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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所强化的“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文学观点，与其政治观点欲拯救国家必先新民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同时，梁启超的“文学救国论”也在客观上提高了小说在传统文学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梁启超；小说；新民；救国
梁启超在其1902年发表在《新小说》第1号上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他关于小说的社会教育功能的看法，“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而梁启超之所以将小说抬至如此之高的地位的原因，是他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1]
为了论证“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梁启超在接下来具体分析了小说的作用。首先他抛出人类“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这一问题，他认为，不仅是因为小说较之其他文体来说更加浅白易懂、乐而多趣，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于身外之身，世界之外之世界存有普遍的好奇心，而小说则可以导人游于他境，变换其常受常触之空气；另外，人们对于自己日常的情状不能有所察觉，或者有所感悟也不能描摹得出，一旦看到有小说能够描摹出似于自我的情状，便心有戚戚，引起共鸣，因此凡人多嗜读小说。
梁启超引入佛教用语，来解释小说对于人们的影响主要通过熏、浸、刺、提四种方式。由时间到空间、由外及内来阐释小说对人产生的潜移默化之作用。正因为小说对人、对世风影响甚大，正如空气中含有秽质、菽粟中含有毒性，不好的小说对于社会的危害也很大。自古以来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人妖丘狐、江湖盗贼类的古小说已然在社会上形成了风气，因此导致了现今社会的种种乱象：惑于相命、趋逐爵禄、轻弃信义、沉溺声色等，可见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圣贤的谆谆教诲敌不过华士坊贾的一二本书，大雅君子愈是不屑，小说的创作则愈是归于华士坊贾之手。
他认为一直以来造成社会风气恶化的原因在于旧小说所传递出来的价值观念存在问题。“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无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因此，近千年来这种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的思想早已充斥者中国下层百姓的思想与生活之中，若想要革新中国人的思想，则必须革新中国的小说。想要挽救国家前途，则势必要在小说界展开革命，创造新小说。
其实，早在1897年，梁启超为《蒙学报》、《演义报》作序时，就已经注意到了小说在改良时弊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2]于是，梁启超等一大批有识之士在西方和日本等变法维新的经验中看到了小说可以救国救民的曙光。
1898年8月，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避祸赴日本。到达日本后，梁启超对日本的政治小说产生兴趣，虽然日本政治小说的兴盛期（1830-1890，明治十六年至二十三年）已经过去，但是作为戊戌变法失败的改良政治家，梁启超对日本政治小说非常感兴趣，他在《清议报》中专门辟出“政治小说”一栏，翻译和介绍日本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这些小说的艺术价值比较低，但梁启超是将这些小说作为政治手段加以利用，来实现“文学救国”的愿望。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于1902年11月14日《新小说》第1号。同年，在《新小说》上发表的还有梁启超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该刊“政治小说”一栏连载，他自己说“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3]，可见，梁启超创办文学刊物的目的，正是为了以文艺的形式发表政见。
梁启超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所从事的文学活动，无论是创办刊物还是译介西方及日本的政治小说，均是为他的政治理想——改良政治所服务的。在他看来“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4]小说可以實现“六经”、“正史”、“律例”所不能完成的功能，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改变国民愚昧落后的面貌，从而实现他“新民”的政治主张。
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号上《本报告白》部分阐明它的办刊宗旨“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功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根本。”[5]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当国民变为“新民”，当国民摆脱奴隶地位而变为真正的国民，中国才能改变落后被动的局面，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万国之间。
他的这种“文学救国”论与中国传统文人的“文以载道”思想无意中相契合。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中将文学视为传递政治理想的工具，梁启超也是通过政治小说来表达知识分子群体可能借助文学或者小说之力改良群治、拯救国家的效果，具有强烈的家国意识，在当时社会面临内忧外患的的背景下不失为一种高明的主张。虽然它神话了文学的教育功能，企图使文学担负起扭转乾坤的重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与片面性。但从文学史来看，与传统文学观念相比较，梁启超将小说这一文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空前提高，使小说越过诗歌与戏剧，受到人们的追捧。此外，其文学观念“为文学从传统到近代乃至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转变，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6]。通过梁启超的“文学救国论”、小说育新民的思想，也为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小说运动的勃兴奠定了基础。
注释：
[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原载1902年11月14日《新小说》第1号。
[2]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4页。
[3]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序言》，《新小说》第1号，第51页。
[4]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
[5]梁启超：《新民丛报》“本报告白”，《清议报》第1册。
[6]郭长保：《新文化与新文学——基于晚明至五四时期的文学文化转型研究》，线装书局，2012年版，第142页。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
[3]郭长保：《新文化与新文学——基于晚明至五四时期的文学文化转型研究》，线装书局，2012年版。
作者简介：高真，天津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 2015级研究生。
【关键词】：梁启超；小说；新民；救国
梁启超在其1902年发表在《新小说》第1号上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他关于小说的社会教育功能的看法，“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而梁启超之所以将小说抬至如此之高的地位的原因，是他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1]
为了论证“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梁启超在接下来具体分析了小说的作用。首先他抛出人类“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这一问题，他认为，不仅是因为小说较之其他文体来说更加浅白易懂、乐而多趣，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于身外之身，世界之外之世界存有普遍的好奇心，而小说则可以导人游于他境，变换其常受常触之空气；另外，人们对于自己日常的情状不能有所察觉，或者有所感悟也不能描摹得出，一旦看到有小说能够描摹出似于自我的情状，便心有戚戚，引起共鸣，因此凡人多嗜读小说。
梁启超引入佛教用语，来解释小说对于人们的影响主要通过熏、浸、刺、提四种方式。由时间到空间、由外及内来阐释小说对人产生的潜移默化之作用。正因为小说对人、对世风影响甚大，正如空气中含有秽质、菽粟中含有毒性，不好的小说对于社会的危害也很大。自古以来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人妖丘狐、江湖盗贼类的古小说已然在社会上形成了风气，因此导致了现今社会的种种乱象：惑于相命、趋逐爵禄、轻弃信义、沉溺声色等，可见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圣贤的谆谆教诲敌不过华士坊贾的一二本书，大雅君子愈是不屑，小说的创作则愈是归于华士坊贾之手。
他认为一直以来造成社会风气恶化的原因在于旧小说所传递出来的价值观念存在问题。“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无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因此，近千年来这种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的思想早已充斥者中国下层百姓的思想与生活之中，若想要革新中国人的思想，则必须革新中国的小说。想要挽救国家前途，则势必要在小说界展开革命，创造新小说。
其实，早在1897年，梁启超为《蒙学报》、《演义报》作序时，就已经注意到了小说在改良时弊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2]于是，梁启超等一大批有识之士在西方和日本等变法维新的经验中看到了小说可以救国救民的曙光。
1898年8月，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避祸赴日本。到达日本后，梁启超对日本的政治小说产生兴趣，虽然日本政治小说的兴盛期（1830-1890，明治十六年至二十三年）已经过去，但是作为戊戌变法失败的改良政治家，梁启超对日本政治小说非常感兴趣，他在《清议报》中专门辟出“政治小说”一栏，翻译和介绍日本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这些小说的艺术价值比较低，但梁启超是将这些小说作为政治手段加以利用，来实现“文学救国”的愿望。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于1902年11月14日《新小说》第1号。同年，在《新小说》上发表的还有梁启超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该刊“政治小说”一栏连载，他自己说“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3]，可见，梁启超创办文学刊物的目的，正是为了以文艺的形式发表政见。
梁启超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所从事的文学活动，无论是创办刊物还是译介西方及日本的政治小说，均是为他的政治理想——改良政治所服务的。在他看来“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4]小说可以實现“六经”、“正史”、“律例”所不能完成的功能，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改变国民愚昧落后的面貌，从而实现他“新民”的政治主张。
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号上《本报告白》部分阐明它的办刊宗旨“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功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根本。”[5]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当国民变为“新民”，当国民摆脱奴隶地位而变为真正的国民，中国才能改变落后被动的局面，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万国之间。
他的这种“文学救国”论与中国传统文人的“文以载道”思想无意中相契合。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中将文学视为传递政治理想的工具，梁启超也是通过政治小说来表达知识分子群体可能借助文学或者小说之力改良群治、拯救国家的效果，具有强烈的家国意识，在当时社会面临内忧外患的的背景下不失为一种高明的主张。虽然它神话了文学的教育功能，企图使文学担负起扭转乾坤的重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与片面性。但从文学史来看，与传统文学观念相比较，梁启超将小说这一文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空前提高，使小说越过诗歌与戏剧，受到人们的追捧。此外，其文学观念“为文学从传统到近代乃至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转变，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6]。通过梁启超的“文学救国论”、小说育新民的思想，也为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小说运动的勃兴奠定了基础。
注释：
[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原载1902年11月14日《新小说》第1号。
[2]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4页。
[3]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序言》，《新小说》第1号，第51页。
[4]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
[5]梁启超：《新民丛报》“本报告白”，《清议报》第1册。
[6]郭长保：《新文化与新文学——基于晚明至五四时期的文学文化转型研究》，线装书局，2012年版，第142页。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
[3]郭长保：《新文化与新文学——基于晚明至五四时期的文学文化转型研究》，线装书局，2012年版。
作者简介：高真，天津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 2015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