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山西副省级大员们的纷纷落马，并不是完全属于时政范畴的事件，它更是经济改革尤其是资源要素改革停滞的产物。在资源要素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外部资本必然和内部审批权形成“合谋”，共同瓜分属于别人的资产。寻租是汹涌的暗流，所谓煤矿业的“国进民退”只是问题的表象。
　　按照一个常见的维度理解，中国商品经济领域的改革是从改变商品市场的价格“双轨制”开始的，在商品这个末端市场，市场化程度已经极高，因为所有人买卖商品都是自由定价。但在更为重要的要素市场，包括资金、土地以及煤炭等，改革并不彻底。因此，生产要素市场的价格“双轨制”成为“先富人群”的套利工具。
　　煤老板的奢侈、涉煤腐败官员的荒淫以及采煤区农民的现状，这些冷酷的社会截面是中国要素市场改革断裂的后果。处于舆论漩涡的涉煤政商利益图谱只是中国经济暗流的一个样本，这背后折射了中国经济启动新一轮改革的必要性。而改革的突破口，必然是要素市场改革，特别是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的再次启动。

“黑金”的逻辑

　　本省“出产”的省委常委半数被查，这不是光彩的事，但这个反面政商样本却可能为下一步的经济改革指明方向。
　　截至目前，在中纪委查处的山西高官腐败案中，原本有13名常委的省委班子，数月之内前后就有5人被查。如果换个“口径”统计，那么山西本省培养的省委常委中，更有一半落马。这种高官落马的频率和数量，在改革开放以来各省级地方行政系统中实属罕见。煤炭的“黑金”导致了高官的集体堕落。
　　煤炭是山西经济的命脉。按估计，与煤相关的产业曾占山西全省经济总量的60%以上。黑色的煤炭产业，曾创造出山西长期高于全国的GDP增速，但也衍生出晋官黑色的钱权交易和仕途浮沉。
　　在每一桩煤炭腐败案中，一张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网都隐约可见。来自江浙富裕地区的“主妇投资者”、产煤地的村长、本地的明星女常委，以及金道铭这种曾贵为中纪委副秘书长的省级领导全都牵涉其中。
　　金道铭是山西本轮落马高官中少数有过中央任职经历的高官，其于2006年从交通部调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从目前的公开信息看，金道铭的腐败行为主要发生在房地产领域，但其对煤炭产业的兴趣其实也不小。在赴晋任职后不久，他便开始“涉猎”煤矿。他并不是分管煤炭工业的省领导，但他却“独辟蹊径”，主持起了煤焦反腐运动。
　　从2008年开始，山西省轰轰烈烈地发动了煤焦领域的反腐运动。仅2009和2010年两年之内，“反腐”清缴资金即达300多亿元，相当于山西省一年财政的1/3，处分党员干部近9000人。但事后来看，这种“反腐”行动可能只是金道铭提高自己在煤炭领域影响力的手段。在被查后，便有报道称金道铭可能涉及山西部分国有煤矿的贱卖，“数亿”的煤矿被折价几千万卖给其“熟人”。

真正的煤炭腐败来自于“民资”和权力进行共谋，在非市场化的市场中，对宝贵资源的大规模贱卖。而这背后，却是采煤区失地农民的孤立无助和“先富人群”在物欲世界的一路狂奔。

　　白云是本轮被查山西高官中，在山西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达38年，被查前，官至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长。根据公开报道，她在当地地级市任职期间，曾和涉煤商人过从甚密，而当地煤炭产业私采乱采严重。由于煤商露天盗采浅层煤破坏土地，曾有多起失地农民维权及有小规模的治安事件发生，但一些煤商由于“背景硬”，总能安全过关。
　　作为一省最有权力的十余个人之一，“省委常委”所构建的利益关系网极广，但这张看似错综复杂的网络，其运作逻辑却异常简单。尽管多数案件并未结案，但综合各种公开信息，《南风窗》特约记者梳理出了煤炭腐败的最为主流的两种操作方式。
　　最明显的一种是“权力保护伞模式”，即官员用手中权力为不法煤炭企业保驾护航，后者非法开采，或以极低成本拿到开采证。举例而言，一些企业以“土方工程”等名义拿到土地使用权，却大肆超采和盗采煤炭，而监管者不闻不问。这类似于地产商把工业用地变成住宅用地，而规划国土部门视而不见一样。在这种模式中，官员匿名入股的情况极为常见。
　　另一种模式则较为隐秘，可称为“国有资产流失”模式，即对国有煤炭资产以低价贱卖或以高价从民企手中买入煤炭资产。2008年开始，山西进行了煤炭产业重组，这成为部分官员和商人进行利益交易的好机会。官员“打招呼”，干预国有煤矿价值评估和资产交易，谋求寻租利益的情况屡见不鲜。
　　除以上两种寻租模式之外，不少参与煤炭产业的民营资本还抱怨，在煤炭税费征收环节，基层政府随意性很大，征或不征、征多征少等问题上，腐败空间很大。
　　但换个角度看，这些民营资本所受的“怨气”，以及它们对煤炭业“国进民退”的质疑固然是实情，但这些情况并非中国煤炭腐败的枝干，而仅是梢末。真正的煤炭腐败来自于“民资”和权力进行共谋，在非市场化的市场中，对宝贵资源的大规模贱卖。而这背后，却是采煤区失地农民的孤立无助和“先富人群”在物欲世界的一路狂奔。

先富的人

　　一般而言，中国多数“先富人群”的获利途径和技术创新的关系不大，而多半采取极为原始的贸易方式，即对某种生产要素“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在民间借贷领域，这种要素资源是银行流出来的资金，而在大宗商品市场，煤最具代表性。
　　投资煤矿的资金分两类，一是产煤区本地的资金，二是外来的资本。对第一种来说，随着其不断做大做强，其和地方政府的捆绑越来越强。由于我国不允许地方政府作为主体直接对银行举债，而对基层政府设立投资平台来举债也有诸多限制，因此这类企业时常扮演着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或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角色，曾被质疑“7000万嫁女”的邢利斌便属于这类。 　　第二类资本属于外来，最为突出的莫过于温州商人的资本。温州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炒房，而其投资煤矿则稍晚，投资的高潮发生在2005年至2007年这段时间。有数据显示，在高峰阶段，温州商人对山西煤矿业的投资存量超过1000亿元，几乎收购了当地一半的中小煤矿。除温商之外，来自于福建的资本也不可小觑，但后者的敏感程度不如温商，进入山西、内蒙古等地煤矿产业的时间也晚于温州人。
　　相比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本地资本，外来资本的“逐利性”更强，因此对“低成本”的追求越发强烈，而这种“低成本”必然意味着成本的转嫁。换言之，意味着别人的“高成本”，而成本“转嫁机制”的建立很大程度都有赖于权力的护航。比如，部分民营资本非常热衷于露天煤矿，但问题在于，山西多数地区并不适于流行于内蒙古的露天开采。因此，在有些农地密集地区，煤商和农民冲突不断。
　　以被称为“矿叔”的一位福建商人为例，其采煤曾造成当地林地毁坏1300多亩，耕地毁坏150多亩，并引起和村民的冲突，造成14人重伤。“矿叔”曾于2010年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山西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3年。但此后的两年间，他多次被捕，而每次都会被取保。在法律面前，煤商“金刚不坏”的奇怪现象足以引发外界种种猜测。
　　2008年开始，山西开始整顿煤矿，而随着2009年出台《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整合进入高潮。按照计划，在经过一轮兼并重组后，山西绝大多数中小煤矿都将被收归国有。不过，这一轮整顿引发了强烈的反弹。国有资本强势进入，被民营资本质疑为“国进民退”，而更有民间团体向高层上书，要求对山西政府的做法进行审查。

有特权的人可以拿到更低价格的生产要素，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比如更低价格的资金、土地，当然还包括了煤矿。

　　在当下的中国，促进民资、扶植民资已然成为一种“正确的话”，但这种价值并不是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万灵丹。当一边是自由流动的逐利资本，一边是严格管制的资源富矿，寻租在所难免。通过寻租，民营资本很容易撕开管制的竹篱，赚取倒卖资源的差价。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管理和调控的措施恐怕都会失效。
　　近10年来，山西展开了数次煤矿大整顿，但每一次整顿的效果距离政策初衷都有相当距离。相反，在不断的整顿之中，反倒出现了倒卖资源的“高级模式”，即部分神通广大的民间商人热衷于倒卖采煤的牌照，而不是自己采煤。“转手一卖，上亿进账”，显然，这种高效的盈利模式背后必然有着权力的影子。
　　可以说，“晋官难当”这个说法，就和中国证劵市场监管官员要面临的尴尬一样。对管制者来说，“赚钱太容易”的地方总会有更大的权力介入，腐败和寻租先是成为一种“特许的例外”，随后便成为“共谋的习惯”。
　　因此，“伪市场化”的改革方案解决不了真问题，反倒意味着比严格管制更严重的寻租，资源品市场最终会成为“先富人群”的套利场所，而市场对资源正常配置的机能将丧失殆尽。因此，沉寂多年之后，我们必须再回到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轨道上。

顽固的“双轨”

　　为什么要市场化？最简单的理由是，在一个市场化的市场之中，所有参与者都“一视同仁”，市场的价格机制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按照基本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稀缺的资源最终得以发挥其最大效用。中国的改革从本质上来讲，目的就是如此。
　　以煤炭为例，在煤价波动，特别是价格大幅下降之时，生产者便会抱怨是“煤电联动”机制的缺乏使然。简单来说，就是电价是管制的，那么作为发电成本最大板块的煤价却是市场化的，那么整个链条的价格风险分担机制便被割裂。因此，价格的风险永远都是煤炭提供者来承担。
　　这种抱怨不无道理，加上矛盾直指饱受诟病的电力系统管制，因此占据了主要的舆论版面。但换个角度看，在这个链条的前端，即煤炭生产环节，同样并未完全市场化。
　　不久前，为促进煤炭产业的复兴，山西省物价管理部门推出了对煤炭开采、运输环节的收费“减负”措施。但对于重振煤炭产业而言，这个做法可能是南辕北辙。因为，煤炭生产的成本不是太高，而是太低。煤炭生产的价格一直被人为地压低，而这个压低所节省的成本，则很可能成为寻租带来的收益，被管制者和突破管制的资本分肥。
　　没有完全市场化，在于改革曾经断裂，因而形成资源要素价格的“双轨制”，其最终成为少数人套利的工具。此“双轨制”并非煤电领域常说的“电煤价格双轨制”，即电煤供需双方依据的两种不同定价机制，而是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商品和资源价格“双轨制”一脉相承。
　　改革开放初期的价格“双轨制”并不让人陌生。国内一些知名的企业家在成功多年之后，还用自己当初倒卖玉米等大宗商品，赚取人生第一桶金的故事来证明自己白手起家的艰辛。但实际上，他们是利用权力从商品价格“双轨制”中进行套利的典型。简而言之，商品的配额和价格需要政府审批，在这一端，价格很低，而在另一端的“黑市”，价格可能是两到三倍。那么，拿到了政府的批条，也就拿到了大把的钱。
　　现在，中国已经完全废除了商品领域的价格双轨制，但资源要素领域的价格双轨制则一直存在。“双轨制”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对一个企业而言，在其产销的价值链条上，末端的商品价格已经自由竞争，但在前段的生产要素市场上，竞争并不自由。有特权的人可以拿到更低价格的生产要素，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比如更低价格的资金、土地，当然还包括了煤矿。
　　就煤矿而言，开采权的获取主要由地方政府来确定，而且省市县等各级政府都对采煤许可有或明或暗的生杀大权。因此，各路资本在采煤业上的竞争，早已不再是提高煤炭开采效率和安全指标之类的市场化手段，而是通过钱权交易，以期进入市场正常价格轨道之下的另一条“优势价格轨道”。
　　就相对较早的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而言，房地产可算一个典型。国土资源部要求在2004年8月31日前协议出让土地必须终结，而在此后，所有经营性土地将采用“招、拍、挂”方式进行公开转让。这次改革尽管被认为不够彻底，比如萝卜招投标的情况依旧存在，但从整个市场而言，“831土地改革”无疑是资源要素改革的正面样本。此前，地产商拿地可能只需要市长一句话，其中寻租空间可想而知。
　　在资金要素领域，目前国家力推的利率市场化也在于解决资金价格“双轨制”的问题。靠近权力的人可以从银行体系借到低成本贷款，然后转贷进入民间借贷领域套利，两条资金价格轨道之间的差价隐藏着巨大的寻租利益。
　　同样，对于煤炭领域而言，扭曲的价格机制造就了“矿叔”、“房姐”这样的“先富人群”和落马的涉煤高官。而对于那些没有进入这个利益圈子之中的普通人来说，资源要素倒卖这种“大生意”，永远是阿拉丁神灯式的致富神话。
　　今年上半年，山西省GDP增速仅为6.1%，列全国倒数第三。山西高层公开表示，将推动煤炭管理体制改革，改变山西旧有发展路径。事实上，山西只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需要改变的也是整个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