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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讲的“外资依赖症”的“症”，不是指外资对内资的简单比例，而是指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的比例，国外经济学研究表明，在任何地区、任何行业，民营企业都比国营企业有效率，更有竞争能力。有效率的内资指的是民营企业的投资，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投资只占投资的很小一部分，根据《2004年中国统计摘要》，2003年私营和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是7563亿人民币，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的13．7％，同年，外国直接投资是4441．3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的比例是0．587(4441．3亿元除以7563亿元)。
当然，有人会指出中国对私营经济统计不全，有很多集体企业也属私营的性质。2003年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市7806．9亿元，如果把中国的私营企业定义人为地夸大而把所有的集体企业都算作私营企业，中国的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比例是0．29，用这个办法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外资依赖的上限和下限，0．29是下限，而0．58是上限，真实的数字应是在两个数字之间。
现在我们再来评论“中国引进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FDI)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不如很多国家”这一命题，英国、德国、巴西、墨西哥、爱尔兰虽在外资／内资的总比例上超过了中国，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国家是私有或者是大部分是私有的经济，它们所有的内资都是由私营企业进行的，这和我们中国大陆直到今天为止大部分游资是由国营企业完成的情况是不同的，国营企业投资是不计成本的，所以它们是过度投资，在其他条件相当等的情况下，如果有大量的国营企业存在，FDI／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会自然地显得很低。
更准确的比较方式应该是把中国的外资／私营企业投资的比例和其他国家相比。胡祖六先生在一篇题为《关于中国引进外资的三大问题》的文章中提供了14个国家和地区2002年的FDI／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数据，如果把中国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比例定位成0．29，和这14个国家比，只有三个比中国高：新加坡(0．34)，荷兰(0。33)，爱尔兰(0．71)。如果我们用0．58这个比例，那只有爱尔兰一家比中国高了。
要注意新加坡、荷兰和爱尔兰是世界上公认的外资依赖国，而它们是很小的国家，很容易依赖外资(比如说在新加坡办两家航空公司，肯定有一家必然是外资企业)，也就是说中国的外资依赖度已经和世界上公认的外资依赖国相接近了，这对一个大陆经济形体，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来讲是非常反常的。一般来讲，大的国家相对独立，较少依赖外资，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FDI／内资的百分比只是6.2％，虽然流向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绝对数额比中国大：加拿大是8．3％；巴西是5％。中国的FDI／内资的比例超出东亚经济的好几倍。上世纪90年代，韩国的这个比例是1．1％；我国台湾省是2．8％。
顺便说一句，中国的对外贸易依赖度也达到惊人的高度，2004年中国的外贸／GDP的比例高达0．70，作为比较，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外贸额相当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20，日本的比例是0．25。虽然美国和日本是全方位开放的经济，它们对外贸的依存的程度远远小于中国。
“外资依赖症”的形成
正确的分析中国为什么会有外资依赖症非常重要，错误的分析会得出错误的政策结论。有些国内学者建议政府去限制外资以保护所谓“民族企业”，这种观点非常错误。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在国际视角下一点不自由，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对外开放过度，而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换句话讲，中国外资／有效率的内资比例过高是分母的问题，不是分子的问题。中国的金融和法律体制严重地限制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滞后人为地给外国企业造成了商业空间，导致外资的大规模进入。这就是我对上世纪90年代外资在中国的分析。
在这里我想对两个问题进行一点说明。第一，我完全不同意“外资挤出内资”这种说法，中国的民营企业根本不是外资企业挤出的，而是由中国自己不合理的经济制度挤出的。上世纪70年代我们一分钱外资都没有，但那时哪有什么民营企业?上世纪90年代在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各种阻碍时反而是外资使民营企业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基金。外资对中国劳力密集产业是有很大贡献的，但它最重要的贡献是起了一个给民营企业家提供风险基金的作用，而不是一般分析说的外资带来出口市场。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幸亏引入了外资，来自香港、台湾、澳门地区的资金流入中国大陆劳力密集产业，在某种程度上是代替了中国大陆极不合理的金融体制。国内评论说我是“外资挤出内资”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是不正确的。
第二个问题是要认清楚经济发展和外资进入的关系。很多评论者经常讲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度增长使外国公司对中国大陆市场前景看好，所以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地增加。这种观点不全面，经济高速度增长可以导致外国投资在中国大陆的绝对数额的增加，但不会导致中国大陆对外资的依赖的增加(绝对数额的增加指的是外资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比如1990年，中国大陆吸引了34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2003年中国大陆吸引了53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外资的依赖指的是外资／内资的比例)。
原因很简单，如果中国大陆市场对外国企业有吸引力的话，那么它同时也应对中国大陆企业有吸引力，所以中国大陆企业也会相应增加投资。如果外国和中国大陆企业同时增加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占中国大陆总投资比例应该不变，或者变化不大。中国大陆在上世纪90年代对外资依赖度增加并接近一些小国的水平说明中国大陆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因为体制的限制无法加大投资。
中国大陆经济最大的特点是宏观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微观经济表现不尽人意。比如中国大陆的GDP年增长在过去15年一直保持在8％以上，但中国大陆的股票市场的回报率在2001年以后一直是负的，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研究为什么中国大陆企业的竞争能力这么弱。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大陆实际上具有很多形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条件。中国大陆的人力资源相当雄厚，科技人员的总数、教育普及率不但超过很多发展中国家，而且也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大陆也具有哈佛商学院麦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认为的培养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些重要条件。比如巨大和多样性的国内市场，很多生产要素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大陆也并不缺少资金，虽然中国大陆人均收入不高，但中国大陆的储蓄率是除新加坡之外最高的。实际上，中国大陆每年都在大规模地出口资金。中国大陆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体制。而所谓经济体制的问题就是国有体制的问题，经济体制的不合理和扭曲的资源分配制度造成了中国大陆企业整体竞争能力低下。我在这里着重谈三个方面。第一，虽然民营企业比国营企业有效率，但民营企业没有资金是形不成竞争能力的。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不但经 历了经济全球化而更重要的是经济民营化。但在中国大陆，从银行贷款、外汇供应，到商业机会的分配，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支持都是倾向于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直到前几年，民营企业，特别是私有企业，仍不能进入所谓战略性的、高营利行业。比如，上世纪90年代，私营企业要想进入电子、机械、汽车这样的行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政策限制。而像金融、电信服务、能源这样的行业在2005年以前私营企业根本不可能进入，银行贷款更是大规模地向国营企业倾斜。私营企业虽然更有效率却面临着资金匮乏。
国营企业的资源富裕和私营企业资源匮乏同时成为90年代推动外资进入的微观因素。国营企业依赖政策支持购买了大量机器和设备，有的是相当先进的，积累了大量的资产。有相当一部分国营企业在80年代都是政府重点支持的对象。这些企业进口了相当数量的、有时是全套的设备。相当一部分企业和外国公司有技术合作项目，掌握着当时在中国大陆属于先进的技术但因为国营企业经营缺乏效率，亏损严重，国营企业变成了收购对象。我们知道，当一个企业具有较好的资产但经营不良的话，这个企业就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收购对象。但是很长一个时期，如果民营企业收购国营企业，就是私有化，是不容许的。而如果是一家外资企业进行收购，则被认为是“吸引外资”，是“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各级政府不但容许而且给予大量的补贴。
在90年代，外国公司和国营企业建立的很多合资企业实际上是外国公司对国营企业资产的收购，根本不是我们讲的一般性的合资。一般性的合资是两家企业合同出资去开发一种母公司不生产的新的产品，而在中国大陆的外国公司与国营企业的合资实际上使中国大陆的母公司名存实亡。这些合资的国营企业通过合资变成类似于金融机构型的企业，而已不是进行实业的公司了。这类企业往往大部分的收益是来自于投资收益，而不是营业收益。
对于资金匮乏的民营企业家来说，外资则提供了一定的发展资金。这就是为什么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欢迎外资，但它们欢迎外资的原因是截然不同的，国营企业是有资产无能力，合资成为其掌握的大量但被无效利用的资产的变现手段。民营企业是有能力无资产，外资便成了它们获得资金的少数渠道之一。
我把民营企业和外资的结合比作一种风险投资。所谓风险投资是股本投资，它的发生是因为银行不愿贷款给风险高的企业。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里，这类企业往往是生产未被市场检验的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在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没有什么产品或技术上的风险，但在中国大陆的体制下它们具有体制风险。这种对民营企业家的歧视人为地给外商创造了投资机会。在美国，风险投资家具有很高的讨价还价能力，因为他们不需和银行竞争，他们控股的要求往往会被满足，因为企业无法获得其他资金。在中国大陆，因为银行很少向民营企业贷款，使得香港和台湾地区很小型的企业也能在大陆投资控股。
中国大陆经济体制的另外一个严重问题是地方保护主义。国内对地方保护主义有很多研究，我在这里不重复了。我想强调两点：第一，地方保护主义人为地提高了外商的讨价还价能力，因为国内企业只能在它们所处的地区选择投资项目，所以它们往往不能选择最优的项目进行投资。而外国企业不受这个限制，它们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投资项目。为什么像中策这样的公司能够在全国各地进行投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地区割据；第二，地方保护主义相当程度上是由国营体制造成的，“分权让利”是国有体制大前提下提高企业效率的少数手段之一，而“分权让利”又是造成地方保护主义的重要原因。换句话讲，如果能改变体制，我们就不需要用“分权让利”来提高企业效率，就会减轻地方保护主义。
“外资依赖症”的成本
我坚信中国大陆是有“外资依赖症”的，而且从政府最近拒绝统一外资和内资企业税率来看，我的担心是中国大陆可能是已经有外资依赖顽症了。
我把中国大陆90年代引入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作是一剂药：它克服了中国金融体制的一些弊病使备受歧视的民营企业家获得一定资金。但我也指出买药是要花钱的，是有成本的，在这里我讲一下中国大陆这种欢迎外资歧视民营的模式的成本。
第一，人民币升值时，这个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因为该模式仅仅产生了非常低的附加值，创造了一个数量的奇迹，而不是一个价值的奇迹。国外总喜欢把今天的中国大陆和80年代的日本去比较，其实，由于国内多年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政策，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根本不能和80年代日本企业在技术升级和创新能力上相提并论。80年代当日元升值后，日本的企业对策是加强产品创新，并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种类(比如丰田的lexus和日产的infiniti)。我们的私营企业是做不到的，我们将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第二，压制私营企业的发展实际上也压低了外资的质量。北京大学的学者路风完成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外资在中国大陆汽车行业的研究报告，他的报告表明中国大陆靠外资引进技术这个模式基本上是失败的，外资引进很多但没有什么技术转移的效应。这个结论我非常同意，但我不同意他分析的原因，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大陆外资政策的失败，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中国大陆内资政策的最大的问题是长时间只对外资开放不对内资私营企业开放。技术是竞争的手段，追求技术的原动力是市场，是竞争。中国大陆的汽车行业过去20多年来技术和市场基本是脱节的，它是对私营企业开放最迟、最不彻底的。它是国营企业的大本营，而国营企业本身是反竞争的。能够使外国企业转移技术的原因只有一个：竞争。包括来自其他外资企业和中国私营企业的竞争，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就等于限制竞争，限制竞争就等于限制技术转移。
我们国家多年来有一个口号：以市场换技术，这是一个既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事实的口号。一家外商只有在它认为要丢失市场的时候它才会引进新的技术。如果它能稳坐市场它会认为它做得很好，它为什么要引进新的技术?1984年到2000年我们给予了桑塔纳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换回了什么新的技术?
哪个领域越早对民营企业开放，那个领域的技术就发展得最好。较早开放的家用电器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民营资本比较发达的浙江和广东地区，民营经济越发达，该地区引进的外资质量越高。浙江的一些做衣服和鞋袜的民企已经不满足单纯生产加工的模式，正在并购一些颇具规模的海外贸易公司，希望以次控制产品的销售渠道。正确的口号应该是：以竞争换技术。
第三，外资虽能弥补中国大陆金融体制一些不足，但外资这种制度的功能只限制在城市和沿海地区，但中国大陆的农村拥有巨大的创业的人力资源。是“农民企业家”通过提高农业产量和创办无数的小型企业造就了中国大陆真正的经济奇迹 80年代快速的、公平的、依赖于内需的经济增长。改善中国大陆的自身的制度环境最大的收益者将是中国大陆的农民企业家，帮助他们获得资金和掌握生产资源才是促进中国大陆经济繁荣和社会公平的唯一途径。农民掌握了资源后才能以企业家、创业者的身份，而不仅仅是打工者的身份，参与和促进中国大陆工业化的过程。
第四，压制私营企业的发展降低了经济发展的质量。中国大陆的舆论界经常鼓吹外国直接投资的好处，但实际情况是中国大陆私人企业的经济贡献是外资企业的几倍，2003年，城镇的私营企业雇佣了大约4800万名工人，而外企仅雇佣了860万。外来直接投资基本上尚未触及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而中国大陆的农民企业家创造了另外1亿个非农业就业机会。可是在2002年，国有银行向在华运营的外企发放了1720亿元人民币短期贷款，而就在同一年，它向国内私营企业发放的短期贷款仅为392亿元。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想像会这样对待为本国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企业家。
最后，我想指出这种重外资轻民企的发展模式不单违背效率原则也是违背公平原则的，中国大陆很多私营企业家在农村，做的是小本经营，减轻外资企业的税负就要增加私营企业的税负，这是用世界上的穷人的钱去补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是极其不合情理的。
在过去三年里，中国大陆的新一任的领导已经开始解决这些历史积累下来的体制问题，2004年通过的有关加强私有财产保护的宪法修正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作为一个出生、长大在中国大陆，关心、热爱中国大陆的海外学者，我只能做我力所能及的事。如果能够说服哪怕只是一位读者认识到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要性，我的意愿就满足了。
当然，有人会指出中国对私营经济统计不全，有很多集体企业也属私营的性质。2003年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市7806．9亿元，如果把中国的私营企业定义人为地夸大而把所有的集体企业都算作私营企业，中国的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比例是0．29，用这个办法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外资依赖的上限和下限，0．29是下限，而0．58是上限，真实的数字应是在两个数字之间。
现在我们再来评论“中国引进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FDI)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不如很多国家”这一命题，英国、德国、巴西、墨西哥、爱尔兰虽在外资／内资的总比例上超过了中国，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国家是私有或者是大部分是私有的经济，它们所有的内资都是由私营企业进行的，这和我们中国大陆直到今天为止大部分游资是由国营企业完成的情况是不同的，国营企业投资是不计成本的，所以它们是过度投资，在其他条件相当等的情况下，如果有大量的国营企业存在，FDI／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会自然地显得很低。
更准确的比较方式应该是把中国的外资／私营企业投资的比例和其他国家相比。胡祖六先生在一篇题为《关于中国引进外资的三大问题》的文章中提供了14个国家和地区2002年的FDI／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数据，如果把中国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比例定位成0．29，和这14个国家比，只有三个比中国高：新加坡(0．34)，荷兰(0。33)，爱尔兰(0．71)。如果我们用0．58这个比例，那只有爱尔兰一家比中国高了。
要注意新加坡、荷兰和爱尔兰是世界上公认的外资依赖国，而它们是很小的国家，很容易依赖外资(比如说在新加坡办两家航空公司，肯定有一家必然是外资企业)，也就是说中国的外资依赖度已经和世界上公认的外资依赖国相接近了，这对一个大陆经济形体，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来讲是非常反常的。一般来讲，大的国家相对独立，较少依赖外资，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FDI／内资的百分比只是6.2％，虽然流向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绝对数额比中国大：加拿大是8．3％；巴西是5％。中国的FDI／内资的比例超出东亚经济的好几倍。上世纪90年代，韩国的这个比例是1．1％；我国台湾省是2．8％。
顺便说一句，中国的对外贸易依赖度也达到惊人的高度，2004年中国的外贸／GDP的比例高达0．70，作为比较，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外贸额相当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20，日本的比例是0．25。虽然美国和日本是全方位开放的经济，它们对外贸的依存的程度远远小于中国。
“外资依赖症”的形成
正确的分析中国为什么会有外资依赖症非常重要，错误的分析会得出错误的政策结论。有些国内学者建议政府去限制外资以保护所谓“民族企业”，这种观点非常错误。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在国际视角下一点不自由，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对外开放过度，而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换句话讲，中国外资／有效率的内资比例过高是分母的问题，不是分子的问题。中国的金融和法律体制严重地限制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滞后人为地给外国企业造成了商业空间，导致外资的大规模进入。这就是我对上世纪90年代外资在中国的分析。
在这里我想对两个问题进行一点说明。第一，我完全不同意“外资挤出内资”这种说法，中国的民营企业根本不是外资企业挤出的，而是由中国自己不合理的经济制度挤出的。上世纪70年代我们一分钱外资都没有，但那时哪有什么民营企业?上世纪90年代在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各种阻碍时反而是外资使民营企业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基金。外资对中国劳力密集产业是有很大贡献的，但它最重要的贡献是起了一个给民营企业家提供风险基金的作用，而不是一般分析说的外资带来出口市场。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幸亏引入了外资，来自香港、台湾、澳门地区的资金流入中国大陆劳力密集产业，在某种程度上是代替了中国大陆极不合理的金融体制。国内评论说我是“外资挤出内资”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是不正确的。
第二个问题是要认清楚经济发展和外资进入的关系。很多评论者经常讲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度增长使外国公司对中国大陆市场前景看好，所以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地增加。这种观点不全面，经济高速度增长可以导致外国投资在中国大陆的绝对数额的增加，但不会导致中国大陆对外资的依赖的增加(绝对数额的增加指的是外资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比如1990年，中国大陆吸引了34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2003年中国大陆吸引了53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外资的依赖指的是外资／内资的比例)。
原因很简单，如果中国大陆市场对外国企业有吸引力的话，那么它同时也应对中国大陆企业有吸引力，所以中国大陆企业也会相应增加投资。如果外国和中国大陆企业同时增加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占中国大陆总投资比例应该不变，或者变化不大。中国大陆在上世纪90年代对外资依赖度增加并接近一些小国的水平说明中国大陆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因为体制的限制无法加大投资。
中国大陆经济最大的特点是宏观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微观经济表现不尽人意。比如中国大陆的GDP年增长在过去15年一直保持在8％以上，但中国大陆的股票市场的回报率在2001年以后一直是负的，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研究为什么中国大陆企业的竞争能力这么弱。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大陆实际上具有很多形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条件。中国大陆的人力资源相当雄厚，科技人员的总数、教育普及率不但超过很多发展中国家，而且也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大陆也具有哈佛商学院麦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认为的培养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些重要条件。比如巨大和多样性的国内市场，很多生产要素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大陆也并不缺少资金，虽然中国大陆人均收入不高，但中国大陆的储蓄率是除新加坡之外最高的。实际上，中国大陆每年都在大规模地出口资金。中国大陆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体制。而所谓经济体制的问题就是国有体制的问题，经济体制的不合理和扭曲的资源分配制度造成了中国大陆企业整体竞争能力低下。我在这里着重谈三个方面。第一，虽然民营企业比国营企业有效率，但民营企业没有资金是形不成竞争能力的。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不但经 历了经济全球化而更重要的是经济民营化。但在中国大陆，从银行贷款、外汇供应，到商业机会的分配，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支持都是倾向于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直到前几年，民营企业，特别是私有企业，仍不能进入所谓战略性的、高营利行业。比如，上世纪90年代，私营企业要想进入电子、机械、汽车这样的行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政策限制。而像金融、电信服务、能源这样的行业在2005年以前私营企业根本不可能进入，银行贷款更是大规模地向国营企业倾斜。私营企业虽然更有效率却面临着资金匮乏。
国营企业的资源富裕和私营企业资源匮乏同时成为90年代推动外资进入的微观因素。国营企业依赖政策支持购买了大量机器和设备，有的是相当先进的，积累了大量的资产。有相当一部分国营企业在80年代都是政府重点支持的对象。这些企业进口了相当数量的、有时是全套的设备。相当一部分企业和外国公司有技术合作项目，掌握着当时在中国大陆属于先进的技术但因为国营企业经营缺乏效率，亏损严重，国营企业变成了收购对象。我们知道，当一个企业具有较好的资产但经营不良的话，这个企业就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收购对象。但是很长一个时期，如果民营企业收购国营企业，就是私有化，是不容许的。而如果是一家外资企业进行收购，则被认为是“吸引外资”，是“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各级政府不但容许而且给予大量的补贴。
在90年代，外国公司和国营企业建立的很多合资企业实际上是外国公司对国营企业资产的收购，根本不是我们讲的一般性的合资。一般性的合资是两家企业合同出资去开发一种母公司不生产的新的产品，而在中国大陆的外国公司与国营企业的合资实际上使中国大陆的母公司名存实亡。这些合资的国营企业通过合资变成类似于金融机构型的企业，而已不是进行实业的公司了。这类企业往往大部分的收益是来自于投资收益，而不是营业收益。
对于资金匮乏的民营企业家来说，外资则提供了一定的发展资金。这就是为什么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欢迎外资，但它们欢迎外资的原因是截然不同的，国营企业是有资产无能力，合资成为其掌握的大量但被无效利用的资产的变现手段。民营企业是有能力无资产，外资便成了它们获得资金的少数渠道之一。
我把民营企业和外资的结合比作一种风险投资。所谓风险投资是股本投资，它的发生是因为银行不愿贷款给风险高的企业。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里，这类企业往往是生产未被市场检验的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在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没有什么产品或技术上的风险，但在中国大陆的体制下它们具有体制风险。这种对民营企业家的歧视人为地给外商创造了投资机会。在美国，风险投资家具有很高的讨价还价能力，因为他们不需和银行竞争，他们控股的要求往往会被满足，因为企业无法获得其他资金。在中国大陆，因为银行很少向民营企业贷款，使得香港和台湾地区很小型的企业也能在大陆投资控股。
中国大陆经济体制的另外一个严重问题是地方保护主义。国内对地方保护主义有很多研究，我在这里不重复了。我想强调两点：第一，地方保护主义人为地提高了外商的讨价还价能力，因为国内企业只能在它们所处的地区选择投资项目，所以它们往往不能选择最优的项目进行投资。而外国企业不受这个限制，它们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投资项目。为什么像中策这样的公司能够在全国各地进行投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地区割据；第二，地方保护主义相当程度上是由国营体制造成的，“分权让利”是国有体制大前提下提高企业效率的少数手段之一，而“分权让利”又是造成地方保护主义的重要原因。换句话讲，如果能改变体制，我们就不需要用“分权让利”来提高企业效率，就会减轻地方保护主义。
“外资依赖症”的成本
我坚信中国大陆是有“外资依赖症”的，而且从政府最近拒绝统一外资和内资企业税率来看，我的担心是中国大陆可能是已经有外资依赖顽症了。
我把中国大陆90年代引入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作是一剂药：它克服了中国金融体制的一些弊病使备受歧视的民营企业家获得一定资金。但我也指出买药是要花钱的，是有成本的，在这里我讲一下中国大陆这种欢迎外资歧视民营的模式的成本。
第一，人民币升值时，这个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因为该模式仅仅产生了非常低的附加值，创造了一个数量的奇迹，而不是一个价值的奇迹。国外总喜欢把今天的中国大陆和80年代的日本去比较，其实，由于国内多年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政策，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根本不能和80年代日本企业在技术升级和创新能力上相提并论。80年代当日元升值后，日本的企业对策是加强产品创新，并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种类(比如丰田的lexus和日产的infiniti)。我们的私营企业是做不到的，我们将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第二，压制私营企业的发展实际上也压低了外资的质量。北京大学的学者路风完成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外资在中国大陆汽车行业的研究报告，他的报告表明中国大陆靠外资引进技术这个模式基本上是失败的，外资引进很多但没有什么技术转移的效应。这个结论我非常同意，但我不同意他分析的原因，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大陆外资政策的失败，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中国大陆内资政策的最大的问题是长时间只对外资开放不对内资私营企业开放。技术是竞争的手段，追求技术的原动力是市场，是竞争。中国大陆的汽车行业过去20多年来技术和市场基本是脱节的，它是对私营企业开放最迟、最不彻底的。它是国营企业的大本营，而国营企业本身是反竞争的。能够使外国企业转移技术的原因只有一个：竞争。包括来自其他外资企业和中国私营企业的竞争，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就等于限制竞争，限制竞争就等于限制技术转移。
我们国家多年来有一个口号：以市场换技术，这是一个既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事实的口号。一家外商只有在它认为要丢失市场的时候它才会引进新的技术。如果它能稳坐市场它会认为它做得很好，它为什么要引进新的技术?1984年到2000年我们给予了桑塔纳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换回了什么新的技术?
哪个领域越早对民营企业开放，那个领域的技术就发展得最好。较早开放的家用电器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民营资本比较发达的浙江和广东地区，民营经济越发达，该地区引进的外资质量越高。浙江的一些做衣服和鞋袜的民企已经不满足单纯生产加工的模式，正在并购一些颇具规模的海外贸易公司，希望以次控制产品的销售渠道。正确的口号应该是：以竞争换技术。
第三，外资虽能弥补中国大陆金融体制一些不足，但外资这种制度的功能只限制在城市和沿海地区，但中国大陆的农村拥有巨大的创业的人力资源。是“农民企业家”通过提高农业产量和创办无数的小型企业造就了中国大陆真正的经济奇迹 80年代快速的、公平的、依赖于内需的经济增长。改善中国大陆的自身的制度环境最大的收益者将是中国大陆的农民企业家，帮助他们获得资金和掌握生产资源才是促进中国大陆经济繁荣和社会公平的唯一途径。农民掌握了资源后才能以企业家、创业者的身份，而不仅仅是打工者的身份，参与和促进中国大陆工业化的过程。
第四，压制私营企业的发展降低了经济发展的质量。中国大陆的舆论界经常鼓吹外国直接投资的好处，但实际情况是中国大陆私人企业的经济贡献是外资企业的几倍，2003年，城镇的私营企业雇佣了大约4800万名工人，而外企仅雇佣了860万。外来直接投资基本上尚未触及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而中国大陆的农民企业家创造了另外1亿个非农业就业机会。可是在2002年，国有银行向在华运营的外企发放了1720亿元人民币短期贷款，而就在同一年，它向国内私营企业发放的短期贷款仅为392亿元。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想像会这样对待为本国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企业家。
最后，我想指出这种重外资轻民企的发展模式不单违背效率原则也是违背公平原则的，中国大陆很多私营企业家在农村，做的是小本经营，减轻外资企业的税负就要增加私营企业的税负，这是用世界上的穷人的钱去补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是极其不合情理的。
在过去三年里，中国大陆的新一任的领导已经开始解决这些历史积累下来的体制问题，2004年通过的有关加强私有财产保护的宪法修正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作为一个出生、长大在中国大陆，关心、热爱中国大陆的海外学者，我只能做我力所能及的事。如果能够说服哪怕只是一位读者认识到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要性，我的意愿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