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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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90年代,“历史本真表演”运动在西方进入一个高度发展阶段。有关“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论题,开始备受各方学者热议,表演家、理论家们纷纷参与其中,形成了理论、批评与表演彼此交融互动的局面。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激烈辩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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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90年代,“历史本真表演”运动在西方进入一个高度发展阶段。有关“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论题,开始备受各方学者热议,表演家、理论家们纷纷参与其中,形成了理论、批评与表演彼此交融互动的局面。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激烈辩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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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现代大学精神,是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1980年代,现代大学精神还不曾进人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更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公众议题。任何时代思潮的形成,均是当下现实生活的反映。现代大学精神,重新成为引人关注的时代话题,源于中国大学的现实状态。近2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何以人们极少正视中国大学的成绩,而对其负面影响极其关注?客观评价,近10年来,中国大学一再成为世人诟病的对象,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大学的发展道路,远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经验和心理期待。
这组文章刊登于2010年第二期美国《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期刊,其中包括赖斯的《建构一条“民族音乐学”学科新的路径》及其他7位美英民族音乐学界著名学者对此文进行的回应文章。赖斯在文章中,对2007年他发表的有关“音乐与认同”的综述文章进行了回顾,呼吁对以往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只注重个案研究,
蒂莫西·赖斯关注民族音乐学作为一种研究领域、学科、范围,致力于融合不同音乐学科,它存在着某些“严重问题”。看来我们有可能没有阅读彼此的著作,或者没有充分地进行阅读,以至于错过了发展“理论肌肉”的各种机会。
在《建构一条“民族音乐学”学科新的路径》一文中,蒂莫西·赖斯呼吁我们要进行“自我改革”,通过“呼吁在未来具体研究的文章中,利用机会进行以跨区域、跨团体为专题导向的严肃对话,从而建立起一些理论的肌肉并打造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学科”。有关赖斯的呼吁最耐人寻味的不是临近结束时富有说服力的陈述,而是作者穿插在文章其余部分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引至文章最后的雄辩。
我和蒂姆·赖斯就音乐与认同这一主题进行过多次讨论,我赞同他的基本观点。但是,还有一些实质的问题需要解决。
在评论民族音乐学家如何探讨“音乐与认同”时,蒂莫西·赖斯指出我们没有质疑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没有对两者间可能进行的跨文化的联系方式给予识别。作为民族音乐学家,我们往往简单地将两者之间的联系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进而论证音乐是如何被牵扯进我们研究的个体和/或社会群体认同等特定方面的建构中。毕竟,对于民族音乐学我们真正感兴趣的、
第一次看到蒂莫西·赖斯这种深思熟虑的介入,导致我认为这是一种对术语的批判,一种我不太擅长的短评类型。然而我很快地意识到他并不是在质疑术语,而是对民族音乐学家不假思索地使用术语的方式提出质疑。他认为作者们应该扼要重述并参照那些在标题中使用特定术语的其他作者们的著作。
我非常赞成赖斯提出的民族音乐学中广泛的“理论”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许多事情从不同的方向推动着理论与民族志的发展。逐渐地,我们似乎认为理论是田野调查之后才做的事情。许多人在研究他者文化的音乐所需要的语言技巧及社交能力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赖斯提出民族音乐学关于“音乐与认同”的著述中,存在三个普遍缺点。首先,很少有作者引用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心理学或哲学等其他学科已经发展的重要“认同”理论著述;其次,很少有作者引用调查结果可能与他们自身研究相关的其他民族音乐学“音乐与认同”著述。因此,对于一部民族音乐学家的著作而言,
自1978年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出版专著《东方学》(Orientalism,又译“东方主义”)以来,其思想在比较文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认为: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关于东方的学问,也是西方人贬低、控制东方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