乡关系而引起的。
《美丽乡愁》非常关注“新村民”。“新村民”是指在城市受到良好教育、在城市工作而又返乡的人，或者是受到现代化思想熏陶的乡村人。这些“新村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骨干力量，他们为美丽乡愁抹上了靓丽的颜色。我们不难发现，书中“由城返乡”的书写模式充分注意到了一个基本事实——乡村建设最终还是需要乡村人来承担。这也是正确理解新时代城乡关系的必然结果。
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相交融。中国当代乡村书写自始至终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其中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人物形象，常常被称作为新人形象。新人形象以其体现出乡村变化的鲜明历史意识，成为表现乡村变化最为直观、形象的艺术符号。
回顾中国当代乡村书写，新人形象塑造也出现过两种比较极端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只注重新人形象所体现出来的历史意识的深度，所塑造出来的新人形象出现了概念化、符号化倾向。这种新人形象缺乏艺术感染力，不能从情感上打动读者，也难以成为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另外一种弊端是，有些作品中的新人形象呈现出碎片化、欲望化的特征，出现了“去历史化”的缺陷。我们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塑造新人形象时，应当在乡村日常生活叙述中来展现新人形象的精神世界。乡村的人际交往，乡村的婚丧嫁娶，乡村的耕种与收割，构成了新人形象的日常生活。新人形象所体现的历史意识也应当根植于此。
当下对脱贫攻坚的历史书写，有机地缝合了日常生活叙事的合法化与历史化叙事之间的缝隙。脱贫攻坚一方面认可了乡村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把乡村追求世俗化生活纳入共产党的宏大历史使命的叙事之中。《美丽乡愁》的诸多篇章关乎脱贫攻坚。乡村的自我变革的宏大历史叙事和乡村日常叙事，在脱贫攻坚叙事中找到了最佳的结合点，乡村宏大叙事与日常化叙事之间的张力被化解，乡村叙事的崭新历史视域也向中国广大作家敞开。
乡村书写：讲好中国故事。乡村书写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的重任。书写中国乡村自身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发展脉络，诚然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中国乡村书写也必然有着独特的书写方式。柳青的《创业史》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是讲述中国乡村故事的两种重要方式的代表：《创业史》采用史诗模式，它是中国历史叙述的“实录”传统的延续；《山乡巨变》是对中国抒情传统的大力借鉴。此后，“实录”传统、抒情传统渗透进中国当代乡村叙述的肌理，成为中国故事讲述的最具有标志性的艺术模式和表现手法。《美丽乡愁》着力于表现传统乡村的美丽。乡村的一幅幅风俗画、风景画，乡村的小路、磨盘、农具等等，都成为凝聚这乡村美丽的载体，也成为乡愁的象征。另外，《美丽乡愁》所收录的文章，基本是抒情性、纪实性的散文，是中国优秀传统散文的承传与创新。
《美丽乡愁》已经连续出版了六卷，它们比较好地把握了乡村书写的“辩证法”，写出了新时代的“創业史”和“山乡巨变”。
（周新民系华中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陈婉清）
“变”与“不变”的交响。中国乡村日新月异的变化，是不容置疑的。蜿蜒曲折的乡村小路，不再是乡村的标志。“村村通”、“组组通”工程把宽阔水泥路修到每家每户的大门口。农民的居住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祖传几代的传统民居已成为历史遗产，一栋栋漂亮的小楼星罗棋布般散落在绿水青山间，成为乡村最亮丽的风景。尤其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彻底消除乡村的贫穷落后为宗旨，彻底改变了中国乡村的面貌。同时，农民的精神面貌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讲文明、懂科学、精神焕发的农民形象正走向历史前台。然而，乡村还有“不变”的维度。其“不变”主要体现在乡村仍然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体现相对集中与纯正的地方。幽静的自然环境和淳朴的乡风，寄托着现代人的乡愁。乡愁也因此成为乡村书写的另外一种常见视角。
乡村新变和乡愁寄托，是书写乡村的两种基本视角。看不到中国乡村的巨大变化，是罔顾事实。把乡村排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外，静止地书写乡愁，也是对中国乡村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在一些作家看来，书写乡村新面貌和留住乡愁之间相互冲突。前几年盛行的还乡书写就陷入了书写乡村“变”与“不变”二元对立的泥沼。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妥善处理乡村的“变”与“不变”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应该认识到，留住乡愁，不是留住封闭、保守、落后的乡村。留住乡愁，也不是简单地复制传统农民的形象。书写乡愁是要写出乡村在历史洪流中，留住乡村的青山绿水，记载下中国农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传颂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事迹。值得注意的是，《美丽乡愁》里收录的散文，特别注意乡村的“变”与“不变”的辩证法。这些散文作者在描写新乡村的时候，并没有把乡村异化为城市，而是发掘乡村最为根本的要素。
“由城返乡”：乡村叙事新范式。当下，“乡下人进城”的叙事模式已难以表现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其原因有二。其一，中国农民工的素质得到提高，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农民进城务工，实现个人价值，也成为乡村人进城的重要追求。同时，进城的乡村人也是城市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农民工素质的提高、进城目的的变化，突破了“乡下人进城”叙事模式所设定的“接受城市改造”的主题。因而，“乡下人进城”叙事模式已经难以完整表达进城农民的生活状况。其二，有些叙事为了突出乡村人的淳朴，夸大城市价值观的功利性，进城的乡下人被刻画成城市的受害者，简单地把乡村和城市对立起来。一些乡村叙事之所以出现上述两种情况，显然是没有在新时代的语境中正确理解城乡关系而引起的。
《美丽乡愁》非常关注“新村民”。“新村民”是指在城市受到良好教育、在城市工作而又返乡的人，或者是受到现代化思想熏陶的乡村人。这些“新村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骨干力量，他们为美丽乡愁抹上了靓丽的颜色。我们不难发现，书中“由城返乡”的书写模式充分注意到了一个基本事实——乡村建设最终还是需要乡村人来承担。这也是正确理解新时代城乡关系的必然结果。
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相交融。中国当代乡村书写自始至终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其中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人物形象，常常被称作为新人形象。新人形象以其体现出乡村变化的鲜明历史意识，成为表现乡村变化最为直观、形象的艺术符号。
回顾中国当代乡村书写，新人形象塑造也出现过两种比较极端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只注重新人形象所体现出来的历史意识的深度，所塑造出来的新人形象出现了概念化、符号化倾向。这种新人形象缺乏艺术感染力，不能从情感上打动读者，也难以成为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另外一种弊端是，有些作品中的新人形象呈现出碎片化、欲望化的特征，出现了“去历史化”的缺陷。我们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塑造新人形象时，应当在乡村日常生活叙述中来展现新人形象的精神世界。乡村的人际交往，乡村的婚丧嫁娶，乡村的耕种与收割，构成了新人形象的日常生活。新人形象所体现的历史意识也应当根植于此。
当下对脱贫攻坚的历史书写，有机地缝合了日常生活叙事的合法化与历史化叙事之间的缝隙。脱贫攻坚一方面认可了乡村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把乡村追求世俗化生活纳入共产党的宏大历史使命的叙事之中。《美丽乡愁》的诸多篇章关乎脱贫攻坚。乡村的自我变革的宏大历史叙事和乡村日常叙事，在脱贫攻坚叙事中找到了最佳的结合点，乡村宏大叙事与日常化叙事之间的张力被化解，乡村叙事的崭新历史视域也向中国广大作家敞开。
乡村书写：讲好中国故事。乡村书写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的重任。书写中国乡村自身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发展脉络，诚然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中国乡村书写也必然有着独特的书写方式。柳青的《创业史》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是讲述中国乡村故事的两种重要方式的代表：《创业史》采用史诗模式，它是中国历史叙述的“实录”传统的延续；《山乡巨变》是对中国抒情传统的大力借鉴。此后，“实录”传统、抒情传统渗透进中国当代乡村叙述的肌理，成为中国故事讲述的最具有标志性的艺术模式和表现手法。《美丽乡愁》着力于表现传统乡村的美丽。乡村的一幅幅风俗画、风景画，乡村的小路、磨盘、农具等等，都成为凝聚这乡村美丽的载体，也成为乡愁的象征。另外，《美丽乡愁》所收录的文章，基本是抒情性、纪实性的散文，是中国优秀传统散文的承传与创新。
《美丽乡愁》已经连续出版了六卷，它们比较好地把握了乡村书写的“辩证法”，写出了新时代的“創业史”和“山乡巨变”。
（周新民系华中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陈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