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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博物馆是一座大型历史艺术类综合性博物馆,拥有涉及青铜器、陶瓷器、金银器、玉器、书画、甲骨、砚台、邮票、玺印、钱币、历史文献、民俗及民间艺术等多个门类的藏品近20万件,其中尤以历代书画、瓷器、玉器、甲骨、敦煌遗书、砚台、玺印、钱币及近代史料最具特色,在国内收藏界名列前茅。
历代书画是天津博物馆馆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数量可观、品质精良在中国博物馆界享有盛誉。在万余件绘画藏品中,除了部分宋元时期的精品外,以明清时期的作品为收藏大宗。而宋元时期的绘画虽然数量较少,但都是画史上的名家名作。如北宋范宽的《雪景寒林图》是气势磅礴的巨幅山水画,亦是其存世最为可信的画作之一;北宋张择端的《金明池争标图》、南宋李唐的《濠梁秋水图》、萧照的《中兴瑞应图》、赵孟坚的《水仙图》、马远的《月下把杯图》、元代钱选的《花鸟图》、边鲁的《起居平安图》等均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名作。明清中国画坛,技法多样、流派纷呈。天津博物馆收藏的明清时期绘画,涉及到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著名画家以及各个画派,数量众多、体系完整,如“明四家”“吴门画派”“松江画派”,清初的“四王、吴、恽”“四僧”“金陵画派”“扬州画派”等画派的主要画家的作品均有不俗收藏。
天津博物馆所藏书法,既有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碑拓本,又不乏后期书法大家的传世佳作,尤其是明清时期的藏品最丰富,几乎涉及所有史上名家。在这些数量众多的书法作品中,颇多经典之作,其中以唐摹王羲之草书《寒切帖》,元赵孟烦行书《洛神赋》、明宋克草书临《急就章》等最令世人瞩目。
此外,天津博物馆还收藏有数量可观的近现代书画名家的作品,“海派”“湖社”“岭南”等重要画派的主要代表以及一些谱写了中国画坛辉煌的画家,如吴昌硕、张大千、溥心畲、傅抱石、徐悲鸿、黄宾虹、齐白石、陈师曾等人的作品均有收藏,这足以构成一部20世纪中国书画发展史。
天津博物馆的瓷器收藏,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瓷器发展史。从三国两晋时的青瓷到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时期的五大名窑瓷器,从元代景德镇窑的青花、青白瓷到明清制瓷业高峰时期所生产的各种瓷器类别均有收藏,其中更不乏众多可称作典范的代表性器物。早期的如情白釉双龙首联腹传瓶、唐白釉辟雍瓷砚、宋官窑龙纹洗、元龙泉窑瓷塑观音等。值得一提的是,馆藏明清两代的瓷器,多为御用官窑器,各种颜色釉和绚丽多姿的釉下、釉上彩绘瓷均有收藏,其中尤以青花和彩瓷最为突出。明代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烧造的黄金时代,馆藏一批永宣时期的青花,如明永乐青花梵文无挡尊、明永乐青花双龙纹扁壶、明永乐青花枇杷绶带鸟纹盘、明宣德款青花云龙纹钵、明宣德青花云龙纹天球瓶等,以造型优美,青花色泽深沉艳丽,代表了青花瓷烧造的最高水平。至于彩瓷则更为可观,有釉里红、五彩、斗彩、珐琅彩、素三彩、墨彩、金彩等各种釉上、釉下彩,佳作迭出。如明洪武釉里红松竹梅纹镡、明成化款青花填绿彩龙纹盘、明嘉靖款五彩鱼藻纹盖罐、明万历款青花五彩飞凤纹葫芦壁瓶、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玉壶春瓶等,都是瓷器发展史上的经典佳作。彩瓷之绚烂与青花之幽雅相映成趣,构成天津博物馆瓷器收藏的两大看点。
馆藏的中国古代玉器在国内外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特点是自成系统,精品荟萃。在三千多件玉器藏品中,时代跨度久,从新石器时代到民国均有收藏,而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器,则是除辽宁、内蒙古等原出土地外藏品数量较多的博物馆。商代、战国、两汉的玉器以数量和品质,在国内博物馆界名列前茅。如商玉笄、商青玉甲子表残版、西周嶲事燕形玉佩、春秋黄玉谷纹龙首璜、战国青玉行气铭饰、汉白玉云纹龙首带钩等,或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或玉质纯正,雕琢精绝,极富艺术美。南北朝至明清时期的玉器收藏,则以较大型的圆雕作品为主,各种陈设器、动物、人物形雕刻、佩饰、宫廷日用器等琳琅满目,异彩纷呈。如唐黄玉骆驼、宋青玉鹅形盒、元青玉龙纹壶、清乾隆款墨玉描金文佛像钵、清末碧玉兽面纹提梁卣、清末翡翠蝈蝈白菜等都是材质精良,雕刻纯熟的佳作。
殷墟甲骨和敦煌遗书是19世纪末中国学术界的重大发现,作为新史料,甲骨和敦煌遗书的面世推进了学术研究的进程。幸运的是,它们都和天津这片收藏的沃土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天津是最早集藏和研究甲骨的城市,王襄等人更在甲骨史上取得了卓著成就,也因之留存下近千片甲骨。这些甲骨内容涉及到田猎、祭祀、征伐、生育、天象等各个方面,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珍贵资料。
敦煌遗书的发现推进了5-11世纪中国、中亚等地区相关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因为其珍贵的价值,自发现之日起这些遗书即屡遭劫掠,很多珍贵的写本都流失到海外。在国内为数不多的几家收藏机构中,天津博物馆以收藏三百余件敦煌遗书名列前茅。
一般来说,文房用具并不是大多数综合性博物馆收藏的主流,但天津博物馆收藏的文房用具却极为丰富,其中又以砚台最为精美。所藏古砚材质多样,不但有石砚,还有玉砚、瓷砚、瓦砚、铁砚、铜砚、澄泥砚、玛瑙砚、水晶砚、料砚、竹砚、木砚、漆砚、砂砚、砖瓦砚等,而且四大名砚更是应有尽有。这些砚台大多质料名贵,造型典雅,雕刻精美,是极完备的研究中国古代砚台发展演变的实物资料,其中更有许多是砚台发展史上的名品。如清黄任铭墨雨砚,因其砚身上的点点墨色斑纹似丝丝细雨而得名。
馆藏铜器中有一些堪称国之瑰宝、驰名海内外的青铜重器。如西周太保鼎是罕见的四足大方鼎,也是清代末年著名的“梁山七器”之一;西周夔纹铜禁是迄今为止仅见的三件同类器之一;西周克铸以纹饰的繁复华美令人叹为观止;战国楚王鼎更有“南北楚器之冠”的美誉。此外,还有一些罕见的刻铭铜器,如西汉平都犁斛、西汉上林共府升,东汉阳燧、唐二十八宿纹铜镜等,其铭文或图像等都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是研究我国古代度量衡制、物理学、天文学的重要实物资料。
收藏、研究、陈列本地区民间艺术是地方博物馆的重要职责。天津因为特殊的人文背景,一直是民间艺术极其繁盛的地区,近代有“小雕塑之乡”“年画之乡”“风筝之乡”的美誉。天津博物馆有大量本地区民俗及民间艺术品,如自成系列的“泥人张”第一、二、三、四代传人的彩塑作品;高荫章版杨柳青木版年画以及魏元泰风筝、伊德元剪纸等,是系统保护和弘扬天津地方文化的重要机构。
天津是近百年来伴随开埠和城市化进程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沿海城市,近代史上许多影响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或曾发生在天津,或在天津有所反映,天津的近代史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正是由于这一因素,天津博物馆历来重视近代史的研究和反映近代历史史实的文物收藏。经长期征集、积累、接受社会捐献,举凡能够反映近代历史的重要事件、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文化交融、教育革新及知名人物的相关文物、文献、照片等均有涉及。这些文物、文献作为一种载体,对于印证历史,反映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收藏之丰富,精品之荟萃,构成天津博物馆收藏的一大特色。
此外,馆藏历代钱币、玺印、邮票也以品类齐全、数量众多、体系完整在国内外研究界享有盛誉。囿于篇幅,此处不——赘述。
天津博物馆所拥有的丰富馆藏深深植根于天津这片文物收藏的沃土。因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近代特殊社会背景,天津形成了悠久的收藏传统,境内聚集了诸多卓有建树的文物收藏家,并荟萃了众多珍品文物,使其社会收藏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颇为可观。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文物部门的多方征集以及收藏家及其家属的踊跃捐赠,天津博物馆的藏品不仅在量上,更在质上,取得了飞跃,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博物馆。
历代书画是天津博物馆馆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数量可观、品质精良在中国博物馆界享有盛誉。在万余件绘画藏品中,除了部分宋元时期的精品外,以明清时期的作品为收藏大宗。而宋元时期的绘画虽然数量较少,但都是画史上的名家名作。如北宋范宽的《雪景寒林图》是气势磅礴的巨幅山水画,亦是其存世最为可信的画作之一;北宋张择端的《金明池争标图》、南宋李唐的《濠梁秋水图》、萧照的《中兴瑞应图》、赵孟坚的《水仙图》、马远的《月下把杯图》、元代钱选的《花鸟图》、边鲁的《起居平安图》等均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名作。明清中国画坛,技法多样、流派纷呈。天津博物馆收藏的明清时期绘画,涉及到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著名画家以及各个画派,数量众多、体系完整,如“明四家”“吴门画派”“松江画派”,清初的“四王、吴、恽”“四僧”“金陵画派”“扬州画派”等画派的主要画家的作品均有不俗收藏。
天津博物馆所藏书法,既有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碑拓本,又不乏后期书法大家的传世佳作,尤其是明清时期的藏品最丰富,几乎涉及所有史上名家。在这些数量众多的书法作品中,颇多经典之作,其中以唐摹王羲之草书《寒切帖》,元赵孟烦行书《洛神赋》、明宋克草书临《急就章》等最令世人瞩目。
此外,天津博物馆还收藏有数量可观的近现代书画名家的作品,“海派”“湖社”“岭南”等重要画派的主要代表以及一些谱写了中国画坛辉煌的画家,如吴昌硕、张大千、溥心畲、傅抱石、徐悲鸿、黄宾虹、齐白石、陈师曾等人的作品均有收藏,这足以构成一部20世纪中国书画发展史。
天津博物馆的瓷器收藏,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瓷器发展史。从三国两晋时的青瓷到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时期的五大名窑瓷器,从元代景德镇窑的青花、青白瓷到明清制瓷业高峰时期所生产的各种瓷器类别均有收藏,其中更不乏众多可称作典范的代表性器物。早期的如情白釉双龙首联腹传瓶、唐白釉辟雍瓷砚、宋官窑龙纹洗、元龙泉窑瓷塑观音等。值得一提的是,馆藏明清两代的瓷器,多为御用官窑器,各种颜色釉和绚丽多姿的釉下、釉上彩绘瓷均有收藏,其中尤以青花和彩瓷最为突出。明代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烧造的黄金时代,馆藏一批永宣时期的青花,如明永乐青花梵文无挡尊、明永乐青花双龙纹扁壶、明永乐青花枇杷绶带鸟纹盘、明宣德款青花云龙纹钵、明宣德青花云龙纹天球瓶等,以造型优美,青花色泽深沉艳丽,代表了青花瓷烧造的最高水平。至于彩瓷则更为可观,有釉里红、五彩、斗彩、珐琅彩、素三彩、墨彩、金彩等各种釉上、釉下彩,佳作迭出。如明洪武釉里红松竹梅纹镡、明成化款青花填绿彩龙纹盘、明嘉靖款五彩鱼藻纹盖罐、明万历款青花五彩飞凤纹葫芦壁瓶、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玉壶春瓶等,都是瓷器发展史上的经典佳作。彩瓷之绚烂与青花之幽雅相映成趣,构成天津博物馆瓷器收藏的两大看点。
馆藏的中国古代玉器在国内外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特点是自成系统,精品荟萃。在三千多件玉器藏品中,时代跨度久,从新石器时代到民国均有收藏,而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器,则是除辽宁、内蒙古等原出土地外藏品数量较多的博物馆。商代、战国、两汉的玉器以数量和品质,在国内博物馆界名列前茅。如商玉笄、商青玉甲子表残版、西周嶲事燕形玉佩、春秋黄玉谷纹龙首璜、战国青玉行气铭饰、汉白玉云纹龙首带钩等,或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或玉质纯正,雕琢精绝,极富艺术美。南北朝至明清时期的玉器收藏,则以较大型的圆雕作品为主,各种陈设器、动物、人物形雕刻、佩饰、宫廷日用器等琳琅满目,异彩纷呈。如唐黄玉骆驼、宋青玉鹅形盒、元青玉龙纹壶、清乾隆款墨玉描金文佛像钵、清末碧玉兽面纹提梁卣、清末翡翠蝈蝈白菜等都是材质精良,雕刻纯熟的佳作。
殷墟甲骨和敦煌遗书是19世纪末中国学术界的重大发现,作为新史料,甲骨和敦煌遗书的面世推进了学术研究的进程。幸运的是,它们都和天津这片收藏的沃土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天津是最早集藏和研究甲骨的城市,王襄等人更在甲骨史上取得了卓著成就,也因之留存下近千片甲骨。这些甲骨内容涉及到田猎、祭祀、征伐、生育、天象等各个方面,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珍贵资料。
敦煌遗书的发现推进了5-11世纪中国、中亚等地区相关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因为其珍贵的价值,自发现之日起这些遗书即屡遭劫掠,很多珍贵的写本都流失到海外。在国内为数不多的几家收藏机构中,天津博物馆以收藏三百余件敦煌遗书名列前茅。
一般来说,文房用具并不是大多数综合性博物馆收藏的主流,但天津博物馆收藏的文房用具却极为丰富,其中又以砚台最为精美。所藏古砚材质多样,不但有石砚,还有玉砚、瓷砚、瓦砚、铁砚、铜砚、澄泥砚、玛瑙砚、水晶砚、料砚、竹砚、木砚、漆砚、砂砚、砖瓦砚等,而且四大名砚更是应有尽有。这些砚台大多质料名贵,造型典雅,雕刻精美,是极完备的研究中国古代砚台发展演变的实物资料,其中更有许多是砚台发展史上的名品。如清黄任铭墨雨砚,因其砚身上的点点墨色斑纹似丝丝细雨而得名。
馆藏铜器中有一些堪称国之瑰宝、驰名海内外的青铜重器。如西周太保鼎是罕见的四足大方鼎,也是清代末年著名的“梁山七器”之一;西周夔纹铜禁是迄今为止仅见的三件同类器之一;西周克铸以纹饰的繁复华美令人叹为观止;战国楚王鼎更有“南北楚器之冠”的美誉。此外,还有一些罕见的刻铭铜器,如西汉平都犁斛、西汉上林共府升,东汉阳燧、唐二十八宿纹铜镜等,其铭文或图像等都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是研究我国古代度量衡制、物理学、天文学的重要实物资料。
收藏、研究、陈列本地区民间艺术是地方博物馆的重要职责。天津因为特殊的人文背景,一直是民间艺术极其繁盛的地区,近代有“小雕塑之乡”“年画之乡”“风筝之乡”的美誉。天津博物馆有大量本地区民俗及民间艺术品,如自成系列的“泥人张”第一、二、三、四代传人的彩塑作品;高荫章版杨柳青木版年画以及魏元泰风筝、伊德元剪纸等,是系统保护和弘扬天津地方文化的重要机构。
天津是近百年来伴随开埠和城市化进程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沿海城市,近代史上许多影响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或曾发生在天津,或在天津有所反映,天津的近代史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正是由于这一因素,天津博物馆历来重视近代史的研究和反映近代历史史实的文物收藏。经长期征集、积累、接受社会捐献,举凡能够反映近代历史的重要事件、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文化交融、教育革新及知名人物的相关文物、文献、照片等均有涉及。这些文物、文献作为一种载体,对于印证历史,反映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收藏之丰富,精品之荟萃,构成天津博物馆收藏的一大特色。
此外,馆藏历代钱币、玺印、邮票也以品类齐全、数量众多、体系完整在国内外研究界享有盛誉。囿于篇幅,此处不——赘述。
天津博物馆所拥有的丰富馆藏深深植根于天津这片文物收藏的沃土。因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近代特殊社会背景,天津形成了悠久的收藏传统,境内聚集了诸多卓有建树的文物收藏家,并荟萃了众多珍品文物,使其社会收藏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颇为可观。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文物部门的多方征集以及收藏家及其家属的踊跃捐赠,天津博物馆的藏品不仅在量上,更在质上,取得了飞跃,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