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众消费文化、网络舆论等新生力量的兴起，当下中国的精英和大众的关系已经进入了相互塑造但方向不明的时期。大众消费文化在市场经济中已经显得不可阻挡，网络舆论也俨然已经成为民意的代名词，精英也不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左右社会的发展。同时，日渐弥漫的社会暴戾之气，让精英们感到担忧；大众趣味、意见的多变，也让精英们感到不适甚至厌恶。
　　无论其政治取向如何，在看待大众文化、大众意志兴起问题上精英们有着惊人的相似，在群体性事件和诉求表达中，他们高呼“理性”；在恶性社会事件中，他们看到了“单子化个体组成的暴戾社会”的影子；在大众追求福利上，他们呼吁警惕高福利养懒汉的可怕前景。最终，在民主化政治进程上，他们也开始退缩，低劣民主陷阱成了一个预言，国民性问题在欲说还休中再次被摆上台面。
　　在重重迷雾中，我们需要一把“奥卡姆剃刀”，直指问题的本质。
　　对权威的解构
　　毋庸讳言，大众力量的兴起，本身是对权威的一种解构。这种解构并未走到让社会基本运转机制解体的地步，一个明显的佐证是，这种解构更多的是以反讽、调侃、围观等方式进行，在大众文化里面也是隐晦曲折的表达（个别的脱口秀是个例外）。方式本身就说明大众力量的边缘地位。
　　但这种解构又是实实在在的—权威开始从高处落地，笼罩在权威身上的神秘光环开始暗淡，精英在面对质疑的时候，只能将问题直接推给大家都厌恶的所谓“体制”，或者拒不回应，让问题在下一场“喧嚣”到来之际自动消失。
　　权威的解构，不是某一个人的命运，其结构性机理在于，自上世纪90年代在“发展”之下凝聚起来的政学商合一模式已经遭遇到了挑战。在这种模式之下，政学商从市场经济之初的尴尬中解脱了出来（放权导致的干部群体利益受损、知识精英暂时的“脑体倒挂”、企业家最初是从社会边缘群体中产生等），成为社会的主流，所谓大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进行了分化组合。主流精英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在增强。
　　而自2002年执政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理念的提出，“民”的概念再次凸显出来。在政学商合一模式仍旧稳固的同时，其内部的分化也开始出现。比如干部群体内部竞争的加剧，高校扩招后的分化，国资与民资对比的重新出现等。相应的，内部的民主化程度也在提高，比如竞争上岗、高校自主权落实等。
　　更大的改变来自社会的变化。大众文化中若隐若现的所谓社会敏感话题的题材，让政学商合一的弊端变成了大众的“消费品”，其中的主题又是芜杂的，看上去毫无联系，既有对历史的“戏说”，也有将个体奋斗“去道德化”的错乱，更有已经泛滥的职场暗斗的“教科书”。其本质上则是一种解构，因为所有这些主题里面的“权威”其实比普通个体更加漂浮无根，命运更加叵测。
　　网络舆论的兴起让这种解构直接指向了现实事件。无论是政商还是政学之间，单一的机制已经不能畅通无阻。这一点，执政党高层已经体认到了。比如，温家宝总理在不久前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就说：“如果在一二十年前，扩大城市规模，建设一个工厂，当地居民可能是欢迎的。但是现在人们可能要问：这些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会不会破坏生态环境？会不会侵占农民的耕地？现在社会存在的许多问题以及群体事件，许多与此有关。”
　　在与普通人关系密切的经济、社会问题上，大众力量也已经无可忽视。被增长、被平均等逼迫政府部门改进统计方法，对社会保障的渴求也在倒逼政府部门不能卸责。那些纯粹为政策论证的知识精英自然会遭到大众的嘲弄。所谓科学化名义下的政学之间的利益输送，受到大众舆论的挑战。
　　从本质上说，现在的局面是围绕“发展”进行的一场博弈，政学商合一模式单一主导发展的做法已经不可持续。如果只是简单地从意识形态上（比如民粹、低劣民主等）进行总结，其背后反而是更简单的既得利益作祟，实质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大众的诉求有效整合。
　　制度化
　　大众力量出现之后，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之争、政府的亲商和亲民之争就会出现。科学化和亲商，是加强政学商合一的做法，其作用在于有效协调政学商三者，在“发展”下谋求各方利益最大化。相反，政策的民主化虽然早已起步，但效果一直不如人意。至于亲民，虽然执政党有密切联系群众的深厚资源，但具体到官员个体那里，对“群众”负责往往让位给对上级负责。
　　归根到底，这是缺乏对于大众的诉求有效整合的制度化办法导致的。因此，精英和大众的关系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这也是单靠经济改革无法改变现状的基本原因。如果无法有效整合大众诉求，精英和大众的关系就会在意识形态的迷雾中日渐疏离，精英们所担忧的问题才会有“自我实现”的可能。
　　精英们所总结的福利过度、民粹等问题，使得大众诉求在他们眼里日益具有“反发展”的特质。但这是一种假象。中国深厚的家庭本位文化传统，以及多年过度市场化对于政府公共责任的消解，极大地降低了政学商合一推动“发展”的成本。今天凌乱、多变的大众诉求，应当被看作是恢复公平正义的必经阶段。如果这种诉求抬高了“发展”的成本，那也是必然的，对于“路径依赖”是一种不错的矫正。
　　就以最近舆论讨论的“民企做大做强一定要官商勾结？”为例，如果是站在政学商合一的立场上说，这句话是对的；如果是站在大众市场经济的立场上说，这句话就是错的。事实上，只要大众化的市场日益成熟，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空间是很大的。
　　对于未来而言，根据政学商的协调与否，大众诉求的整合有效与否，可以看出有四种可能性。其中，最好的当然是政学商的协调进一步提高，大众诉求也能有效整合。最差的是完全相反的情况。政学商合一机制如果不能实现“协调一致”，才有可能产生民粹—和一般认为的相反，民粹不是简单的来自大众，而是被精英“塑造”出来的，最终形成凌驾于所有精英和大众之上的“绝对权力”。
　　最值得警惕的可能是，政学商合一的内部民主得到提高，而大众诉求却得不到有效整合。这种情况下，我们虽然可以收一时稳定之功效，却将整个社会推向更加二元对立的境地—在精英眼里，大众固然越来越像“暴民”、“刁民”，成为需要被“搞掂”的对象；而在大众眼里，精英也越来越像是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仇官仇富的心理会进一步发酵。
　　组织化是有效凝聚大众诉求的不二法门。现在大众诉求的表达是分散的，并且还存在“沉默的大多数”问题，在这一点上精英们的看法是对的。更加放宽民众自治的范围、放宽社会组织的准入门槛、保障民众的知情权、选举权，分散的诉求就会更加集中。这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经过适当改良，完全可以实现，最终达到精英和大众诉求的均衡，让社会从群体疏离中逐渐走出来。对于现在频繁强调群众工作和群众路线的执政党，我们有理由抱有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