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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有遇难者的残骸……”一个留着山羊胡的男人回忆。
“我们当时站在窗口，明显感到热气从外面袭来。”面部严重烧伤的女人说。
“我记得自己在颤抖，双腿真的在抖。”高中生男孩眼中满是痛苦……
这是纪录片《重生》（Rebirth）的开场。五个人，思绪重回那个时空，生命不堪承受之痛，仿佛要把镜头穿透。他们是那场灾难的幸存者和遇难者亲朋——失去母亲的青少年，严重烧伤的女人，失去战友的消防员，痛失未婚夫的女人，失去手足的建筑工人——2002年到2009年，每逢“9·11”纪念日，他们便坐在摄像机前，陈述自己的生活状态。
从巨大的悲愤中涅槃，十年不算长。导演吉姆·惠特克（Jim Whitaker）说，“这部纪录片记录的是‘9·11’发生之后的事，关于前进和希望，以及人们应有的达观。”
五个人的重生之路
“9·11”之后，涌现了大量以此为主题的剧作、纪录片、小说等文学影视作品。有再现事发场景的《93号航班》、《世贸中心》，有剖析事件的《华氏9·11》、《9·11事件簿》，也有后“9·11”时代纪念和反思的电影，刻画主人公如何试图走出阴霾，如《空城》。
《重生》的视角也是后“9·11”时代，和文艺创作不同，这是一部关于伤痛愈合的真实写照，没有旁白，没有生动的画面或专家意见，只是以人类深沉的情感之诗记下那些涅槃者的心声。
“我现在越来越少想起妈妈。”尼古拉斯·科尔斯（Nicholas Chirls）的母亲曾在世贸中心的雷曼公司上班，恐怖袭击当天不幸遇难。当时仍年幼的他，在成长过程中，只能通过别的渠道尽量了解、还原母亲的印象，还和父亲出现了隔阂。如今已是高中生的尼古拉斯立志大学毕业后，循着母亲的事业足迹，到华尔街工作。
华裔女性杨玲（Ling Young）疤痕累累。飞机撞击世贸中心时，她正在78楼的纽约州财税部上班。事后鉴定，她脸上和身上遭受了2级和3级烧伤。之后的几年里，杨玲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痛苦的修复手术。不过相比之下，她却是五个受访者中最为积极乐观的，“灾难发生了，但我还活着。”
塔尼娅·维拉努埃瓦·泰珀（Tanya Villanueva Tepper）在“9·11”事件中失去了她的未婚夫，一名纽约市消防员。起初她的生活被悲伤包围，以泪洗面，不能自拔。后来，她终于决定接纳新的爱，开始约会，并且结婚。然而幸福来临的时候，她却深感内疚。直到第一个孩子出世后，她才发现，家里还放着已逝爱人的照片，感觉有点奇怪。有一天，看着那些照片，她对自己说：“是该放下了，我必须摘下这些照片，让自己走出来。”
蒂姆·布朗（Tim Brown）也是一名消防员。事故当天，他冲进大楼参与救援。喧嚣过后，他面对镜头讲述这一切，而他最好的消防员朋友和其他许多同事却再也回不来了。根据纽约市消防部门提供的名单，在那个悲剧性的日子里，一共有343位消防队员牺牲在了世贸中心的残瓦碎砾之间。
建筑工布莱恩·里昂（Brian Lyons）同样经历了痛苦的心理修复过程。他最小的弟弟也是一名牺牲的消防员。里昂不仅出现了创伤后心理压力综合征，还因参与救援而导致健康受损。现在，他是遗址重建工作中的一分子。
伴着美国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的背景音乐，镜头在不同受访人之间来回切换。“因为没有预设这部片子会拍成什么样子，也没有假设每个人的故事会有怎样的结局，所以拍摄起来有一定的自由度。”43岁的惠特克说，“只要能捕捉到他们的真实情绪，本身就是富有戏剧性的。”导演有意在影片末尾才公布受访者的名字：“我想移除所有影响观众观影的障碍。我想让观众觉得，其中至少有一个是他们自己的故事。”
惠特克曾是想象娱乐公司（Imagine Entertainment）的电影会长，担任过《八英里》、《换子疑云》等片的执行制片人。如今他是惠特克娱乐公司（Whitaker Entertainment）的主席，为迪士尼制作故事片。
“9·11”发生后不久，他前往世贸中心遗址，看到大量的救援人员和支援者在现场忙碌，人们脸上悲痛但坚毅的表情让他震撼。他觉得，应该记录下这样的过程——不仅是家园的重建，還有心灵的修复。
通过新闻媒体和口口相传，惠特克团队找到了10名“9·11”亲历者，希望他们参与到这样一个历时8年的拍摄计划中，敞开心路历程。其间，有一个人退出计划，九个人坚持下来。镜头跟着他们走进婚礼现场，走进手术室，走进追悼会……从数百小时访谈中，惠特克最终选取了五个人的经历，凝成一部“重生”。
一些受访者觉得，参与拍摄对他们的恢复多有裨益。49岁的布朗已从消防岗位退役，至今依然单身。参与《重生》的拍摄并不容易，他有时会后悔曝光了一些家庭隐私，但他相信这部影片会帮助其他人理解创痛和复原。
“我们应该把这些告诉我们的后代。”布朗说，“我跟吉姆见面谈拍摄合作时，发现他是个很好的人，对我们来说，他几乎就是医生。他一点不会对你评头论足，就让你放开了讲。”
泰珀说，她愿意参与拍摄是因为害怕人们在“9·11”之后就忘了这一切。现在，她最大的惊喜就是获得了一个幸福的结局：离开伤心地纽约，43岁的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女儿生活在迈阿密。当她观看《重生》的时候，也被其他人遭受的各种苦难以及各自度过难关的方式所触动。“我感觉，自己几乎可以应付任何事情了。”
在影片的结尾，受访者说，对于仍然拥有的一切，他们心怀感激。
随着“9·11”十周年纪念的临近，《重生》已在洛杉矶、波士顿等地陆续公映，9月11日当天还会在Showtime频道播放。惠特克的工作没有随着纪录片的完成而结束，非营利组织“重生计划”是这部片子的衍生品，惠特克希望筹集捐款，用于灾难应急队伍的预备培训、灾后心理建设服务等。
另一群人的痛苦
每年“9·11”纪念日，人们悼念无辜受害者的时候，有一部分人的感受却被忽略了。据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统计，“9·11”事件中，共有32名穆斯林遇难，他们的家人不仅要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还要面对美国社会对他们信仰的误解和攻击。最近，这些穆斯林家庭决定向公众讲述自己的遭遇，并勇敢地向其他宗教的民众介绍真正的伊斯兰教。
Farqad的照片被姐姐Fahina小心地剪下，贴在父亲的相片旁，这样看来就好像父子俩站在一起照的——虽然他们从未谋面。15岁的Fahina至少还有短暂的时光是与父亲一起度过的，而10岁的Farqad什么也没有。
Fahina记得父亲带她去游乐园玩旋转木马，记得趴在他的腿上一起看电视上播的篮球比赛，记得在她还没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就开车带她去哈佛大学转悠，于是小姑娘从小梦想进入长春藤盟校读书，好让父亲骄傲。
2001年9月11日早上，Fahina起得特别早。父母做完晨祷后，她亲了亲父亲，与他道别。两天后，弟弟Farqad出世了，但是父亲Mohammad Salahuddin Chowdhury再也无法体会为人父的喜悦——这个从孟加拉移民到美国、在世贸中心北塔高层上班的中年男人不幸在飞机撞击大楼后蒙难，永远离开了妻女和新生的幼子。
“总有一天，弟弟会上网搜查有关的一切，我得帮助他慢慢理解。”Fahina强忍着泪水，表现出超乎年龄的责任感，她总觉得自己亏欠弟弟。她不想与人诉说自己的悲伤，但是又不得不说些什么，因为她的宗教信仰正遭人误解。“外人无法理解遭遇灾难的穆斯林家庭的感受。极端主义者利用宗教作幌子，做出了可怕的事情。人们更容易迁怒于整个群体，而不是了解他们。”
“我们当时站在窗口，明显感到热气从外面袭来。”面部严重烧伤的女人说。
“我记得自己在颤抖，双腿真的在抖。”高中生男孩眼中满是痛苦……
这是纪录片《重生》（Rebirth）的开场。五个人，思绪重回那个时空，生命不堪承受之痛，仿佛要把镜头穿透。他们是那场灾难的幸存者和遇难者亲朋——失去母亲的青少年，严重烧伤的女人，失去战友的消防员，痛失未婚夫的女人，失去手足的建筑工人——2002年到2009年，每逢“9·11”纪念日，他们便坐在摄像机前，陈述自己的生活状态。
从巨大的悲愤中涅槃，十年不算长。导演吉姆·惠特克（Jim Whitaker）说，“这部纪录片记录的是‘9·11’发生之后的事，关于前进和希望，以及人们应有的达观。”
五个人的重生之路
“9·11”之后，涌现了大量以此为主题的剧作、纪录片、小说等文学影视作品。有再现事发场景的《93号航班》、《世贸中心》，有剖析事件的《华氏9·11》、《9·11事件簿》，也有后“9·11”时代纪念和反思的电影，刻画主人公如何试图走出阴霾，如《空城》。
《重生》的视角也是后“9·11”时代，和文艺创作不同，这是一部关于伤痛愈合的真实写照，没有旁白，没有生动的画面或专家意见，只是以人类深沉的情感之诗记下那些涅槃者的心声。
“我现在越来越少想起妈妈。”尼古拉斯·科尔斯（Nicholas Chirls）的母亲曾在世贸中心的雷曼公司上班，恐怖袭击当天不幸遇难。当时仍年幼的他，在成长过程中，只能通过别的渠道尽量了解、还原母亲的印象，还和父亲出现了隔阂。如今已是高中生的尼古拉斯立志大学毕业后，循着母亲的事业足迹，到华尔街工作。
华裔女性杨玲（Ling Young）疤痕累累。飞机撞击世贸中心时，她正在78楼的纽约州财税部上班。事后鉴定，她脸上和身上遭受了2级和3级烧伤。之后的几年里，杨玲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痛苦的修复手术。不过相比之下，她却是五个受访者中最为积极乐观的，“灾难发生了，但我还活着。”
塔尼娅·维拉努埃瓦·泰珀（Tanya Villanueva Tepper）在“9·11”事件中失去了她的未婚夫，一名纽约市消防员。起初她的生活被悲伤包围，以泪洗面，不能自拔。后来，她终于决定接纳新的爱，开始约会，并且结婚。然而幸福来临的时候，她却深感内疚。直到第一个孩子出世后，她才发现，家里还放着已逝爱人的照片，感觉有点奇怪。有一天，看着那些照片，她对自己说：“是该放下了，我必须摘下这些照片，让自己走出来。”
蒂姆·布朗（Tim Brown）也是一名消防员。事故当天，他冲进大楼参与救援。喧嚣过后，他面对镜头讲述这一切，而他最好的消防员朋友和其他许多同事却再也回不来了。根据纽约市消防部门提供的名单，在那个悲剧性的日子里，一共有343位消防队员牺牲在了世贸中心的残瓦碎砾之间。
建筑工布莱恩·里昂（Brian Lyons）同样经历了痛苦的心理修复过程。他最小的弟弟也是一名牺牲的消防员。里昂不仅出现了创伤后心理压力综合征，还因参与救援而导致健康受损。现在，他是遗址重建工作中的一分子。
伴着美国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的背景音乐，镜头在不同受访人之间来回切换。“因为没有预设这部片子会拍成什么样子，也没有假设每个人的故事会有怎样的结局，所以拍摄起来有一定的自由度。”43岁的惠特克说，“只要能捕捉到他们的真实情绪，本身就是富有戏剧性的。”导演有意在影片末尾才公布受访者的名字：“我想移除所有影响观众观影的障碍。我想让观众觉得，其中至少有一个是他们自己的故事。”
惠特克曾是想象娱乐公司（Imagine Entertainment）的电影会长，担任过《八英里》、《换子疑云》等片的执行制片人。如今他是惠特克娱乐公司（Whitaker Entertainment）的主席，为迪士尼制作故事片。
“9·11”发生后不久，他前往世贸中心遗址，看到大量的救援人员和支援者在现场忙碌，人们脸上悲痛但坚毅的表情让他震撼。他觉得，应该记录下这样的过程——不仅是家园的重建，還有心灵的修复。
通过新闻媒体和口口相传，惠特克团队找到了10名“9·11”亲历者，希望他们参与到这样一个历时8年的拍摄计划中，敞开心路历程。其间，有一个人退出计划，九个人坚持下来。镜头跟着他们走进婚礼现场，走进手术室，走进追悼会……从数百小时访谈中，惠特克最终选取了五个人的经历，凝成一部“重生”。
一些受访者觉得，参与拍摄对他们的恢复多有裨益。49岁的布朗已从消防岗位退役，至今依然单身。参与《重生》的拍摄并不容易，他有时会后悔曝光了一些家庭隐私，但他相信这部影片会帮助其他人理解创痛和复原。
“我们应该把这些告诉我们的后代。”布朗说，“我跟吉姆见面谈拍摄合作时，发现他是个很好的人，对我们来说，他几乎就是医生。他一点不会对你评头论足，就让你放开了讲。”
泰珀说，她愿意参与拍摄是因为害怕人们在“9·11”之后就忘了这一切。现在，她最大的惊喜就是获得了一个幸福的结局：离开伤心地纽约，43岁的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女儿生活在迈阿密。当她观看《重生》的时候，也被其他人遭受的各种苦难以及各自度过难关的方式所触动。“我感觉，自己几乎可以应付任何事情了。”
在影片的结尾，受访者说，对于仍然拥有的一切，他们心怀感激。
随着“9·11”十周年纪念的临近，《重生》已在洛杉矶、波士顿等地陆续公映，9月11日当天还会在Showtime频道播放。惠特克的工作没有随着纪录片的完成而结束，非营利组织“重生计划”是这部片子的衍生品，惠特克希望筹集捐款，用于灾难应急队伍的预备培训、灾后心理建设服务等。
另一群人的痛苦
每年“9·11”纪念日，人们悼念无辜受害者的时候，有一部分人的感受却被忽略了。据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统计，“9·11”事件中，共有32名穆斯林遇难，他们的家人不仅要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还要面对美国社会对他们信仰的误解和攻击。最近，这些穆斯林家庭决定向公众讲述自己的遭遇，并勇敢地向其他宗教的民众介绍真正的伊斯兰教。
Farqad的照片被姐姐Fahina小心地剪下，贴在父亲的相片旁，这样看来就好像父子俩站在一起照的——虽然他们从未谋面。15岁的Fahina至少还有短暂的时光是与父亲一起度过的，而10岁的Farqad什么也没有。
Fahina记得父亲带她去游乐园玩旋转木马，记得趴在他的腿上一起看电视上播的篮球比赛，记得在她还没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就开车带她去哈佛大学转悠，于是小姑娘从小梦想进入长春藤盟校读书，好让父亲骄傲。
2001年9月11日早上，Fahina起得特别早。父母做完晨祷后，她亲了亲父亲，与他道别。两天后，弟弟Farqad出世了，但是父亲Mohammad Salahuddin Chowdhury再也无法体会为人父的喜悦——这个从孟加拉移民到美国、在世贸中心北塔高层上班的中年男人不幸在飞机撞击大楼后蒙难，永远离开了妻女和新生的幼子。
“总有一天，弟弟会上网搜查有关的一切，我得帮助他慢慢理解。”Fahina强忍着泪水，表现出超乎年龄的责任感，她总觉得自己亏欠弟弟。她不想与人诉说自己的悲伤，但是又不得不说些什么，因为她的宗教信仰正遭人误解。“外人无法理解遭遇灾难的穆斯林家庭的感受。极端主义者利用宗教作幌子，做出了可怕的事情。人们更容易迁怒于整个群体，而不是了解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