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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楚辞》与湖南地区丧歌皆根植于湖南地区独有的文化土壤，二者不是毫不相关，而是相互交织、相互联系的，本文以此作为切入点，围绕《楚辞》与湖南丧歌作对比研究，从艺术层面与思想内涵两个维度，解读出二者皆保存丰富的神话材料、《楚辞》部分内容在后续发展中演变为丧葬仪式中演唱内容传流至今、皆倡导忠君爱国的精神内涵等相通之处。
【关键词】 《楚辞》;湖南丧歌;联系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6-0024-02
基金项目：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资助（课题编号：S201910555170）。
《楚辞》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是继《诗经》之后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瑰宝，数年来，关于它的研究极其丰富，但大多是从其艺术层面的义理、训诂、考证而展开，这样虽然对其部分方面更加深化，但也导致研究视域的窄化。文学植根于生活，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必然依托特定时代的复杂的文化背景，《楚辞》便拥有其生长发展的特有土壤，便是楚地浓郁的祭祀文化。楚国幅员广阔，疆域在如今的湖南、湖北等地，祭祀文化在奴隶社会时期的楚国受到极大重视，其中就包含丧葬文化的因素。湖南地区作为汉民族丧葬文化的典型地区，它的丧葬文化在楚地生长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而在丧葬仪式中作为哀悼、怀缅去世者的丧歌也因此生生不息，极具研究价值。
一、《楚辞》中的祭祀文化
在中国的先秦时期，祭祀是一种重要的宗教仪式，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由于先秦时期人民生产力低下，人们面临严重的生存困境，因此人们逐渐信奉鬼神的存在，祈求借助神灵这类神秘的力量来完成各自的心愿，万物皆有灵性的观念，使得祭祀活动得以存在与发展。而这些活动也被记录在文学作品中，《楚辞》作为中国南方文化的代表。[1]从其内容可知，楚地人民一般祭祀上天、神明、祖先、山川、土地等，人民认为这些事物是神圣的，比如《楚辞》中的《九歌》，它原是祭祀时的唱词，是南方巫官文化的产物。不论是王逸在《九歌》序中提及，“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鬱。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2];还是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 · 九歌》序中所说，“蛮荆鄙俗，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3]这些都说明《九歌》是古已有之的祭祀之曲，是一些关于宗教祭祀的民歌。
二、湖南地区丧歌综述
丧歌属于传统民俗，指在陪灵期间，歌师们用以陪伴亡灵，热闹丧堂所唱的歌曲，其曲调简单、内容丰富、有一套较为固定的形式[4]。在湖南地区，丧歌又称“夜歌”，因其多在夜晚演唱而得名，其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以歌代唱的习俗，它经过了上千年的传承，成为独具特色的民俗。丧歌内容极其丰富，堪称民间生活的“百科全书”，反映人们的生活习惯与精神认知，包含地方知识、忠孝观念和鬼神信仰等宗教观念[5]。正如俗话的“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湖南各地丧葬歌曲的唱本和方言选择虽然有所不同，但经过研究，发现湖南丧歌鼓词都明显地受到了古时巫楚文化的影响，属一脉相承。
三、《楚辞》与湖南地区丧歌的联系
《楚辞》记录先秦楚地人民对祭祀的观念以及其祭祀行为，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考》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在殷周时期，人们将先祖与鬼神等自然事物分开，先祖之所以受人们尊敬，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建立的功绩，而不是自身原有的长辈地位。《吕氏春秋 · 侈乐篇》说：“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祸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在以《楚辞》为代表的楚地文化，注重祭祀成为风俗习惯，并在后来几千年的社会更迭中不断发展，祭祀也逐渐注重于对先祖的悼念仪式，丧歌文化得以传承。
（一）保存丰富的神话材料
神话是反映古代人们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的故事和传说，是人们无法科学解释世界的起源而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存在着矛盾，他们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加以拟人化的结果[6]。中国神话极其丰富，而其中保存最丰富又极具神话原生面貌的作品，《楚辞》当之无愧，而在湖南地区的丧歌中，也保存着丰富的神话资料。二者都将神话与现实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
在《楚辞》中，诗人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自己的美好理想，于是将自己的美好理想触发于笔端，借助神话境界来抒发自身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与抱负。在作品中，诗人环游在神话王国，涉及羲和、望舒等天神以及飞龙、鸾皇等神异禽兽。在《离骚》中，诗人是神的至尊，能驾虬龙，乘鸾凤，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在《招魂》中的冥界神话以及《远游》中的仙话人物赤松子、王乔等，都突显神话色彩。在湖南地区丧歌中，人们在现实中无法唤回先祖却借助神话表达希冀，比如《民间丧鼓歌资料选》中，既有对八仙、玉帝王母等神话人物的歌颂，也有对三皇五帝、孟姜女哭长城等传说事迹的描写。在《八洞神仙》篇中，讲述了八仙不畏世间苦难，求仙问道，终于修成正果的故事。语言平易朴实，形象描写得惟妙惟肖，歌颂其乐于吃苦的精神，旷达广阔的胸襟;在《五谷根源》篇中，则描述了“神农皇帝置五谷，轩辕皇帝置衣裳，伏羲皇帝置牛马”等事迹，表达了对三皇五帝等原始祖先为开创文明的卓越功绩的称颂。
由此可知，二者对于神话的描述，成为现今探索神话起源与发展的重要资料，同时，《楚辞》与湖南地区丧歌都体现出作者与作品神话人物的关系，神话神秘而不可撼动，但都是为作者的理想而存在，并不是传统神本位强调的自然神灵主宰一切的观念，展现出原始的“人本位”思想。
（二）丧歌对《楚辞》的传承
《招魂》是楚辞中一篇独具特色的作品，它根据民间招魂的习俗写成。因为科学认知的不足，古人对梦境难以解释，因此产生了灵魂的观念，认为人体肉体与灵魂的结合。“如果魂附体魄，则精神旺盛，否则就会轻则精神恍惚，重则厥身;人死后，身体不存在了，而灵魂却能够漂浮，永恒不死。招魂复魄便是这种观念的一种体现。” [7]战国末年，楚怀王受秦欺骗，被拘于秦，怨愤而死。屈原忠君爱国，虽然早已被怀王流放，仍然对其十分怀念，写下这篇《招魂》，呼唤楚怀王的灵魂回归楚国。 湖南丧鼓歌中的“召亡魂”的演唱，它在古代丧葬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仪节，就一次完整的丧葬过程而言它是开幕的第一支有声有色的“节目”[8]。“召亡魂”鼓词的内容受《招魂》的影响明显，在仪式中基本沿袭《招魂》篇体现的六个步骤，即“祝祷——请神巫——卜筮——喊魂——引魂入居——结束。”《招魂》中，作者以上帝的口吻告诉专门招魂的巫师巫阳，令其使楚怀王的魂魄回归故里，巫阳以“掌梦。上帝其难从。”的话推托，表示自己招魂能力不足，上帝则命令他务必用占卦的方法召唤怀王的灵魂，原文为“若必筮予之，恐后之谢，不能复用巫阳焉。”这一段对话深刻地表现了屈原对神灵的崇拜，渴求借助上帝的力量帮助楚怀王的灵魂回归楚国。在湖南的丧鼓歌“召亡魂”的环节中，专门的法师通过祭拜仪式，焚烧纸钱贿赂天神，请求天神归还亡故灵魂，喊魂词的内容在《召亡魂》篇中体现，如“拜谢东方青帝君，手把钱财凭火化，烧与东方青帝君，青帝星君受钱纸，放过亡魂到灵台。”唱词完毕，即是招魂结束，方可进行后续的祭拜仪式。招魂过程沿用了对神灵的祈祷模式，具有明显的宗教崇拜观念。
（三）倡导忠君爱国的精神
《楚辞》作者屈原是我国早期的爱国主义诗人，他性格正直，品格高洁，身居庙堂时深受楚怀王信任，支持楚国变法图强，与顽固保守势力进行斗争，后来由于宵小的排挤，屈原又被听信谗言的怀王流放。即便处江湖之远，屈原也心怀天下，忧国忧民，抒发自己的志向与爱国情怀。《思美人》中，诗人以“思美人兮，擥涕而伫眙。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蹇蹇之烦冤兮，陷滞而不发。”体现了其思念君王，想为其尽忠却又没有机会表达的愁苦，只能望北兴叹。在《国殇》中，屈原执笔愤慨激昂，歌颂了楚国战士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如“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语句情感真挚，气势雄浑，极具悲壮之美，表现诗人对楚国雪耻秦国的厚望和自己的爱国之情。
湖南地区的丧鼓歌中，也存在大量表现爱国精神的内容，具有极大的教育作用。《十八条好汉》篇中有云：“十六条好汉秦叔宝，孟富求名天下晓，金装双铜斧抬枪，林龙山上救唐王。”描写了秦琼忠君护主的事迹，以民间家喻户晓的英雄宣扬爱国精神;又如《进门》篇中对三国时期诸葛亮对蜀国做出的至伟功绩的概括，咏唱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六重门上唱古人，好唱三国孔明人，七擒孟获蛮泥伏，六出祁山司马贞。”鼓词多七言，韵脚丰富，咏唱起来朗朗上口，且歌词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有利于爱国忠君等传统思想潜移默化地传授给广大乡民。
四、结语
《楚辞》以其丰厚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和风俗习尚体现出了楚文化的鲜明色彩，它所蕴含的独特的祭祀文化，经过千百年的传承与发展，在湖南地区丧歌鼓乐中依然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楚辞》中的祭祀文化固然因其“巫俗”的存在而显示出独特的地域色彩，如今的丧歌中也保存了具有原始生态意义的文化风俗的内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楚辞》同时含有大量迷信的色彩，在当今社会是需要剔除的糟粕，湖南地区丧歌要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传统文化与习俗，去粗取精，促使其文明化，满足新时代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
参考文献：
[1]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唐蓉.湘潭地区习俗夜歌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13.
[4]李炳海.中國上古时期的招魂仪式[J].世界宗教研究，1989.
[5]谭思建.招魂考——古代丧葬文化研究之三[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2.
[6]杨雯.《楚辞》风俗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09.
[7]任霞.《楚辞》巫俗与祭祀文化研究[D].暨南大学，2011.
[8]罗文荟.屈辞楚俗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
作者简介：
陈沅，女，汉族，湖南衡阳人，本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蔡子健，男，汉族，湖南株洲人，本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甘斐哲，通讯作者，女，汉族，硕士，南华大学湖湘文化研究所成员，研究方向：汉语史及传统文化。
【关键词】 《楚辞》;湖南丧歌;联系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6-0024-02
基金项目：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资助（课题编号：S201910555170）。
《楚辞》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是继《诗经》之后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瑰宝，数年来，关于它的研究极其丰富，但大多是从其艺术层面的义理、训诂、考证而展开，这样虽然对其部分方面更加深化，但也导致研究视域的窄化。文学植根于生活，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必然依托特定时代的复杂的文化背景，《楚辞》便拥有其生长发展的特有土壤，便是楚地浓郁的祭祀文化。楚国幅员广阔，疆域在如今的湖南、湖北等地，祭祀文化在奴隶社会时期的楚国受到极大重视，其中就包含丧葬文化的因素。湖南地区作为汉民族丧葬文化的典型地区，它的丧葬文化在楚地生长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而在丧葬仪式中作为哀悼、怀缅去世者的丧歌也因此生生不息，极具研究价值。
一、《楚辞》中的祭祀文化
在中国的先秦时期，祭祀是一种重要的宗教仪式，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由于先秦时期人民生产力低下，人们面临严重的生存困境，因此人们逐渐信奉鬼神的存在，祈求借助神灵这类神秘的力量来完成各自的心愿，万物皆有灵性的观念，使得祭祀活动得以存在与发展。而这些活动也被记录在文学作品中，《楚辞》作为中国南方文化的代表。[1]从其内容可知，楚地人民一般祭祀上天、神明、祖先、山川、土地等，人民认为这些事物是神圣的，比如《楚辞》中的《九歌》，它原是祭祀时的唱词，是南方巫官文化的产物。不论是王逸在《九歌》序中提及，“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鬱。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2];还是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 · 九歌》序中所说，“蛮荆鄙俗，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3]这些都说明《九歌》是古已有之的祭祀之曲，是一些关于宗教祭祀的民歌。
二、湖南地区丧歌综述
丧歌属于传统民俗，指在陪灵期间，歌师们用以陪伴亡灵，热闹丧堂所唱的歌曲，其曲调简单、内容丰富、有一套较为固定的形式[4]。在湖南地区，丧歌又称“夜歌”，因其多在夜晚演唱而得名，其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以歌代唱的习俗，它经过了上千年的传承，成为独具特色的民俗。丧歌内容极其丰富，堪称民间生活的“百科全书”，反映人们的生活习惯与精神认知，包含地方知识、忠孝观念和鬼神信仰等宗教观念[5]。正如俗话的“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湖南各地丧葬歌曲的唱本和方言选择虽然有所不同，但经过研究，发现湖南丧歌鼓词都明显地受到了古时巫楚文化的影响，属一脉相承。
三、《楚辞》与湖南地区丧歌的联系
《楚辞》记录先秦楚地人民对祭祀的观念以及其祭祀行为，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考》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在殷周时期，人们将先祖与鬼神等自然事物分开，先祖之所以受人们尊敬，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建立的功绩，而不是自身原有的长辈地位。《吕氏春秋 · 侈乐篇》说：“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祸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在以《楚辞》为代表的楚地文化，注重祭祀成为风俗习惯，并在后来几千年的社会更迭中不断发展，祭祀也逐渐注重于对先祖的悼念仪式，丧歌文化得以传承。
（一）保存丰富的神话材料
神话是反映古代人们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的故事和传说，是人们无法科学解释世界的起源而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存在着矛盾，他们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加以拟人化的结果[6]。中国神话极其丰富，而其中保存最丰富又极具神话原生面貌的作品，《楚辞》当之无愧，而在湖南地区的丧歌中，也保存着丰富的神话资料。二者都将神话与现实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
在《楚辞》中，诗人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自己的美好理想，于是将自己的美好理想触发于笔端，借助神话境界来抒发自身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与抱负。在作品中，诗人环游在神话王国，涉及羲和、望舒等天神以及飞龙、鸾皇等神异禽兽。在《离骚》中，诗人是神的至尊，能驾虬龙，乘鸾凤，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在《招魂》中的冥界神话以及《远游》中的仙话人物赤松子、王乔等，都突显神话色彩。在湖南地区丧歌中，人们在现实中无法唤回先祖却借助神话表达希冀，比如《民间丧鼓歌资料选》中，既有对八仙、玉帝王母等神话人物的歌颂，也有对三皇五帝、孟姜女哭长城等传说事迹的描写。在《八洞神仙》篇中，讲述了八仙不畏世间苦难，求仙问道，终于修成正果的故事。语言平易朴实，形象描写得惟妙惟肖，歌颂其乐于吃苦的精神，旷达广阔的胸襟;在《五谷根源》篇中，则描述了“神农皇帝置五谷，轩辕皇帝置衣裳，伏羲皇帝置牛马”等事迹，表达了对三皇五帝等原始祖先为开创文明的卓越功绩的称颂。
由此可知，二者对于神话的描述，成为现今探索神话起源与发展的重要资料，同时，《楚辞》与湖南地区丧歌都体现出作者与作品神话人物的关系，神话神秘而不可撼动，但都是为作者的理想而存在，并不是传统神本位强调的自然神灵主宰一切的观念，展现出原始的“人本位”思想。
（二）丧歌对《楚辞》的传承
《招魂》是楚辞中一篇独具特色的作品，它根据民间招魂的习俗写成。因为科学认知的不足，古人对梦境难以解释，因此产生了灵魂的观念，认为人体肉体与灵魂的结合。“如果魂附体魄，则精神旺盛，否则就会轻则精神恍惚，重则厥身;人死后，身体不存在了，而灵魂却能够漂浮，永恒不死。招魂复魄便是这种观念的一种体现。” [7]战国末年，楚怀王受秦欺骗，被拘于秦，怨愤而死。屈原忠君爱国，虽然早已被怀王流放，仍然对其十分怀念，写下这篇《招魂》，呼唤楚怀王的灵魂回归楚国。 湖南丧鼓歌中的“召亡魂”的演唱，它在古代丧葬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仪节，就一次完整的丧葬过程而言它是开幕的第一支有声有色的“节目”[8]。“召亡魂”鼓词的内容受《招魂》的影响明显，在仪式中基本沿袭《招魂》篇体现的六个步骤，即“祝祷——请神巫——卜筮——喊魂——引魂入居——结束。”《招魂》中，作者以上帝的口吻告诉专门招魂的巫师巫阳，令其使楚怀王的魂魄回归故里，巫阳以“掌梦。上帝其难从。”的话推托，表示自己招魂能力不足，上帝则命令他务必用占卦的方法召唤怀王的灵魂，原文为“若必筮予之，恐后之谢，不能复用巫阳焉。”这一段对话深刻地表现了屈原对神灵的崇拜，渴求借助上帝的力量帮助楚怀王的灵魂回归楚国。在湖南的丧鼓歌“召亡魂”的环节中，专门的法师通过祭拜仪式，焚烧纸钱贿赂天神，请求天神归还亡故灵魂，喊魂词的内容在《召亡魂》篇中体现，如“拜谢东方青帝君，手把钱财凭火化，烧与东方青帝君，青帝星君受钱纸，放过亡魂到灵台。”唱词完毕，即是招魂结束，方可进行后续的祭拜仪式。招魂过程沿用了对神灵的祈祷模式，具有明显的宗教崇拜观念。
（三）倡导忠君爱国的精神
《楚辞》作者屈原是我国早期的爱国主义诗人，他性格正直，品格高洁，身居庙堂时深受楚怀王信任，支持楚国变法图强，与顽固保守势力进行斗争，后来由于宵小的排挤，屈原又被听信谗言的怀王流放。即便处江湖之远，屈原也心怀天下，忧国忧民，抒发自己的志向与爱国情怀。《思美人》中，诗人以“思美人兮，擥涕而伫眙。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蹇蹇之烦冤兮，陷滞而不发。”体现了其思念君王，想为其尽忠却又没有机会表达的愁苦，只能望北兴叹。在《国殇》中，屈原执笔愤慨激昂，歌颂了楚国战士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如“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语句情感真挚，气势雄浑，极具悲壮之美，表现诗人对楚国雪耻秦国的厚望和自己的爱国之情。
湖南地区的丧鼓歌中，也存在大量表现爱国精神的内容，具有极大的教育作用。《十八条好汉》篇中有云：“十六条好汉秦叔宝，孟富求名天下晓，金装双铜斧抬枪，林龙山上救唐王。”描写了秦琼忠君护主的事迹，以民间家喻户晓的英雄宣扬爱国精神;又如《进门》篇中对三国时期诸葛亮对蜀国做出的至伟功绩的概括，咏唱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六重门上唱古人，好唱三国孔明人，七擒孟获蛮泥伏，六出祁山司马贞。”鼓词多七言，韵脚丰富，咏唱起来朗朗上口，且歌词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有利于爱国忠君等传统思想潜移默化地传授给广大乡民。
四、结语
《楚辞》以其丰厚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和风俗习尚体现出了楚文化的鲜明色彩，它所蕴含的独特的祭祀文化，经过千百年的传承与发展，在湖南地区丧歌鼓乐中依然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楚辞》中的祭祀文化固然因其“巫俗”的存在而显示出独特的地域色彩，如今的丧歌中也保存了具有原始生态意义的文化风俗的内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楚辞》同时含有大量迷信的色彩，在当今社会是需要剔除的糟粕，湖南地区丧歌要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传统文化与习俗，去粗取精，促使其文明化，满足新时代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
参考文献：
[1]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唐蓉.湘潭地区习俗夜歌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13.
[4]李炳海.中國上古时期的招魂仪式[J].世界宗教研究，1989.
[5]谭思建.招魂考——古代丧葬文化研究之三[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2.
[6]杨雯.《楚辞》风俗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09.
[7]任霞.《楚辞》巫俗与祭祀文化研究[D].暨南大学，2011.
[8]罗文荟.屈辞楚俗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
作者简介：
陈沅，女，汉族，湖南衡阳人，本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蔡子健，男，汉族，湖南株洲人，本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甘斐哲，通讯作者，女，汉族，硕士，南华大学湖湘文化研究所成员，研究方向：汉语史及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