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曼在其著作《布什战争内阁史》中说：“‘火神’(Vulcans)这个词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当今布什外交政策班子想要表达的形象：一种权力感，顽强，弹性和耐久性。”他说：许多人把目光聚焦在布什身边所谓的鹰派人士身上，其实更应该留意他身旁鼓吹军事强权的“火神派”，该派人物在历朝共和党政府内互相帮忙，最后纠集在外交经验不足的小布什周围，操纵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他认为布什政府内的六大“火神”包括副总统切尼、(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务卿鲍威尔、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和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他们是在2000年大选竞选期间获得“火神”称号的。
詹姆斯·曼认为，现在的美国不仅是在与恐怖主义做斗争，而且是在建设一种全新的秩序。冷战时期的基本社会精神气质是一种谨慎感和约束感，而“火神派”急于获得新思维。经过“9．11”事件的冲击后，他们希望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能有更广泛、更持久的变化。他们相信美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概念来指导。詹姆斯·曼就差说出这句话：面对冷战后的国际新局势，美国再次挥起“萝卜与大棒”，用“火神”的力量将“自由女神”推向全世界。
很明显，詹姆斯·曼将当今美国外交陷入一滩烂泥归因于政府过于强调理想主义，从而导致出于道义而对其他国家进行讨伐，不重视大国外交；重视改变世界，而不是维持稳定。
其实，这些在詹姆斯·曼笔下被称为“火神派”(区别于“鹰派”)的人，并不是盲目崇尚武力的狂徒，而是时刻提倡“为理想服务的现实主义”的布什班子。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共同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它们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内外环境下交替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火神派”对美国实力与民主的双重迷信，令他们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两个长期决定着美国对外政策的理论——交汇融通于入侵伊拉克的决策中。
从理想主义角度出发，“火神派”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一股“善”的力量并对美国军事能力坚持特别乐观的评价。作为西方国家的一员，美国的外交政策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和使命感，究其原因，这主要源自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即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生活在“山巅之城”，其关于自由价值的理念和民主制度应当推广到全世界。这一使命感在当代的表现就是在全球推行“民主和人权”，处处树立榜样和实行干预。“布什主义”指导下的“先发制人”的“反恐战争”，其目标很明确的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理想主义色彩——美国作为“上帝的选民”，应当承担其“天赋命运”以保障人类的自由与世界的和平。但在缺乏牵制力量和国际支持的情况下，如果美国借着“反恐”的名义到处打击所谓的“流氓国家”，其造成的区域动荡和战争却正是对“和平与民主”的最大威胁。正如菲利普·戈登(Philip H．Gordon)在《布什革命的终结》中所说的那样，布什改革正在走向终结；美国不得不再次回到外交的圆桌前，寻找新的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借助联合国、盟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力量，重新在世界上树立美国的形象，为美国的“民主与自由”寻求“软渠道”。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火神派”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美国军事实力的中心作用及其效能，他们代表了为追求美国不可挑战的军事实力而不懈努力的一批人。“火神派”不愿与其他国家达成妥协，包括其盟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在冷战中，美国与盟国“磋商”不是先做一番“划时代”的公开讲话，然后再问盟国政府怎么看；相反，“磋商”意味着在做这样的讲话之前，先私下征求盟国的意见。伊拉克战争展示了“火神派”对五角大楼保罗·沃尔福威茨的幕僚们在冷战结束时起草的战略的认同：美国应当把军事实力建设提升到这样一个水平，以至于任何国家若与之竞争，不但得不到好处，经济还会受到严重削弱。这种军事力量其实是为其理想服务的，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这样的美国，它的价值观和理想将在全世界获胜，因为美国是如此强大，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承受与之竞争的代价，甚至没有人会开始这样的尝试。然而事实证明，美国试图在伊拉克种植的“民主之花”在遭遇水土不服后成为了基地组织培植新力量的温床；“反恐战争”实际上已经引发了一股反美浪潮；而对“邪恶轴心”的点名，反而使那些被点名的国家同美国的“民主、自由与和平的道路”越走越远。现实主义的目标是推动美国终极理想的实现，但现实又将美国拉回到了孤立主义的漩涡中。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写到美国的对华态度时，作者认为，美国国情咨文讲话中特别赞扬了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这几个国家，这体现了以赖斯为代表的“火神派”对于大国重要性的认识。然而在第一任期中，布什政府内曾有人把中国看作取代前苏联的新冷战敌人，想通过对中国的“妖魔化”将欧洲拉回美国这边，巩固西方国家的联盟。“9．11”事件使美国将敌对的目光从中国身上移开了，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正在跟许多国家进行包括石油在内的原料交易，中国的触角也已进入中东、南美，还有前苏联地区，这自然会引起占有世界35％资源使用量的美国的警觉——原料价格由于中国需求增加而上涨，会在不同方面对美国经济产生威胁。同时，根据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的《石油政治第一律》，一般来说中东国家的民主程度会与石油的价格成反比，也就是说中国会间接阻碍美国提倡的“民主与自由”的扩张。美国的对华策略究竟会采取接受还是对抗，并非“火神派”的一句：美国将寻求“有利于人类自由的力量均势”就能解决的。
《布什战争内阁史》中说道，当代历史学家在过去几年里已经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性事件的图景，它从1989年以前20年开始，在1989年之后又继续了至少15年，它讲述的是追求世界无敌的美国实力的故事，是“火神派”崛起的故事。但作者终于提出：剩下的问题是，2003年攻打伊拉克是否标志着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它是否代表了扩张美国实力和推行美国理想的极限?事实证明，如今这些“火神”已经开始在自由女神面前一个个坠落。2006年11月上旬美国举行的中期选举结果一出来，第一个牺牲品就是伊拉克战争的设计师拉姆斯菲尔德。但中期选举并不意味着“火神派”的终结，他们只是暂时收缩。美国也不大可能在国际上“洗心革面”，对于这个惟一的超级大国来说，世界上还有太多的诱惑。
“火神派”究竟是在自由女神面前持续壮大，还是在自由女神的光环下逐渐走向终结。也许经过维修后的伯明翰市的火神塑像可以告诉我们答案。(本书中前言里有这样一个典故，赖斯的家乡伯明翰立有一尊火神的雕像，是该市的象征。当时几位“火神派”是小布什的竞选班子成员，因这尊雕像而命名了自己的团队。但它在1999年的时候因为破损而被拆掉进行维修。编者注)
(《布什战争内阁史》，詹姆斯·曼著，韩红、田军、肖宏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39．00元)
詹姆斯·曼认为，现在的美国不仅是在与恐怖主义做斗争，而且是在建设一种全新的秩序。冷战时期的基本社会精神气质是一种谨慎感和约束感，而“火神派”急于获得新思维。经过“9．11”事件的冲击后，他们希望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能有更广泛、更持久的变化。他们相信美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概念来指导。詹姆斯·曼就差说出这句话：面对冷战后的国际新局势，美国再次挥起“萝卜与大棒”，用“火神”的力量将“自由女神”推向全世界。
很明显，詹姆斯·曼将当今美国外交陷入一滩烂泥归因于政府过于强调理想主义，从而导致出于道义而对其他国家进行讨伐，不重视大国外交；重视改变世界，而不是维持稳定。
其实，这些在詹姆斯·曼笔下被称为“火神派”(区别于“鹰派”)的人，并不是盲目崇尚武力的狂徒，而是时刻提倡“为理想服务的现实主义”的布什班子。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共同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它们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内外环境下交替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火神派”对美国实力与民主的双重迷信，令他们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两个长期决定着美国对外政策的理论——交汇融通于入侵伊拉克的决策中。
从理想主义角度出发，“火神派”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一股“善”的力量并对美国军事能力坚持特别乐观的评价。作为西方国家的一员，美国的外交政策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和使命感，究其原因，这主要源自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即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生活在“山巅之城”，其关于自由价值的理念和民主制度应当推广到全世界。这一使命感在当代的表现就是在全球推行“民主和人权”，处处树立榜样和实行干预。“布什主义”指导下的“先发制人”的“反恐战争”，其目标很明确的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理想主义色彩——美国作为“上帝的选民”，应当承担其“天赋命运”以保障人类的自由与世界的和平。但在缺乏牵制力量和国际支持的情况下，如果美国借着“反恐”的名义到处打击所谓的“流氓国家”，其造成的区域动荡和战争却正是对“和平与民主”的最大威胁。正如菲利普·戈登(Philip H．Gordon)在《布什革命的终结》中所说的那样，布什改革正在走向终结；美国不得不再次回到外交的圆桌前，寻找新的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借助联合国、盟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力量，重新在世界上树立美国的形象，为美国的“民主与自由”寻求“软渠道”。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火神派”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美国军事实力的中心作用及其效能，他们代表了为追求美国不可挑战的军事实力而不懈努力的一批人。“火神派”不愿与其他国家达成妥协，包括其盟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在冷战中，美国与盟国“磋商”不是先做一番“划时代”的公开讲话，然后再问盟国政府怎么看；相反，“磋商”意味着在做这样的讲话之前，先私下征求盟国的意见。伊拉克战争展示了“火神派”对五角大楼保罗·沃尔福威茨的幕僚们在冷战结束时起草的战略的认同：美国应当把军事实力建设提升到这样一个水平，以至于任何国家若与之竞争，不但得不到好处，经济还会受到严重削弱。这种军事力量其实是为其理想服务的，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这样的美国，它的价值观和理想将在全世界获胜，因为美国是如此强大，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承受与之竞争的代价，甚至没有人会开始这样的尝试。然而事实证明，美国试图在伊拉克种植的“民主之花”在遭遇水土不服后成为了基地组织培植新力量的温床；“反恐战争”实际上已经引发了一股反美浪潮；而对“邪恶轴心”的点名，反而使那些被点名的国家同美国的“民主、自由与和平的道路”越走越远。现实主义的目标是推动美国终极理想的实现，但现实又将美国拉回到了孤立主义的漩涡中。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写到美国的对华态度时，作者认为，美国国情咨文讲话中特别赞扬了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这几个国家，这体现了以赖斯为代表的“火神派”对于大国重要性的认识。然而在第一任期中，布什政府内曾有人把中国看作取代前苏联的新冷战敌人，想通过对中国的“妖魔化”将欧洲拉回美国这边，巩固西方国家的联盟。“9．11”事件使美国将敌对的目光从中国身上移开了，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正在跟许多国家进行包括石油在内的原料交易，中国的触角也已进入中东、南美，还有前苏联地区，这自然会引起占有世界35％资源使用量的美国的警觉——原料价格由于中国需求增加而上涨，会在不同方面对美国经济产生威胁。同时，根据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的《石油政治第一律》，一般来说中东国家的民主程度会与石油的价格成反比，也就是说中国会间接阻碍美国提倡的“民主与自由”的扩张。美国的对华策略究竟会采取接受还是对抗，并非“火神派”的一句：美国将寻求“有利于人类自由的力量均势”就能解决的。
《布什战争内阁史》中说道，当代历史学家在过去几年里已经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性事件的图景，它从1989年以前20年开始，在1989年之后又继续了至少15年，它讲述的是追求世界无敌的美国实力的故事，是“火神派”崛起的故事。但作者终于提出：剩下的问题是，2003年攻打伊拉克是否标志着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它是否代表了扩张美国实力和推行美国理想的极限?事实证明，如今这些“火神”已经开始在自由女神面前一个个坠落。2006年11月上旬美国举行的中期选举结果一出来，第一个牺牲品就是伊拉克战争的设计师拉姆斯菲尔德。但中期选举并不意味着“火神派”的终结，他们只是暂时收缩。美国也不大可能在国际上“洗心革面”，对于这个惟一的超级大国来说，世界上还有太多的诱惑。
“火神派”究竟是在自由女神面前持续壮大，还是在自由女神的光环下逐渐走向终结。也许经过维修后的伯明翰市的火神塑像可以告诉我们答案。(本书中前言里有这样一个典故，赖斯的家乡伯明翰立有一尊火神的雕像，是该市的象征。当时几位“火神派”是小布什的竞选班子成员，因这尊雕像而命名了自己的团队。但它在1999年的时候因为破损而被拆掉进行维修。编者注)
(《布什战争内阁史》，詹姆斯·曼著，韩红、田军、肖宏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