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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野草》在鲁迅的创作及生命中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不仅是因为其散文诗的艺术创作为新文学的发展添上了一笔亮丽的光辉，更是因为《野草》以其纷繁的意象和复杂的自我剖析解释了鲁迅生命的矛盾、发展和创造。也正是由此，众多学者对《野草》的研究众说纷纭，其中也包括很多误读。本文选取了《野草》诗集中的《死后》作为研究对象，从两个角度进行《死后》的研究综述，并对《死后》作细读诠释。
【关键词】：《野草》;《死后》;研究综述;细读
前 言
《野草》在鲁迅的创作和生命中的重要性在现在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现代学者通过对《野草》的解读来探究鲁迅的思想本源、生命哲学、艺术形成、社会现实等问题成为一种常态。这是因为《野草》作为意向复杂的散文诗是鲁迅对自己的思想哲学、个人生命及现实体验的一次全方位的深刻剖析。
这种进行自我剖析的文本，对研究鲁迅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竹内好认为《野草》“描写得仿佛可以使人看到鲁迅作为文学者形成的过程，或者是相反地散发出去的经过”。[1]在其眼中，《野草》成为连接鲁迅作为个人和文学者和作品的桥梁。在汪晖那里，“不把《野草》作为一般的，如鲁迅谦称的‘随时的小感想’”[2]，而是本身就有着思想的整体性，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生哲学体系来追索鲁迅关于生存思考的推衍过程。
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对于《野草》研究有着指导性的意义。而众多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研究方法来解读《野草》，并取得累累硕果，但不可避免的也有误读及错读的出现。本论文以《野草》中的《死后》一篇作为研究对象，论文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前人研究综述和《死后》细读重释，希望能够在研究中完善《死后》一篇的解读。
第一节 研究综述
关于《死后》的解读主要出现于学者们对《野草》的研究专著中，因此在此选取了孙玉石、张洁宇、李玉明、丸尾常喜四位学者的专著从两个角度作综述。
孙玉石的《<野草>研究》和张洁宇的《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及研究》都是主要从现实主义的层面来解读《野草》丰富的意象内涵。
孙玉石在其專著中将《死后》一篇和《狗的驳诘》一同论述，此论述的小节名为“撕下正人君子虚伪的假面”。他认为《死后》是鲁迅为了支持女师大风潮所写就的。散文诗以运动神经的废灭而知觉还在的死亡为设想，讽刺了死后所经历感觉的种种生活现象。第一是批判麻木的戏剧看客。第二，讽刺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并与鲁迅杂文《夏三虫》《战士和苍蝇》相联系。第三，揭露了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也没有任意死去的权利的社会。第四，揭示了现代评论派笔墨围剿使自己六面碰壁的处境，并讥讽书店老板的剥削本性。最后，表达了即使死后也要同敌人作最彻底斗争的抗争精神。
张洁宇认为《死后》是以死后荒诞的情形透露出活人世界的问题，是对于半死不活的状态的想象和体验，是变换了角度的对生的追问。“对于‘死后’的种种奇特感受，鲁迅一共安排了三个场景加以表现。着三个场景，分别对应了他思想中的四个方面。”[3]以“看热闹”的场景对应“看客”与“示众”的问题;以虫蚁和苍蝇表达对伪君子的讽刺;以“入殓”的场景抨击中国社会的人权问题。最后以“碰壁”表达了鲁迅很长时间以来对于自己的现实处境的真实感受。
而丸尾常喜和李玉明两位学者则是将《野草》放在鲁迅思想的发展史中进行研究。
丸尾常喜的《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有一个很明确的问题意识：从《野草》中寻找处于“耻辱与恢复”运动“彷徨期”的鲁迅之心声。丸尾常喜把《野草》看作是之前“呐喊”时期思想的崩毁与此后探索复苏的过程，因此，丸尾常喜不仅找到了《死后》的文学史渊源，而且看到了“我在快意中要哭出来”的情绪的反转和隐藏在背后的痛苦。丸尾常喜认为《死后》是“鲁迅的‘诀别剧’（诀别死神）”，并且将《死后》“鲁迅自身向‘生’的复归”与《孤独者》作比较。[4]
李玉明的《“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以我为中心，向外“膨胀自我硬实生命，以此与现实和传统对抗……而始终保持一种对现实和传统的清醒”;向内则“与自我内心世界中的‘毒气’和‘鬼气’抗衡……与旧我抗衡”。[5]在对《死后》的解读中，李玉明认为鲁迅所借以体知和思考的基点是肉体消亡即“死后”的现实和境遇，以此对旧我的生命态度和人生目的作了深刻的审视和辨析，从而在一个新的层次上认识自我，调整旧我，重铸自我。
第二节 文本细读及重释
《死后》是一篇有着新颖、奇特甚至诡异的艺术构思的散文诗，因为鲁迅写的既不是纯粹的生，也不是纯粹的死，而是生和死两种意识特征相互交织相互审视的生命状态。“这是那里，我怎么到这里来，怎么死的，这些事我全不明白。总之，待我自己知道已经死掉的时候，就已经死在那里了”，[6]这是鲁迅对于死的态度。而《过客》中也有类似的态度，只不过是对于生的：“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7]。相互联系可以发现，鲁迅无论是对于生或者死都是一样的态度，那就是不问原因，坦然接受。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和《铸剑》相联系，在血仇面前，本来像孩子一样的眉间尺无聊、迷茫，但是当他知道自己的仇恨时，可以瞬间从一个孩子变成一个合格的复仇者，即使复仇的希望对于他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毫无迟疑，对于仇恨、耻辱的接受是使命一样的东西。这一态度正是《野草》的基本特征：在象征主义的散文诗背后是鲁迅出于现实而又入于现实的人生态度。
然后是我对于死后的状态的感受。接着想起自己说过的批评不值一笑的话。这是他在杂文《未有天才之前》所说的：“谈当时社会的论调和趋势，一面要天才，一面又要迫害和灭亡，其举动就是整理国故、崇拜创作和恶意的批评”。[8]鲁迅原先对恶意的批评的态度是置之不理，但当他以死后的视角再看才发现不过是自己的违心之论。首先，这些是对于希望对于天才对于个人和个性的迫害和灭杀;其次，当人死去再也无力为自己辩解的时候，别人的恶意的批评就是对自己的盖棺定论，自己的所有努力和真实都会被歪曲，自己的意义被消磨，胜利将会属于伪善的正人君子，这是鲁迅所不愿看到的。 接着是嘈杂、喧扰的场景，无聊而且令人厌烦。这里有两个意象，一是看客，二是蝇虫。他们嘴里不成句的话，他们无意义的感叹，让人看到的只是他们的麻木、无聊和隔膜。这一描写融入了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批判。
而当鲁迅发现这些看客里没有熟人的时候，还为此感到高兴，因为他既不愿朋友为自己的死感到悲伤，也不要敌人感到快意。鲁迅在病逝前两个月《死》里写道：“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礼仪，是请别人宽恕……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9]从写作《死后》的1925年到写作《死》的1936年，魯迅对于敌人的韧性的战斗从未停止。
之后是“我”被随意处置，被随意评论。在生前，人没有任意生存权利，在死后人的评论中，“我”连随意死掉的权利也失去了。在这里鲁迅说：“可惜我久没了纸笔，既有也不能写了，而且写了也没有地方发表了”。这是有着现实前提的。1925年三月孙中山病逝，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攻讦和中伤的言论，鲁迅因此写了《战士和苍蝇》：“有缺点的战士依旧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10]还有对于女师大事件散布流言的正人君子，都是对战士随意处置、歪曲、中伤的虫豸。鲁迅在杂文《我还不能“带住”》中这样写道：“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11]这就是之后鲁迅写《这样的战士》的一个契机点。这是鲁迅对于这种生存的认识，才有了鲁迅对于正人君子，伪善者的战斗到底的精神战士的出现。
然后我的尸体被收殓，六面碰壁和钉子的意象也是有所实指的，即女师大事件。接下来的勃古斋旧书铺向我推销嘉靖黑口本的明板《公羊传》。这一意象是真实的我被扭曲和遮蔽、被他人异化的体现。
当“我”死后的所有场景都展示完，“我”终于在散文诗的最后一节完成了对死的感悟，生的复归。
“忽而，有一种力将我的平安冲破……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12]这种将“我”的平安冲破的力来源于什么呢？根据之前的分析，这是在“我”看遍了死后“我”的作为、存在和意义怎样的被人扭曲、消解和灭亡之后，从“我”诧异、厌烦、愤怒的情绪中涌出的了。这种力就是——复仇，是即便死去，“连仇敌也不使知道，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这是“我”的复仇，是向仇敌的复仇，即便已不能动、不能以笔代刀，即便是在死去这个最无力复仇的时候，也要以死向仇敌复仇。
这种复仇让“我”快意，使“我觉得在快意中要哭出来”。这种在“快意”和“哭”两个极端相反的情绪之间发生的巨大反转背后隐藏着“我”深深的无力和绝望。这种绝望在小说《孤独者》中也有所体现：“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了，——然而我胜利了。”[13]然而两者又有所不同。《死后》的“我”是以死也不给敌人欢欣作为复仇，这种复仇是在死后明知敌人会获得最后的胜利，自己的生命和意义最终将被蒙蔽、消解、毁灭的情况下，做出的绝望而毫无实效意义的抗争。《孤独者》中魏连殳的复仇是自我毁灭的复仇，是在生前穷途末路之后转而破坏掉唯一的希望向民众和自我的复仇。然而无论是哪一种复仇，最后的指向都是绝望和无意义，也最终指向了对于这两种复仇的否定。那么在生的世界里向敌人的复仇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唯一的出路了：“然而终于也没有眼泪流下;只看见眼前仿佛有火花一闪，我于是坐了起来。”最终，“我”完成了向死的诀别，向生的复归，现世新我的确立，也就有了之后的散文诗《这样的战士》、《腊叶》、《淡淡的血痕中》……
结语
总之，这是鲁迅以死的视角看待生，出于现世而又回归现世，向生而死最后又向死而生的一篇散文诗。在这篇散文诗中鲁迅以独特的视角看到了无聊的看客、可鄙的蝇虫、随意评论的人们，看到了自己在现实中六面碰壁的生存处境，看到了自己怎样的在死后被人歪曲、消解，也看到了自己的死后的复仇是怎样的无力悲哀毫无意义。正是这死后的视角和场景让鲁迅完成了对旧我的剖析和否定，死的诀别和现实的复归，同时一个新我即将出现。
注释：
[1]竹内好著;孙歌编;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98
[2]汪晖著：《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39
[3]张洁宇著：《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54
[4]丸尾常喜著;秦弓，孙丽华编译：《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11
[5]李玉明著：《“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
[6][7][8][9][10][11][12][13]鲁迅著：《鲁迅文集》，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1189，1176，56，569，142，197，1191，1110
参考文献：
[1]竹内好著;孙歌编;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2]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孙玉石：《<野草>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关键词】：《野草》;《死后》;研究综述;细读
前 言
《野草》在鲁迅的创作和生命中的重要性在现在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现代学者通过对《野草》的解读来探究鲁迅的思想本源、生命哲学、艺术形成、社会现实等问题成为一种常态。这是因为《野草》作为意向复杂的散文诗是鲁迅对自己的思想哲学、个人生命及现实体验的一次全方位的深刻剖析。
这种进行自我剖析的文本，对研究鲁迅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竹内好认为《野草》“描写得仿佛可以使人看到鲁迅作为文学者形成的过程，或者是相反地散发出去的经过”。[1]在其眼中，《野草》成为连接鲁迅作为个人和文学者和作品的桥梁。在汪晖那里，“不把《野草》作为一般的，如鲁迅谦称的‘随时的小感想’”[2]，而是本身就有着思想的整体性，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生哲学体系来追索鲁迅关于生存思考的推衍过程。
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对于《野草》研究有着指导性的意义。而众多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研究方法来解读《野草》，并取得累累硕果，但不可避免的也有误读及错读的出现。本论文以《野草》中的《死后》一篇作为研究对象，论文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前人研究综述和《死后》细读重释，希望能够在研究中完善《死后》一篇的解读。
第一节 研究综述
关于《死后》的解读主要出现于学者们对《野草》的研究专著中，因此在此选取了孙玉石、张洁宇、李玉明、丸尾常喜四位学者的专著从两个角度作综述。
孙玉石的《<野草>研究》和张洁宇的《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及研究》都是主要从现实主义的层面来解读《野草》丰富的意象内涵。
孙玉石在其專著中将《死后》一篇和《狗的驳诘》一同论述，此论述的小节名为“撕下正人君子虚伪的假面”。他认为《死后》是鲁迅为了支持女师大风潮所写就的。散文诗以运动神经的废灭而知觉还在的死亡为设想，讽刺了死后所经历感觉的种种生活现象。第一是批判麻木的戏剧看客。第二，讽刺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并与鲁迅杂文《夏三虫》《战士和苍蝇》相联系。第三，揭露了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也没有任意死去的权利的社会。第四，揭示了现代评论派笔墨围剿使自己六面碰壁的处境，并讥讽书店老板的剥削本性。最后，表达了即使死后也要同敌人作最彻底斗争的抗争精神。
张洁宇认为《死后》是以死后荒诞的情形透露出活人世界的问题，是对于半死不活的状态的想象和体验，是变换了角度的对生的追问。“对于‘死后’的种种奇特感受，鲁迅一共安排了三个场景加以表现。着三个场景，分别对应了他思想中的四个方面。”[3]以“看热闹”的场景对应“看客”与“示众”的问题;以虫蚁和苍蝇表达对伪君子的讽刺;以“入殓”的场景抨击中国社会的人权问题。最后以“碰壁”表达了鲁迅很长时间以来对于自己的现实处境的真实感受。
而丸尾常喜和李玉明两位学者则是将《野草》放在鲁迅思想的发展史中进行研究。
丸尾常喜的《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有一个很明确的问题意识：从《野草》中寻找处于“耻辱与恢复”运动“彷徨期”的鲁迅之心声。丸尾常喜把《野草》看作是之前“呐喊”时期思想的崩毁与此后探索复苏的过程，因此，丸尾常喜不仅找到了《死后》的文学史渊源，而且看到了“我在快意中要哭出来”的情绪的反转和隐藏在背后的痛苦。丸尾常喜认为《死后》是“鲁迅的‘诀别剧’（诀别死神）”，并且将《死后》“鲁迅自身向‘生’的复归”与《孤独者》作比较。[4]
李玉明的《“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以我为中心，向外“膨胀自我硬实生命，以此与现实和传统对抗……而始终保持一种对现实和传统的清醒”;向内则“与自我内心世界中的‘毒气’和‘鬼气’抗衡……与旧我抗衡”。[5]在对《死后》的解读中，李玉明认为鲁迅所借以体知和思考的基点是肉体消亡即“死后”的现实和境遇，以此对旧我的生命态度和人生目的作了深刻的审视和辨析，从而在一个新的层次上认识自我，调整旧我，重铸自我。
第二节 文本细读及重释
《死后》是一篇有着新颖、奇特甚至诡异的艺术构思的散文诗，因为鲁迅写的既不是纯粹的生，也不是纯粹的死，而是生和死两种意识特征相互交织相互审视的生命状态。“这是那里，我怎么到这里来，怎么死的，这些事我全不明白。总之，待我自己知道已经死掉的时候，就已经死在那里了”，[6]这是鲁迅对于死的态度。而《过客》中也有类似的态度，只不过是对于生的：“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7]。相互联系可以发现，鲁迅无论是对于生或者死都是一样的态度，那就是不问原因，坦然接受。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和《铸剑》相联系，在血仇面前，本来像孩子一样的眉间尺无聊、迷茫，但是当他知道自己的仇恨时，可以瞬间从一个孩子变成一个合格的复仇者，即使复仇的希望对于他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毫无迟疑，对于仇恨、耻辱的接受是使命一样的东西。这一态度正是《野草》的基本特征：在象征主义的散文诗背后是鲁迅出于现实而又入于现实的人生态度。
然后是我对于死后的状态的感受。接着想起自己说过的批评不值一笑的话。这是他在杂文《未有天才之前》所说的：“谈当时社会的论调和趋势，一面要天才，一面又要迫害和灭亡，其举动就是整理国故、崇拜创作和恶意的批评”。[8]鲁迅原先对恶意的批评的态度是置之不理，但当他以死后的视角再看才发现不过是自己的违心之论。首先，这些是对于希望对于天才对于个人和个性的迫害和灭杀;其次，当人死去再也无力为自己辩解的时候，别人的恶意的批评就是对自己的盖棺定论，自己的所有努力和真实都会被歪曲，自己的意义被消磨，胜利将会属于伪善的正人君子，这是鲁迅所不愿看到的。 接着是嘈杂、喧扰的场景，无聊而且令人厌烦。这里有两个意象，一是看客，二是蝇虫。他们嘴里不成句的话，他们无意义的感叹，让人看到的只是他们的麻木、无聊和隔膜。这一描写融入了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批判。
而当鲁迅发现这些看客里没有熟人的时候，还为此感到高兴，因为他既不愿朋友为自己的死感到悲伤，也不要敌人感到快意。鲁迅在病逝前两个月《死》里写道：“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礼仪，是请别人宽恕……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9]从写作《死后》的1925年到写作《死》的1936年，魯迅对于敌人的韧性的战斗从未停止。
之后是“我”被随意处置，被随意评论。在生前，人没有任意生存权利，在死后人的评论中，“我”连随意死掉的权利也失去了。在这里鲁迅说：“可惜我久没了纸笔，既有也不能写了，而且写了也没有地方发表了”。这是有着现实前提的。1925年三月孙中山病逝，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攻讦和中伤的言论，鲁迅因此写了《战士和苍蝇》：“有缺点的战士依旧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10]还有对于女师大事件散布流言的正人君子，都是对战士随意处置、歪曲、中伤的虫豸。鲁迅在杂文《我还不能“带住”》中这样写道：“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11]这就是之后鲁迅写《这样的战士》的一个契机点。这是鲁迅对于这种生存的认识，才有了鲁迅对于正人君子，伪善者的战斗到底的精神战士的出现。
然后我的尸体被收殓，六面碰壁和钉子的意象也是有所实指的，即女师大事件。接下来的勃古斋旧书铺向我推销嘉靖黑口本的明板《公羊传》。这一意象是真实的我被扭曲和遮蔽、被他人异化的体现。
当“我”死后的所有场景都展示完，“我”终于在散文诗的最后一节完成了对死的感悟，生的复归。
“忽而，有一种力将我的平安冲破……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12]这种将“我”的平安冲破的力来源于什么呢？根据之前的分析，这是在“我”看遍了死后“我”的作为、存在和意义怎样的被人扭曲、消解和灭亡之后，从“我”诧异、厌烦、愤怒的情绪中涌出的了。这种力就是——复仇，是即便死去，“连仇敌也不使知道，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这是“我”的复仇，是向仇敌的复仇，即便已不能动、不能以笔代刀，即便是在死去这个最无力复仇的时候，也要以死向仇敌复仇。
这种复仇让“我”快意，使“我觉得在快意中要哭出来”。这种在“快意”和“哭”两个极端相反的情绪之间发生的巨大反转背后隐藏着“我”深深的无力和绝望。这种绝望在小说《孤独者》中也有所体现：“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了，——然而我胜利了。”[13]然而两者又有所不同。《死后》的“我”是以死也不给敌人欢欣作为复仇，这种复仇是在死后明知敌人会获得最后的胜利，自己的生命和意义最终将被蒙蔽、消解、毁灭的情况下，做出的绝望而毫无实效意义的抗争。《孤独者》中魏连殳的复仇是自我毁灭的复仇，是在生前穷途末路之后转而破坏掉唯一的希望向民众和自我的复仇。然而无论是哪一种复仇，最后的指向都是绝望和无意义，也最终指向了对于这两种复仇的否定。那么在生的世界里向敌人的复仇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唯一的出路了：“然而终于也没有眼泪流下;只看见眼前仿佛有火花一闪，我于是坐了起来。”最终，“我”完成了向死的诀别，向生的复归，现世新我的确立，也就有了之后的散文诗《这样的战士》、《腊叶》、《淡淡的血痕中》……
结语
总之，这是鲁迅以死的视角看待生，出于现世而又回归现世，向生而死最后又向死而生的一篇散文诗。在这篇散文诗中鲁迅以独特的视角看到了无聊的看客、可鄙的蝇虫、随意评论的人们，看到了自己在现实中六面碰壁的生存处境，看到了自己怎样的在死后被人歪曲、消解，也看到了自己的死后的复仇是怎样的无力悲哀毫无意义。正是这死后的视角和场景让鲁迅完成了对旧我的剖析和否定，死的诀别和现实的复归，同时一个新我即将出现。
注释：
[1]竹内好著;孙歌编;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98
[2]汪晖著：《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39
[3]张洁宇著：《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54
[4]丸尾常喜著;秦弓，孙丽华编译：《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11
[5]李玉明著：《“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
[6][7][8][9][10][11][12][13]鲁迅著：《鲁迅文集》，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1189，1176，56，569，142，197，1191，1110
参考文献：
[1]竹内好著;孙歌编;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2]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孙玉石：《<野草>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