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百合花》于《延河》上发表后当即得到茅盾先生的高度评价：“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1]历经六十年的风雨洗礼，《百合花》的主旨终于由“十七年文学”“歌颂军民血肉关系”[2]回归到当下“表现了战火中的青春美和人性美”[3]，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明的艺术风格所形成的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终于得到人们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入妙文章本平淡。茹志鹃说过：“我喜欢的短篇小说往往是故事情节非常单纯，但刻画人物的细节很多。”[4]《百合花》也不例外，它情节简洁，但在刻画人物的手段上极尽多角度描写、照应、对比、反复之能事，在简洁中蕴含丰富，在诗语中寄寓深情，展示了通讯员和新媳妇“青春美和人性美”。从表达主旨的角度看，作为次要人物的新媳妇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在第一次借被子时，新媳妇是一个让人失望的灰色人物，作者甚至没有让她直接现身，而是作了暗场处理。“老百姓死封建”，通讯员这句话中的“老百姓”显然就是指不愿借被子的新媳妇。“死封建”是什么意思？根据语境中“我”赞扬借被子的老百姓“觉悟高，又很开通”这句话，“死封建”就是“觉悟高”“很开通”的反义词。“死”与“很”，正反程度的差别是很大的，借被子的不同结果让通讯员和“我”对这里的群众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此时，读者完全可以想象出第一次借被子的情形，通讯员见到了这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旋涡中的美神”[5]，让一贯不善于和女同志打交道的他更加窘迫，他觉得自己几句吞吞吐吐的话语就应该做通了新媳妇的思想工作，没想到碰了壁，两手空空，这能不让他气恼吗？能不让他对这个有着“很好看”外表的年轻媳妇失望吗？此处给新媳妇留下了一个外表和灵魂不协调的错位，也是作者设置的一个悬念。当然，这是一次美丽的误会。
　　 在第二次借被子时，经过“我”的一番耐心宣传，新媳妇终于借出了“不知起早熬夜，多干了多少零活”才积攒起来的嫁妆——一床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不借被子，是因为新媳妇暂时还不能理解战争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她很珍视自己的爱情，她忸怩羞涩，她热爱生活，她毕竟是一个新婚三天的少妇，珍惜被子是合情合理的人之常情。一句“抱去吧”，有几分不舍，也应有几分明白“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后的奉献精神。“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夹杂着青年人调皮和不好意思直面通讯员的歉意。“笑”是描写新媳妇形象出现最多的一个表情，仅仅在借被子情节中就有五次，一方面写出了她的善良与矜持，另一方面也与没借被子的误会有关。“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这里的“笑”别有内涵。新媳妇听了“我”一番道歉后，一是心里知道不借被子是自己思想觉悟不高的原因而不是通讯员工作不力的过错，如此道歉，她覺得好笑;二是她觉得“我”和通讯员一样都是粗心人，没有注意到“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这些新婚标志，不知道向一个新娘子借一床新婚被子该叫她有多为难;三是她实在不好开口将不愿借被子的原因解释出来。这里的“笑”是善意的自嘲，是青春的调皮，是面对青年异性的羞涩。
　　 在包扎所里，“‘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告诉她同志弟不是这里的，他现在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新媳妇称通讯员为“同志弟”，为什么不称“小战士”“通讯员”“同志”“弟弟”呢？“同志弟”这个称呼既热情亲切，又有分寸感，其中有羞涩，有关爱，也有朴素的阶级情感。“不好意思”，表现了新媳妇在借与不借被子问题上内心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悄悄改正了自己的行为，带有几分青年人的调皮，也有对当初因思想还不够“开通”而不借被子的歉疚。
　　 茹志鹃的作品大多描写那些在时代滚滚向前的洪流中不断成长的底层人物，《百合花》中的新媳妇和《静静的产院》中的谭婶婶、《三走严庄》中的收黎子以及《里程》中的王三娘等人一样，都是在经历了精神涅槃后不断进步的。这些灵魂深处的思想斗争体现在人物的一言一行上，是特定年代典型人物的真实写照。
　　 “他可受我的气了”，新媳妇一直在惦记着刚才借被子的事情，此处“可”字有“强调”作用，蕴含两重意思。一是新媳妇在年轻的通讯员面前耍了一下调皮的小小得意，这是一种青春美的气息;二是她在借被子过程中让通讯员受了委屈甚至还挂破了衣服而产生的愧疚，这是她善良人性的体现。由不借被子到借出被子的过程，写出了新媳妇的质朴善良，调皮可爱。这里的“笑”，有调皮，有关爱，有歉意，正是因为这些，她才会在通讯员为保护担架员献出自己生命的时候献出自己唯一的嫁妆，献出了自己洁白无瑕的爱。一个是新婚三天的“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的新娘子，一个是在枪筒里插了一枝野菊花、“高挑挑的个子”“厚实实肩膀”的“挺棒的小伙”，这是青春与青春的相遇，这是善良与善良的对话。
　　 “也有的作家，却把自己的努力放在那些正在成长或正在改造中的人物，去刻画他们的心理变化，去描绘他们精神品质的提高。茹志鹃同志就属于后一类作家。”[6]《百合花》塑造的同样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包括通讯员），而是有血有肉、质朴善良甚至不够完美的普通人。这里既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烈火硝烟，但这些健康活泼、天真纯洁的青年人是如此的朝气蓬勃，如此的善良可爱。
　　 “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声”“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两个“啊”字升华了新媳妇的感情，她的第一声“啊”是突然发现伤员竟然是通讯员的震惊、难过与痛惜;第二声“啊”则是得知通讯员因保护担架队员而受伤的崇敬，为此才有“特别是那新媳妇。我跟她说了半天……只答应做我的下手”到“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的彻底变化。这里已经不再是青年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不再是简单的为不借被子、挂破衣服而产生的愧疚，也不再是对“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的粗浅理解，而是对英雄人物舍己为人高尚品格的一种神圣的仰视与崇敬。 　　 如果说通讯员的形象是通过多角度不断展示、不断丰富的话，那么新媳妇的人物性格则是在通讯员人格力量感召下逐渐完善的。在“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的情况下，她依然“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是慈母送别儿子，是姐姐送别弟弟。这是没有丝毫的现实功利、没有丝毫尘滓的真挚而崇高的爱！作品三次写新媳妇与被子关系，由不借被子，到有几分不甘地借被子，直至毅然决绝地献被子;四次写通讯员肩上的破洞（三次与新媳妇直接相关），直至新媳妇“一针一针”地缝好破洞。至此，新媳妇的外表美和心灵美终于得到了和谐统一。美好的人性没有因战争而毁灭，而是得到了升华。情节是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作者就是这样在照应、变化、对比、反复中塑造了有血有肉、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
　　 “它（《百合花》）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7]这句话中的后一个“爱情”是什么意思？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有何微妙关系？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可谓见仁见智。作者虽未说道或明言，但通过揣摩体悟，读者仍然可以隐约感受到这种基于人性之美的大爱。而对这一留白空间的追溯，也必将增进读者对作品主旨的深入理解。“为什么要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现在我可以坦白地交代，原因是我要写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旋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8]其实，作家的解释还不够全面。一个正沉醉于“爱情的幸福”的新娘子，一个青春勃发还没有涉足爱情的革命战士，两个即将开启人生最美篇章的年轻人一生一死固然可以形成强烈的反衬，让我们对通讯员的牺牲产生痛惜之情，但是當一个小伙子在新媳妇面前感受到青春的美好，分享到一种爱的甜蜜，却在新生活的前夜离开了人世，这又何尝不是告诉包括新媳妇在内的生者珍惜逝者为之奋斗而来的幸福？幸存者的幸福生活不正是牺牲者的舍生所求吗？幸存者平安幸福地生活着，不正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吗？通讯员虽然已经离去，但他得到了温馨、纯洁的爱，读者痛惜的心灵也得到些许安慰。青春和生命在战火中永生，人性之美闪烁着爱的光芒。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借助作家巧妙的艺术手法、精心铸造的人物形象去感染读者。《百合花》之所以如此感人，缘于它塑造了新媳妇这样的美好形象，用抒情诗一般的语言谱写一曲青春与人性的赞歌，歌颂了战争年代特有的一种人与人之间在生死大义面前所展示出来的崇高情操和真实美丽的人性。“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百合花是新媳妇的新被子上的图案，更是新媳妇纯真、高洁品格的象征。百合花的故事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但它那洁白无暇的形象和沁人心脾的清香却永远留在读者的心中。
　　 注释：
　　 [1]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J].北京：人民文学，1958（6）.
　　 [2]孙露茜，王凤伯.茹志鹃研究专集[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4.
　　 [3]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必修上册）[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28.
　　 [4]冬晓.女作家茹志鹃谈短篇小说创作[J].香港：开卷，1979（7）.
　　 [5][7][8]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J].南京：青春，1980（11）.
　　 [6]有关茹志鹃作品的几个问题[N].北京：文艺报，1961（7）.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十三五”规划（重点资助）课题“高中语文经典作品细读教学的行动研究”（批准号：B-a/2016/02/51）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