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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思维具有对立、同构、变易、中庸、和谐、混沌等特点，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及管理实践有着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传统文化 管理思想 思维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道家、法家和兵家等几大社会管理学派，他们虽然主张各异，相互驳难，但追求的都是“君人南面之术”，他们的思想也都融贯了对立、同构、变易、中庸、和谐、混沌等中国传统思维的特征。
一、对立思维
对立思维是源自《周易·系辞上》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本体论思考方式，即把“阴”与“阳”作为事物矛盾的两面进行观照权衡。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就遵循了对立统一、两分思维的特点，如管理中优势与劣势的对比，内外环境的分析、可行性与不可行性的判断、利弊的权衡、阻力与动力的比较、主体与客体的博弈等等。
由“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思维还派生出平衡对等的思维观念，即矛盾的双方在对立中求得动态平衡。在管理中就是要避免内部失衡给系统带来的危機，做到公正无偏。“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在赏罚面前人人平等，这样才能达到“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的社会平衡状态。
二、同构思维
这种思维模式是在宇宙、自然、社会、个人之间建构起紧密的联系，认为各系统间存在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各个部门或部分互相渗透、交互影响，并且互为因果。如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逐层推演了各层次间的天人同构关系。中国传统的“天人合德”的管理思想，就是这种同构思维的外在形态。“天人合德”论把人看作宇宙大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人与自然（天）是一个整体，人的行为与自然的运行处处、时时相关联，人事活动的成败、休咎、得失、兴亡都与天的运行变化密切相关：“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天的意志可以通过人民的行为表现出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儒家还认为人与天是同构合一的，人的社会性是天性的体现，社会秩序是自然秩序的体现。据此，在社会管理中的一切礼仪规范、上下尊卑都具有先天的合理性：“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正如李约瑟所说的中国人服从的是“其自然界的内在指令”。
三、变易思维
中国人把变易视为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基本法则：“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并从“天人合德”的观念出发，把变易思维用于社会管理，认为人应效法天道，与时俱进，不断向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穷变通久”的变易思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变法求强的传统，如历史上的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领导的变法，直至近代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无不是在国家管理、社会变革中贯彻变易思维的典型例证。
四、中庸思维
从哲学角度看，“中”指的是矛盾对立而未发展成冲突，“庸”即和，指的是矛盾各方在发展中保持一定限度，不与对立面产生冲突。由此，中庸思维一方面承认矛盾，另一方面又调和矛盾，讲求不偏不倚，不强不弱，不快不慢，不即不离。体现在管理上，就要坚持有度原则，在对立的两端的合适区间作出取舍，“过犹不及”，过度与不足都是不可取的。不搞绝对化，不走极端，居中致和。孔子把这种中庸思维作为“至德”备加推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居中致和，要靠互补来弥合过度与不足，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找整体最佳的中和状态。这种中庸互补的思维在管理行为上具体表现为：刚柔相济，宽猛并用，恩威并施，动静相参。
五、和谐思维
中国传统管理特别推崇人与我、人与物、人与天的和平共处、圆融无碍的和谐思维，把对立统一又和谐变动看成是社会的基本法则。如孔子提出“礼为用，和为贵”，认为治理社会的核心是处理好“分”与“和”的关系，即把人分为不同等级，确定出不同的政治和伦理身份，在“礼”的约束规范下，在“乐”的感染引导下，使人们置身于社会管理系统的各自应在的位置，恪守各等级所应遵守的伦理规范，“克已复礼”，和谐共处，达到社会管理“致中和”的理想状态。
和谐思维还认为和谐要以差异为基础，“和而不同”。齐国著名政治家晏婴就以“琴瑟”“和羹”为例，阐明“和”与“同”的差别，认为“和”是许多不同的对立因素构成的统一，而“同”则是简单的同一。孔子则把它作为人事管理中人才鉴别的标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六、混沌思维
混沌思维带有偶然性、非线性、模糊性、权变性、经验性等诸多特点，老子就主张治国“其政闷闷，其民谆谆；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认为管理如果是混沌的，人民就会淳朴厚道；如果管理明确而清晰，人民就会出现问题。作为统治者，“人君贵明不贵察”，对大事采取不察的糊涂态度，是为了留有管理控制的余地，在处理大事上游刃有余。可见混沌思维深深潜藏在中国传统管理观念中。再如古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用人智慧，郑板桥倡导的“难得糊涂”的为官箴鉴，无不是混沌思维在社会管理中的表述。
以上所述的六大思维特征溶化在中国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中，产生的影响也是利弊互见，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英）李约瑟. 李约瑟集：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M] .沈阳：辽宁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
刘本锋（1952一）男，江西科技学院，教授，江西南昌人。主要从事文化学研究。
【关键词】传统文化 管理思想 思维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道家、法家和兵家等几大社会管理学派，他们虽然主张各异，相互驳难，但追求的都是“君人南面之术”，他们的思想也都融贯了对立、同构、变易、中庸、和谐、混沌等中国传统思维的特征。
一、对立思维
对立思维是源自《周易·系辞上》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本体论思考方式，即把“阴”与“阳”作为事物矛盾的两面进行观照权衡。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就遵循了对立统一、两分思维的特点，如管理中优势与劣势的对比，内外环境的分析、可行性与不可行性的判断、利弊的权衡、阻力与动力的比较、主体与客体的博弈等等。
由“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思维还派生出平衡对等的思维观念，即矛盾的双方在对立中求得动态平衡。在管理中就是要避免内部失衡给系统带来的危機，做到公正无偏。“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在赏罚面前人人平等，这样才能达到“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的社会平衡状态。
二、同构思维
这种思维模式是在宇宙、自然、社会、个人之间建构起紧密的联系，认为各系统间存在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各个部门或部分互相渗透、交互影响，并且互为因果。如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逐层推演了各层次间的天人同构关系。中国传统的“天人合德”的管理思想，就是这种同构思维的外在形态。“天人合德”论把人看作宇宙大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人与自然（天）是一个整体，人的行为与自然的运行处处、时时相关联，人事活动的成败、休咎、得失、兴亡都与天的运行变化密切相关：“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天的意志可以通过人民的行为表现出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儒家还认为人与天是同构合一的，人的社会性是天性的体现，社会秩序是自然秩序的体现。据此，在社会管理中的一切礼仪规范、上下尊卑都具有先天的合理性：“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正如李约瑟所说的中国人服从的是“其自然界的内在指令”。
三、变易思维
中国人把变易视为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基本法则：“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并从“天人合德”的观念出发，把变易思维用于社会管理，认为人应效法天道，与时俱进，不断向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穷变通久”的变易思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变法求强的传统，如历史上的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领导的变法，直至近代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无不是在国家管理、社会变革中贯彻变易思维的典型例证。
四、中庸思维
从哲学角度看，“中”指的是矛盾对立而未发展成冲突，“庸”即和，指的是矛盾各方在发展中保持一定限度，不与对立面产生冲突。由此，中庸思维一方面承认矛盾，另一方面又调和矛盾，讲求不偏不倚，不强不弱，不快不慢，不即不离。体现在管理上，就要坚持有度原则，在对立的两端的合适区间作出取舍，“过犹不及”，过度与不足都是不可取的。不搞绝对化，不走极端，居中致和。孔子把这种中庸思维作为“至德”备加推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居中致和，要靠互补来弥合过度与不足，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找整体最佳的中和状态。这种中庸互补的思维在管理行为上具体表现为：刚柔相济，宽猛并用，恩威并施，动静相参。
五、和谐思维
中国传统管理特别推崇人与我、人与物、人与天的和平共处、圆融无碍的和谐思维，把对立统一又和谐变动看成是社会的基本法则。如孔子提出“礼为用，和为贵”，认为治理社会的核心是处理好“分”与“和”的关系，即把人分为不同等级，确定出不同的政治和伦理身份，在“礼”的约束规范下，在“乐”的感染引导下，使人们置身于社会管理系统的各自应在的位置，恪守各等级所应遵守的伦理规范，“克已复礼”，和谐共处，达到社会管理“致中和”的理想状态。
和谐思维还认为和谐要以差异为基础，“和而不同”。齐国著名政治家晏婴就以“琴瑟”“和羹”为例，阐明“和”与“同”的差别，认为“和”是许多不同的对立因素构成的统一，而“同”则是简单的同一。孔子则把它作为人事管理中人才鉴别的标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六、混沌思维
混沌思维带有偶然性、非线性、模糊性、权变性、经验性等诸多特点，老子就主张治国“其政闷闷，其民谆谆；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认为管理如果是混沌的，人民就会淳朴厚道；如果管理明确而清晰，人民就会出现问题。作为统治者，“人君贵明不贵察”，对大事采取不察的糊涂态度，是为了留有管理控制的余地，在处理大事上游刃有余。可见混沌思维深深潜藏在中国传统管理观念中。再如古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用人智慧，郑板桥倡导的“难得糊涂”的为官箴鉴，无不是混沌思维在社会管理中的表述。
以上所述的六大思维特征溶化在中国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中，产生的影响也是利弊互见，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英）李约瑟. 李约瑟集：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M] .沈阳：辽宁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
刘本锋（1952一）男，江西科技学院，教授，江西南昌人。主要从事文化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