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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美林先生是当代著名的文史学者，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旁及诗文与文化，尤以专精于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研究蜚声海内外，被何满子先生誉为“中国研究儒林第一家”。自2003年退休后，美林先生依然孜孜矻矻，笔耕不辍，时有回忆师友的文章见诸报刊，《学林忆往》就是这类文章的初次结集，这是一部史料精审、识见卓越、文笔简练的回忆随笔。
《学林忆往》主要记述作者与大学时代的老师如夏承焘、沙孟海、陆维钊、任铭善等先生和工作单位的同事如钱仲联、唐圭璋、吴调公等前辈学者的交游往还，从1950年作者入大学起至2003年退休半个多世纪的学林往事，也有一些涉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事及近十年来的学术动态。陈美林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入学的大学生，他的师辈一般都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毕业然后从教，学术和职业生涯跨越民国与新中国两个时代，这一代学人的个人命运处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背景之下，要面临道义上的选择和精神上的压力，他们精深的学术造诣、正直爱国的学人风骨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对当下及今后的读书人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陈美林先生深研《儒林外史》数十年，而《儒林外史》是一部用小说写成的八股科举制度下士人的心灵史。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心理状态是这个时代的标签。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作为当代《儒林外史》研究第一人的陈美林先生对中国古代的史书体例和志人文学有精深的研究，写回忆师友的文章，他首先注重通过个人的观感给一代学人留下影像，以存一代学人之史：“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只是广袤深邃学林中之一瞥，但如不予记录，或将湮灭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就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体现了美林先生的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通观全书，作者所记的学人一瞥往往与时代风云、个人命运紧密相连，窥一斑而知豹，见一叶而知秋，《学林忆往》以作者的经历见闻记录了当代儒林之史。
《学林忆往》细致地记述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运动中高校知识分子的表现和思想波动。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关于1957年反右和“文革”十年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命运的材料比较多，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工作和心理的影响的材料，则相对稀缺，但近年来随着像《郑天挺日记》一类材料的整理出版有所改观。美林先生以夏承焘、沙孟海先生的日记，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较为细致地展现了一些生动详实的历史细节，如《和夏承焘老师同在“运动”中》《沙孟海先生与建国初期的土改》两文。前文记述了作者随浙大中文系师生参加浙江嘉兴、安徽五河的“土改”运动及“三反”、“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夏承焘先生在1952年5月至8月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撰写思想检查的曲折复杂的过程，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和知识分子之间微妙的人际关系。后文涉及高校师生参加地方“土改”的具体方式，土地改革在基层的执行情况及以沙孟海先生为代表的高校教师对“土改”的观感和理解。今天如果想了解、认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心理历程，上述两文所提供的细节都是极为重要而不可或缺的。
美林先生通过自己与前辈学人交往的细节表彰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国传统学人的优良品格，汇集成一代学人的风骨。如夏承焘先生与任铭善先生惺惺相惜的师弟情谊，在困境中相互关心照顾。王焕镳先生在“文革”期间拒绝为其《〈韩非子〉选》重写“前言”，他称七十年代中期评《水浒》的文章为“时文”，赞扬美林先生《明嘉靖朝都察院和武定侯郭勋为什么刊刻〈水浒〉》为“大文”，对其“行文无一字落空”赞叹不置，充分体现了一位坚持学术独立，不以学术媚世的学人风骨。美林先生记录王西彦先生课堂上的喟叹：“我虽然写了不少作品，但能留下来么？多少文人的名字都从历史上消失了。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一个名字，也就不容易了！”这既是对自己的鞭策，也给有志著述者深远的启发。唐圭璋先生与夏承焘先生并称二十世纪词学大师，长期在南京师大任教，凡在南京师大中文系有求学经历者都会听到一些关于唐圭璋先生的轶事，唐老的人品和学问已经成为南京师大中文学科的文脉。唐老把为人与为学、文献考辨与文本解读、功力与性情融会贯通，打成一片，达到极高的境界。美林先生在《“仿佛音容，如在昨日”：纪念唐圭璋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一文中详细回顾了他与唐老同事相处的点点滴滴，刻画了唐老尊师重道的精神、在治学上极其尊重他人成果、平等待人等治学为人的风貌。在写圭璋先生尊师重道精神时，特举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圭璋先生不附议“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要停发其师汪辟疆先生的救济金，不举手赞成一事，唐老的风骨令人动容。
对于有争议的学者，美林先生也处理得较为得体。钱仲联先生是当代文史研究大家，在明清诗文研究领域具有开疆拓土之功，在年龄上长于美林先生一辈。1958年美林先生与钱仲联先生成为同事，《追忆钱仲联先生》一文记述了作者与钱先生共事的一些经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作为青年教师的美林先生与钱先生保持一种“不亲不疏的状态”。文中美林先生特别征引近年才发现的钱仲联先生给中华书局编辑部的两封信，两信均推荐美林先生撰写古典文学中级读物。第一封信称赞美林先生“擅长古典戏曲，文笔生动流利，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修养极深”;第二封信又推介说：“陈同志青壮年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一定修养，文笔流利，专攻古代戏曲，用力至劬。联意在这方面有兼擅新、旧之长之陈君，如果从事编选，必能作出出色成绩。”这就是美林先生第一部著作《李玉和〈清忠谱〉》撰作的缘起。美林先生对前辈学者的提携推荐，念兹在兹，这也成为在政治至上的时代一段学术佳话。在《从一帧照片谈起：钱仲联先生一二往事》文中，美林先生纠正了范培松先生《我眼中的钱仲联》一文关于照片说明文字的错误和细节上的小疵。文中特地指出当前流行的关于钱仲联先生曾任教的“南京中央大学”应为汪伪政权下的“中央大学”，并引夏承焘先生《日记》中关于钱先生的材料对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钱先生的处境作了介绍。文末又引江苏师院老院长杨巩同志晚年所写的《纪念钱仲联先生》七律，其颔联云：“一念附羶涉鲍肆，卅年洗炼再登堂。”并附本诗“后记”：“或谓论死人短，有伤忠厚;或不屑褒扬曾有历史污点者。我谓是是非非，皆应本实事求是精神，一失足因成千古恨，回首是岸，仍可成佛。仲联先生皓首穷年，不忮不求，培养后进，著作等身，毕竟升入了天堂成了佛，怎不令人敬佩！”这或是对钱仲联先生最为公允的盖棺定论。 读《学林忆往》，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传统的文史之学传承递嬗的轨迹，除了学人品格和风骨的熏染，还有学术眼光和治学思路的影响。美林先生以研治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著称于学界，而他的师辈都不涉猎这个领域。美林先生是善于学习者，他从老师那里学会了治学的思路和方法，如从任铭善先生那里接受经学的眼光，从夏承焘先生受到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古代作家作品启发等，这些在他的学术著作中都有鲜明的体现。1949年后的大学教育与传徒的师弟传承方式不同，而对于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怎样才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这是每一位从业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美林先生以他的求学经历和学术成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典范，其中的一些有益的经验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其实，《学林忆往》全书的撰作也继承了美林先生师辈的风雅传统。夏承焘先生那一辈学人，一般都兼擅文艺创作，如夏承焘、唐圭璋先生的词作，王焕镳先生的古文，陆维钊、沙孟海先生的书画，王西彦、孙席珍先生的新文学创作等。新时期以来，随着学科划分的严密和学位制度的规范，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分为两途，两者自成系统，界限分明，民国时期老一辈学者的传统渐成绝响。美林先生虽然以学术成就蜚声海内外，却一直以低调的方式从事文学创作，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从青年时代起，为了教学的需要，他把中国古典戏曲名作改编成故事，两种文体之间的转换是一种再创作，先后出版了《中国戏曲故事选》等多部著作，有的还被译介到国外。美林先生的有些著作如《〈儒林外史〉人物论》，文笔生动老练，有的篇章读起来颇像杂文。美林先生还创作了一些文史随笔，如《五台山、半世缘》《清凉山、不了缘》《〈清涼文集〉跋》等，学问、性情与见识熔于一炉，苍劲老辣，舒卷自如，显示出深厚的学者散文的特色。《学林忆往》是美林先生在文艺创作上又一丰硕成果，在记人述事中寄托对师辈的怀念和感恩，也写出一代学人在时代风潮中的风骨和操守。
回忆师友的文章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有着深厚的传统，鲁迅、周作人都写了不少佳作，如《藤野先生》《关于章太炎二三事》《半农纪念》等。新时期以来，张中行先生的《负暄琐话》及《续话》《三话》继承鲁迅、周作人这一文章路数，又加以改造提炼，开启了回忆性随笔的新格局。张中行先生说《负暄琐话》“就主观愿望说却是当作诗和史写的”，平淡从容的文字里既为历史留下影像，也抒发了作者寂寥悲慨的感情，史笔诗心，融合无间。在张中行先生之后，这类文章大量出现，作者的年龄也呈年轻化趋势，近年来，一些六十岁左右的学者也开始写自传和回忆随笔了。美林先生的《学林忆往》中有几篇写作年代较早，主要是几位师辈辞世后的纪念文章，该书绝大多数写于作者退休后的十多年里，这与张中行先生写“负暄”系列的年岁相近，这样的文集当然有自传的一些成分，通读此书，我们对美林先生的为人和为学也有大致的了解。跟“负暄”系列相比，《学林忆往》更注重以文存史，以个人亲身经历为经，以名家日记和不多见的诗文为纬，对前辈学者的思想、事迹进行清晰的描述，书中不少细节可作重大历史事件的补充。在情感抒发上，美林先生是理性的、节制的，他长期浸淫在吴敬梓的精神世界里，深得文木山房冷峻的精神气质。美林先生往往把感情隐藏于一个个具体的细节中，让读者在细节里体会作者丰富而复杂的情感，这继承了中国古典散文和小说的优良传统。如在回忆吴调公先生的文章的结尾，写到吴先生藏书的命运，对于像吴调公先生这样学问精深、文笔优美的大家，尚且如此，区区我辈，又当如何！每一位从事文史研究的学者，都会感慨系之。读《学林忆往》，这样的细节不能忽略。
《学林忆往》主要记述作者与大学时代的老师如夏承焘、沙孟海、陆维钊、任铭善等先生和工作单位的同事如钱仲联、唐圭璋、吴调公等前辈学者的交游往还，从1950年作者入大学起至2003年退休半个多世纪的学林往事，也有一些涉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事及近十年来的学术动态。陈美林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入学的大学生，他的师辈一般都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毕业然后从教，学术和职业生涯跨越民国与新中国两个时代，这一代学人的个人命运处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背景之下，要面临道义上的选择和精神上的压力，他们精深的学术造诣、正直爱国的学人风骨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对当下及今后的读书人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陈美林先生深研《儒林外史》数十年，而《儒林外史》是一部用小说写成的八股科举制度下士人的心灵史。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心理状态是这个时代的标签。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作为当代《儒林外史》研究第一人的陈美林先生对中国古代的史书体例和志人文学有精深的研究，写回忆师友的文章，他首先注重通过个人的观感给一代学人留下影像，以存一代学人之史：“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只是广袤深邃学林中之一瞥，但如不予记录，或将湮灭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就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体现了美林先生的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通观全书，作者所记的学人一瞥往往与时代风云、个人命运紧密相连，窥一斑而知豹，见一叶而知秋，《学林忆往》以作者的经历见闻记录了当代儒林之史。
《学林忆往》细致地记述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运动中高校知识分子的表现和思想波动。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关于1957年反右和“文革”十年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命运的材料比较多，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工作和心理的影响的材料，则相对稀缺，但近年来随着像《郑天挺日记》一类材料的整理出版有所改观。美林先生以夏承焘、沙孟海先生的日记，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较为细致地展现了一些生动详实的历史细节，如《和夏承焘老师同在“运动”中》《沙孟海先生与建国初期的土改》两文。前文记述了作者随浙大中文系师生参加浙江嘉兴、安徽五河的“土改”运动及“三反”、“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夏承焘先生在1952年5月至8月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撰写思想检查的曲折复杂的过程，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和知识分子之间微妙的人际关系。后文涉及高校师生参加地方“土改”的具体方式，土地改革在基层的执行情况及以沙孟海先生为代表的高校教师对“土改”的观感和理解。今天如果想了解、认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心理历程，上述两文所提供的细节都是极为重要而不可或缺的。
美林先生通过自己与前辈学人交往的细节表彰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国传统学人的优良品格，汇集成一代学人的风骨。如夏承焘先生与任铭善先生惺惺相惜的师弟情谊，在困境中相互关心照顾。王焕镳先生在“文革”期间拒绝为其《〈韩非子〉选》重写“前言”，他称七十年代中期评《水浒》的文章为“时文”，赞扬美林先生《明嘉靖朝都察院和武定侯郭勋为什么刊刻〈水浒〉》为“大文”，对其“行文无一字落空”赞叹不置，充分体现了一位坚持学术独立，不以学术媚世的学人风骨。美林先生记录王西彦先生课堂上的喟叹：“我虽然写了不少作品，但能留下来么？多少文人的名字都从历史上消失了。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一个名字，也就不容易了！”这既是对自己的鞭策，也给有志著述者深远的启发。唐圭璋先生与夏承焘先生并称二十世纪词学大师，长期在南京师大任教，凡在南京师大中文系有求学经历者都会听到一些关于唐圭璋先生的轶事，唐老的人品和学问已经成为南京师大中文学科的文脉。唐老把为人与为学、文献考辨与文本解读、功力与性情融会贯通，打成一片，达到极高的境界。美林先生在《“仿佛音容，如在昨日”：纪念唐圭璋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一文中详细回顾了他与唐老同事相处的点点滴滴，刻画了唐老尊师重道的精神、在治学上极其尊重他人成果、平等待人等治学为人的风貌。在写圭璋先生尊师重道精神时，特举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圭璋先生不附议“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要停发其师汪辟疆先生的救济金，不举手赞成一事，唐老的风骨令人动容。
对于有争议的学者，美林先生也处理得较为得体。钱仲联先生是当代文史研究大家，在明清诗文研究领域具有开疆拓土之功，在年龄上长于美林先生一辈。1958年美林先生与钱仲联先生成为同事，《追忆钱仲联先生》一文记述了作者与钱先生共事的一些经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作为青年教师的美林先生与钱先生保持一种“不亲不疏的状态”。文中美林先生特别征引近年才发现的钱仲联先生给中华书局编辑部的两封信，两信均推荐美林先生撰写古典文学中级读物。第一封信称赞美林先生“擅长古典戏曲，文笔生动流利，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修养极深”;第二封信又推介说：“陈同志青壮年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一定修养，文笔流利，专攻古代戏曲，用力至劬。联意在这方面有兼擅新、旧之长之陈君，如果从事编选，必能作出出色成绩。”这就是美林先生第一部著作《李玉和〈清忠谱〉》撰作的缘起。美林先生对前辈学者的提携推荐，念兹在兹，这也成为在政治至上的时代一段学术佳话。在《从一帧照片谈起：钱仲联先生一二往事》文中，美林先生纠正了范培松先生《我眼中的钱仲联》一文关于照片说明文字的错误和细节上的小疵。文中特地指出当前流行的关于钱仲联先生曾任教的“南京中央大学”应为汪伪政权下的“中央大学”，并引夏承焘先生《日记》中关于钱先生的材料对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钱先生的处境作了介绍。文末又引江苏师院老院长杨巩同志晚年所写的《纪念钱仲联先生》七律，其颔联云：“一念附羶涉鲍肆，卅年洗炼再登堂。”并附本诗“后记”：“或谓论死人短，有伤忠厚;或不屑褒扬曾有历史污点者。我谓是是非非，皆应本实事求是精神，一失足因成千古恨，回首是岸，仍可成佛。仲联先生皓首穷年，不忮不求，培养后进，著作等身，毕竟升入了天堂成了佛，怎不令人敬佩！”这或是对钱仲联先生最为公允的盖棺定论。 读《学林忆往》，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传统的文史之学传承递嬗的轨迹，除了学人品格和风骨的熏染，还有学术眼光和治学思路的影响。美林先生以研治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著称于学界，而他的师辈都不涉猎这个领域。美林先生是善于学习者，他从老师那里学会了治学的思路和方法，如从任铭善先生那里接受经学的眼光，从夏承焘先生受到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古代作家作品启发等，这些在他的学术著作中都有鲜明的体现。1949年后的大学教育与传徒的师弟传承方式不同，而对于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怎样才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这是每一位从业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美林先生以他的求学经历和学术成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典范，其中的一些有益的经验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其实，《学林忆往》全书的撰作也继承了美林先生师辈的风雅传统。夏承焘先生那一辈学人，一般都兼擅文艺创作，如夏承焘、唐圭璋先生的词作，王焕镳先生的古文，陆维钊、沙孟海先生的书画，王西彦、孙席珍先生的新文学创作等。新时期以来，随着学科划分的严密和学位制度的规范，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分为两途，两者自成系统，界限分明，民国时期老一辈学者的传统渐成绝响。美林先生虽然以学术成就蜚声海内外，却一直以低调的方式从事文学创作，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从青年时代起，为了教学的需要，他把中国古典戏曲名作改编成故事，两种文体之间的转换是一种再创作，先后出版了《中国戏曲故事选》等多部著作，有的还被译介到国外。美林先生的有些著作如《〈儒林外史〉人物论》，文笔生动老练，有的篇章读起来颇像杂文。美林先生还创作了一些文史随笔，如《五台山、半世缘》《清凉山、不了缘》《〈清涼文集〉跋》等，学问、性情与见识熔于一炉，苍劲老辣，舒卷自如，显示出深厚的学者散文的特色。《学林忆往》是美林先生在文艺创作上又一丰硕成果，在记人述事中寄托对师辈的怀念和感恩，也写出一代学人在时代风潮中的风骨和操守。
回忆师友的文章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有着深厚的传统，鲁迅、周作人都写了不少佳作，如《藤野先生》《关于章太炎二三事》《半农纪念》等。新时期以来，张中行先生的《负暄琐话》及《续话》《三话》继承鲁迅、周作人这一文章路数，又加以改造提炼，开启了回忆性随笔的新格局。张中行先生说《负暄琐话》“就主观愿望说却是当作诗和史写的”，平淡从容的文字里既为历史留下影像，也抒发了作者寂寥悲慨的感情，史笔诗心，融合无间。在张中行先生之后，这类文章大量出现，作者的年龄也呈年轻化趋势，近年来，一些六十岁左右的学者也开始写自传和回忆随笔了。美林先生的《学林忆往》中有几篇写作年代较早，主要是几位师辈辞世后的纪念文章，该书绝大多数写于作者退休后的十多年里，这与张中行先生写“负暄”系列的年岁相近，这样的文集当然有自传的一些成分，通读此书，我们对美林先生的为人和为学也有大致的了解。跟“负暄”系列相比，《学林忆往》更注重以文存史，以个人亲身经历为经，以名家日记和不多见的诗文为纬，对前辈学者的思想、事迹进行清晰的描述，书中不少细节可作重大历史事件的补充。在情感抒发上，美林先生是理性的、节制的，他长期浸淫在吴敬梓的精神世界里，深得文木山房冷峻的精神气质。美林先生往往把感情隐藏于一个个具体的细节中，让读者在细节里体会作者丰富而复杂的情感，这继承了中国古典散文和小说的优良传统。如在回忆吴调公先生的文章的结尾，写到吴先生藏书的命运，对于像吴调公先生这样学问精深、文笔优美的大家，尚且如此，区区我辈，又当如何！每一位从事文史研究的学者，都会感慨系之。读《学林忆往》，这样的细节不能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