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每一位译者在翻译中都追求使译作对等于原作，而绝对对等在就原作的内容或是读者的反应而言均不可能存在。因此，对等适度就成了译者在翻译时所遵守的主要理念。而原作、译者、读者这三方都会对适度产生重大影响，造成了古往今来众多派别的针锋相对，如异化与归化、直译与意译的冲突等。本文主要分析了鲁迅在其翻译过程中，在欧化和归化策略以及直译与意译方法上不断调整及寻求适度的理念，并借此提倡适度理念在翻译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鲁迅 适度 “欧化” “直译”
　　 任何一位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都极为讲究对原作的忠诚度，他们希望能够原原本本地传达原作的意思。换言之，也就是希望自己的译本能够和原作对等。然而，大量分析表明，这种对等绝不可能是常量，而是变量。在受到原作本身文化内涵和背景的限制之外，译者母语的文化背景和读者的理解能力都会导致这种适度的平衡有所偏颇。这种适度可以体现在对原作的忠诚度上，对译文的可译性上、和对读者的可接受性上等等。不同译者对于适度的理解不同，亦或是对于翻译有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排序，势必会导致矛盾。因此，如何正确界定这种适度，也变得众说纷纭、难分伯仲。
　　 作为在中国翻译史上最具有“争议”的翻译家之一，每当提起鲁迅，接踵而至的似乎就是人们对他“硬译”的诟病，认为鲁迅过分追求“异化”翻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鲁迅采取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并不是一味的“异化”和“硬译”，相反，他是在“异化”与“归化”、“直译”和“意译”中的黄金分割点上展开的翻译。
　　 一.“欧化”与“异化”策略的异同
　　 鲁迅在翻译中所提倡的“欧化”，并非现代译学中韦努蒂主张的“异化”。“在忠实原作、保留源语文化异质性方面，欧化和异化没有差别，它们都是与归化相对而言的。”然而，两者在目的性上有根本不同，韦努蒂强调在世界文化权力不对等的当下，翻译势必会倾向于强势国家，造成翻译的单一化和强权化，因此他提出“异化”主张，反对强势国家文化的霸权以及保留弱势国家文化的独特性。鲁迅则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为了改造中国语言和文化，进而唤醒大众，他借用外国原汁原味的源语文化来丰富中国自身文化的缺憾。也就是说，韦努蒂站在弱势国家的立场上，强调翻译文化的多样性，而鲁迅，则强调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学习，借以改变自我命运。综上，两者在出发点上有较大的差异，我们不能把这两者的概念加以混淆。
　　 二.“欧化”策略指导下的具体实践方法——“硬译”
　　 “硬译”一直被认为是鲁迅提倡的翻译方法，他认为“硬译”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鲁迅认为翻译要忠实于原文，不仅要逐句，甚至逐字对应，句法结构、句子顺序也要一一对应。他的翻译观和“直译”在忠实原作上是一致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在一定程度上，“硬译”可以看作是“直译”的极端表现。另外，“硬译”的产生来自于那个时代鲁迅心中对立人、立国、立民的深切渴望，他渴望通过借用异域语言来改造中国语言，通过外来文化的输入，创造新文化。可是翻译带来的效果是漫长持久且成效甚微的，因此他寄希望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读者帮助推动语言“欧化”的大众化趋势，希望他们能够带着“硬着头皮看下去”的精神好好地接受和吸收这些异域语言文化。然而，这种“硬译”带来了译文晦涩难懂的问题，非但没有达到该有的效果，反而为鲁迅带来了数不清的舆论批判。译者梁实秋就曾猛烈抨击过鲁迅的翻译方法，并将之与“死译”、“曲译”相提并论。
　　 三.适度的体现
　　 鲁迅在其翻译实践中并非通篇采用“欧化”策略和“硬译”，这种翻译方法指导下的译文只在极少数，更多地则是在以忠实原作为基础上，“欧化”和“归化”相结合、寻求“适度”的策略翻译的，尤其是在儿童文学作品上的翻译，鲁迅更是追求“去欧化”。
　　 1.一味“欧化”
　　 1907～1909，《域外小说集》出版，标志着鲁迅“欧化”翻译策略的正式实施。此后，鲁迅大部分作品仍采用“直译”翻译，而只有少数作品，如《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作为“硬译”的代表，却激起了梁实秋等人对于“欧化”和“硬译”的抨击，引起了著名的翻译论战。而事实上，鲁迅本人在对“硬译”做出的少量实践中，就已经明白了它的局限性：
　　 第一，鲁迅对于“硬译”作品的受众有明确的限制和过高的期望。“外来语汇的引进应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译者只能为这个过程提供素材，适时引导，而不应把读者一时还不能接受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强加给他们。”这也就是说，鲁迅在翻译中仅仅只考虑到了读者接受的动态性，即它对语言、文化方面积极的推动作用，包括文化的“融异化同”的功能，而没有考虑到读者接受的保守性。正是这种保守性阻碍了异域文化的传播，也给鲁迅带来了铺天盖地的指责。
　　 第二，鲁迅“硬译”方法中过分强调句法一致，忽略了文化可译性及文化可接受性。中西文化有很大的差异：
　　 首先，英语注重结构的严谨性且多用被动句和复合句，而汉语注重意思的表达则更倾向于用主动句和简单句，如果两者在翻译时一味苛求一致，则会导致汉语句子冗长并且成分赘余，使句意晦涩难懂。
　　 其次，中西文化背景截然不同。在西方国家人们都很喜欢养狗，因此他们常用狗来自称或互称。而在中国，自古以来，狗便是“令人嫌恶”的，和狗相关的也多是贬义的词语，如狐朋狗友、狼心狗肺等。所以，在英語中，“You are a lucky dog.”若是“直译”过来便是，“你是一只幸运的狗”，让人很不舒服。
　　 综上，鲁迅在实践过程中便已发现了“硬译”的缺陷，他开始寻找“欧化”和“归化”的适度平衡点。
　　 2.“欧化”和“归化”结合
　　 在经历了“硬译”翻译的失败后，鲁迅认识到：“翻译一直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其间异域文化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印记”。因此，他在诗歌和戏剧的翻译上放弃了“欧化”策略，认为通俗易懂的译文才是最合适的。他的第一部戏剧译本《一个青年的梦》中这样写到：青年问：“这里有什么事，”不识者答：“有平和大会呢。”全篇都采用极其简单的话语，人物对白明了。而在文艺理论翻译中，鲁迅也认为意译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专业术语，否则读者不能掌握其意思。由此可见，鲁迅在诗歌、戏剧、文艺理论翻译上的转变表明他已经寻找到这种适度——即让读者能够读懂作为底线，“保持异质文化”的“欧化”翻译才是他以及当时所有主张“欧化”翻译的译者的目标。因此，鲁迅采用了“归化”翻译。而正如郑振铎所说的，“忠实而不失其流利，流利而不流于放纵”是每一个译者都应追求的最高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