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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均衡协调发展的理论阐释
教育是各级政府一项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这种服务,必须具有公平性,普惠性。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温家宝总理说:“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体现了中国古代朴素的教育公平思想。我国教育事业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体现公平与公正的原则,让社会成员通过平等地接受教育实现个人的和谐发展。然而,近年来,教育不公平现象愈演愈烈,已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
统计数字表明:国家重点大学中的农民子弟正逐年减少,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民子弟占到学生比例的一半,现在这个比例已降到10%左右。其他如南开,中国农大的统计,农民子弟平均降到20%左右,在我们陕西,每年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中,农民子弟已是凤毛麟角。在座的诸位大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大学毕业生。相当多数人和我一样出身农家都是从当地的农村中学考入大学的。我们市政协前副主席农家子弟王俊仁是从周至中学考入清华大学的。在那个年代,农家子弟通过考大学鲤鱼跳龙门是极其平常的事。而今,出身和背景对人们后天发展影响越来越大,农民子弟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机率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都是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农村学校的教育资源配置与城市学校差距不断加大,初高中择校费越来越高,大学学费大幅提高,大学毕业生特别是出身农家的毕业生就业毫无社会资源,都使农民兄弟对子弟教育心灰意冷。封建社会还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呢,而今,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
教育均衡发展是教育现代化的基石,让每个孩子都能机会均等地享受与时代同步的优质资源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如果说快速发展是教育现代化的前提条件,那么均衡发展则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如果说,快速发展追求的是物质层面的教育现代化,那么,均衡发展追求的是制度层面的教育现代化,失去了均衡发展,教育资源得不到均衡配置,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差异得不到缩小,来自弱势阶层的孩子得不到平等的教育,无论发展速度多快,都是畸形的,都是病态的,都是留有极大后患的。
二、教育均衡协调发展的基本理论视点
其一,教育均衡发展首先是政府责任。它应该是政府发展教育,特别是实施义务教育的指导思想。每一个学校办不好都是政府的过失。
其二,教育均衡发展是一种发展目标,更是一种教育发展过程,其本质的目标是追求一种理想、公平、高效、优质的教育状态。教育权力的公平是一切教育公平的基础,也是教育均衡发展的前提。
其三,教育均衡首先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它是教育均衡的物质条件。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是导致教育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因素。
其四,教育均衡是一个相对的均衡,一种动态的均衡。绝对的教育均衡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教育均衡发展不能理解为简单的均等发展。均衡发展不是限制或削弱发达地区优质学校的发展,而是要在均衡发展思想指导下,以更有力的措施扶持基础薄弱地区,薄弱学校和农村学校加快发展,在互帮互促中不断实现高位平衡。
其五,教育均衡发展不是划一发展,而是特色发展。它不是把高水平的拉下来达到低水平、低层次上的整齐划一发展,而是高水平、高层次上的多元化、多样化、特色化发展,它不是一种模式,不是一刀切,而是鼓励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创造性的探索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
其六,教育均衡发展不是短期发展,而是持续发展。教育发展不均衡有着长期深刻的历史原因,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教育的均衡发展就是一个由不均衡到均衡再到新的不均衡的不断发展的螺旋上升过程。
我们相信,只有当政府以一颗公正之心、公平对待教育发展中出现的多种问题并下气力解决,只有当全社会正确理解并支持教育均衡发展,只有当教育界自觉争当教育均衡发展的促进派,才能构建一幅教育和谐发展的美好图画。
三、西安市教育实现均衡协调发展的建议
第一、动用政府问责制,推行教育资源配备的“弱势补偿政策”。
政府是保障教育公平的第一责任人,政府保障教育公平的起点是什么?或者说,政府应该提供的教育公共服务的底线是什么?这里的底线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教育拨款均等化,二是政府提供的教育环境和条件的标准化,前者容易做到,后者还没有很好的政策设计。政府应尽快制定城乡统一的中小学设学标准,这个标准至少应该包括学校占地面积标准、校舍建设标准,教学设施配备标准,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教师配备标准等。这个标准也许曾经有过,但由于标准过低,无法满足中央最近通过的十年发展规划,无法满足新课改的要求,需要重新修订,政府应根据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尽快出台《西安市中小学设学基本标准》并依据这个标准,由各级政府全面启动合格学校评估建设工程,经过评估,对达不到合格学校的,全面实施“弱势补偿政策”。
这样做是为了推进教育的公平。教育公平,不仅指受教育机会的公平,还指受教育环境和条件公平。那些经过评估不合格学校,大都由于政府对它们长期的历史欠账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教育差距形成的,即那些不合格学校,在教育资源的“存量”上与合格学校有很大差距,仅靠“增量”公平并不能扭转他们的弱势地位,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必须按照合理的标准对他们加大投入,把对他们的历史欠账彻底还清,让它们回到合格学校的队伍中来。这是我们当下推进教育公平方面要破解的重大课题。通过实行教育资源配备的“弱势补偿政策”,在三到五年内,使我市城乡和校际教育硬件的差距最小化,使教师队伍的差距最小化,使教育管理水平的差距最小化。
实事求是地说,用这项政策来消除城乡校际差距,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程要走。但在大城市消除义务教育阶级的校际差距却比较容易做到。西安市的城六区中小学硬件上差距并不很大,差距在师资上,这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大学区教师流动制度来平衡。日本、韩国中小学教师三年轮流一次,国内的安徽铜陵、辽宁沈阳、山东潍坊,都有效地推行了教师流动制度,教育部还在河北邯郸专门召开了这方面的现场会,西安为什么不能做到?说到底是一个政府是否作为,依法行政的问题。反对教师流动的声音主要来自少数重点学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因为教师流动打破了他们的利益格局,建议将教师流动制度设立一个时间表,做不到就问责,换能做的人来做,实际情况是这件事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想做。问责制解决的是让不想做的人下台,让想做的人来做,我们并不缺想做的人。
第二,开展农村十二年义务教育试点,落实省委“西安率先发展”的要求。
义务教育年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受教育水平和整体素质,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全球190多个国家地区,有170多个实行免费教育,即使在不发达地区,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已成为共识,那些与中国经济实力相差十万八千里的非洲穷兄弟国家,照样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比如古巴,它实行12年义务教育已经多年,教育支出占GDP6.3%以上,九年义务教育已经落后于世界教育发展潮流。
在我国,港澳台地区早已实行十二年教育,澳门实行了十五年义务教育,广东珠海、重庆大渡口区、山西沁源甚至新疆喀什、辽宁鞍山都在进行十二年义务教育试点,特别是我省吴起、志丹、神木都实行了十二年义务教育,最令人感慨的是宁陕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地方财政每年1500万的山区,这个农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仅有1000元的传统穷县,他们下了“全县从书记县长三年内不许换新车,出差住宿每晚不超过120元”的决心,也从去年开始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宁陕的作法让所有不能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的借口和说辞哑口无言。
根据国家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根据省委西安率先发展的要求,西安应考虑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特别是在农村开展十二年义务教育的试点,理由如下:首先,我们国家从86年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至今,已经25年了,这二十五年,是我们国家经济实力飞速提升的25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据专家估计,全国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多增加三年义务教育所需经费每年仅需1130亿元,这个数字比起拉动经济所需4万亿是微不足道的。具体到我市,我详细调研了长安区的情况,今年长安区有初中毕业生12970人,普高招了7000多人,长安区的职高招了2000多人,只有不到3500人没有进入高中阶段学习,以长安区现有经济实力和教育资源,3500人不过70个班,现有的完全中学和职高每个多招五个班就够了,长安区是我市第一人口大区,长安区能解决,其他区县压力更小一些。如果有困难,可以找两个区县试点,逐年完善逐年铺开。这一建议的出发点是九年义务教育已经全部免费,农民在子女教育上的负担大大减轻了,但由于大学生不包分配以及毕业后难以就业,农村打工潮等因素影响,许多人认为上高中要花很多钱,即使考上大学,毕业以后还得去打工,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挣钱,在过去,上学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现在许多农村家庭和孩子,已经不再认为上学就可以改变命运了,因而对供子女上学缺乏动力,有的甚至连九年义务教育也不想完成,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去了。这必然影响这个群体未来的长足发展,因为这些没有受到高等教育的农村孩子进了城市也难获得发展机会,而即使留在农村,没有较高文化水平也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农村发展的需要。对社会而言,可能会失去很多优秀人才苗子——要知道,今天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很多是来自农村,如果现在的农村孩子由于对前途无望不再上高中而不进大学,就意味着大量的人才苗子流失掉了,现实地讲,现在城市工人大量的是农民工,如果大量的农村孩子放弃接受高中教育直接外出打工。将使城市难以获得较高层次的劳动力,难以适应现代产业需要,再现实的讲,每年有那么多的初中学生终止学业,过早地投入社会,这些十六七岁还未成年的孩子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不少人成了网吧常客,他们经常寻衅滋事,为非作歹,是近年来社会治安犯罪的高发人群,如果让他们走进校园,有书可读,有人可管,有校纪校规约束。到了十八岁。人格就会更加成熟一些。
因此,主张先在农村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使所有农村孩子从小学到高中都能免费上学,这样,可以使农村家庭不会担心子女上高中白花钱,而且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免费上了高中,便有机会参加高考考上大学,将给他们带来更多发展机会,即使考不上,把高中和职高当做孩子进入社会的预备期,多念几年书也不亏,当教育由投资型转为“社会福利”后,任谁也不会放弃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在农村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并不是对城市的不公平,现实是所有城市家长对教育是高度重视的,城市初中毕业后,无论上普高与中职,很少有无学可上的,十二年义务教育,对城市是锦上添花,对农村是雪中送炭。教育兴则西安兴,教育强则西安强,义务教育不能只留在查漏补缺阶段,不能不回应经济社会带来的现实需求,不能无视义务教育的世界化趋势,而应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第三、解决择校顽疾,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择校是高考指挥棒下的直接产物,择校问题的本质是追求优质教育资源,是升学的竞争,接受优质教育的竞争,是社会上激烈的生存和发展竞争在教育领域的反映。从狭义角度看,择校是个典型的教育问题,更具体一点,是一个招生方式问题,然而,由于它和公共利益休戚相关,择校问题逐渐超越教育范畴,成为社会公共政策问题。
择校就是用金钱和权利交换教育机会,择校收费制度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恶劣的或前所未有的坏制度,它使权钱交易合法化、制度化,是对义务教育法精神和教育公平原则的粗暴破坏,明显改变了公办学院的公益性,是制约和扩大社会阶层差距和对立的重要推手。
择校收费是一个群众反映强烈、影响政府形象的顽疾,被群众称为新的三座大山之一(上学难)曾被列入八大教育潜规则之首,调查表明,有七成家长难以承受。择校热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是社会文化背景的原因,如传统文化的分数至上,老百姓望子成龙,追求高学历心态,学历社会的制度安排,高考竞争、就业压力,这些因素构成了我国的基本教育国情,但这些只是间接的和背景性的。其次是教育供求关系的原因,一般解释为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这个解释似是而非,因为与前些年相比,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增加了很多,而学龄人口则大幅度下降,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的供求关系已经比较宽松,择校竞争却日益激烈。再次是制度化原因,这也是造成择校竞争的根本性原因。其中又包括: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重点学校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产物,到86年,义务教育法公布后。国家多次重申取消重点学校制度,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和非重点,然而,变相的重点学校仍大行其道,少数重点学校与多数普通学校并存的客观现实,造成了学生家长不得不择校的倒逼机制,重点学校赖以寻租的筹码是升学率,升学率越高重点学校的名气和价码越大,应试教育与择校竞争因此互为表里,相互推进,结成坚固的利益同盟。择校收费制度。重点学校不仅享有能在大范围内优先录取高分学生的特殊政策,而且可以合法的招生择校生。高中是非义务教育,政府通过三限政策进行规范,但私下没有不突破这个标准的,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择校收费更加无法无天,为规避风险,学校收取择校费通常是以捐资助学名义出现的。既然是制度性原因,我们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制度改革予以改变,因此我建议:
改革小升初招生制度。小升初一律就近入学,重点初中如再招择校生校长一律免职,言出法随。任何人不得姑息纵容,不妨抓取典型,杀一儆百。让这一规定成为高压线,任何人不敢撞。重点中学的择校生比例要逐年下降,三年内压到百分之十。主要用于招收特长生。
改革重点中学的择校费制度。市属重点中学无论那种名目所收的择校费,都在政府的财政体制外循环,都缺乏必要的监管;都是一个黑洞,如依法治理,不知会有多少校长走上审判台,吃不了兜着走。建议对这笔灰色收入在逐校审计后,政府可明令上缴80%。由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用于改造薄弱学校,叫做“薄弱学校改造专项资金”。对非市属的重点中学,如五大名校,虽然没有直接管辖权,但这些学校党的关系在地方,物价,审计,税收在地方,西安市无论动用哪个部门,包括纠风办和检察院,都让它们闻风丧胆,何况我们针对的不是学校,不是这些学校的广大教师,只是学校的领导人,眼下,而地税机关对其所收择校费课以重税,是完全可行的。
【责任编辑:曾文芳】
教育是各级政府一项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这种服务,必须具有公平性,普惠性。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温家宝总理说:“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体现了中国古代朴素的教育公平思想。我国教育事业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体现公平与公正的原则,让社会成员通过平等地接受教育实现个人的和谐发展。然而,近年来,教育不公平现象愈演愈烈,已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
统计数字表明:国家重点大学中的农民子弟正逐年减少,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民子弟占到学生比例的一半,现在这个比例已降到10%左右。其他如南开,中国农大的统计,农民子弟平均降到20%左右,在我们陕西,每年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中,农民子弟已是凤毛麟角。在座的诸位大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大学毕业生。相当多数人和我一样出身农家都是从当地的农村中学考入大学的。我们市政协前副主席农家子弟王俊仁是从周至中学考入清华大学的。在那个年代,农家子弟通过考大学鲤鱼跳龙门是极其平常的事。而今,出身和背景对人们后天发展影响越来越大,农民子弟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机率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都是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农村学校的教育资源配置与城市学校差距不断加大,初高中择校费越来越高,大学学费大幅提高,大学毕业生特别是出身农家的毕业生就业毫无社会资源,都使农民兄弟对子弟教育心灰意冷。封建社会还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呢,而今,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
教育均衡发展是教育现代化的基石,让每个孩子都能机会均等地享受与时代同步的优质资源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如果说快速发展是教育现代化的前提条件,那么均衡发展则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如果说,快速发展追求的是物质层面的教育现代化,那么,均衡发展追求的是制度层面的教育现代化,失去了均衡发展,教育资源得不到均衡配置,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差异得不到缩小,来自弱势阶层的孩子得不到平等的教育,无论发展速度多快,都是畸形的,都是病态的,都是留有极大后患的。
二、教育均衡协调发展的基本理论视点
其一,教育均衡发展首先是政府责任。它应该是政府发展教育,特别是实施义务教育的指导思想。每一个学校办不好都是政府的过失。
其二,教育均衡发展是一种发展目标,更是一种教育发展过程,其本质的目标是追求一种理想、公平、高效、优质的教育状态。教育权力的公平是一切教育公平的基础,也是教育均衡发展的前提。
其三,教育均衡首先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它是教育均衡的物质条件。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是导致教育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因素。
其四,教育均衡是一个相对的均衡,一种动态的均衡。绝对的教育均衡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教育均衡发展不能理解为简单的均等发展。均衡发展不是限制或削弱发达地区优质学校的发展,而是要在均衡发展思想指导下,以更有力的措施扶持基础薄弱地区,薄弱学校和农村学校加快发展,在互帮互促中不断实现高位平衡。
其五,教育均衡发展不是划一发展,而是特色发展。它不是把高水平的拉下来达到低水平、低层次上的整齐划一发展,而是高水平、高层次上的多元化、多样化、特色化发展,它不是一种模式,不是一刀切,而是鼓励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创造性的探索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
其六,教育均衡发展不是短期发展,而是持续发展。教育发展不均衡有着长期深刻的历史原因,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教育的均衡发展就是一个由不均衡到均衡再到新的不均衡的不断发展的螺旋上升过程。
我们相信,只有当政府以一颗公正之心、公平对待教育发展中出现的多种问题并下气力解决,只有当全社会正确理解并支持教育均衡发展,只有当教育界自觉争当教育均衡发展的促进派,才能构建一幅教育和谐发展的美好图画。
三、西安市教育实现均衡协调发展的建议
第一、动用政府问责制,推行教育资源配备的“弱势补偿政策”。
政府是保障教育公平的第一责任人,政府保障教育公平的起点是什么?或者说,政府应该提供的教育公共服务的底线是什么?这里的底线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教育拨款均等化,二是政府提供的教育环境和条件的标准化,前者容易做到,后者还没有很好的政策设计。政府应尽快制定城乡统一的中小学设学标准,这个标准至少应该包括学校占地面积标准、校舍建设标准,教学设施配备标准,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教师配备标准等。这个标准也许曾经有过,但由于标准过低,无法满足中央最近通过的十年发展规划,无法满足新课改的要求,需要重新修订,政府应根据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尽快出台《西安市中小学设学基本标准》并依据这个标准,由各级政府全面启动合格学校评估建设工程,经过评估,对达不到合格学校的,全面实施“弱势补偿政策”。
这样做是为了推进教育的公平。教育公平,不仅指受教育机会的公平,还指受教育环境和条件公平。那些经过评估不合格学校,大都由于政府对它们长期的历史欠账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教育差距形成的,即那些不合格学校,在教育资源的“存量”上与合格学校有很大差距,仅靠“增量”公平并不能扭转他们的弱势地位,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必须按照合理的标准对他们加大投入,把对他们的历史欠账彻底还清,让它们回到合格学校的队伍中来。这是我们当下推进教育公平方面要破解的重大课题。通过实行教育资源配备的“弱势补偿政策”,在三到五年内,使我市城乡和校际教育硬件的差距最小化,使教师队伍的差距最小化,使教育管理水平的差距最小化。
实事求是地说,用这项政策来消除城乡校际差距,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程要走。但在大城市消除义务教育阶级的校际差距却比较容易做到。西安市的城六区中小学硬件上差距并不很大,差距在师资上,这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大学区教师流动制度来平衡。日本、韩国中小学教师三年轮流一次,国内的安徽铜陵、辽宁沈阳、山东潍坊,都有效地推行了教师流动制度,教育部还在河北邯郸专门召开了这方面的现场会,西安为什么不能做到?说到底是一个政府是否作为,依法行政的问题。反对教师流动的声音主要来自少数重点学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因为教师流动打破了他们的利益格局,建议将教师流动制度设立一个时间表,做不到就问责,换能做的人来做,实际情况是这件事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想做。问责制解决的是让不想做的人下台,让想做的人来做,我们并不缺想做的人。
第二,开展农村十二年义务教育试点,落实省委“西安率先发展”的要求。
义务教育年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受教育水平和整体素质,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全球190多个国家地区,有170多个实行免费教育,即使在不发达地区,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已成为共识,那些与中国经济实力相差十万八千里的非洲穷兄弟国家,照样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比如古巴,它实行12年义务教育已经多年,教育支出占GDP6.3%以上,九年义务教育已经落后于世界教育发展潮流。
在我国,港澳台地区早已实行十二年教育,澳门实行了十五年义务教育,广东珠海、重庆大渡口区、山西沁源甚至新疆喀什、辽宁鞍山都在进行十二年义务教育试点,特别是我省吴起、志丹、神木都实行了十二年义务教育,最令人感慨的是宁陕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地方财政每年1500万的山区,这个农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仅有1000元的传统穷县,他们下了“全县从书记县长三年内不许换新车,出差住宿每晚不超过120元”的决心,也从去年开始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宁陕的作法让所有不能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的借口和说辞哑口无言。
根据国家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根据省委西安率先发展的要求,西安应考虑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特别是在农村开展十二年义务教育的试点,理由如下:首先,我们国家从86年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至今,已经25年了,这二十五年,是我们国家经济实力飞速提升的25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据专家估计,全国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多增加三年义务教育所需经费每年仅需1130亿元,这个数字比起拉动经济所需4万亿是微不足道的。具体到我市,我详细调研了长安区的情况,今年长安区有初中毕业生12970人,普高招了7000多人,长安区的职高招了2000多人,只有不到3500人没有进入高中阶段学习,以长安区现有经济实力和教育资源,3500人不过70个班,现有的完全中学和职高每个多招五个班就够了,长安区是我市第一人口大区,长安区能解决,其他区县压力更小一些。如果有困难,可以找两个区县试点,逐年完善逐年铺开。这一建议的出发点是九年义务教育已经全部免费,农民在子女教育上的负担大大减轻了,但由于大学生不包分配以及毕业后难以就业,农村打工潮等因素影响,许多人认为上高中要花很多钱,即使考上大学,毕业以后还得去打工,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挣钱,在过去,上学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现在许多农村家庭和孩子,已经不再认为上学就可以改变命运了,因而对供子女上学缺乏动力,有的甚至连九年义务教育也不想完成,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去了。这必然影响这个群体未来的长足发展,因为这些没有受到高等教育的农村孩子进了城市也难获得发展机会,而即使留在农村,没有较高文化水平也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农村发展的需要。对社会而言,可能会失去很多优秀人才苗子——要知道,今天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很多是来自农村,如果现在的农村孩子由于对前途无望不再上高中而不进大学,就意味着大量的人才苗子流失掉了,现实地讲,现在城市工人大量的是农民工,如果大量的农村孩子放弃接受高中教育直接外出打工。将使城市难以获得较高层次的劳动力,难以适应现代产业需要,再现实的讲,每年有那么多的初中学生终止学业,过早地投入社会,这些十六七岁还未成年的孩子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不少人成了网吧常客,他们经常寻衅滋事,为非作歹,是近年来社会治安犯罪的高发人群,如果让他们走进校园,有书可读,有人可管,有校纪校规约束。到了十八岁。人格就会更加成熟一些。
因此,主张先在农村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使所有农村孩子从小学到高中都能免费上学,这样,可以使农村家庭不会担心子女上高中白花钱,而且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免费上了高中,便有机会参加高考考上大学,将给他们带来更多发展机会,即使考不上,把高中和职高当做孩子进入社会的预备期,多念几年书也不亏,当教育由投资型转为“社会福利”后,任谁也不会放弃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在农村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并不是对城市的不公平,现实是所有城市家长对教育是高度重视的,城市初中毕业后,无论上普高与中职,很少有无学可上的,十二年义务教育,对城市是锦上添花,对农村是雪中送炭。教育兴则西安兴,教育强则西安强,义务教育不能只留在查漏补缺阶段,不能不回应经济社会带来的现实需求,不能无视义务教育的世界化趋势,而应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第三、解决择校顽疾,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择校是高考指挥棒下的直接产物,择校问题的本质是追求优质教育资源,是升学的竞争,接受优质教育的竞争,是社会上激烈的生存和发展竞争在教育领域的反映。从狭义角度看,择校是个典型的教育问题,更具体一点,是一个招生方式问题,然而,由于它和公共利益休戚相关,择校问题逐渐超越教育范畴,成为社会公共政策问题。
择校就是用金钱和权利交换教育机会,择校收费制度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恶劣的或前所未有的坏制度,它使权钱交易合法化、制度化,是对义务教育法精神和教育公平原则的粗暴破坏,明显改变了公办学院的公益性,是制约和扩大社会阶层差距和对立的重要推手。
择校收费是一个群众反映强烈、影响政府形象的顽疾,被群众称为新的三座大山之一(上学难)曾被列入八大教育潜规则之首,调查表明,有七成家长难以承受。择校热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是社会文化背景的原因,如传统文化的分数至上,老百姓望子成龙,追求高学历心态,学历社会的制度安排,高考竞争、就业压力,这些因素构成了我国的基本教育国情,但这些只是间接的和背景性的。其次是教育供求关系的原因,一般解释为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这个解释似是而非,因为与前些年相比,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增加了很多,而学龄人口则大幅度下降,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的供求关系已经比较宽松,择校竞争却日益激烈。再次是制度化原因,这也是造成择校竞争的根本性原因。其中又包括: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重点学校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产物,到86年,义务教育法公布后。国家多次重申取消重点学校制度,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和非重点,然而,变相的重点学校仍大行其道,少数重点学校与多数普通学校并存的客观现实,造成了学生家长不得不择校的倒逼机制,重点学校赖以寻租的筹码是升学率,升学率越高重点学校的名气和价码越大,应试教育与择校竞争因此互为表里,相互推进,结成坚固的利益同盟。择校收费制度。重点学校不仅享有能在大范围内优先录取高分学生的特殊政策,而且可以合法的招生择校生。高中是非义务教育,政府通过三限政策进行规范,但私下没有不突破这个标准的,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择校收费更加无法无天,为规避风险,学校收取择校费通常是以捐资助学名义出现的。既然是制度性原因,我们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制度改革予以改变,因此我建议:
改革小升初招生制度。小升初一律就近入学,重点初中如再招择校生校长一律免职,言出法随。任何人不得姑息纵容,不妨抓取典型,杀一儆百。让这一规定成为高压线,任何人不敢撞。重点中学的择校生比例要逐年下降,三年内压到百分之十。主要用于招收特长生。
改革重点中学的择校费制度。市属重点中学无论那种名目所收的择校费,都在政府的财政体制外循环,都缺乏必要的监管;都是一个黑洞,如依法治理,不知会有多少校长走上审判台,吃不了兜着走。建议对这笔灰色收入在逐校审计后,政府可明令上缴80%。由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用于改造薄弱学校,叫做“薄弱学校改造专项资金”。对非市属的重点中学,如五大名校,虽然没有直接管辖权,但这些学校党的关系在地方,物价,审计,税收在地方,西安市无论动用哪个部门,包括纠风办和检察院,都让它们闻风丧胆,何况我们针对的不是学校,不是这些学校的广大教师,只是学校的领导人,眼下,而地税机关对其所收择校费课以重税,是完全可行的。
【责任编辑:曾文芳】